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史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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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官场史鉴 ――历朝高官争位争权争宠实录(唐朝卷) 目录 一、 高祖、太宗朝 二、 高宗朝 三、 武周及中宗、睿宗朝 四、 玄宗朝 五、 肃宗朝 六、 代宗朝 七、 德宗朝 八、 顺宗朝 九、 宪宗朝 十、 穆宗及敬宗朝 十一、 文宗及武宗朝 十二、 宣宗朝 十三、 懿宗、僖宗、昭宗及哀帝朝 自 序 历史上的官场,从来都充满着谄媚、阴谋和陷阱,和与之对抗的智谋、勇气和手段,以及失败者的愤慨、羞辱和无奈! 正义之士

官场史鉴

――历朝高官争位争权争宠实录(唐朝卷)


目录


一、 高祖、太宗朝

二、 高宗朝

三、 武周及中宗、睿宗朝

四、 玄宗朝

五、 肃宗朝

六、 代宗朝

七、 德宗朝

八、 顺宗朝

九、 宪宗朝

十、 穆宗及敬宗朝

十一、 文宗及武宗朝

十二、 宣宗朝

十三、 懿宗、僖宗、昭宗及哀帝朝













自 序


历史上的官场,从来都充满着谄媚、阴谋和陷阱,和与之对抗的智谋、勇气和手段,以及失败者的愤慨、羞辱和无奈!

正义之士们为了大局和大义,立志做一番青史留名的事业,寒窗苦读、拼搏多年才可得到施展报复的舞台;而佞臣们通过奇技淫巧、溜须钻研,则能很快就掌握住权力的关键环节,为了个人的私利而不择手段地阻碍对手。正义之士往往只琢磨事、少琢磨人,把绝大部分的精力放到经营事业上去了,这样不仅失去了一些本可以属于自己的升迁机会和打击竞争对手的机会,同时也在政治斗争方面缺乏必要的技能;而佞臣们则只琢磨人、少琢磨事,殚精竭虑地寻求往上爬的稻草和为别人设置陷阱的机会,在官场上具备非常高超的斗争技巧,往往易于在权力场上春风得意。这样就难免经常出现奸臣当道的情况,正义之士面对被搞得一团糟的混乱局面只能扼腕叹息,甚至惨遭迫害、身家不保。

作者曾在一家大型企业担任多年的高层管理人员,多次取得集团公认的显赫业绩,但因为只把精力放到工作了,所以在“企业政治”上一度相对幼稚。这样的结果是,时不时地受到莫名其妙的陷害和攻击,不仅难以得到与业绩相对应的提升,而且还受到过很不公平的对待。无奈之下,只有加强学习:把压在箱底的《二十五史》翻找出来,用官场谋略的眼光再读一遍,感慨良多。对古代那些为了争权、争宠、争位的阴谋、谗言、谄媚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李林甫、李义府、李逢吉、卢杞、严嵩、王钦若、丁谓、许敬宗、秦桧等奸相的登龙术进行了细节考证,也对李德裕、张居正等成功应对了奸佞小人的政治智慧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同时参考了大量的墓志铭、研究论文。现集结成册,写出来希望能对“业务导向型”的人士有所帮助。

本作品的目的是帮助“业务导向型”的人士掌握一些官场斗争的技巧,在琢磨事的同时也避免载一些不必要的跟头,以便能有更多的机会实现事业理想。而且作者认为,本作品对小人的帮助应该不会明显。因为小人在琢磨人、陷害人方面的才能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至少从小就善于在社会生活的阴暗面中吸取营养了,是用不着看书学习这些“权术”的,而且这样的人很少有能坐下来认真读书的。

本作品将严格遵照史实来写,本作品所有的事件甚至细节,如果没有特别注明出处,就是来自于《二十五史》及《资治通鉴》等正史;如果引用的是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或者古代墓志铭等资料,作者会特别注明;而对于正史和研究资料都缺失的历史细节,作者需要做出推测的时候,会特别说明是可与大家探讨的合理推测。而且本作品采用的是编年式的形式,目的是为大家展示一部综合的、连续的政争斗争大戏。这样的创作方法,目的是尽可能地为大家提供“原汁原味”的官场争斗历程。

