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军统上校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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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军统上校的自白


《黑皮自白——一个军统上校的笔记》(新华出版社出版)是原国民党军统上校关梦龄的遗稿。1948年解放军围困长春时,关梦龄任国民党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督察长,欠下累累血债。长春解放后,关向我公安机关自首,1953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69年自尽。李占恒曾是看押关梦龄的解放军军官,后来整理出版了这部遗稿。

以命赌明天,开了军统特务高级头目自首的先例


晚上,我想找那个胖胖的,说话很迟钝,看之很老实的干部透问一些情况,特别是宽大政策。


他对宽大政策做了解释。我听了这些话,也有些作用,不过我与别人不同,自己的事自己知道。情绪始终忐忑不安,时刻提心吊胆预防着发生什么意外。有人看我一眼,干部在窗外一站,我都认为与我有关。夜里失眠,精神恍惚,偶然入睡,有时梦中惊醒。


25日晚上,我与陈震寰、苗可成、李继先在院中研究了多时。关于我走的问题,找路条、上火车都已不成问题。他们的意见还是叫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犹豫,我提出要向共产党自首。他们都说那是危险的事,虽然有宽大政策,并没有见过例证;再说督察处的人不比别的人,北满杀人唯一的特务机关就是督察处,尤其是我,他们说:“万万不能那样做!”我的理由是:


一、做件非常的事,军统特务像我这样的职务,绝不会有自首的,我开个先例,叫共产党看看。真的把我这个先例杀了,那好了,他们去宽大士兵吧,今后,谁还敢自首?潜伏也是死,自首也是死,宁愿逃跑或潜伏起来,也不自首。所以不一定杀我;


二、到沈阳、到北平都有被捕的可能,如果将来被共产党抓到,用小绳绑上,那就不够面子了。自己送上门去,该死该活来个痛快;


三、如果宽大政策欺骗了我,将来共产党就不会成功,而共产党又何必欺骗我呢?因此,我自首不会不按照宽大政策办事;


四、我到共产党那方面去,依我的特务工作能力,再来对付国民党那些特务——军统和中统我都有办法。给共产党做一些工作,可以得到意外的职位。


我又说:“大丈夫到必要的时候,要拿得起放得下,当机立断,慎之于事先,不必悔之于事后,有办法的人到任何时候也不至于糊里糊涂地把自己葬送了。”


苗可成的意思还是叫我再考虑一下,他说的也对,这不是赌钱,孤注一掷,输赢没有关系。他说这是赌命,不能输只能赢。我同意他的这个见解。


和他们谈了一会儿就散了,他们回屋睡觉,我一个人在院中徘徊。我想起了从前,1934年我19岁,在北平电话局当出纳员,学会了赌钱,学会了一些骗人的技术。父亲是东北军官,自己是“少爷”,在外面招摇撞骗弄了很多钱。在北京前门外人们称我“关二爷”,背地里称“小孩王”。要做上海黄金荣和杜月笙那样的人物。日子一久我成了赌棍。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同乡马博权从东北来。他在辽南与我哥一起搞义勇军。我哥当团长,被日本鬼子俘去,用开水浇死。他到饭店找我是下午两点,我还没有起床。他进屋一看:又是女人,又是鸦片烟灯,20岁的青年这样堕落,他很失望。马博权对我说:“你哥被日本鬼子用开水浇死,你家仇国仇都不顾,在这过着慢性自杀的生活,你回头看看东北故乡,父老兄弟姊妹在敌人蹂躏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你这青年人就熟视无睹吗?你人聪明,赶快离开这里,与我到西北去成立军队,我有路线。”我很犹豫,经过一天的反复思索,最后决定离开北平奔赴察北。有了1936年那个决定,才有以后的前途。可是今天呢?既然我认为这个决定对,就不能再错了,一错再错,一辈子就完了。辗转反侧想了一夜,还是认为应该自首。不然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受不了。


10月26日起床以后,发下一种登记表,姓名、年龄、职务、经历。我一看名堂越来越多,昨天重新编队,造名册,今天又要填表,我怎么填呢?问题不在这个表上,今后的日子难过呀!填完经历表,再找个别谈话,再从别人那里了解我,我隐藏得住吗?我一跺脚不填了,把表撕碎,决心自首。


狱中不断地写材料,主动检举揭发特务罪行,保住了性命


政府人员知道我们这些特务罪大恶极,诡计多端,认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特务行为,对政府不会老实,在监号必然捣乱。可是怎样捣乱呢?特务的手段是什么?他们知道得太少了。有的干部还不知道军统局这个名词。他们只知道提高革命的警惕性,闹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使我们在监号不敢动一动。其实犯人的真实思想动态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发号施令,不听我的,我就给你吊起来,罚站、戴上手铐。这样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从前,我押过无数的人,拿笔写一个条子就押,从不考虑住监狱的情况,现在我尝到了这个滋味儿。押人者人恒押之,自己命该如此。


