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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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历史背景 随着中世纪的最后一个世纪在西欧各国掀起的排犹浪潮和反犹大屠杀愈演愈烈,大批犹太人迁徙到了种族环境相对宽松的中欧、东欧和中东地区。许多人在波兰(后来是波兰—立陶宛联盟)和匈牙利(后来是奥匈帝国)定居下来。在乌克兰和立陶宛的无人居住区,从波兰来的犹太人参与了当地的殖民化进程。 在全部人口几乎都是犹太人的小村庄,或部分人口是犹太人的中等城镇,犹太社团被允许按照犹太律法自治,并获得当地统治者授予的部分特权。 沙皇时代 15世纪80年代,莫斯科公国

历史背景

随着中世纪的最后一个世纪在西欧各国掀起的排犹浪潮和反犹大屠杀愈演愈烈,大批犹太人迁徙到了种族环境相对宽松的中欧、东欧和中东地区。许多人在波兰(后来是波兰—立陶宛联盟)和匈牙利(后来是奥匈帝国)定居下来。在乌克兰和立陶宛的无人居住区,从波兰来的犹太人参与了当地的殖民化进程。

在全部人口几乎都是犹太人的小村庄,或部分人口是犹太人的中等城镇,犹太社团被允许按照犹太律法自治,并获得当地统治者授予的部分特权。

沙皇时代

15世纪80年代,莫斯科公国在宗教上的地位等同于开罗阿巴斯王朝和神圣罗马帝国。以“第三罗马”理论为基础,人们确信沙皇事实上统治着“唯一公正的、独立的、被穆斯林和罗马天主教徒等异教徒包围着的正教国家”。

在西欧,教皇和君主的政教二元统治给了人民相对较大的自由空间,与此相异的是,在莫斯科,沙皇毫无疑问是政教合一的唯一领袖。即使沙皇得了精神病(比如“恐怖的伊万”),也没有人怀疑他的权威,更没有人会像在其它国家那样被推举为摄政王。

以这样一种理论建立起来的宗教狂热导致了对不同信仰的人,包括对犹太人的完全敌视。犹太人在莫斯科大公国境内不再受欢迎,从1721年开始,帝俄官方公开实行反犹政策。当俄国军队夺取了一个波兰城镇,就像1563年在立陶宛商贸重镇波洛茨克发生的那样,他们就立刻把所有被俘的犹太人全部处死。即使在犹太人政策相对宽松的时期,他们也会被驱逐出境,到1727年,俄国乌克兰部分已没有犹太人了。

然而,随着波兰被三次瓜分,对待犹太人的传统措施失效了。在第二次瓜分(1793)和第三次瓜分(1795)之间,俄国接受了大量犹太人,沙皇不得不建立一块包括波兰和克里米亚在内的犹太人“住区”。犹太人只能在“住区”里活动,要想去俄罗斯必须获得特别许可。

1825年,起义的火种被“十二月党人”点燃了,紧随其后的是俄国知识分子的斗争,虚无主义运动、自由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工团主义运动,以及最后共产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严重地威胁着沙皇旧秩序。作为反应,沙皇政权不得不采用鼓吹民众的宗教狂热和民族狂热的手段。在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下,俄国发生了第一起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的前任,因在1861年废除了俄国农奴制度而得名“解放者沙皇”的亚历山大二世,也曾经疯狂地镇压过少数民族。不过,他批准了波兰政治家亚历山大·维耶罗波维奇在波兰王国实行的“犹太人与其它公民享有同等权利”的政策(当然,这一政策不可能完全得到实行)。亚历山大三世是一个顽固的反动派,他严格遵循沙皇制度的格言“专制、正教、民族主义”。他企图把犹太人描绘成“杀害基督的凶手”以及斯拉夫民族和基督徒的压迫者,并以此扩大官方反犹主义为“民间反犹主义”。屠杀犹太人事实上已成为他和他儿子,尼古拉二世在位时期的国策。

