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克劳塞唯茨看纳粹德国的总体战略



一 总体战


自拿破仑战争后,欧洲的民族主义意识开始涌现。一国与另一国的战争也已经不再是“骑士们的战争”,民族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都被卷入到战争中去,作为国民他们被告知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紧密的联系着的。十九世纪科技的发展对全民动员提出了新的要求,铁路的出现使得短时间内调动大规模兵力成为可能,并使的攻击方能有更大的主动;数量优势也被各国军方一再强调;而速射武器的发明又使守方能在给予攻方巨大伤亡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的反击能力。这些工业革命后这些技术的发展,要求交战国进行全面动员以开展总体战,只有全民动员的情况下才能为战争提供充分的后勤支援,更为强大的武器装备和更大规模的兵员数量。


克劳塞唯茨最早提出“绝对战争”这一观点,在战争论第一章中,克劳塞唯茨认为战争不过就是一个大规模的战斗而已,也就是迫使对方实现我方意志为意图的暴力行为。他认为从理论上看战争只是双方在战争中将把武力的运用趋于极端,唯一的限制就是各方本身力量的大小。为迫使对方实现己方意志,必须将武力的运用到最极端的程度,这个极端又是为了实现一个极端的目标:解除敌人之武装。由这个极端引申出第三个极端:也就是权力的极端运用。在这里克劳塞唯茨又指出这些极端只是在理论上成立,而实际的现实中,任何战争多都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极端的武力运用的,因为它们受现实中的“或然率”和政治目的的限制。也就是说任何军事动员,它不可能达到最极端的顶点,在第八章中,克劳塞唯茨提出了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的区别。而为了进行绝对的战争,将另一国的抵抗的力量和斗志消灭,就需要对本国的全部工业进行大规模的动员。


纳粹上台后,开始大规模进行扩军备战,将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纳入战争轨道,1936年希特勒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一, 德国军队四年内必须具备作战能力;二,德国经济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调整德国的工业结构,大力发展军备工业为基础的重工业,尤其是化学工业,并扩大战略原来代用品生产,对于不能生产的原料,突击进口增加储备。在39年二战爆发前,纳粹德国就为了未来的战争做了相当的准备。


但是纳粹虽然做了相当的动员准备,它的动员又不是很充分的,希特勒要求至少在名义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战争开始后有相当数量的工厂仍然用于民用物资消费品的生产。而且在德国人力匮乏的情况下,由于种族偏见,纳粹德国拒绝让妇女从事生产,希特勒的理由是在体力方面,瘦弱的德国妇女是无法与粗壮的苏联妇女相比的。只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希特勒才发布了要求德国进入总体战的指示。

而德国的军工生产在1942年以前并未达到高度的一元化领导状态,施佩尔抱怨说在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实行独裁的时候,德国的军工企业却在享受民主。在施佩尔出任军工部长以前,德国的军工生产处于各自为战的情况下,往往某种物资和设备可能生产过剩,而某些奇缺的物资和设备却没有生产。并且军工部门也被戈林的空军、希姆莱的党卫队等不同的部门所分割,整个生产处于无组织状态。1942年施佩尔在取得希特勒的“整个德国经济必须服从与军备生产的需要”的授权后,德国才开始按照集权主义的方式开展军工生产。在二战中德国军工生产的最大潜力恰恰是在盟军对德国进行大规模轰炸的1943—1944年间,按照施佩尔回忆德国在1944年间军工生产达到了最高顶点,但是却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的总产量。这时距纳粹的灭亡之日已经为时不远。就是在施佩尔改组德国军工生产后,军界巨头们还在为分割军工企业这个大蛋糕而争斗不休。而希特勒本人的自大和虚荣也严重干扰了德国军工企业的生产。


二 数量优势


在拿破仑战争中,火器的进步使得军事上进攻与防守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是数量的优势在武器的技术性革命取得关键性突破前(核武器)仍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克劳塞唯茨认为战略决定着会战的地点、时间和所运用的兵力数量,当将其他一切对于战斗的限制因素都排除时,唯一决定战斗的因素就是战斗员的人数,所以数字决定胜利。当然这个是把其他因素排除不计。


纳粹德国陆军参谋本部的将军们对于克劳塞唯茨的经典名言:“当第一支兵力投入战场是应尽可能保持其强大”信服不已。从最初的“白色方案”入侵波兰开始,德军第一波160万兵力,2000架飞机和2800辆坦克。在“黄色方案”对英法联军的作战中,德军集中了136个师的兵力。在对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中德军投入190个师,4300辆坦克5000架飞机、550万人的兵力。力求在第一次作战中就取得最大的效果。