欢迎史学界同仁批评指正,欢迎广大网友发表评论。


京华断刀客 于2007年9月17日

第一章 高祖、太宗朝的高官权位之争


一、唐代官场倾轧的序幕

公元618年的农历5月14日,李渊接受了傀儡隋恭帝的所谓“禅让”,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定都长安,改元武德,大唐三百年的基业就此开创,唐朝三百年的官场倾轧也从此正式拉开了帷幕——半个月后,即武德元年的6月1日,李渊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公布了朝廷重要高级官员的任命,唐王朝的第一批将要为了权位和荣宠而争来夺去的人站到了各自的起跑点上。

第一高官——尚书令由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出任。李渊一直有任人唯亲的倾向,所重用的人不是亲属就是关系比较近密的人,尚书令是本次任命中级别最高的职位,给自己的儿子当然是放心,而且李世民确实也已经建立较大的功劳。这时,野心勃勃的李世民应该不会为获得了这个当朝的第一高官而兴奋,因为在本次任命中,没有出现那个目前的功劳暂时还比他显赫、攻打长安立功最大的、他的大哥李建成的名字①。李建成原本就是李渊做唐王时立的世子,这次没有出朝任职,谁都知道意味这什么。果然,几天后李建成被立为皇太子,这对已经野心勃勃要君临天下的李世民来说,在通向皇帝宝座的道路上无疑矗立起了一道极难逾越的障碍②。这就为日后李世民清除李建成埋下伏笔。

除了李渊的儿子李世民之外,裴寂就是第一号的权臣了,他被任命为右仆射、知政事,成为宰相。裴寂是李渊晋阳起兵时的开国元勋,而且是李渊的心腹故旧,在起兵之前就早已关系密切。李渊起兵就是裴寂设局促成的,起兵后,裴寂立即筹集了9万斛米、5万段杂彩,40万领铠甲以供军用,但同时也不忘进献宫女500人。李渊打进长安之后,暂时拥立了一个傀儡杨侑为帝――隋恭帝,后来是裴寂积极谋划和斡旋,促成了李渊的“受禅”,堂而皇之地成了天子。可以说,在李唐建立的过程中,裴寂应当建立过别人所不能企及的重大勋业,甚至起到了汉之萧何的作用③。所以李渊登基后对裴寂说:“我能有今天,多亏了你啊!”和汉朝的刘邦把萧何列位第一功臣一样,唐高祖把裴寂列位第一功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职位仅次于裴寂的是刘文静,出任纳言一职,也属于宰相。刘文静是晋阳起兵事件的首谋和策划者,非常有智谋,被成为“时人之冠”。刘文静的名字听起来很内敛,但本人却很不文静。《旧唐书》说他“伟姿仪,有器干”,而且此人自恃有才,个性较张扬,不易忍受委屈。刘文静原本是隋朝的晋阳令,因为他的亲戚李密造反而受到牵连,被抓进晋阳监狱里了。李世民去看他的时候,他就建议起兵、乘虚进攻长安、初定天下。出狱后参与谋划杀掉隋炀帝安插在李渊身边的耳目,促成了李渊的起义。进军长安之前又提出外联突厥、解除后顾之忧的军事战略,并且是亲自出使突厥,成功完成了这一战略的实施。所以,大唐开国,有刘文静的巨大功劳。但是,他毕竟是排在了外臣的第二位,以他的性格是难于接受的,这也为后来的官场喋血留了个引子。

萧瑀和李渊的“堂大舅哥”窦威同时担任内史令,窦威因为淡泊名利,这里就不介绍了,说说萧瑀。萧瑀本是南北朝时梁朝皇帝梁高祖的儿子,他的姐姐是隋炀帝的皇后萧氏。梁朝灭亡后在隋朝做到内史侍郎、民部尚书。李渊攻下长安之后,写信招降他,他就带着一个郡投到了李渊的帐下。这个人能言善辩、但性情刚直骨鲠,得理不饶人,不善于与人相处。

