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点击历史,重新认识蒋介石!【转】

有谁听说过国民党的中原大战?这是国民党内部的新军阀混战。正是中原大战,张学良被蒋介石拉到自己一边,使张学良的东北军主力于1930年9月18日入关帮助蒋介石平定了阎锡山晋军、冯玉祥的西北军、南方李宗仁的桂军和张发奎部等,给一年后的日寇发动“9.18”事变造成了方便条件。这就是1930年与1931年中国出现的二个“九。一八”,应该说是张学良一生中的最大失策。


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九日石友三通电反蒋,起兵进攻平津。此时患病住在北平协和医院的张学良,立即从东北调主力部队,于学忠的第一集团军和王树常的第二集团军入关讨伐石友三。蒋介石遂派刘峙为总司令,率刘镇华、顾祝同、王均所部的第一、二、三等三个军团,南北夹攻石友三部。八月三日,石友三部全部瓦解,石友三逃往大连。


张学良调东北军主力入关打败石友三之后,主力军没退回东北原防,仍然驻扎河北,因此严重地削弱了东北的守备力量。


而蒋介石最担心的不是广东事变问题,而是红军的壮大与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他亲自抽出身来亲自到南昌,调动三十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这使久已觊觎我国东北的日本有了可乘之机,于是便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但当时自一九三一年春季以来,日寇先后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企图挑起事端。随即,大量向东北增兵,公开在沈阳街头搞军事演习,发动侵略战争的种种迹象,已十分明显。张学良有些着急,他曾派人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示机宜。蒋介石为集中力量“剿共”和对付广东,唯恐与日本发生冲突。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蒋介石密电张学良,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九月初,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到北平面见张学良,张即以此电之意示王,并嘱转告部属,一定照办。九月六日,张学良遵蒋介石之命,打电报给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代行边防司令官),重申不抵抗的方针。九月十二日,南京政府又指示张学良,要满足日方一切要求,尽快处理完中村事件,防止日本以此为起事口实。张学良立即照办,将依照国际法处死日本军事间谍的东北军将领关玉衡关押,以求妥协。但日寇立即又制造了新的阴谋。


九月十八日,蒋介石再次从南京前往江西,指挥“剿共”。这天晚上,日本满铁守备队于晚十时炸断柳条沟一段铁路,诬称中国军队所为,突然袭击沈阳北大营。日寇沿途用机枪大炮乱扫乱轰,杀害中国军民无数。十二时开始攻击沈阳城。东北军将领王以哲、荣臻等,遵照由张学良传达的蒋介石的密令,指示当地守军不许抵抗,守军只好束手待毙。沈阳急电到了北平,张学良急忙召集在北平的东北军将领会议。张学良当时相信蒋介石,他虽表示赞成抗日,但要依靠全国,东北不能单独行动,仍指示东北军不予抵抗,一切等待速报南京请示办法。


十九日一时,日寇攻占了北大营,晨六时日军大队人马开进沈阳城。消息传到北平,张学良与国民党在北平的要人吴铁城、李石曾、张继等召开紧急会议。但所作出的紧急决定仍是电令东北当局维持秩序,军民先退出相当地点,候中央解决。


沈阳事变电告南京,留守南京的国民党一帮大员们,因蒋介石到江西“剿共”去了,他们什么也决定不了,除了发急电请蒋介石回宁主持一切之外,就剩下慌作一团了。日寇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恣意奸淫烧杀,迅速将战火波及全东北,一日之内占领了沈阳、海城、大石桥、开原、昌图、四平、公主岭、长春、凤凰城及营口、抚顺等要地。仅东北兵工厂即损失步枪九万五千余支,机枪二千五百挺,大炮六百五十门,各式迫击炮二千三百门,飞机二百六十架,沟帮子的铁甲车队全部被毁。其它物资不算,价值五千万元以上。东北三省的银号、中国交通银行,均被日寇洗劫,张学良的私邸亦被日寇搜查捣毁。