但克劳塞唯茨又说,如果数字优势大到足以抵消其他因素的影响时,它才是决定战斗胜负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数字优势并不是战争中决定一切的因素。


在早期对波兰和英法联军的作战中,德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英法联军以及波兰军队相比,德军的数量有一定的优势,但还没有大到能取代其它一切因素。德军取胜的决定性的因素并不在于数量,因为绝对大的数量并不能带来绝对的强大,而在于德军较早的施行了军事革命,从传统陆军的作战模式向协同作战的发展。德国陆军革命性的使用炮兵为步兵提供火力支援,并以大规模的坦克集团包抄敌军。德军最早组织装甲坦克师和摩托化步兵师,解决了步兵不能快速运动和坦克缺乏步兵掩护和侧翼暴露的危险。在军事装备和训练上,德军二战初期也不是其他各国军队所能相比。


到了战争的后期,当苏联、美国和英国等盟军也开始在军事技术和军事指导思想以及军队的训练上跟上德国后,也就是当双方军队的质量相差不是很大的时候,数量的优势开始显现.1943年前,苏联军火工业生产的比德国多,苏联火炮与坦克的质量和德国差不多,有时候比他好。苏军的t34坦克不但便于大量生产,而且更适合实战,使得德军闻风丧胆。在整个苏德战场上,德国投入的兵力因为德国整个国家人口基数的限制不可能超过500万,而苏联由于三倍于德国的人口基数 ,在开战后虽然损失了数量极大的军队,但是从后方源源不断的兵力的补充使得苏军能够始终保持所需的数量,在关键性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当攻守双方都筋疲力尽时,来自西伯利亚的苏军打破了战争的僵持,为苏军的胜利赢了关键的一役。


德国军队在两线作战,在西线要防止英美对欧洲大陆的登陆,相当数量的兵力被配置在大西洋沿线,而在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这些部队的大多无所事事,在1943年秋季德国在西欧布置了84个师,大约240万人。此间在苏德战场上的德军总数为280万人(含驻芬兰德军),而苏军的总兵力为550万人,大约两倍于德军 。就是在盟军在1944年开辟第二战场后,仍有大约30万的德军驻扎在巴尔干和北欧。和盟军相比,德国本来就面临人口不足的问题,而希特勒的分兵驻扎更加加大了有生兵力的缺乏。到了后期不得拆东墙补西墙,东线出现危机就抽调西线的兵力,西线出现危机就抽调东线的兵力,不但与事无补,反而使的作战兵员筋疲力尽,运输调动更加复杂,原本脆弱的后勤出现更大的问题。


克劳塞唯茨在《战争论》中早就指出在战争中运用兵力的将领应把他们的手中的兵力视为一种给予既定的力量,第一,因为他们对决定并无发言权。第二,环境阻止将领作足够的扩张。所以克劳塞唯茨认为在兵力不可能达到绝对的数量优势的时候,应该运用相对的优势,即:对于点的正确判断、对兵力的投入给予正确的方向、为重要利益不惜牺牲不重要利益的决心——也就是是兵力在某一点保持压倒优势的集中。对于克劳塞唯茨指出的弥补兵力不足的这些手段,在集权的纳粹制度下是无从谈起。纳粹将领们手中不但没有任何主动权,而且他们仅有的兵力,往往也被希特勒由于个人的判断和许诺而随意抽调,兵力的数量优势无从谈起。而对于点的正确判断和集中优势兵力于一处,又因为希特勒本人的好大喜功和偏执而不能做到。希特勒对于任何的战略退让的绝对不能容忍,也给德军带来了斯大林格勒、阿拉曼等一系列战役中的大失败。


由此,纳粹在二战中在战略层面的决策背离了克劳塞唯茨所强调的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点:保持兵力的集中,除非有迫切的需要,否则绝对不应该分散兵力。而克劳塞唯茨所指出在最初阶段兵力的广大虽然是一个优势,但当双方筋疲力尽的僵持阶段中,如果有相当大的生力军的出现立即将产生改变战局的决定性作用的论断。却在希特勒的最后关头的决策中得到表现,纳粹在末日来临之际,从附庸国征调大量军队,在国内组织人民冲锋队,甚至从苏联战俘中征召了大量部队。而这些兵力士气低落,训练不足,装备低劣,最多只能满足希特勒本人对于数量优势的偏好而已。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来自于西伯利亚的生力军才真正符合生力军的定义并发挥了生力军的真正作用。