6月底的上一个上午,郭股长提我到前楼审讯室,他说了一些鼓励我的话,并说:“今天叫你写一份材料,写军统局的沿革。这个材料你过去写了一个轮廓,这次要全面写一下,有关年月要写清楚。”


经过思想斗争,我决定把这部分材料写好。第二天,我一个人在一间屋子里写材料。每天写十三四页。从军统局的前身“军委会特务处”,戴笠个人给蒋介石做情报开始写,一直写到1948年为止。分人事、组织、活动、经费等。


过了几天郭股长找我谈话,他说:“看了你写的材料,比较具体。印匡时在长春督察处当上校主任秘书,在军统局作过科员,军统局的事他能不知道吗?可是他写‘军统局的沿革’只写了五页。这不仅是知道的多少的问题,而是肯不肯靠拢人民的问题。”


回到监房心里感到很宽慰,以后还要好好干。可是心里仍有余悸,说不定哪天又把脚镣子给我戴上了?不管怎么样也得争取。戴镣子在他们,争取在我。


有什么办法能立功进而把我放了呢?我想回家看看,家中是否还住那座房子?父亲的身体如何?生离死别,人生如梦,自己摇了摇头。咳,如果1947年不来长春,在北京工作,我就可以跑到台湾,就没有这些事了。军统的人谁能像我这样来个“与众不同”的自首呢?在共产党这方面,我成了最危险的犯人;在军统局方面,我是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叛徒。俗话说:“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


我心想:过去的污点没法子去掉,因为我是特务,共产党是不会信任的。这不奇怪,共产党的叛徒到国民党那方面去也是如此,比如袁晓轩在共产党的地位还是不低的,可是到军统局却不给他独当一面的职务。再如张国焘,在军统局成了一个小丑。


在8月初的一个下午,郭股长来到监房走了一圈,不一会儿看守所便从各号提出去十多个人。内中有我。我们到了后院,我一看这十多个人都是军统特务。


郭股长笑了笑说;“今天把你们找来开个会,叫什么会呢?叫个进步会吧。在长春这个地方人民对你们这些人的名字是很熟悉的,同时也是很愤恨的。比如关梦龄,长春市开追悼大会那天,一个苦主在大会上要求政府惩办督察处的刽子手,其中就把关梦龄的名字提出来了!像关梦龄这样的人该死不该死呢?”


“我该死,我死有余辜!”我很激动地站了起来,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


“对!你该死。但是政府本着政策办事,关梦龄死不了!他是自首的,在吉林公安机关报到的。从到政府这天开始就积极立功赎罪,检举了潜伏的特务,检举了埋在地下的大小电台;到这之后自己买纸写材料,系统的写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东西,坦白了自己的全部罪恶。在押的军统局的特务,现在属关梦龄表现好。因此关梦龄不但死罪没有,连无期徒刑也没有。你们要向关梦龄学习,只要积极表现就有好的结果。用实际行动靠拢人民。”


听完了郭股长的讲话,知道自己的命保住了,内心感激共产党!十二万分的感激。


郭股长要我们把长春的军统和中统组织制成一个表。军统的有我、李秉一(保密局长春站秘书兼人事主任)、中统的有李树中(长春参议会议长)、李芳春、徐克成,还有一个日本特务叫竹中,专门能制表,共六个人完成这个材料。十来天就写完了。


一年多了,接触了不少干部,他们对我都熟悉了,每次写材料,也不用交待政策,更用不着启发,到我窗户前说一句:“关梦龄把袁晓轩材料写一下。”我就可以写了。有时我问一句:“逮捕了没有?”他们便会告诉我逮捕或未逮捕。如果没有逮捕,我在写材料时,一定要写年龄、相貌、特征、身材、什么地方的口音;如果已经逮捕,就写他的罪恶及一些社会关系。这些材料写得很多,写的要领我已经知道。我写出去的材料没有不合要求的。


我感到这些审讯干部对特务技术知道得太少。这也难怪,这些二十几岁的干部解放前还念书呢,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军统特务”,解放以后才接触我们这些特务,所以只能要材料,别的谈不到。因此,我想把特务技术写一些,供给他们参考。“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拟了一个提纲,也没报告郭股长,自己就写起来了。先写特务是什么时候有的?历史上,明朝的刘瑾就是特务,到了清朝雍正年间“血滴子”也是特务。


之后,写了一些特务技术等方面的材料,如情报、侦察,逮捕、审讯等,共写了四本,有三百页。我写完由徐克成替我抄写下来。日特竹中看了我的这些材料说:“哈,哈,关先生知道这么多的特工知识,我们过去对军统局不知道,只知道蓝衣社厉害!”

曾经杀人如麻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关梦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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