东北军拥有沈阳兵工厂和军事学校,装备训练自成一体,并有航空部队、海军,实力强大。财政经济方面,东北亦自成体系。诸如兴安屯垦,修路筑港,财经管理,东北当局自行规划,采行举措。东北军政费用自收自支。因东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东北财政经济比较宽裕。自1922年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宣布东北独立,东北一直截留盐税等国税收入,统税收入也独自处理。东北财军实力如此强,却采用“不抵抗”政策,区区几千的日本兵就赶走了三十万多万的中国兵,日本在白山黑水间就肆无忌惮的杀啊,强奸啊,烧啊。“九一八”后的一周内,日本关东军占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并完全或部分控制了12条铁路线,“九一八”后不到一个月内,东北沦陷。


张学良在蒋介石接连下达“不抵抗”的命令之下,丧失了东北的大好河山,对此哀痛至极。他命令东北军在山海关集结待命,准备打回东北去,以行动弥补过失。


但是,蒋介石仍不准许抗日。九月二十一日,蒋介石从“剿共”前方回到南京。二十二日晨,他在南京市党员大会上讲话,大讲“以和平对野蛮,忍痛息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当日召开国民党中央常会,决定对粤采取和平方针,释放胡汉民,使其继续主持党政工作。又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分别发表三个文告。


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中央告全国同胞书》,一不言动员民众,二不言出兵抗日,而只要求全国绝对服从蒋介石的中央,严守秩序,老百姓只埋头工作,交捐纳税,勿问国事。

二十三日发表的《国府告民众书》,宣布了蒋介石对日的基本方针:一,依靠国联主持“公道”。(乞求美、英等外国势力给以“合理的援救”。)二,“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恶”。(要中国人民以“文明”的不抵抗,忍受日寇的野蛮屠杀。)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致粤要人电》,除重复上述主张外,着重强调:“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顽固坚持反共内战、“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


这些就是蒋介石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方针。也可以看到,究竟是谁的责任把东北让出去了。我们的蒋介石对待日本是多么的理性和文明啊!


蒋介石有兵能出动三十多万来对付革命根据地,却没有兵来保卫中国的大好河山,把整个东北送给了日本。在以后的几年中,有百万大军包围革命根据地和围追堵截红军,却没有多少兵把守中国的万里长城,使日寇越过长城,又把热河、察北、冀东送入了日本的怀抱,并使华北成为不设防的地区,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以至后来爆发七•七卢沟桥事变创造了条件。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日本五个和尚在上海马玉山路向中国工人义勇军挑衅,然后嫁祸中国民众。一月二十四日,日本向上海大量增兵,已有航空母舰“能登吕”号等十艘军舰开进黄浦江。二十七日,日寇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最后通牒,限二十八日下午六时答复日方提出的“道歉”、“惩凶”、“赔偿”、“取缔抗日运动”、“解散抗日团体”等五项无理要求。蒋介石的亲信吴铁城,本着蒋介石“忍辱负重”的指示原则,立即派警察查封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这样,蒋介石还“对于上海紧迫情势放心不下”,又命令参谋总长朱培德和军政部长何应钦,立即派宪兵第六团从南京赶赴上海。“因为此时驻防上海的是第十九路军”,蒋介石不敢担保十九路军不抗日,“调派宪兵部队到达上海的目的,则是配置在中日两军战斗部队的中间地带,起缓冲作用以防范不测事态”。


一月二十八日,蒋、汪召开临时中央政治会议。全国都以为中央定会对上海严重局势作出对策。不料中政会竟一句不谈如何抗日,却作出了与抗日毫无关系的三项决定:一,惩戒陈友仁。因为陈在上海的谈话批评了蒋介石。二,决定恢复新闻检查。这是蒋介石上台后加强独裁法西斯的表现。三,改组南京政府: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罗文干继任外交部长;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指定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五人为常委。这项决定,为蒋介石执掌军权铺平了道路。就在这天晚上,日寇在上海发起进攻,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的领导下,奋起英勇抵抗,上海战争爆发了。