以上的职位都是宰相(唐朝的宰相制度有点“集体领导”的民主意味),纳言后来改称侍中,内史令改称中书令,依然是宰相级别。

李纲出任礼部尚书。李纲是元老级的大臣了,隋朝的时候就因为德高望重成为文帝太子杨勇的冼马。这个人以个性刚直闻名,当初在杨勇身边,李纲即“非东宫得言者”。李渊进入长安以后,李纲前来拜见。当时李渊根基不稳,当然愿意拿这样有声望的人来装点门面,不久李建成立为太子后,又让李纲兼任太子詹事,教导太子。

陈叔达出任黄门侍郎。陈叔达的出身和上述的萧瑀比较相似,他是南北朝时南陈宣帝的儿子,在南陈时曾被封为义阳王。陈灭亡后他在隋朝一个偏僻的地方任个小小的通守。李渊进攻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欣赏陈叔达的才学,决定先礼后兵。李建成自告奋勇,匹马到城下去说降陈叔达,结果被陈叔达大骂一通,还让士兵放箭,李建成只好抱头窜回,气得咬牙,促劝父亲赶快攻城。 城破之后,李建成冲到通守府,把陈叔达抓了起来,请求李渊下令将陈叔达斩首,以解先前诟骂之恨。面对死亡,陈叔达神色恬然,立而不跪。李建成刚想上去踹他两脚,让李世民止住了。李世民来到父亲身边,附耳说道:“叔达为官清明,为人正直又有才学。目下我军正是用人之际,请父帅以礼感化之。” 李渊点点头,走过去亲手为陈叔达解去绑绳,以礼相待。陈叔达感李渊真诚,表示愿意归顺。李渊马上安排他和温大雅一块同掌军中机要。这个人虽然对名利不太上心,但他以后的的几次发言在政局变动中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屈突通出任兵部尚书,仍兼任李世民的行军元帅长史。屈突通的年龄比李渊还要大不少,都快是李世民爷爷辈的人了,他原本是隋朝大将,在李世民从太原进军长安时,被唐军逼得山穷水尽而被俘。后来他在李世民手下听命,很听话而且很得信任。

李渊这次还任命了自己的堂侄李瑗为刑部侍郎。这个李瑗也在李渊夺取天下的过程中立有战功,而且和李建成的关系较好。李孝恭也在这次被封为光禄大夫,他也是和李建成关系比较好的。

同时,李氏家族还有两个个值得一提的人物,在李世民建功立业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一个是李渊的堂弟李神通,李渊晋阳起兵之后他起兵响应,功劳不小,拜右翊卫大将军,封永康王;另一个就是李渊的堂侄李道宗,被封为略阳郡公,他从十七岁就跟随李世民征战。到后来李世民和李建成争斗的时候,皇族中能在史书中查到的只有这两个人支持李世民。

六七天之后,唐高祖立世子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齐公李元吉为齐王,李渊的堂弟李神通为永康王。

这样,李唐三百年官场倾轧悲喜剧的大幕正式拉开了。

①李建成其实不像《旧唐书》、《新唐书》写得那么不堪。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事变取得政权之后,曾因惧怕后世的评价强令史官篡改历史,把李渊、李建成、裴寂的功劳都尽量抹杀,尤其是对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劣迹”,故意突出夸张描述,甚至编造。其实李建成还是很有政治和军事才能的,而且颇得宗室和朝中大臣之心。见著名唐史专家黄永年所著《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四章。

②《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在唐军攻占长安之后,征讨薛仁杲之前,就是李世民刚被任命为中书令之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朝廷要把李世民属下的兵曹参军杜如晦调任陕州总管府长史,“记室房玄龄曰:‘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籓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大惊曰:‘尔不言,几失此人矣!’遂奏为府属。”这是史书白纸黑字对李世民登基野心的第一次记载,可知李世民的野心应当产生得比这还要早。其实,从太原起义的旧臣很多都和李世民有较深的交往,也可以推测李世民从起兵开始就有意拉拢人,培植自己的势力。