在俄罗斯帝国后期,列宁对反犹主义的历史深恶痛绝,他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解释反犹主义的现象。按照列宁的说法,反犹主义“企图把工人和农民对剥削者的憎恨转嫁到犹太人身上”。他把反犹主义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认为反犹主义不过是沙皇利用宗教狂热维护其专制统治的政治把戏,犹太人成了社会矛盾激化的替罪羊。苏联官方坚持并继承了这一马列主义对反犹主义现象的经典阐述,斯大林在解释列宁的这段话时,把反犹主义称为“一种极端种族沙文主义”和“最危险的弱肉强食现象残余”。然而,这并没有避免1948年到1953年期间苏联政府对犹太裔知识分子的迫害。

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迫害犹太人的结束

列宁在他最早的一次全国性演说中宣称,在沙皇制度下受尽压迫的“犹太人已经被解放了”。十月革命后,列宁把自己发表过的全国性演说《对犹太人卑鄙地诽谤》记录在了留声机唱片里。这篇演说没有被任何俄国报纸登载,甚至没有在民众中流传;当时,全俄只有几千人拥有留声机。列宁正式宣布俄国无产阶级获得了全面的自由,并以官方的名义废除了犹太人“住区”。

这些措施,连同大量犹太人参加布尔什维克党这一事实,使共产党在对抗白匪军的俄国内战中被敌人攻击为“一群犹太强盗”;犹太人成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人数最多的群体,俄罗斯人反而成了少数。

苏联在“五年计划”期间实行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政策造成了社会思潮的自由化,反犹主义失去了市场。在斯大林重工业化政策实施前,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本身并不了解犹太人。然而,由于斯大林的强制工业化和城市化政策,大量农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一起,离开小城镇和乡村,移居大城市。这使得苏联人有机会密切接触或深入了解犹太人,许多人彻底识破了沙皇制度下关于犹太人的谎言,例如称他们为“杀害基督的寄生虫”。

1936年,苏联共产党的宣传喉舌《真理报》还刊登了一篇揭露反犹主义罪恶本质的文章。文章说:“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沙文主义是人类蛮荒年代丛林法则的残余...它为剥削者服务...防止资本主义制度被工人阶级打碎;反犹主义,一种完全违背苏维埃制度的现象,在苏联已被消灭。”

犹太人和布尔什维主义

布尔什维克党的许多成员都是犹太人,尤其在党的领导层。由于俄罗斯帝国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压迫,因此推翻沙皇制度的口号吸引了许多犹太裔知识分子。基于同样的原因,其它许多非俄罗斯民族,特别是拉脱维亚人和波兰人,也在党的领导层中占据了似乎过多的席位。对此,沙皇秘密警察组织“安全局”便把反犹主义和排外主义当成破坏布尔什维克党高层组织的武器。

一些犹太裔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以及他们推进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特别是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使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误认为共产主义就是满足犹太人利益的政治观点。在德国,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利用这一荒谬的理论炮制了假象中的“犹太—布尔什维克阴谋”。甚至在今天,许多反犹主义者依然把犹太教和共产主义思想联系起来。然而,整个种族或宗教群体都必须为某些事件负责的观念已经没有多少人接受了。布尔什维克似乎更倾向于无神论和国际主义,更乐意把广大的工人阶级,无论他们属于什么种族、信仰什么宗教,团结在自己的身边。

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犹太“老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非犹太人同志都被斯大林清洗了。然而,由于斯大林在1953年的突然去世,因此,在筹备对“医生案”的审判期间,他为什么会批判“无家可归的世界主义者”(对犹太人的委婉称呼)至今仍令人难以理解。

