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盛衰兴亡、国家分合交替之谜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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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句就说,“话说 天下大势,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春秋战国到鸦片战争,中国共经历了三次大分裂和三次大统一,这就是战国分裂到秦汉统一,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到隋唐统一,五代十国宋金辽的分裂到元明清的统一。中国王朝盛衰兴亡和国家分合交替的特点是十分明显的。 传统的阶级斗争范式在解释历史何以出现这些特点时显得无能为力。认识中国历史,需要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为我们创立了用经济学原理阐明历史过程的方法。下面我们应用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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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句就说,“话说 天下大势,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春秋战国到鸦片战争,中国共经历了三次大分裂和三次大统一,这就是战国分裂到秦汉统一,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到隋唐统一,五代十国宋金辽的分裂到元明清的统一。中国王朝盛衰兴亡和国家分合交替的特点是十分明显的。


传统的阶级斗争范式在解释历史何以出现这些特点时显得无能为力。认识中国历史,需要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为我们创立了用经济学原理阐明历史过程的方法。下面我们应用经济学原理,构建出“公共产品范式”,对中国历史循环的特点给予解释。


一、公共产品理论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象国防、交通、立法等一些不通过市场交换,而由政府提供的商品和劳务 ,这些商品和劳务也具有生产成本。公共产品具有技术上或经济上的非排他性。例如,人们不可能把国家内那些不愿意为“国防”出资的居民排除在“消费”者之外,这就是技术上的非排他性;又如,修筑一条封闭的高速公路,可以很容易地排除不出资金者对它使用,但是修筑一条乡间土路,要“排除”不出资者对它使用,就必须增加设施和雇用人员看管,在经济上显然很不合算,这就是经济上的非排他性。公共产品还具有非竞争性,即无论增加多少消费者,都不会减少其他人的消费,例如对村庄的防卫,不会因别人增加了安全而使自己的安全减少。


公共产品的这些特征,使得它们一旦生产出来,人们便不可能不享受。由于不出资者也能受益,所以人们都想让他人为村庄防卫和修筑道路出资出力而自己却坐享其成。为要克服这种“白搭车”的刺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确立政府权威并向一切受益者征税。


因此,在任何社会中,政府都是必需的。我们可以把政府看成是向其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 作为报酬的组织。


从无法考证的年代起,中国就形成了以粮食为主要消费品单一种植结构。粮食的特点是生长期长而收获期短,农民必须把粮食储存起来陆续消费,这一情况为盗匪偷盗和抢劫提供了可能。定居农业生活使人们有两种方法获得产品,一种是自己生产,再一种就是偷抢。为对付他人偷抢,农民就需要为防卫投资。但是农户和村庄显然无力对付大规模的抢劫,这就必须有人在大范围内提供“保护”;农户之间发生纠纷也需要有人处理,也就是需要有人提供“公正”。如果没有人提供保护和公正这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任何社会都不能正常维持。从“公共产品”的角度看,不论是全国大一统王朝还是分裂时期的割据政权,其政治经济功能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二、“分久必合”原理


全国范围内统一政权的产生,可以用经济学上的规模经济效益原理给予解释。公共产品的提供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就边境防卫来说,所需要的费用(保护成本)大致与该地域的周长成正比,而收益则与地域面积(实际上是对应的人口)成正比。从简单的数学原理可以知道,面积扩大100倍,周长才扩大10倍。简单地说,随着统治地域的扩大,收益成比例增加而费用却增加无几。如果能将这一纯收益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适当分配,将对双方都有利。这一原理促使统治者力图扩大统治范围,而被统治者则都拥护建立统一的国家,于是在战国之后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政权。过去人们过分强调形成统一国家必须有统一的全国市场为基础,实在是自缚手脚的见解。如果硬要强调“统一市场”在国家统一中的作用,那么这种统一市场只能是“公共产品市场”。在长久分裂之后,总能够由某一政权建立统一王朝,其原因并不是由于各地需要交换基本物质产品,而是由于统一王朝生产的“公共产品”较为便宜。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统一王朝生产“公共产品”的费用较低,那么为什么在汉末和唐末的农民起义后会,国家由统一走向分裂,而没有形成统一政权呢? 从交易费用原理说,之所以形成分裂割据,肯定是因为当时建立统一政权所需的交易费用太高,没有人能够承担得起(后面详细探讨)。而在分裂割据的长时期内,割据政权也都在各地建立了提供“公共产品”的各级组织,在此基础上通过兼并战争建立统一王朝时,只是从上层推翻了割据政权,可以直接接收其下的各级统治机构,所以所需总费用已不太高,那些所辖地域资源丰富、条件优越、人口较多、力量较强(主要是军事力量较强)的政权,这时候往往能够通过兼并战争获得统一。中国三次大分裂(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金辽)走向统一,走的都是这样一条路。历史学家范文澜早就认识到,地方政权实现的局部统一,也为全国统一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历史上之所以出现“分久必合”的趋势,基本原理就是如此。