③此处采纳了黄永年《唐史十二讲》的第一讲的观点。




二、裴寂和刘文静的矛盾

刘文静和裴寂其实早就相识。史书上记载了关于他们的这样一件事:刘文静做晋阳令的时候,裴寂是隋炀帝晋阳行宫的宫监,两个人生活在同一座小城而且都不是等闲之辈,一来二去地就交上了朋友。一天晚上,二人谈天说地到很晚,就一起住了。裴寂远远望着城上的烽火,仰天长叹一声说:“我现在的地位卑贱,家里屡屡破财穷困,现在又遇到兵荒马乱的离乱之世,何时才能有出头之日啊?”刘文静笑着说:“世道就是这样的啊,导致目前的这种情况也就不足为怪了,你我二人有这样的交情,一起相处得痛快,还考虑什么卑贱不卑贱呢?”

估计在高祖起兵之初,两个人的关系还能够不错,同舟共济协助唐军挺进关中。在高祖起兵到取得长安的这个过程中,刘文静的谋略和作为,确实是立了不世之功;裴寂也应当立了很多功劳,一个是李渊的左膀,一个是李渊的右臂。

但刘文静是李世民的人,和李世民的关系很好,而裴寂是李渊的密友,所以刘文静和李渊的关系就没有裴寂亲密。加上李渊本来就有任人唯亲的特点,所以在即皇帝位之后,给裴寂的官位和封赏要高于刘文静。

刘文静属于自视甚高,但在人际关系方面又不太成熟的那种人,他自认为是李渊定鼎长安的第一功臣了,功绩在裴寂之上。其实他这样想固然有他的道理,却也未必太小看了裴寂的功劳。裴寂表面上看来做得不多(史书上提及的就更少),但他所起的作用和西汉的萧何类似,很多功绩是归到李渊的身上了,而且裴寂的所有功劳李渊都心中有数,否则不会对裴寂说:“我能有今天,多亏了你啊!”

这种情况下,刘文静看到裴寂的位置在自己之上,就十分不满,觉得唐高祖赏罚不公。其实唐高祖这样做,应该有他的道理,当时天下远未平定,他还离不了“准萧何”这样的智囊,而且裴寂和他关系亲密、值得信任,放一个这样德高望重又易于控制的人在众大臣之上,也比较安全。刘文静虽然非常聪明,估计能有超过裴寂的智慧,但肯定不属于容易控制的人,而且和唐高祖的关系也不是那么亲密,位在裴寂之下几乎是必然。但刘文静就是想不开这一点,老觉得心理不平衡。接下来,裴寂又十分得宠,得到唐高祖赏赐的无数服玩宝物不说,每天唐高祖都要赐御膳给裴寂食用,称呼裴寂从来不叫名字而叫“裴监”(裴监是对裴监当年的晋阳宫监职位的尊称,唐高祖用贫贱之交时的称呼来称呼裴寂,亲切程度可以感觉到。)还有,每当高祖上朝,一定会让裴寂和自己同榻而坐;退朝以后,还总叫上裴寂一起进宫闲聊或谈事,对裴寂是言听计从。刘文静看到这些,更是受刺激,看到裴寂得宠的情形和大臣们对裴寂的羡慕表情,心里就酸得难受,于是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在天下大局和军事方面都是天才的刘文静,竟然不明白自己自己对裴寂的这种待遇不满就是对唐高祖的安排不满,就是对唐高祖有意见,这样唐高祖肯定就不高兴;即使他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可能也是仗着自己功劳巨大,唐高祖即使不满也不会把自己怎么样,有点恃宠而骄的味道了。