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十九路军连续打退优势的日军,并予以重大杀伤。日军初战惨败,日领事伪装求和,施缓兵计,托英美领事出面调停,停战三日,同时密集重兵。三日内增兵万余人,于二月二日又发动猛攻。二月七日日军又遭惨败,指挥官盐泽被撤职,野村继任,再败之后,指挥官又换植田,三换为白川。日军源源增兵至十万人。而中国方面十九路军连同后来参战的第五路军,总共不足四万人,武器装备,更不如日军,但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直接参战或配合协助下,迫使日军直到二月二十九日仍处在沿海的狭窄地带,不能前进一步。


十九路军将士和上海人民在浴血抗击日寇,这时蒋、汪的南京政府做些什么呢?一月三十日,还没有公开复职的蒋介石通电全国将士,“慷慨激昂”地说:“。。。。。。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然后话锋急转:“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怎样保持牺牲呢?中央决定迁都洛阳,逃之夭夭!


一月三十日迁都洛阳,南京留下何应钦维持治安,罗文干主持外交。同日,罗文干发表宣言,不讲抗日而空谈“中日友谊”。


二月十三日,蒋介石亲自到浦镇,指示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的胜利,及早收束,避免再战为主”。但前线军民仍坚持抗战。二月二十三日,日军不断增援,十九路军派参谋长亲谒蒋介石,涕泣求援,蒋介石腼然答称:“各部队俱未集中,何能增援?”作为一国的军事统帅,口口声声喊着要“与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的蒋介石,在上海抗战将近一月的时间里,竟说“各部队俱未集结” !


到了二月末,日军大量增援,情况万分紧急的时候,宋子文却对外发表谈话,转达蒋介石的决定说:“目前战线甚短,仅以一团兵足矣,十九路军有三师共十六团,无需援兵,尽可支持,并决定无须援助。各军将士未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动作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蒋介石宣布这个决定,一是告诉全国军民,爱国必须事先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否则有罪。二是把上海抗战的实力,明白地告诉日寇,并对日寇作了绝不增援十九路军的保证。日军心领神会蒋介石的暗示,于是马上增兵,延长了从闸北经过吴淞直到长江岸边的战线,造成十九路军和第五路军在漫长的防线上兵力薄弱。迫使十九路军从上海撤退,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淞沪。


蒋、汪、宋等人破坏了上海抗战之后,三月一日至三月六日在洛阳召开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继续进行未完成的政治分赃。讨论的问题很多,但中心议题只有一个,即汪精卫提出的叫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问题。三月六日召开三0二次中政会,正式选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国民党的军权完全交给了蒋介石。


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日本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政府在吉林省长春市正式成立,长春改名为新京,被中国人民推翻的清废帝溥仪粉墨登场,就任伪满洲国执政。蒋介石紧随其后,三月十八日在南京宣誓就职。从此,蒋介石就被称作为“蒋委员长”了。


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协定的内容规定:日本的军队永久停驻在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乡等广大土地上;承认南市、浦东不驻中国的任何军队;把从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为止的广大地区,献给日本及英、美、法、意等帝国主义共管;答应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派往福建“剿共”。蒋介石委员长就是如此领导“御侮”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政府于五月九日发出《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坚决否认这项卖国协定,号召群众进行民族战争来保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上海人民还痛殴了国民政府的交涉代表郭泰祺,以表示强烈抗议。


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诬蔑“第十九路军不完全服从中央威令,是富有排日色彩的过激军队”。蒋介石对“违令”抗日的十九路军先加以整肃,然后实行支解。将其所部三个师分别调往武汉、安徽和南京。但十九路军官兵在各方的支持下,据理力争,不服从分割支解的命令。蒋介石不得已乃改命该军调到福建“剿共”。


那么以后十九路军的命运如何呢?