三、“社会起义”和“贫民起义”


按照公共产品理论,我们可以把社会成员大致划分为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即统治者)和“消费者”(即被统治者)两大类。那些政治上没有特权,经济上必须向国家缴纳赋税的人,都应当属于被统治者。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地主阶级成员,实际上既要向国家交税,又没有什么政治特权。因此,与传统观点相反,我们把地主阶级划归被统治者。按照这样的划分,被统治者就包括被剥削者雇农佃农、自食其力的自耕农民和剥削者地主阶级三个层次,其中自耕农民占绝大多数。


客观地说,地主阶级具有两面性。作为剥削者,他与受其剥削的雇农、佃农相对立;作为被统治者,他与统治者也有对立的一面,当统治政策和措施严重侵害他们的利益时,他们也会参加反对统治秩序的斗争。


早已有人发现,朱元璋参加的反元起义与李自成领导的反明起义,起义基础、发展过程和最终结局都有很大不同。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的农民起义予以分类。 历史上全国规模的大起义共有八次,依次是秦末大起义、绿林赤眉大起义、黄巾大起义、反隋大起义、黄巢大起义、元末大起义、李自成大起义和太平天国大起义,其中秦末大起义、绿林赤眉大起义、反隋大起义和元末大起义的参加者不仅有贫苦农民,而且还有广大地主阶级成员。我们把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全体被统治者参加的起义称为“社会起义”。而黄巾大起义、黄巢大起义、李自成大起义和太平天国大起义的参加者,却几乎都是被生活所迫的贫苦农民。我们把只有贫苦农民参加的起义叫做“贫民起义”。这样,全国规模的“社会起义” 和“贫民起义”都有四次,它们对王朝的盛衰兴亡和国家的分合交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历史循环的特点


有人把历代王朝的寿命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西汉、东汉、唐、明、清这五个延续了二百多年的“长寿王朝”,都是农民大起义后建立的。而由兼并战争或内部篡位建立的王朝(兼并王朝或篡位王朝)秦、新莽、隋、元等寿命都较短(称为“短命王朝”),其中秦15年、新莽10年、隋38年而亡,元朝虽然延续了九十年,但比起几个长寿王朝却短得多。我们发现,推翻短命王朝的起义都是“社会起义”,而长寿王朝后期发生的起义却总是“贫民起义”。如果暂不考虑王莽代汉和清军入关造成的两次重大例外,中国历史循环的特点可以大致归纳如下:


1、分裂割据由兼并战争获得统一(分久必合);


2、兼并王朝很快发生“社会起义”建立大一统的长寿王朝;


3、长寿王朝后期发生“贫民起义”导致分裂割据(合久必分)。


前面已经分析了在长期分裂割据后由兼并战争实现统一的原理(分久必合),下面探讨另外两个历史阶段的形成原理。


五、兼并王朝何以都激起“社会起义”短命而亡


兼并王朝都无一例外地引发了“社会起义”短命而亡,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应当从社会生活的一般条件中寻找其必然原因。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割据政权的职能也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并取得税收。兼并王朝消灭地方政权统一以后,同样要向居民收取提供公共产品的报酬,所以不但不会免除被统一地区居民的赋税,往往还会加重他们的负担。从经济上看,兼并王朝很难为被统一地区的居民带来什么实际利益,于是就会受到人民或强或弱的抵制;从政治上看,地方王朝的各级统治者不甘心失去其政治地位,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参加推翻兼并王朝的斗争;从意识形态上看,地方王朝经过长期统治也在百姓中形成了“正统”观念,由兼并战争建立的统一王朝把新的“真龙天子”强加给被兼并地区,那里的百姓很难接受这一外来的“正统皇帝”,他们很容易对兼并王朝怀有抵触情绪。