尽管在布尔什维克党中有数量可观的犹太人,但它的政治对手孟什维克中的犹太人比重更高。不过,大部分俄国犹太人不属于任何政党。

融入苏联社会

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主题从《莫罗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到反犹太复国主义,苏联终于确认(至少名义上)“不论社会地位、性别、种族、宗教还是民族,每个公民一律平等”。纳粹大屠杀之前的几十年是俄国犹太人大变革的时期。“犹太人住区”到处是可怕的贫困。这些犹太人限制区是凯瑟琳大帝(叶卡婕琳娜女皇)征服波兰大片领土(以犹太居民为主)后指定的。按照1921年苏波《里加和平条约》,前“犹太人住区”居民有权选择自己更喜欢的国家。40%的人选择移居“大俄罗斯”境内各大城市。然而,还是有许多人选择了波兰。几十万犹太人不顾共产主义天堂的美好前景和苏俄被犹太人统治的现实,加入了波兰国籍。

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隙,向“大俄罗斯”的移民非但使苏联犹太人在斯大林主义下过上了相对舒适的城市生活,无意间还拯救了不计其数的苏联犹太人;纳粹德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了整个前“犹太人住区”——但距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依然有千里之遥。按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占领了前俄罗斯帝国的许多属地后,流放了大批当地人。这在许多非犹太人受害者看来是一种荒谬绝伦的背信弃义,但对几十万被流放的犹太人而言,他们得救了。不管这些人的生活条件有多么艰苦,纳粹德国统治下的犹太人命运要悲惨得多。

对比死于纳粹占领(和乌克兰卖国贼的暴行)下的200万苏联犹太人的命运,从“犹太人住区”移民至“大俄罗斯”的行为至少拯救了40%的前“住区”居民。从犹太小村庄向新兴工业化城市的迁徙同样使犹太人享受到了斯大林执政下生活条件的全面进步。随着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苏联犹太人成为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之一。

犹太人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国家的地位

拥有一百多个民族和部族的苏联是世界上民族成份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在它解体前,同样是200多万犹太人的祖国。犹太人是苏联第十一大民族(苏联把犹太人划分成了一个民族)。抛开血统差异,犹太人在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但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的犹太人大都已被同化,接受了俄语和俄国文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犹太人和鞑靼人或西伯利亚原住民一样,不是侨居苏俄的“外国人”。但是,这些没有故乡的犹太人却又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体系、意第绪语、排外的文化社团、犹太教会堂和犹太复国主义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群体。这一现象显然和苏联所理解的马列主义有所不同。马列主义认为犹太人的凝聚力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把犹太无产阶级和其它所有的犹太被压迫阶级紧紧地捆绑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大同主义思想认为犹太群体特征的消失和抛弃犹太教信仰是一个好现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允许犹太人成为独特的社会成员有违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苏联政府鼓励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乌兹别克人、鞑靼人和哈萨克人在内的全体苏联人把阶级特征看得高于民族特征。由于这些民族始终都有自己的家园和语言,因此苏联政府不承认这是一种民族同化和文化灭绝政策。虽然犹太人在过去依靠意第绪语团结在一起,但大部分人到斯大林时代晚期已经适应了俄罗斯语言和文化,并逐渐融入斯拉夫“异教徒”社会。

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准确地预言了这一社会趋势,但却错误地估计了这一趋势在短期内弱化犹太社团凝聚力的程度。卡尔·马克思以及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过阶级斗争以后,资本主义将不复存在,个人将超越自身条件限制和周围环境限制,在没有对抗和分化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博爱社会中获得完全的自由,这样,犹太人的群体特征也将消失。虽然从布尔什维克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俄国犹太社团由欧洲最孤立的犹太社团之一变成了欧洲最本地化的犹太社团之一,但其群体特征在任何条件下都没有消失过。

然而,苏联历史上的法律都把犹太人列为国家的“基本民族”之一,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意第绪语)和自己的自治州——一块贫瘠的、荒凉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西伯利亚土地。“犹太”这一名词也列入了苏联公民身份证的“民族”一栏里,用来表明犹太人的身份。把犹太人确定为一个民族的政策略微触犯犹太律法,并能使人联想到犹太复国主义。1976年,苏联刊物《党的生活》甚至显著地把犹太人列为独特的“民族”。然而,很多经历过纳粹大屠杀的犹太人反对把自己的身份定为“少数民族”(更恰当的做法是把犹太人定为“犹太教信徒”)。