所以克劳塞唯茨指出:“仅仅依赖于数字优势并不一定能取得胜利”。


三 战争与政治


在战争论的第一章中,克劳塞唯茨提出了一切战争都应该视为政治行为。在第二篇第三章和第八篇第六章中,他详尽的分析了作为政策工具的战争。他指出,在现实的战争中,战争不过仅为政策的一种表现而已,政治观点对军事观点的屈服违反常识;战争是由政策所宣布,政策为主体,战争只是政策的工具,所以军事观点臣属于政治观点是唯一具有可能性的事实。而如果从最高的观点看,战争艺术即为政策。由此,战争所需要的主要计划若不通过政治关系也就无所作为 他在战争的三位一体论中指出:一,原始的暴力要素,如仇恨和厌恶在内,可能使战争具有盲目性。二,包含或然率与机会在内使战争成为一种精神的自由活动。三,包含政治工具的臣属性质,使战争纯属于理性的范围。在这三方面中,第一方面与人民关系较多;第二方面和军队关系较多;第三方面于政府关系较多。而这三方面是一个整体的理论,不能脱离任何一方面而单独存在,换言之,一旦战争开始后,战况的变化使得政治目的也必须适当的加以调整,但是决不可主末倒置,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这种情形发生:即政策完全退出舞台而让军事行动唱独角戏。也就是不能让人民的情绪和军队对战争的机会的赌博代替政府的政策,因为政府的政策属于理性的范畴。


在战争的目的中,攻击的目的为: 毁灭地方兵力、占领某一地区、攻占某些目标。 防守的目的为:毁灭敌方兵力、防守某一地区、防守某一目标。而纯粹的军事手段是不可能达到这些目标的,当一个国家进行全民动员后。所有军事手段仅仅是达到政治目的的一个手段而已。也就是说通过军事问题暂时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这个政治目标的完成与巩固还是需要通过政治手段——即,非军事手段,谈判协商来解决的。在第六篇第二十七章中,他指出,防御是一种较强的战争形式,保存我们的兵力和毁灭敌人的兵力,一言以蔽之,即为军事手段的胜利是此种竞争的目的,但又非最终目的。而这个最终目的是我们自己的政治组织(国家)的保存和敌人政治组织的屈服,即为双方所愿的和平,因为这样才能结束冲突,而次最终目的惟有谈判方能实现。


克劳塞唯茨提出了军事应该从属于政治。不管战争进展如何,军事始终都只是从属于政治的一部分。 在纳粹德国的决策中,最初从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乃至入侵法国后,军事手段都是从属于政治目标的,希特勒非常清晰的借助于军事手段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标,乃至在取得对法作战的胜利后,他还希望通过谈判手段与英国解决战争问题。在对苏战争前,纳粹的军事还是服从于政治目标的。

而从入侵苏联后,德军的军事政治的区分就不在明确,纳粹德国唯一解决问题的手段除了军事暴力就是军事暴力,如同克劳塞唯茨所指出的纯粹的军事手段是一场赌博,在抛弃了理性的政策考虑后军事的手段就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非理性的手段。


为什么纳粹德国在对苏作战中的政治目标屈从于军事目标了呢?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中申言,要以血与火为德国开创新的边疆来养活德国的下一代人。也就是要牺牲苏联东欧人民的利益以维持德国的生存。而这个政治目标在现实中是诚然是绝不可能为苏联所接受的。在这里,克劳塞唯茨的战争应该服从政治决策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个政策目标应该是现实的而不是虚妄、不可达到的。而纳粹德国被欲望的野心诱惑,超越了现实,制定了对苏作战计划,让军事政策主导了政策的制定。而单纯的军事是不可能实现政策目标的。 而和纳粹相反,盟国在二战中就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如同在《大西洋宪章》中所宣告的那样,在战时是团结一致打败法西斯政权,在战后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社会,并建立联合国来解决国际事物,保证人类的永久和平。小罗斯福总统也提出了确保人类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和物质缺乏的自由,这些是从威尔逊的人权观念演变而来的,在二战后又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共同价值。在整个战争期间整个盟军的军事是服从于政治政策的。