一天,刘文静向唐高祖上奏:“陛下君临天下,各官一律都是臣子,在陛下这里都应称呼名字;而且皇帝的地位应该无比尊严的,皇帝的宝座是不能让臣子坐的。过去王导(东晋名臣)说过这样的话:‘假如太阳俯身与万物等同,那么一切生物又怎么仰赖它的照耀呢?’现在您的做法使贵贱失去了秩序,这不是国家长久之道。”这句话明显是冲着裴寂所享受的“裴监”称呼,和上朝时和皇帝同榻而坐的殊荣来的,就是要让唐高祖结束这种做法,不要再那样宠着裴寂。唐高祖是何等样人,一下子就明白刘文静在想什么。而且他也应该能够通过自己安插在朝野的耳目了解到了刘文静的近期言行了,心里虽然有些不高兴,但是还是没有发作,他回答:“历史上,汉光武帝与严子陵一起睡觉,严子陵把脚伸到汉光武帝的肚子上。今天诸位大臣都是德高望重的旧同僚,平生的亲友,过去的欢情,怎能忘怀。此事您不必疑虑!”对于唐高祖的这种反应,刘文静肯定更加不满,又无可奈何。

李世民和刘文静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在裴寂和刘文静的关系方面持什么样的态度,史书上难以找到记载。他固然是同情和支持刘文静的,但对刘文静的不满言行可能是听之任之,没有加以劝止;或者他劝止了,但刘文静这头倔驴不听也有可能。李世民和裴寂的关系虽然谈不上好,但李世民对裴寂表面上仍是很尊重的,一方面自是顾着父皇,另一方面,也说明李世民待人处世要温和许多,而且也有教养得多,城府也深得多。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另一支军事力量的首领薛举率军进攻唐的领地泾州。高祖任命秦王李世民为元帅,统帅八路总管的军队去抵御。而刘文静被任命为李世民的元帅府长史,随同李世民出征薛举。刘文静离开京师,眼不见裴寂,心中自然能少烦一些,裴刘的矛盾暂时得到了一点缓冲。


三、裴寂谗杀刘文静

当时虽然唐朝已经建立,但天下还远未平定,李密、薛举、李轨、王世充、窦建德、杜伏威等多家反王的势力都还很强盛,隋朝弑君之臣宇文化及还带兵数十万横行东南,还有很多的大仗恶仗要打。

李渊虽然信任裴寂,但这时候他更相信的还是自己的儿子。大儿子李建成虽然也是才能不凡①,但毕竟已立为太子,不再适合离开都城在外带兵;三儿子李元霸早夭;老四李元吉又因为年纪太轻、有些纨绔子弟习气,更重要的是领兵经验太少,很难立即担当大任。所以,以后征战的重任和立功机会难免就落到李世民的身上。薛举寇泾州的时候,李世民就理所当然地带兵出征了。

这场征讨薛举的战争,是唐朝的开国后的第一战。谁也没有想到,这第一战居然是唐军的一场大败,差点关中都不保,真是有点不吉利。关于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史书的记载是,李世民到了前线之后挖深沟筑高垒,不急于与对手交。但这时作为主帅的李世民病了,战刘文静代为指挥,李世民告诉刘文静“不要轻易出战”,但刘文静听了将军殷开山的话,急于建功而没有听从李世民的嘱咐,主动出战而导致大败。这一战唐军损失惨重,薛举还打算乘胜追击进逼长安,幸亏这时候薛举得了重病,才撤军了。

战败回京之后,李渊心中十分焦急气愤,但他没把气没撒在李世民身上,而是把刘文静、殷开山免职了,刘文静以前受封的爵位食邑也被剥夺了。但是,有的史家认为,这时不排除李世民他们在玩“丟車保帅”的把戏。认为这一仗是李世民指挥失误导致的失败,但这一战对李世民的地位又非常重要,于是刘文静主动站出来为领导背黑锅。因为李世民是刘文静等“秦王派小团体”的头子,李世民要是被撤职降职,倒霉的将是一大片,如果刘文静替李世民承担了责任,只要李世民不倒,刘文静就还有机会。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刘文静聪明到底是聪明,导致他日后的灾祸确实只是性格方面的缺陷。