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从东部包围中央苏区的第十九路军,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合作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又由于广大官兵厌恶内战,要求抗日情绪的推动下,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其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的领导下,又联合了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各军改称“人民革命军”。宣布废除国民党旗。改用上蓝下红中嵌一颗黄色五角星的新国旗。二十一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同福建人民政府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


蒋介石集团对福建人民政府的建立及联合红军抗日反蒋的行动,十分恐慌。于是首先要坚决消灭福建人民政府。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旬,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调派十一个师向福建进攻,激战于建瓯、廷平、古田一带;并派飞机轰炸福州、漳州等地,派海军封锁福建海口,进袭福州、厦门等地。蒋介石还派陈仪到台湾与日本订立秘密协定,请求日本出兵协助,日本遂派军舰开入马江,协同蒋介石的部队占领了厦门。十九路军不得不放弃闽北,退守福州。

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蒋介石调集十万余军队,自浙、赣两省分路南下入闽。蒋介石亲自到建瓯指挥,猛烈围攻十九路军。由于中共中央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没有给福建人民政府应有的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内部不团结,蒋介石又在十九路军中潜伏有特务,闽方的军事动态被蒋介石掌握,到了一月中旬,福州、漳州、泉州相继被蒋军攻占。十九路军残部退入广东,被陈济棠收编。在淞沪抗战中建立了功勋,又不愿打内战的第十九路军,竟被蒋介石彻底消灭了。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又亲自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重新纠集六十三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军事“围剿”。


蒋介石亲自指挥专心致志进行反共战争九个月,帮助了日本进一步的侵略中国。一九三二年九月五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满洲国”。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自此向全世界公然宣布中国东北成其为“合法”的殖民地。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日军占领山海关。二月二十五日,日军开始向热河省侵犯。由于国民党政府自动放弃热河,仅七天工夫,日本侵略军仅一百多人便在三月四日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


然后,日军又继续发动向长城各口的攻击,企图一鼓而下华北。这时,在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的推动下,驻守长城线的军队和长城内外的义勇军自动奋起抵抗。


这时,在第四次围剿革命根据地战争中失败的蒋介石,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急忙离开南昌,前往河北石家庄,处理长城抗战事宜。


山海关、热河省相继失陷于日寇之手,全国舆论哗然,同声谴责南京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张学良也遭国人攻击。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张学良打电报向南京政府辞职。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先用视察的名义到北平,他自己也偕宋子文到石家庄,宣传自己北上要督师、筹划反攻。


三月九日下午四时,蒋介石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在蒋的专车上商谈,蒋不待张开口,首先很庄严地向张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于次日(即三月十日)即飞上海,免部下夜长梦多,并说张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出洋的名义和手续,他已妥为安排。


蒋介石车返石家庄,张学良抱头痛哭,对随从的人讲:“蒋先生对日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郛(亲日派)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啊天呢?”


张学良于三月十一日通电下野,四月十一日出洋。五月十二日抵意大利。张学良辞职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职务,由何应钦代理。


蒋介石三月十日在石家庄批示何应钦,精锐部队只派中央军十七军的两个师调到长城一线,其他为溃败下来的东北军各部在防守长城各口。蒋介石不补充枪支弹药,唯一的工事就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万里长城。整个长城防线和,完全是防御性的到处挨打的作战计划,根本谈不上进攻和收复热河,更何谈收复东北失地了。


面对拥有飞机、坦克车、大炮等现代化精良武器的日本侵略军,守卫长城的中国军队英勇抗敌。


如西北军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保卫长城喜峰口的几次战役中,在三月十一日,冯治安、张自忠两位师长会商决定,派出两个旅,分路迂回夜袭日寇。当时下雪结冰,敌人万万没有想到我军竟敢雪夜袭击“皇军”,乘敌人正在高卧酣睡,我军不用火器,而使用中国式大刀砍杀,敌人猝不及防,多数被砍杀。捷报传来,全国人心振奋,大刀队威名震动中外。


