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时琦善并未卖国 他只是道光帝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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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历来注重人物评价,对每个历史人物都要加以盖棺定论,仿佛是京剧的脸谱,忠奸善恶,一目了然。这是从孔子删春秋就开始的传统。



但是这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定论究竟是否可信,会不会对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行了歪曲,恐怕值得怀疑。现代史学已经证明,历史的绝对再现是不可能的,那么对一个人的简单评价又怎么能做到彻底公正呢?



历史是复杂的,人也是。



前文我们已经描述过林则徐和裕谦,虽然他们的某些行为仍然值得赞扬,但他们与历史教科书里自己大义凛然、浩然正气的形象并不完全相符。说过了民族英雄,再让我们看看卖国贼。鸦片战争中早有历史定论的一个大卖国贼就是琦善。他的罪名是:反对严禁鸦片、接受英人贿赂而在战争中妥协投降、向英国人私自割让香港岛。但是这些罪名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实际上未必站得住脚。



首先是反对严禁鸦片。



鸦片流毒天下的形势在当时的大清朝内部已经是一种共识,是大清朝需要解决的一个棘手问题。在大清君臣上下看来,鸦片的最大问题在于导致白银外流,有损国家财政,而不是毒害人民身心。也就是说,鸦片问题只是走私问题,而不是贩毒问题。因此确实有人曾提出要开放进口,使其成为合法商品而抽税,然后用内地种植的方法逐渐取代进口。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更没有得到道光帝的支持,所以仅仅是少数人的一种观点,并没有在官员当中形成所谓的“弛禁派”。有人称由于有很多官员接受鸦片贩子的贿赂,而在官场上形成弛禁派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对于接受贿赂的官员来说,只有继续保持对鸦片的禁令,他们才有可能继续接受贿赂,如果放开禁令成为合法商品,商人们又何必行贿?所以大清朝根本就没人反对严禁鸦片。具体到琦善本人,正是他在天津查获的大批鸦片成为道光帝下定决心禁烟的导火索,所以恐怕更是很难将反对禁烟的罪名安在他头上。其次是接受英人贿赂从而在战争和谈判中妥协投降。当时的大清朝整个社会都是处于“天朝”美梦当中,对于四海蛮夷,时人普遍是持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的。琦善虽然在天津曾经见识过英人先进军舰和火炮的威力,但是从他和英人打交道的书信往来可以看出,他仍然是以天朝重臣自居,对待义律等人态度十分傲慢,义律甚至因为在和琦善的交往中显得过于卑下而被英方免职。在此种心态下的琦善,是否会贪图蛮夷的贿赂而出卖大清的利益,实在很成疑问。



而且琦善在鸦片战后获罪,被抄了家,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抄家的结果证明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琦善可不是一般的有钱。这样有钱的一个人,你要贿赂他,恐怕就得花大价钱,而如果金额很大的话,英方应该会有账目记录,但是从英国人的材料当中从来没有找到一条说在鸦片战争中曾有花钱贿赂大清朝的哪个官员的事,所以接受贿赂的罪名对琦善来说恐怕也缺乏证据。



至于妥协投降,琦善作为钦差大臣,其一切行动都是向道光帝做了详细汇报并按照道光帝的指示去做的,虽然其中免不了有谎报隐瞒夸大其词等等,但是总的来说琦善只是道光帝的工具,并没有自主意识和权利,这也与中国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特点相符合。所以如果说琦善卖国,无异于说天朝皇帝自己把国家卖给了蛮夷,似乎有点过于匪夷所思。还有就是私自割让香港岛。这一点其实完全是因为琦善不懂近代外交,而被义律欺骗所导致。1841年1月,琦善作为钦差在广州负责督战。英军攻占虎门的大角、沙角后,随之提出要霸占此两处。琦善军事上既然失败,只好讨价还价说若英军归还定海、沙角等处,他可以奏请道光帝允许英军在珠江口外“寄寓一所”。义律随即提出要求割让尖沙咀、香港岛,琦善则说只能选择一地,由英方选择然后他上奏请旨。义律却故意曲解琦善的意思,回信称已经接收香港岛,并又另提释放英囚一事。而琦善的回信不够谨慎,有“现在诸事既已说定”之语,实际上指的是释放英囚一事,随后还就香港岛问题上奏道光帝请旨。可是义律却迹近无赖,抓住上述那句话宣称已经和琦善达成协议,强占了香港岛。实际看来,琦善并没有和英人有任何协议,关于香港岛也曾上书请旨,并没私自作主。实际上之所以后来琦善在史书记载里成为卖国贼,是因为他在清朝朝廷当中是主和派,反对用武力和英人进行对抗。在中国历史中,主和派永远是奸臣的代名词。秦桧就是一个例子。而把主和派描述成奸臣,只是处于一个目的:为尊者讳。


秦桧成了宋高宗的替罪羊,而琦善正是成了道光帝的替罪羊。在皇权至上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无论皇帝多么昏庸无能,最终失败的罪责总是要臣子来承担的。所以说妥协的政策是道光帝定的,但是所带来的后果却必须由琦善承担,因为至圣至明的皇帝是不会错的。其实主战派也是如此。道光帝主战之时,主战派将领在战场上失利,肯定也不会是道光帝主战的政策有误,而是将领们或者贪生怕死,或者指挥无方造成的。如果战死疆场,那么名声可以保存,活下来的却只能承担罪责了。裕谦和余步云的结局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可以想象,若不是道光帝为英人所迫罢免了林则徐,林则徐在广东战场上也必然一败涂地,到时候林则徐如果不能以身殉国,必定也要承担战败的责任。然而主战派既然主战,卖国的罪名还总是扣不到头上的,于是琦善之类的主和派,就只好承担卖国贼的罪名,从而为整个鸦片战争的失败埋单了。这就是“奸臣误国”历史观的来源。这种历史观是十分危险的。鸦片战争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的的确确是落后了,必须放弃自己原来的社会制度,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才能奋起直追,迎头赶上。然而上述“奸臣误国”的历史观所能得出的初步结论则是,战争中只是皇帝用错了人,如果能坚持使用林则徐这样的忠臣,结局不会是这样的下场。最终结论将会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林则徐式的忠臣,为了培养这样的忠臣,必须维护和强化旧的伦理纲常和社会制度。无疑,这样的结论是会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的。文章摘自《详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透过细节看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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