中情局对两岸间谍战:对中国屡屡失败告终,只能靠“猜”

铁纱 收藏 16 7638

亚洲周刊陈之岳/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罗名校精英,而无论费玆杰罗、魏思纳,在对中国大陆的间谍战中却屡屡以失败告终,唯一成功的一次据称是促成达赖安全出走,但也存争议。《纽约时报》记者提姆·魏纳出版新书《灰烬的遗产》,详细解读中情局失败史,更首次披露美国阻止台湾核扩散的间谍作业。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的情报头子、战略情报局(OSS)局长唐诺文(Bill Donovan)喜欢找常青藤盟校(Ivy League)毕业的优秀人才当特工,他说:“你找一个平凡的小偷当特工,只能使他变成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小偷;如果你找一个律师、银行家当特工,那成果就不一样了。”一九四七年成立的中央情报局(CIA)在战略情报局的基础上改编、扩大,而雇用一流大学毕业生的“拔尖”作风,亦成为中情局的政策。


中情局成立后充斥了一批名校出身的秀异之才,其中与中国关系最深的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代斯蒙·费玆杰罗(Desmond Fitzgerald)。二战时,费玆杰罗曾在滇缅边区与中国情报员并肩作战,一起对付日本人,一起吃猴脑;战后费氏主管中情局的远东业务,在台湾、金门、香港、日本、南韩和东南亚大张旗鼓,对中共发动一波又一波的谍报攻击。耶鲁毕业后投效中情局而又在海峡两岸做过特工和外交官的李洁明(James Lilley),即是费玆杰罗的部下。费氏的女儿法兰西斯(Frances)是名作家,曾以美越关系史著作《湖之火》(Fire in the Lake)获普立玆奖及国家书卷奖。


费玆杰罗的两大杰作是,五十年代初期利用中情局所属的民航空运公司(CAT),空运武器支援缅甸境内李弥将军所率领的国民党残余部队骚扰云南一带,但效果极微。另一件就是五十年代后期策动藏胞武装抗共,从一九五八年十月至一九五九年二月,中情局空投十吨军火给反共的藏胞,并暗中空运好战的康巴族战士到美国科罗拉多州受训。藏胞与中共进行武装斗争时,始终有中情局特工在西藏境内指挥空卸?br />

除了费玆杰罗,中情局初期另一个与中国作业有密切关系的是维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出身的魏思纳(Frank Wisner)。魏思纳是中情局第一任秘密行动处处长,五十年代初策划在太平洋上的塞班岛秘密训练“第三势力”游击队。其成果是:二百多名游击队队员空降中国东北,不是被杀就是被俘,无一幸免。


出色特工悲剧下场


前《新闻周刊》(Newsweek)副总编辑伊凡·汤玛斯(Evan Thomas,现为该刊资深编辑)曾于一九九五年出版《一时俊彦》(The Very Best Men),介绍中情局初期最出色的四位特工,其中即包括费玆杰罗和魏思纳。但这四名特工都是悲剧下场、家破人散,魏思纳自杀身死,只有费氏活到六十二岁,但妻子在他出任务时红杏出墙而和他离异。《一时俊彦》这本书提到很多中情局对付中共的失败往事。


李洁明是中情局史上唯一于驻在地当特工、日后又做外交官的特殊例子。李生于中国青岛,五十年代初在台北当特工,八十年代又出任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办事处主任。一九七三年美国在北京设立联络处,李洁明成为首任中情局北京站站长;一九八九年更出任驻中国大使,在任期间爆发了震撼全世界的天安门事件。李洁明于二零零四年出版回忆录《中国通》(China Hands,台北时报出版发行中译本)中,透露许多中情局对中国大陆的间谍战。


《纽约时报》专跑情报新闻的提姆·魏纳(Tim Weiner),不久前推出一部中情局失败史的著作:《灰烬的遗产》(Legacy of Ashes),获得书评界一致好评。这本长达七百页的厚书,对中情局与中国大陆的间谍战并未透露新的讯息,但最引人瞩目的是该书披露了一九八八年台湾中山科学院核能研究所副所长张宪义上校举家叛逃美国的内幕。曾为中情局卧底二十年的张宪义毕业于陆军理工学院(后改名中正理工学院),留学田纳西大学,获得核子工程博士学位。