更为基础的原因是,在割据时期,各地人口已大大增长,到统一王朝建立时,全国人口已经饱和或接近饱和,人口饱和引起的劳动报酬递减必然使农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有人会把不满情绪集中于兼并王朝。这时,偶然事件就会成为起义的“导火线”,例如大雨使人耽误了戍守日期导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引发了全国大起义。起义一旦爆发,大部分贫苦农民都会拥护和参加起义,对兼并王朝不满的各阶层也都会参加到起义中来。所以,推翻兼并王朝的起义必然是“人民起义”。在各阶层人民的共同打击下,兼并王朝必然很快被推翻,成为历史上的短命王朝,秦、隋的结局都是如此。


有必要对秦代的人口状况作出说明。根据现有资料,秦代人口约两千万,所以大部分人认为那时人口不可能饱和。我们却有不同的看法。虽说秦代管辖地域较小,不会像此后的朝代一样人口达五六千万,但也不会只有约两千万。早在商鞅变法时代,关中已经人多地少,土地成为稀缺资源,所以出现不少地界纠纷,于是秦律规定移动地界(盗徙封)要判两年徒刑;李悝任魏相时对魏国农户的情况做了记载,那时自耕农已经入不敷出,证明中原地区早已人多地少。战国时期各国的兼并战争对人口的毁灭作用并不大,所以秦统一时全国大部分地区人口已经饱和,所以才会发生一呼百应的全国起义。从反面来说,如果不是人口饱和出现严重的马尔萨斯抑制,则很难理解刘邦建西汉时何以出现“自天子不能具纯驷”的破败景象。


过去普遍认为,秦和隋都是由“暴政”导致了灭亡,这一认识其实是比较肤浅的,它忽略了兼并王朝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人口等多方面不稳固的基础性原因。另外,从经济人理性选择原理来看,这两个王朝选择“暴政”,恐怕应当归结为王朝面临的特定约束条件。在这一约束条件下,他们不可能选择“仁政”。退一步说,即使秦和隋都由刘备那样“爱民如子”的帝王来统治,它也不可能象农民大起义之后建立的王朝那样长久。


从这一观点看,元朝虽然没有大起义后建立的五大王朝长寿,但考虑到其由兼并战争实现统一的基础不稳,能够维持九十多年确实是一个奇迹。 由内部篡位建立起来的新莽王朝短命而亡,原因则是不言自明的。新莽政权没有正统性,所以遭到拥护正统王朝(西汉)的广大地主阶级成员的抵制。王莽的改革又不可能解决人口饱和引起的人地矛盾危机,所以当人地矛盾危机引起贫苦农民起义时,必然会扩大演变为全国各阶层人们共同参加的“社会起义”,导致“篡位王朝”迅速灭亡,成为又一个短命王朝。


六、长寿王朝与“贫民起义”


与兼并王朝和篡位王朝都激发了“社会起义”短命而亡的情况正好相反,在大起义之后建立的西汉、东汉、唐、明、清五大王朝大都延续了二百多年,并且除了西汉末年还未发生起义就被王莽取代以外,其它四个长寿王朝后期发生的起义都是“贫民起义”(西汉末年例外,后面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结果呢?。


我们知道,西汉、东汉、唐、明四个大王朝都是在全国规模的“社会大起义”后建立起来的。那些在“起义”中“打江山”的开国皇帝,都为战乱的社会建立了各级统治机构,为居民提供了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因而在百姓中有很高的威望;此后继位的“守江山”的皇帝,维持了公共产品的“简单再生产”,往往也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戴。王朝通过开科取士制度吸收地主阶级精英参与统治,使地主阶级的利益与统治者的利益长期保持一致。王朝长久的统治,也使得“真龙天子”的正统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因此,当长寿王朝后期人口饱和遇到严重天灾爆发农民起义时,广大地主阶级成员是不会参加起的,所以这种起义必然是“贫民起义”。


