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军在华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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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揭秘日军在华集中营 这是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 60多年后,留给我们的,几乎只有寥寥一两处遗址。无论在史书还是在官方的纪念活动中,都不再有其他痕迹。 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数十个日军集中营,关押着上百万中国军民,以及上万盟国官兵和侨民,包括美国驻菲律宾部队司令温莱特中将,英国驻远东马来区司令帕西瓦尔中将,荷兰东印度群岛司令波顿中将,英国驻香港总督马克·杨爵士,荷兰驻东印度总督,以及曾任蒋介石顾问的美国人雷振远、后来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辅仁大学附中教师恒安石、英国著名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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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日军在华集中营


这是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


60多年后,留给我们的,几乎只有寥寥一两处遗址。无论在史书还是在官方的纪念活动中,都不再有其他痕迹。


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数十个日军集中营,关押着上百万中国军民,以及上万盟国官兵和侨民,包括美国驻菲律宾部队司令温莱特中将,英国驻远东马来区司令帕西瓦尔中将,荷兰东印度群岛司令波顿中将,英国驻香港总督马克·杨爵士,荷兰驻东印度总督,以及曾任蒋介石顾问的美国人雷振远、后来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辅仁大学附中教师恒安石、英国著名奥运会400米短跑冠军埃里克·利迪尔等。


并且,这里的残酷比起名声更大的德国集中营毫不逊色。“盟军在德国战俘营的死亡率是1.2%,日本管理的沈阳战俘营的死亡率是16%;而中国战俘在华北战俘营的死亡率高达40%,押到日本当劳工的平均死亡率是17.5%,押到伪满一些劳工作业地,死亡率也高达40%。”


但是,面对那段满载着痛苦与耻辱的回忆,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一度选择了回避甚至遗忘。直到1987年,斯皮尔伯格的《太阳帝国》,首次在电影中描绘了二战期间盟国侨民上海集中营生活的故事时,这一段历史无论在中国、日本还是欧美,在史书上几乎是一段空白。


数十年后的今天,随着一些档案的解密和当事人开始回忆,集中营开始重现冰山一角,而其中的那些人和事,终于走进我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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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美国老兵“故地重游”沈阳盟军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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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时战俘营中一名奄奄一息的美军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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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投降后美英战俘离开沈阳战俘营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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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美英战俘营原貌


温莱特中将和他的士兵们


■《先锋国家历史》记者 王刚


温莱特中将与他的几千名士兵在中国东北度过了战争的大部分岁月。他们以英雄的身份走出战俘营,不久就被遗忘了。


1992年10月28日,是美国的法定节假日——退伍军人节。12岁的美国少年瑞恩在德克萨斯州当地的一次纪念活动中朗诵了自己的作文——《我的爷爷》。他的爷爷是一名二战老兵。


瑞恩在作文里写道:大约50年前,我的爷爷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许多军舰上工作过,第一艘军舰是驱逐舰。我的爷爷和许多其他水兵被带进了战俘集中营,在那里我的爷爷生活和工作了将近四年的时间。我的爷爷瘦得皮包骨头,因为大部分时间里他只能吃到很少量的玉米和烧糊了的米饭。


瑞恩的作文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多美国人不知道瑞恩的爷爷被关在哪所集中营,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瑞恩的爷爷,也只是记得当时被关在中国,有一个叫奉天的地方。


瑞恩的爷爷叫J·D·奥斯博恩,美国海军的一级通信兵,隶属于纳帕号军舰。1941年1月被派往菲律宾,第二年在哈金斯要塞被俘,随后被辗转运到了位于伪满洲国的集中营。


就在美国人在中国地图上搜寻奉天这个地名的时候,位于大洋彼岸的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收到了一份来自本土的求助信。


求助者叫约瑟夫·A·派泰克,二战期间美国第228信号军的战地摄影师,也曾是一名太平洋战争的俘虏。派泰克在信中说,自己曾经在中国有过3年痛苦的战俘经历,那个关押他们地方叫奉天俘虏收容所。他询问,如今的沈阳是不是当年的奉天,那个关押他们的地方是否还在。他甚至寄来了一张当年的照片,几个美军战俘一字排开站在一所灰暗的建筑前,年代让颜色失真,看上去一片阴霾。后来这张照片落到了中国人杨竞手里。


杨竞当时是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领事助理,他得到的任务是追根溯源,找到那段记忆发生的地方。


他拿着这封信走遍了当沈阳市政府、地名办和档案局。但结果令他失望,在沈阳市,甚至整个辽宁省所有能找到的历史史料里,都没有关于这个地方只言片语的记载。历史仿佛形成了一个黑洞,吞噬关于那段往事的一切信息。