这就有一句有名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如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蒋介石从石家庄秘密来到北平,听取各方面的汇报,这时听到日寇正向长城大量增兵,蒋介石作出最后指示,肯定地说,要以现有的兵力“竭力抵抗”,不能希望再增加援兵。然后蒋介石起程到南昌参加“剿共”。但是,四月下旬,方振开的部队响应冯玉祥的抗日号召,由山西介休县开到了河北邯郸。可是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不拨火车给他们北上,并借口统一军令,防止自由行动为名,下令将所有在察哈尔及河北两省的抗日救国军及义勇军等名目的军队一律取消,规定将其中人马充足的部队准予改编为正规军参加抗战。其实何应钦的这道命令是想破坏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的计划。但是,方振武、鲍刚等的部队仍继续徒步北上抗日,并到达张家口参加长城抗战。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整理会议”,面对日寇侵略华北的严重局势,蒋介石在会上作了抵抗日军的指示:“就是作长期不断地抵抗”,“若是能抵抗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


蒋介石把国家民族“求生的一线希望”寄托于国际上的发展和敌人国内的变化,那么这样蒋介石的“抗日”能抗到何种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蒋介石把主力全用在反共内战上,使防守长城各口的中国军队在极艰难的条件下作战。但是,守卫长城的中国军队在抗击日寇作战中,是十分英勇的,除了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给予日寇以重创外,守卫古北口的第二、第二十五、第八十三等三个师,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三分之二的将士在战斗中为国捐躯。


三月十二日古北口被日寇攻破,但日寇付出了不下二千人伤亡的代价。我军退守南天门与敌军对峙。虽然我军努力抵抗日军的进攻,但由于得不到后继部队的支援,武器装备又极差,蒋介石正将大量部队调往江西,守卫长城的中国军队经不起日寇飞机、大炮、坦克车的进攻,四月十一日,日寇从商震所部三十二军防守的冷口攻破长城防线,使守卫喜峰口的二十九军腹背受敌,不得不放弃喜峰口,撤退到三河、平谷以东地区。日寇逼近通州后,又于五月十四日,攻占了南天门。十七军退守怀柔、顺义一线。震动一时的长城抗战失败了,日寇这时已越过长城各口,占领通州,平津危急。


蒋介石对日本侵略平津在军事上消极抵抗,但交涉活动却一直十分积极。


长城抗战一开始,蒋介石就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出面活动,请求英、美国出面调停,重演屈辱性的淞沪停战。


但英美在华北的利益关系并不大,不象在上海那样积极,只要求日方维持辛丑条约,不在秦皇岛附近发生战事就行。于是,蒋介石不得不起用臭名昭著的亲日派黄郛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


五月三日,南京行政院设立“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黄郛为委员长。五月十四日,黄郛带领着一批亲日分子北上就职,车至天津近郊时,被一爱国青年向他投了一个炸弹,黄郛几乎丧命。


五月二十二日,日军已占领通州,逼近顺义、香河,北平处于三面被围之中。黄郛这时到北平作停战谈判,就象是战败后来订城下之盟的。


黄郛到北平后,日本公使馆要求黄郛“请不要带任何人立即惠临一谈”,黄郛便如约到日本公使馆交涉停战。日本要求黄郛一个人到公使馆谈判,是想通过黄郛这个亲日分子尽量达到自己的要求。这哪里是什么两国政府间的谈判,简直成为私下里的交易。黄郛与日本驻北平使馆代办中山从五月二十二日一直密谈到二十三日拂晓四时半。结果是黄郛完全满足了日本的要求,达成了妥协性的原则方案。随后,又令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继续会谈,于五月三十一日,双方签订了由日方事先拟定的《塘沽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军队立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和以南地区,不得进前,不许进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动”。这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热河的合法化。