由于“贫民起义”几乎完全由人地矛盾危机所引起,所以参加者的动机大都只是为了生存,于是其矛头往往并不指向专制王朝,而主要指向地主土豪,这就必然遭到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联合镇压。由于“贫民起义”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因而往往被统治者称为“贼寇”,他们根本无法与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联合力量相比,所以必然归于失败。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把李自成起义的失败归咎于其领导人骄傲自大、贪污腐化,其实是只看到其浅层次的表面原因。从深层次原因看,“贫民起义”军与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都是对立的,所以根本不可能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中国历史上“贫民起义”领袖中个人政治成就最大的,要数唐末五代时后梁武帝朱温了。朱温最后之所以能够代唐称帝,并不是由于他是黄巢的爱将,而是由于他的“叛变”投唐,这一叛变使他获得了地主阶级和地方军政官僚的拥护,他在混乱的中原地区建立正常统治秩序的努力又获得了渴望安定生活的老百姓的拥戴。而历史上真正的贫民起义,无一例外地都归于失败。


“贫民起义”必然失败,还可以用交易费用原理给予解释。我们知道,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人为其提供公共产品,这就必须建立各级统治机构。而建立各级统治机构,就要与居民就接受这一机构达成“契约”,这是需要很高交易费用的。农民军占领某个地区后,首先查抄和没收贪官污吏、地主土豪的家财,留下必需的“军费”后,大都分给穷人以获得他们的支持。但是富豪的家财归根到底来源于对老百姓多年劳动价值的搜刮,它们不可能象韭菜一样割了一茬没几天又长出一茬来。所以依靠抄没富户钱财筹措“军费”和发动农民,在任何地方都只能实施一次。但农民军把富人财产分光用净以后,也就没有力量再建立各级统治机构了。即使能够建立统治机构,要使其正常运转,也需要经常的维持费用,这一费用归根到底也只能由广大农民来承担,这就需要向农民征税,而征税就会影响他们对起义军的态度。为了发动群众,农民军提出的口号都是“均田免粮”之类。当然,均田可以做到,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就实现了这一点。但是长久免粮却不可能,除非流动作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走向垮台。黄巢起义和李自成起义尽管都声势浩大,一度占领京城并登基称帝,但实际上走的都是这样一条路。


“社会起义都推翻了专制王朝”,而“贫民起义都归于失败”。对于一般读者来说,理解这一结局的反差也许并不困难。但两类起义的另一个重大反差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就是“社会起义”之后都形成了大一统王朝,实现了国家统一,而“贫民起义”却往往导致分裂割据。下面我们对这一结局进行分析 。


七、“人民起义”形成统一王朝


按照历史学家范文谰的意见,在农民大起义的混乱局面中,如果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力量中心,就会出现大一统王朝;如果几股力量彼此争斗得筋疲力尽,谁也没有力量实现统一,国家就会出现分裂割据局面。但是我们想问,在何种情况下会形成较大的力量中心,而在何种情况下又会争斗得筋疲力尽。


按照我们对两类起义的划分,在“社会大起义”之后,社会总是形成了较大的力量中心,从而完成了国家统一。例如,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人民起义”造就了统一的西汉王朝,刘秀参加的绿林、赤眉“人民起义”造就了统一的东汉王朝,隋末的“人民起义”造就了统一的唐朝,反抗蒙古统治的“人民起义”则造就了大一统的明王朝。


而在“贫民起义”之后,则总是出现各派势力争斗得筋疲力尽,如果没有“外生变量”的掺入,国家就出现了陷入分裂割据局面。例如汉末“黄巾起义”导致三国两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大分裂,唐末“黄巢起义”导致五代宋金辽时期的大分裂,明末“李自成大起义”后又将导致分裂,但分裂前夕被“外部”势力(满清)所统一,避免了一次大分裂。清朝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国家未出现分裂,也是“外生变量”影响的结果(后面分析)。


“社会大起义”后都形成了大一统王朝,其原因是不难搞清的。以秦末大起义为例,当时“无道”的“暴秦”把社会各阶层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全体人民都努力推翻秦的残暴统治,从推翻专制王朝上说,地主阶级和自耕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当利益一致时,各派力量能够相互接受,所以社会就容易形成较大的力量中心,使社会秩序较快地得到整合,从而完成国家的统一。