这让杨竞很恐慌,当年的奉天即是如今的沈阳。但让杨竞感觉不可饶恕的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沈阳人,却对曾发生在眼皮底下的历史茫然不知。


之后的一年里,杨竞拿着照片走遍了沈阳市,终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个老人描述,沈阳大东区的青光街一带,在伪满洲国时期有个监狱,里面关押着很多外国人,这些外国人白天去对面的“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做工,晚上回到监狱,与中国人隔绝。


这位老人描述的地方如今叫沈阳中捷友谊厂,对着照片,杨竞终于找到了照片里战俘身后的那座灰暗建筑。杨竞后来回忆,他曾无数次拿着照片从那里走过,隔着一条马路却认不出来那里曾经有过关押数千名盟军战俘的集中营。


1942年11月11日,第一批1428名战俘,从马尼拉战场被押解到这里。到了1944年,从别处另有500多名校级军官战俘被转到了这里,让这里的总人数达到2000人以上。


杨竞后来才知道,奉天集中营实际上是日本人在东北设立的战俘营的总称。它包括那所奉天(沈阳)俘虏收容所和位于吉林省郑家屯和西安县的两个分所。前者关押盟军士兵,后者关押盟军高官。


在之后的10年里,杨竞的生活与这些半个世纪之前的战俘们的命运纠缠在了一起。他先后采访了数十位美军幸存战俘及其家属,又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查找到了很多珍贵的史料。直至2003年,他写出了一本关于奉天盟军战俘营的书。自此,中国人才第一次听到,在60年前的沈阳曾经有过这么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失败者的命运


这10年里,美国的二战老兵也开始进入回忆期,这其中也包括那些曾经被关押在奉天集中营的美军战俘。按照美军内部的约束,退役的美军士兵在一定的年限之内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个人经历。这些二战战俘开始写回忆录时,很多已年逾古稀了。


最先写下回忆录的美军战俘包括,詹姆士·布朗,美军克拉克基地第二十八轰炸中队机械师;罗伯特·罗森道尔,美国陆军航空兵中士、一等飞机机械师;奥立佛·艾伦,美国远东陆军航空兵第9轰炸大队机械上士;那个战地摄影师约瑟夫·A·派泰克以及小瑞恩的爷爷J·D·奥斯博恩。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10个小时,詹姆士·布朗所在的美军菲律宾克拉克基地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277架飞机还未升空,既被日军摧毁了多半。


3天后,日军入侵菲律宾群岛。


1942年1月2日,马尼拉失守,麦克阿瑟退守巴丹半岛,后来避走澳大利亚。


4月9日,巴丹半岛失守,7.5万名美菲联军向日军投降,其中美军12000名。


日军的本间雅明将军向美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克雷吉多尔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炮火持续了三个星期,驻守在那里的温莱特中将终于撑不住了,那个曾经被麦克阿瑟将军称为马尼拉湾固若金汤的克雷吉多尔岛防线全线崩溃。


5月5日上午10点,美军驻菲最高军事长官温莱特中将向华盛顿发出了最后的电报:


“请告诉全国,我的部队和我本人已经完成了所有人类能够做的一切,我们捍卫了美利坚合众国和她的军队的优秀传统……,我带着深深的遗憾和对我顽强的军队的无限自豪去见日军指挥官了……再见了,总统先生!”温莱特两个月前刚刚接替麦克阿瑟行使菲律宾战场的最高指挥权,他在那个位置上待了44天就沦为阶下囚。


第二天,他带领1.2万人向日军缴械。至此,被日军俘虏的美菲战俘达到了9万多人。


如何处理如此众多的战俘,日本人先是把他们从巴丹半岛转运到吕宋岛中部的奥德内尔战俘营,再到马尼拉,之后用商船分散到位于中国台湾的战俘营,向北分散到位于朝鲜半岛的战俘,再向北分散,最终到达了路的尽头——位于奉天的战俘营。


在长途转运中,盟军战俘的人数急剧下降,根据最保守的数字,从巴丹半岛到奥德内尔战俘营的这段100公里的行军路途,开始时战俘大约有7万人,而最终活着到达终点的只剩5.4万人。这一段“死亡行军”与南京大屠杀、缅泰铁路事件被并称为二战远东战场的三大屠杀事件。


由于日军并不按照国际惯例在转运战俘的船只上做出红十字标记,后者成了盟军自己的攻击目标。据统计,日本人先后从马尼拉通过商船转运了6.8万名战俘,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战俘死于盟军炮火。


经过半年多的生死行军,詹姆士·布朗和他的朋友们最终到达了终点,从北纬14度的马尼拉,被押解到北纬41度的奉天城。这一天,是1942年11月11日。他清晰地记得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24周年纪念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奉天正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到了晚上小雨下成了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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