在苏德战争期间,希特勒已经不在区分政治和军事目标,而以军事目标为他的唯一宗旨,曼施坦因评说,希特勒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军人,军队的任何失败,都被看成是对他本人的侮辱。(纳粹德国已经成为没有了政治目的单纯的战争工具。军事手段已经成为纳彩德国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


四 重心作战


1941年,纳粹德国就对苏联的攻击目标存在分歧,在苏德战场上,德军的指导思想却不是交战以消灭敌人之有生力量。从“巴巴罗萨”战役开始,希特勒的战略目标就是土地和资源,也就是以占领苏联的土地为直接目标,据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回忆说希特勒最初的军事规划就包含了三个含糊不清的目标:1,击败俄国军队; 2,至少占领足够的俄国领土;3保护柏林和西里西亚不受空中攻击。最好能够在遥远的东方建立我们自己的阵地,以便我们的空军能够摧毁俄国最重要的阵地。 在对战役的目标选择上,陆军将领以克劳塞唯茨的观点力争集中兵力攻击莫斯科,而希特勒却坚持分兵攻打基辅、列宁格勒、莫斯科。在这里纳粹德国面临克劳塞唯茨所说的两难状态:1,为了占有土地,必须分散兵力;2,为了打击敌方军事重心,又必须集中兵力于某一点上。克劳塞唯茨明确指出,在一个战场内(不管大小如何),连同其兵力(不管数量多少)代表一个整体。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一个重心,应在这个重心上决定胜负,在这个中心上的胜利,对守方而言,则守住了整个战场。克劳塞唯茨在这里强调的重心,非常明确的是指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在对波兰和对法国的战役中纳粹德国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即以占领对方“重心”为首要目标,而敌方为了保护首都之类的“重心“,必定会集中大量兵力与德军会战。而纳粹的闪电战的效果能大量歼灭敌人军力。德国陆军的优势在于强大的机动能力,使之能绕过敌人正面的坚固防线,通过侧翼突破,包抄敌后方,一旦德军的战略实现,整个敌军就回发现自己置于前方的正面防线没有任何作用。己方的消极的防守作战,当德军完成大纵深保卫后,在机动能力上落后于德军的波、法军就会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大量的军事有生力量除了向德军投降外别无它途。


在消灭敌人的军事有生力量和占领领土之间,克劳塞唯茨更加强调了消灭敌人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他说:“在战争中,保持自己的军力和毁灭敌人的军事实力,要比占领领土更为重要,这也是一位将军应该采取的第一目标。只有当这种手段(毁灭敌人军事力量)不能达到占领领土目标时,然后领土的占领才会被迫作为第一目标而考虑。”一个胜利的效果取决于他的伟大性上,也就是所击毁兵力的数量。所以要想攻击达成最大的效果,那么打击对象也必须指向敌方集中最大兵力的那部分国土,而我方集中此次打击的兵力越大,则更有成功的把握。(第六篇 第二十七章)


在苏德战场初期,德军总是以斯摩棱斯克苏联的大量的有生力量的集结区域为打击目标,从基辅到斯摩棱斯克再到莫斯科。只是由于希特勒的犹豫才错过了进攻莫斯科的最佳时间。希特勒准备在攻下后就将中央集团军的主力投入到北方的列宁格勒。而按照参谋总部勃劳希契元帅的计划,在7—8月份攻打铁木辛哥元帅的西南方面军的话,不但可以消灭在莫斯科方面的苏军有生力量,而且可以夺取莫斯科。当最终于九月下旬发动莫斯科战役的时候,距离俄国寒冷的冬天已经不远了。


在随后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对高加索的行动中,德军更加背离了克劳塞唯茨集中军力向心作战,消灭敌方有生力量的指导,在高加索取得胜利,却因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一败而溃。在库尔斯克战役后德军彻底失去了在整个东线战场的主动权.


在整个苏德战争期间,希特勒更关注于对地方土地的和经济目标的占领,因为土地的占领关系到他个人的声誉,任何对土地和经济目标的放弃为他所不能容忍,并被认为是对他的侮辱。而经济目标的占领确实对维系战争的生命线至关重要,但是占领的经济目标在整个战争中作用不大,他们不是不适合德国的运转标准,就是被苏联军队在撤退时做了彻底的破坏,而希特勒还是沉迷于此,而将消灭对方有生力量放于次要地位。这也就背离了克劳塞唯茨所强调的在重心作战中消灭对方有生力量的要旨,更严重的是分散了德军原本就稀少的有生军事力量(第二章 数量优势)。有趣的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军还以克劳塞唯茨的名字命名了一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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