压制犹太人工会和苏联的反犹太复国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反民族主义思想和反教权主义思想对苏联犹太人产生了双重影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任何民族主义或教权主义运动都是一种“社会倒退”,因此苏联犹太人是马克思主义暂时的受益者,长期的受害者。一方面,这一观念把犹太人从“专制、正教、民族主义”的沙皇宗教迫害中解放了出来。另一方面,这一观念又是犹太文化社团、犹太人工会、犹太人自治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严重威胁。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犹太人支部”以对抗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构筑犹太“无产阶级文化”。

虽然列宁主义强调“民族自决”,但它并没有使这个国家接受犹太复国主义。列宁主义依靠地域,而不是文化,来表述民族自决。这样,苏联少数民族虽然有了自己单独的州、自治区或共和国,但它们发展到后来都只具有象征意义。然而,犹太人并不符合这一理论模型;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犹太民族”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散居各地的犹太人连共同的农业经济基础都没有,就更不用提共同的地域了。马克思主义甚至不承认犹太人在宗教上和组织上的一致性;马克思把犹太人定义为一个“空想的民族”。

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其它因素同样导致了对犹太人的政治压制。犹太复国主义是著名的犹太人民族主义运动,它在斯大林时代遭到了压制,因为斯大林不能容忍非政府的或非共产党的组织存在;犹太人工会是早期的犹太人政治运动,它在列宁时代遭到了压制,因为列宁试图巩固布尔什维克党在所有左翼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影响。犹太人工会企图成为犹太裔工人中的唯一代表,这和列宁广泛团结各民族工人的原则是互相矛盾的。但这场冲突的结果显然比镇压犹太复国主义的结果要好得多,因为大部分犹太人工会成员都乐意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最终成为共产党员。然而,犹太人工会运动的残余势力还是在海外成立了三个分支;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犹太人工会在拉菲尔·阿布拉莫维奇的领导下继续存在于波兰,但更多流亡西方的前工会成员加入了孟什维克。压制犹太人工会是共产主义者反对民族主义的第一个例子,它使犹太人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代表自身利益的准军事组织。

列宁宣称自己忠于人类的平等与博爱事业,他把犹太复国主义唾弃为反动思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社会倒退”和犹太阶级调和论。事实上,反犹太复国主义一直被看成共产主义的原则之一,但纳粹大屠杀后,苏联出人意料地承认了以色列国。也许纳粹大屠杀使国际社会普遍对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了同情,从而使苏联不顾“民族主义就是社会倒退”这一原则,做出了妥协。其实,没有任何明确的理论条文可以解释苏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立场。

另外,犹太复国主义把苏联公民和西方人士联系了起来,这对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是十分危险的。苏联当局同样惧怕任何不受党和政府控制的、反马列主义的群众运动。

不过,在承认以色列之前,苏联确实已经准许了犹太人自治。比罗比詹,中国北部的西伯利亚居民点,被选为犹太人自治区域。理论上说,自从犹太人流亡世界各地后,这是第二块犹太人自治区域。第一块是“可汗扎利亚”(Khazaria,苏联西南部的一块广大地区),它现在虽然已不复存在,但一直激励着犹太人为争取自己的家园而奋斗。以比罗比詹为中心的“犹太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州”预示着苏联将在1947年接受以色列建国的事实,它表达了苏联人的美好愿望。