至此,国民党政府断送了中国领土达四省之多。


协议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二十余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平津有随时被侵占的危险。


与日寇签订了如此丧权辱国的协定,连何应钦都有顾虑,特派北平军分会参谋长黄绍竑到庐山去见指挥“剿共”的蒋介石,面请越权专擅的处分。蒋介石却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连声说:“好!好!你们处理得对。”(黄绍竑著《长城抗战概述》,及《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


由于塘沽协定之签订,蒋介石“又掌握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机会”。蒋介石作为“剿共”的最高司令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


七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陈诚任副团长,召集蒋系军官轮流受训。此训练团共举办了三期,排长以上军官七千五百余人接受了训练。


教育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和“敌人拼到底”和阐述“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再就是极力树立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如一听提到“蒋委员长”就必须“立正”,即始于此。


蒋介石面对侵略我国土、杀我同胞的日本帝国主义可以讲“以维友谊”,却把真正主张抗日的共产党及革命根据地的军民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十月二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对师、团参谋长训话时说:“现在,已经是我们个人,我们革命军和我们国家的成败生死到了最后关头。。。。。。而目前一切的一切其最重大的关键就在乎‘剿匪’。”


九月,蒋介石召集了一百万军队,配备二百架飞机,又有德、意、美等三国军事顾问团的参与谋划,对中央苏区形成四面包围,于十月十六日,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长城抗战,蒋介石只抽调出二个师的兵力,但“围剿”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却倾全国的人力物力。


第五次“围剿”坚持了整整一年,红军损失太大,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被迫开始长征。蒋介石此时扬言:“不消灭共产党就不能抗日,因此我们更应对共军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漏网。”


但国内舆论自塘沽协定之后到“五次围剿”后期,对蒋介石不抗日专反共的做法越来越不满,华北人民尤其激烈。于是为平息全国舆论,“收最后围歼红军之功”,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旬,蒋介石偕宋美龄下庐山去华北视察。


在北平,蒋介石接见了原东北的军政要人莫元惠、王树常、马占山、苏炳文、邹致权等,在察哈尔接见了宋哲元等,在归绥接见了傅作义和蒙旗德王、云王、沙王等,在太原与阎锡山密谈多次,在西安接见了杨虎城、马鸿逵等。蒋介石对以上这些人主要宣传的是“他不是不抗日,是共产党拉住了后腿,非消灭共军不行”。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蒋介石突然接到“南昌行营”转来的情报,说红军主力开始突围,前锋已通过信丰江。于是,蒋介石匆匆赶回南昌。


蒋介石在江西“剿共”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却在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行动。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日寇宣布在伪满洲国实行帝制,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独占中国的声明,即所谓“天羽声明”。这个声明的意思是说:日本是东亚的主人与中国的保护者,任何国家不得染指中国,中国更不能与日本以外的任何国家发生关系。这是日本发动新进攻的舆论准备。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于四月十九日发表声明,对日本这个狂妄的“天羽声明”没有表示半点抗议,只是屈辱的哀求。

五月十四日,国民党政府派代表与日本代表在榆关举行会议,就华北与“满洲国”通车问题达成协议,七月一日正式通车。国民党政府还在榆关设立税关,在长城各口设置五个税卡。十二月双方又就通邮问题达成协议。通车、通邮、长城设卡事件,说明了国民党为了满足日本的要求,变相地承认了伪“满洲国”。


如果不是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如此之大,恐怕东北是永远地成为了日本的一部分了。都通车、通邮、长城设卡了,国民党都承认伪“满洲国”了。