张宪义于一九七六年返台加入中山科学院(简称中科院)。美国很早即怀疑台湾秘密研究核武,蒋介石曾询问一些著名科学家(如袁家骝等)台湾是否应该发展核武。这些科学家都说不应该。从此台湾领导人(包括蒋氏父子)都在公开场合“严正”表明台湾绝不发展核武,实际上却秘密研究,向海外(如南非)买核燃料。中情局驻台特工的最主要任务之一即监视台湾秘密研发核武。美国政府曾多次向台北抱怨听到台湾研发核武的风声,台湾当局皆矢口否认,而美方又提不出证据。


张宪义赴美留学前即已成为中情局线民(一说他就读陆军理工学院时即已被中情局吸收),学成返台参加核能工作,对台湾秘密研发核武具有第一手资料。他的卧底为中情局立下了大功。一九八八年逃亡美国时,顺便把证据带走;因此,当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丁大卫(David Dean)当面向台湾当局提出张宪义所带走的证据(机密文件)时,台湾当局始哑口无言,不得不拆除设备。


张宪义是在中情局接应下离台,当时正是蒋经国去世约一个月之后,时任参谋总长的郝柏村在日记上愤怒地说:“张宪义叛乱显然为美中央情报局所导的非法行为,实为国耻”。又说:“吾人早知CIA在中科院有卧底,其实也不只张宪义一人。”


张宪义事件被美国政府和中情局认为是最成功的一次阻止核武扩散的间谍作业,也是中情局在无数次的失败中最成功的一次卧底作业。由于张宪义事件仍属高度敏感,有关资料皆未公开,《纽时》记者魏纳在新书《灰烬的遗产》中所披露的,全是李洁明所提供,但李在其回忆录《中国通》则只字未提张宪义。


李洁明的耶鲁同学、中情局同事唐尼(Jack Doweney)可说是对华谍战中命运最坏的一个特工。一九五二年秋天,唐尼负责培训“第三势力”特工,唐尼和同事费秋(Dick Fecteau)奉命坐飞机到中国东北抢救一个中情局九人小组时,飞机被击落,两名飞行员阵亡,唐尼和费秋被俘,费秋被中共关了十九年,唐尼坐了二十年苦牢。唐尼在牢里看了六遍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英文版,俄文版则看了不到一遍。美中关系解冻后,唐尼始于一九七三年三月获释,从香港附近的罗湖出境。讽刺的是,唐尼离开中国大陆后三个月,他的同学李洁明却从罗湖入境,专程到北京出任中情局北京站第一任站长。唐尼后来到哈佛法学院深造,毕业后在老家康涅狄格州当法官,并娶了一位沈阳姑娘,而沈阳曾经是唐尼坐过牢的城市之一。


中情局对华间谍战唯一成功的也许是五九年促成达赖安全出走,但北京《中国青年报》于一九九五年七月十日透露说,达赖出走时,***曾秘密下令解放军不要拦阻,唯中共官方并未证实此说。一九五九年藏人反抗中共统治,约有八万七千人被杀或被捕,而中情局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曾提供一百七十万美元支助藏人抗共,据说达赖获得十八万美元,但达赖办事处予以否认。


中情局从冷战时代的对华谍战中获得的教训是,中情局和台湾情报单位绝不可能在中国大陆进行任何有组织的特工渗透与武装策反,只能在大陆外围地区(如香港、金马、台湾和东南亚)从事情报搜集工作,真假情报一起搜集,再作文件阅读和判断。因此,中国大陆所发生的大事,中情局和台湾情报单位只能“事后获悉”,亦即做“事后诸葛亮”,而全然无法预知大陆将发生什么事、甚至亦不知道已发生之事。从反右、大跃进所制造的大饥荒、文革到林彪逃亡,外在世界只能靠“猜”来揣度中国大陆究竟出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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