刘邦参加反秦起义时,家庭没有任何根基。但由于反秦起义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拥护,所以作为起义领袖的刘邦既能够直接指挥起义的贫苦农民,又能够利用广大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力量,对各阶层人民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所以他发展自己的力量,付出的代价并不高。在楚汉战争中,他那不可一世的敌手项羽,本身也没有什么根基(项羽带领八千人从东南出发横扫天下,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建立根据地),所以楚汉战争只进行了四年,刘邦就瓦解和消灭了项羽的势力,完成了全国统一。


楚汉战争的结局,对探讨国家分合交替的原因很有价值。弱小的刘邦能够打败强大的项羽而获得胜利,当然有许多具体原因。但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力量都来自“社会大起义”,其参加者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所以接受对方或融入对方势力都不困难,所以刘邦才能够用计收买项羽的部下(韩信、英布等),瓦解项羽的队伍,从而形成了统一全国的力量。在“社会大起义”之后社会总能够形成统一全国的力量中心,其基本原因就是如此。所以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之后都建立了统一王朝。


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贫民大起义”却总是导致分裂割据。下面我们分析其原因。


八、“自耕农起义”导致分裂割据


我们知道,“自耕农起义”都发生在长寿王朝(大起义后所建王朝)后期,并且都被镇压了下去。在专制王朝和地主阶级共同镇压“自耕农起义”的过程中,全国各地形成了不少军事集团(地主武装),它们都极力扩充势力,力图重新建立统治秩序。在古代中国社会中,任何力量的基础都来自农民。而在镇压“贫民大起义”的过程中,发展力量的关键是利用起义的农民。谁最善于利用起义的农民,谁就能够取得最大的成就。但从经济利益上看,这些依靠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军事集团,与起义农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所以对起义农民没有任何号召力,他们都不能直接利用起义的农民。他们的力量每发展一步,都要付出很高代价。即使最善于利用农民力量的曹操,也是先把农民起义军打败后,才“收其精锐者”,编为自己的队伍。这一点与刘邦、刘秀直接利用起义农民军打天下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由于必须把农民起义军打败后才能重新组织利用,所以这些军事集团发展艰难,大都成为地方上的割据势力。曹操打败青州的黄巾军以后,得降卒三十万,将其精锐改编为自己的军队,号称“青州兵”,从此力量大振,成为一大军事集团。但其发展速度并不快,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打败袁绍后又经8年,才趁刘表死亡荆州大乱的机会进攻南方。但此时,孙权继承父兄基业,已经在东南站稳脚跟。曹操几乎倾其全力指向赤壁,却不能消灭孙权和刘备,反而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只好带残部退回北方。于是中国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从经济学上看,在镇压“自耕农起义”后中央王朝无力控制各地军阀,无力在全国范围内恢复秩序,就是没有能力为社会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在社会的整合期,“保护和公正”潜在的提供者很多,关键在于谁有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有效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这样的组织,需要很高的交易费用。曹操迎汉献帝到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是尽量利用东汉王朝原有的统治机构,以降低重新建立组织所需要的费用。由于那些依靠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军阀对农民群众不能一呼百应,所以,他们建立提供公共产品的各级组织(统治机构),比“社会起义”的领袖建立同样的组织,要付出高得多的代价。他们之中力量最大者,也无力承担建立全国性组织所需要的交易费用。于是全国就会形成一些出击无力,但自保有余的割据地区。建立统一政权所需要的交易费用的巨额差别,是两类起义后出现“统一王朝”和“分裂割据”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上的“贫民起义”都发生在长寿王朝统治的后期,其结局又往往是国家分裂。从春秋战国到明清之际,中国共经历了三次分合交替的循环,于是文学家罗贯中就在《三国演义》中归纳出“合久必分”的特点。


九、两次例外形成了东汉和清朝两个大王朝


最后,我们有必要对历史进程中的几次例外做一点说明。


中国历史上两次重大例外是由王莽代汉和清军入关引起的。按照一般规律,长寿王朝后期发生的起义都是“贫民起义”,“贫民起义”后出现分裂割据。但是西汉末年还未发生“贫民起义”,就从内部被王莽取代,历史进程由此发生了重大改变了。