蒋介石的《敌乎?友乎?》文章发表一个月后,即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蒋介石和汪精卫召见日使有吉,商议“调整国交”。接着南京日本领事须磨急速返日,向日本政府报告后返回南京又与汪精卫、黄郛等进行密商。一月二十二日,日本外相广田在六十七届议会上发表“中日经济提携”的演说,谓中国倘能将排日及抵制日货运动完全停止,则日本政府将第一步予以精神上之援助,第二步予以人力物质上之援助,第三步日方力求在原料上仰仗于中国供给,同时把日本精制品与中国“按比例分配制度”通商。并“望中国及早恢复秩序,对东亚大局有所觉醒,而与帝国真诚期待相符合”。这意思就是说,日本希望中国能及早跟日本的外交一道走,赶快镇压国内的革命势力与抗日运动,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更加暴露无遗了。


汪精卫首先对广田外相的演说表示“欣幸”,并说“中日关系从此得到改善的机会”。


蒋介石对广田的演说表示“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刻之谅解”,“吾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动,以示信义”。


蒋、汪对日本的表态,说明了国民党政府决心执行进一步对日投降的政策。接着,南京与东京同时把两国公使升为大使级,以表示中日关系的“好转”。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取消抵制日货法令。二月二十七日,宣布改变对日问题的宣传政策。六月十日,正式颁布了丧尽民族尊严的“邦交敦睦令”,禁止中国人民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义言论,不许组织抗日团体,“如有违者,定予严惩”。至此,国民党政府媚日投降外交的丑恶面目充分暴露出来了,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的斗争更趋高涨。


直到一九三五年十月,蒋介石始终奔波于赣、川、滇、贵几省,全力以赴进行反共,对日寇的侵略很少过问。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等,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又借口天津日租界有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杀,是中国政府的排日行为,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中国在天津、河北撤退驻军,撤消党部和军事委员会,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职等无理要求,并由东北调遣大军入关内,进一步威胁平津。驻天津日军竟派出装甲车、炮兵队到河北省政府和北洋大学示为,扬言不接受日本的要求,要采取“自由行动”。


在日本新的军事进攻面前,五月三十一日,国民政府电令将河北省政府由天津移往保定,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天津市长张廷谔撤职。


国民党政府迁移省府,撤免省长,并没有满足日寇侵占华北的企图,六月九日,酒井又会见何应钦,又向中国政府提出:一,取消河北省境内的一切党部,包括铁路党部在内;二,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三,解散国民党军分会政训处及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四,撤免日本指名的中国官吏;五,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以上条款,限十二日上午答复,否则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何应钦向酒井表示,各项要求大致都可以接受,并同时说明:“中、日必须亲善合作,方足互维东亚和平,此为我中央既定之方针,亦即蒋委员长之方针,迄今并未变更,凡此皆有事实可以证明。”


六月十日,国民党政府发布了为禁止全国排外、排日的“睦邻敦交令”,命令:“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衅恶感之言论行为,尤其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同时关闭了国民党在河北省的党部,并将在长城反击过日寇侵略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等中央军调往陕西、河南、安徽等地。


国民党政府做出以上屈辱的让步之后,六月十日傍晚,何应钦面告日军说:中央决定“全国承诺日方要求”。但日方不满足何应钦的口头承诺,六月十一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差人给何应钦送去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除写明中国方面已承诺的条款外,又附加上限期内完全履行,由日方监督履行和妨碍日、中关系人员不得重新进入华北各级组织等三项条款,让何应钦在“备忘录”上签章后送交日方。何应钦请示南京国民党中央。对于如此出卖全华北的丧权辱国的协定,国民党政府慑于全国人民的反对,不敢让何应钦签章,但又没有抵制日寇的方法,于是何应钦只得在六月十三日从北平逃回南京。可是,六月十四日,日方派员找到国民政府外交部,威胁说:“如果中国方面拒绝签署,因而发生严重情势时已有所准备。”国民党政府在日本新的军事进攻面前,又卑躬屈膝了。


七月六日,何应钦致函梅津,全文如下:


迳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愿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

此致

梅津司令官阁下

何应钦


这个虽未签字的“何梅协定”,使中国丧失了河北的全部主权,极大的加强了日寇在华北的侵略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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