在朝廷对刘文静进行处理时,裴寂是什么态度,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史书未见记载。但可以想像,接下来的几个月是刘文静最郁闷的一段日子了,眼见得裴寂那么意得志满,而自己却窝囊得做寓公,心中的不平肯定又增加了。好在李世民的地位没有受影响,一两个月后,武德元年的中秋刚过,李世民再次征讨薛举的那支力量,不过那时薛举已病死,其子薛仁杲(gǎo)继立。老天爷及时要了薛举的命,给了唐王朝喘息的机会;而刘文静也得以第二次随军出征,得到了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一次出征,李世民吸取前一战失利的教训,养精蓄锐,坚壁不战,与敌将对峙六十余天。结果,敌人薛仁杲粮食消耗殆尽,开始有一些部将相继率部投降。李世民知道薛仁果缺粮,将士上下离心,意志涣散,无力再战,认为战机已经成熟,决定择时反击。敌方将士由于口粮不足,无力应战,部队四散溃逃。十一月,对手薛仁果见大势已去,被迫出城投降。,唐军俘获敌兵万余人,男女百姓五万余口。薛仁果被俘至长安,唐高祖令斩首示众。这次得胜还朝之后,李世民力挺刘文静,说刘文静本次征战有大功,唐高祖就把刘文静的爵位封邑都回复了,还任命他担任民部尚书、兼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原来的宰相位置――纳言这个职位,刘文静却再没有得到。其实刘文静在第一次随李世民出征薛举的时候,作为宰相之一的内史令窦威去世了,李世民和刘文静两个宰相级的人物又不在朝中。唐高祖任命了将作窦抗兼任纳言(窦抗和刚死去的窦威一样,都是李渊的“堂大舅哥”),黄门侍郎陈叔达也提升为纳言,做了宰相。李世民因为平定薛仁杲而受到封赏,唐高祖下诏以秦王李世民为太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蒲州及黄河以北各府的兵马都受他指挥。

这段时间里发生的大事,为了以后述事方便,有必要在这里提几句。李密因为败于王世充而投降到唐朝,跟随李密降唐的魏征遵照唐高祖的指令去收服徐世勣。徐世勣就是徐懋功,这个人比较会做事,派人把登记郡县的户口、士兵及马匹的数目,没有直接上报朝廷,而是交给李密,再由李密转交给朝廷,这样既照顾了旧主子的面子,还实现了归顺唐朝的目标。唐高祖感叹道:“徐世勣不违背道德,不希求功劳,真是个好臣子呀!”赐他姓李,负责管理虎牢关以东地区,从此徐世勣改名李世勣。(这个人确实会做事,武德元年年底的时候李密因叛逃被杀,李世勣又请求唐高祖允许他为李密披麻带孝厚葬李密,说是尽一下对旧主的情意。博得很多时人的好感)罗艺也有意以所据幽州等地降唐,他的手下温彦博非常赞成。罗艺降唐后,唐朝诏命温彦博为幽州总管府长史,后李渊又赐罗艺姓李,且擢升温彦博为中书侍郎(温彦博是李渊所宠信的大臣、《大唐创业起居注》的作者温大雅的弟弟,温大雅时任唐朝要职黄门侍郎,参预机密。温大雅、温彦博两兄弟同时供职朝廷而且都是显赫的高官,时人很羡慕。)到武德二年,宇文化及死了,他的弟弟宇文士及协同隋朝旧臣封德彝前来降唐。而且李渊在隋朝担任殿中少监的时候,和宇文士及就认识,隋末,多人劝说李渊起兵反隋,宇文士及就是其中之一。李渊忆及此事时说:“此人和我夺取天下的事情,是六、七年前的事情了,你们大家都比他晚。” 而且当时宇文士及的妹妹是李渊后宫中的昭仪,而且还比较得宠。因此唐高祖授予宇文士及上仪同的官衔。而对于封德彝,唐高祖因为他是隋朝时出名的佞臣,狠狠地斥责了他一番,罢免了他的官职遣返回家。后来封德彝用秘策迎合皇上,谋求进身,高祖很高兴,改变态度加封封德彝为内史舍人,不久又升迁为侍郎一级的官员。接着,在王世充手下任军职的秦叔宝、程知节(程咬金)都在阵前突然逃离军阵,前来降唐,高祖让他们到秦王李世民帐下听用,李世民十分看重他们,任命秦叔宝为马军总管,程知节为左三统军。