在西汉王朝统治中国的200年中,历代皇帝并没有施行暴政,并未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但后期人口已经严重饱和,此时如果出现大面积的灾荒,引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西汉王朝必然号召地主阶级起来镇压起义,这就极有可能出现(实际上是必然出现)象东汉以后那种长久分裂割据的局面。


对中国历史来说“幸运”的是,天灾引发的起义还没有出现,西汉王朝就被王莽取代。不过,虽然王莽能够解决社会表层的矛盾和危机,但是根源于人口过剩的人地矛盾危机,实际上是人们无力解决的。王莽代汉不久,天灾引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那些在王莽改革中受损的地主阶级也乘机起兵反莽。这样,王莽不仅没有达到改革的目的,反而把社会各阶层的怨恨都“吸引”到自己身上,从反面促使贫苦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利益”趋于一致。王莽代汉成为众矢之的,客观上为刘秀建立东汉造成了群众基础,结果反莽力量很快汇合成“社会大起义”,最后既推翻了新莽王朝,又避免了国家分裂,使历史例外地出现了西汉和东汉连续两个大一统王朝。如果没有王莽代汉这一偶然事件,当时由天灾引发的“贫民起义”就不会吸引广大地主阶级成员参加,那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指向同一目标,混乱局面中就难以形成较大的力量中心,在镇压贫民起义后国家就陷入四分五裂状态。因此,正是王莽代汉改变了历史进程,“造就”了东汉这一大一统王朝。


1644年的清军入关,也大大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明末发生的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是典型的由天灾引发的“贫民大起义”。按照一般规律,在镇压起义后国家总是出现分裂割据局面。但是明朝后期,满族建立的后金政权在东北崛起,它迫使朱明王朝分兵遏制其向本部的扩张,这就削弱了抵抗农民起义军的力量,为李自成攻占京城造成了机会。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清军的势力使明朝皇室在“贫民起义”攻入北京时没有回旋余地,结果崇祯皇帝被迫自尽于煤山,导致明王朝迅速垮台(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另一方面,满清的力量比中国本部的任何势力都要强大,最后在混乱局面中实现了统一。当然,作为“外来者”,满清容易遭到本部人民的抵制。但正因为是“外来者”,他们此前也没有在中国本部树敌:贫苦农民可以把它看作腐朽王朝的对立面,而明朝的官僚、地主又可以把它看作农民起义的对立面。从实际情况看,广大人民逐渐接受了这一“保护和公正”的提供者,使中国避免了一次大分裂,历史又一次例外地出现了两个大一统王朝相连的现象。


可以设想,假如没有满清势力对明王朝的“夹击”,那么崇祯皇帝在李自成即将进入北京时也会象唐玄宗李隆基抛弃京城长安一样从北京撤出,到外地组织力量继续与农民军对抗,那么明朝就不会直接被“贫民起义”所推翻,国家就会出现汉末或唐末那种分裂混乱的局面……清军入关使中国本部掺入了一个重要的“外生变量”,从而也大大改变了历史进程。


满族在东北的兴起,对于满清发展的进程来说可以说是必然的,但对于中国本部的发展进程来说,却应当认为是偶然的。站在整个中国历史的角度来说,满清统一中国这一事件,就是必然原因和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清朝太平天国运动(贫民起义)被镇压后,国家仍然能够保持统一,也是外部力量影响的结果:当时鸦片战争已经失败,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吸引了中国“精英”的注意力,那些通过镇压“贫民起义”而崛起的地方军事将领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不得不依靠已经衰落的中央王朝支持他们兴办“洋务”、变法图强,所以他们不但没有成为分裂势力,反而成为清王朝的“中兴名臣”。因此,是“外生变量”抑制了中国内部的分立倾向。如果没有这一外生变量的制约,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王朝能否控制地方军事集团,将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对中国社会具有根本意义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客观上使得中国社会的微观结构发生了变化,最终导致了100多年后惊天动地的政治巨变。从宏观上看,是资本主义扩张这一“外生变量”使中国历史摆脱了王朝盛衰兴亡和国家分合交替的周期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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