再回头来说刘文静。虽然经历了失败、免职又一定程度上复职的波折,但脾气倔强的刘文静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对待裴寂的方式。上朝时每逢朝臣们讨论事情的时候,裴寂只要一发表观点,刘文静就会和他顶撞,而且是不管对错都要否定,还经常出言羞辱裴寂,裴刘两人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大,不可能再有当年在晋阳小城同榻而卧的那种感情了。对刘文静的攻击,裴寂是一忍再忍,他的表现让人想起“咬人的狗不叫”这句土话。

其实,刘文静的这种做法不仅是心胸狭窄的表现,而且也明显有只顾个人私愿而玩忽国家大事的倾向。不仅唐高祖看到眼里肯定很生气,裴寂本人对刘文静的这种行为也肯定很恼火。唐高祖对刘文静的不满和厌烦就慢慢产生了,

这段时间里,朝中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唐高祖已经意识到李世民小集团的实力已经很大了。李世民从晋阳起兵开始就处心积虑拉拢一些将领,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不仅功臣刘文静已经是李世民的私党,朝中高官萧瑀、屈突通也明显和李世民亲近(屈突通在李世民征薛仁杲时在帐下听命,被李世民拉拢为私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很有才能的人,作为秦王府的属僚,更是忠于李世民(房玄龄在李世民打进长安之前,由温彦博引荐给李世民。房玄龄又引荐了杜如晦,两人同在李世民属下)。而且李世民已经剿灭薛仁杲,威望日隆。这种形势要是再继续下去,有可能发展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对太子李建成形成不利影响。

于是唐高祖开始削弱李世民的羽翼,有意识地把李世民手下的一些精英人物调离秦王府,到其它地方任职。李世民对朝廷这样的做法很不满,但没有好办法来阻止。有一天,朝廷要把李世民属下的兵曹参军杜如晦调任陕州总管府长史,当时任记室的房玄龄听说了这个消息,急忙去找李世民,说:“我们这里的属僚虽然很多人被调走了,大部分其实都不足惜。但是杜如晦这个人的才能卓越、智谋深远,是个王佐之才!如果您只想安安心心地当个亲王,那就用不着他,但您要想登上大宝、君临天下,非得用此人不可!”李世民听后大惊:“你怎么不早说?差一点就失去这样的一个人才!”于是编个理由上奏,把杜如晦留在了府中。这时候的李世民,虽然不可能把手下人才全部留住,但要留住个别人,朝廷还是会允许的,因为唐高祖也不会想把事情弄得太露骨。在接下来的战事中,唐高祖也尝试着不再给李世民立功的机会,而使用其它人。武德二年(公元618年)刘武周进犯,唐高祖调用裴寂去抵抗,结果大败,导致晋州以北城镇失守殆尽;接下来齐王李元吉弃守太原,晋州龙门相继失陷。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李渊仍然没有启用李世民,而仍然用败军之将裴寂,“裴寂上表谢罪,上慰谕之,复使镇抚河东。”致使前方阵地一败再败,关中震骇。他还是使用其他人,而不是用李世民。

高祖早就盘算着要收拾刘文静了,但是具体怎么个收拾法,应该考虑了挺长时间。因为,第一,刘文静不拘小节,桀骜不驯,但又谋略超群,如果搞不好让刘文静满心怨气地叛逃、投奔王世充、窦建德、刘武周这样的反王,对唐王朝无疑会是一场灾难,所以必须对其一招毙命;第二,刘文静是功臣,而且唐高祖曾经给予刘文静等几人“贷二死”的特权(意思是即使犯死罪了也可以免死两次,但谋反除外),不找出一个有足够份量的罪名,是不能动刘文静的,所以只有定刘文静“谋反”之罪,才可以一举达到目的。

既然这时唐高祖和太子都想削弱一下李世民的势力,而刘文静作为李世民的羽翼,就很容易成为被消减的对象。如果刘文静在政治上成熟,这时候就应该加倍地小心谨慎、以免授人以柄。但刘文静不是这样,他不但一点也没有收敛,甚至还愈演愈烈。一次,刘文静与弟弟刘文起一起喝酒,喝多了,不禁发怨气拔刀砍柱子,说道:“总有一天,我要砍掉裴寂的脑袋!”正好那时候他家里闹鬼,于是弟弟刘文起找来巫师,在星光下披散着头发、口中衔着刀来避邪。没想到这样的小事情给刘文静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刘文静有个小妾,因为刘文静不再宠爱她,她就对刘文静怀恨在心,于是她让自己的哥哥上告,把刘文静的言行都辗转上报给了朝廷。

这次唐高祖接到了对刘文静的指控之后,觉得可以借此给刘文静套上一个谋反的罪名,决定抓住这次机会了。于是他派裴寂带领着萧瑀、李纲审查此事。从高祖竟然派裴寂来审查刘文静的案子,谁都能看明白高祖是想下狠手了,刘文静即使这会明白了也晚了。刘文静面对裴寂他们的审查,辩解说:“晋阳起兵的时候,我做行军司马,裴寂做长史,算起来职位和声望大致相当。但如今裴寂官居仆射,据有优于众人的府第,而我的官衔与所受赏赐却很一般。想当初我东征西讨,把老母留在京师,风风雨雨无所庇护,立下如此的大功却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心中确实有些不满的情绪。那天是因为喝醉了酒,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才口出怨言。”唐高祖看了裴寂他们呈上的审查结果,对群臣说,“听刘文静这番话,显然是要谋反。”李纲、萧瑀都不同意,都说刘文静有情绪是真,但确实是没有谋反。因为刘文静是李世民的一条臂膀,所以李世民也赶来一再替刘文静求情,极力替刘文静开脱。

裴寂心中恨透了刘文静,一直就是欲除之而后快。他在接到高祖的指令去审查刘文静案子的时候,就明白皇帝要对刘文静下手了。现在看高祖把谋反的帽子往刘文静的脑袋上扣,他顿时就明白自己该怎么说了,于是他对说:“刘文静的才智谋略在众人之上,加上性情粗疏险恶,如今天下未定,留着他必定是后患。”裴寂话中最狠毒的一句就是“今天下未定,留着他必是祸患”,这就是说,既然不能让他满意,就必须杀了他,免得被王世充、窦建德他们得到。高祖犹豫了一会儿,最终采纳了裴寂的意见。武德二年的九月初六,刘文静被处死,家产全部没收入官。史载,刘文静在刑场上还捶胸顿足:“狡兔死,走狗烹;高鸟逝,良弓藏。果真如此啊!”

刘文静可以说是第一个死于唐朝官场倾轧的朝廷高官。这个案子虽然带有残酷和卑鄙的色彩,但这个阴谋的精彩程度还不是很高,以后的官场上,更绝妙的“创意”、更精彩的“剧情”,才真的是层出不穷。

作者按:这个刘文静真的聪明,也真的糊涂。能把军国大略看那么清楚的一个人,到死都还没有搞明白唐高祖杀他的真正原因,到死也都没有领悟到自己一年多以来的言行是多么的不正确,至少是不明智。唉!真的可悲!

其实,我们看看今天的职场和官场,有着多少个刘文静正在用无谓的言行发泄自己的不满呢?我们在职场上经常会遇到不公平的对待,究其原因,可能是你没有把你所做的充分沟通给领导,也可能是你的关系没有搞到位,也有可能是你低估了别人的能力和功劳。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要学刘文静那样发牢骚,搞对抗,因为那样只能惹得领导反感,至少会觉得你不成熟,同时你的做法也会给别人以口实,甚至有的小人会故意来套你的话,然后再向领导打小报告害你。所以,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时,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能你认定你的领导确实是任人唯亲或者有其它严重的人格缺陷的时候,坚决地辞职而去;另一条路就是要接受现实,把你的嘴巴闭起来,也不要把这些东西写在脸上,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全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如果领导还是个公正、明白的人,你还是会很快有机会的。

①此处采用的是黄永年《唐史十二讲》的第一讲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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