1947年,安德烈·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坚决支持建立犹太人国家的举动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代表都大为震惊。在辩论中,葛罗米柯说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犹太民族一直与巴勒斯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刚刚结束的那场世界大战中,犹太人遭受的苦难超过其他任何民族。惨遭纳粹刽子手屠杀的犹太人估计能达到大约600万之多。正因为这些原因,犹太民族一直在为建立自己的国家而奋斗,不承认他们的这一权利是不公平的。”苏联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做出的以巴分治决议,这直接促成了以色列国的建立。而英国在联大表决这一问题时投了弃权票。英国在纳粹大屠杀期间把大量犹太流亡者封锁在了“英属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苏联同样是25万从纳粹主义魔掌中逃出来的犹太人的避难所——尽管战争造成了苏联国内的混乱和严重的难民危机,但它还是比任何一个国家接收的犹太难民都多。

随着以色列和苏联的西方对手结盟以及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日益提高,苏联1947年的姿态很快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苏联和纳粹大屠杀

苏联官方认为纳粹大屠杀仅仅针对苏联公民,而不是对全体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例如,1943年从纳粹占领者手中解放基辅后,苏联成立了“特别国家委员会”(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Комиссия),调查纳粹的战争罪行。1943年12月25日,这个机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份报告。报告中包含(这份报告的副本依然被保存着)以下字句:

“希特勒匪徒屠杀了大量犹太人。1941年9月29日,他们宣布,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带着自己的档案、现金和贵重物品去梅尼可夫和多克特列夫大街的拐角处报道。屠夫们把他们赶到巴比谷,抢走了他们的财物,随后把他们赶尽杀绝。”

但官方审查后的版本是:

“希特勒匪徒把数以千计的市民带到梅尼可夫和多克特列夫大街的拐角处。屠夫们把他们赶到巴比谷,抢走了他们的财物,随后把他们赶尽杀绝。”

斯大林和反犹主义

斯大林的官方立场反映在他给犹太通讯社写的一封信中:《反犹主义:答美国犹太通讯社记者问》,1931年1月12日:

回答你们的问题: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沙文主义是蛮荒年代反人类特征的残余。反犹主义,作为种族沙文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是最可怕的蛮荒年代残余。

反犹主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剥削者转移劳动人民斗对象的避雷针。反犹主义对劳动人民而言是危险的,因为这是一条偏离正轨的歧途,会把劳动人民带入布满荆棘的丛林。因此,共产主义者作为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必须成为反犹主义不可调和的阶级敌人。

在苏联,反犹主义作为和苏维埃制度为敌的现象,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按照苏联法律规范,反犹主义者应被判处死刑。(来源:《斯大林文集》,第13卷,1930年7月—1934年1月,莫斯科:外语出版社,1955年版,第30页)

尽管官方坚持反对反犹主义的立场,但苏联还是被指责为一个反犹主义国家,因为它和纳粹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大量犹太人在“大清洗”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对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社团的敌视、有案可查的斯大林反犹太人倾向、拒绝批准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以及苏联对阿拉伯人的偏袒性支持。在西方人眼里,凡此种种都成为了苏联历史上的污点。

例如,《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人们对苏联的犹太人立场产生怀疑。一方面,条约默认了希特勒可以自由进入波兰——这一当时世界上犹太人比重最大的国家。但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条约是不可能遏制纳粹主义的野心的,既然苏联无法在1939年战胜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敌,那么条约的签订便为苏联赢得了战争的准备时间。

在西方,“大清洗”也通常被政治家们描绘成反犹主义的一部分,但他们回避了斯大林发起这一运动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在“大清洗”前后遇难的很多知名人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都是犹太人。

然而,斯大林也把许多非犹太人当成了自己的假想敌——例如,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并对他们残酷迫害,因此,换句话说,“大清洗”仅仅是一场政治清党运动。“大清洗”运动中很多犹太裔老布尔什维克被杀害的事实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犹太人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最大的群体,俄罗斯人反而不占多数,也反映出布尔什维克党员里犹太人的比重非常高。

另外,一些犹太裔斯大林主义者倒幸存了下来。例如,斯大林没有清洗掉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卡冈诺维奇是斯大林忠实的拥护者。早在20世纪20年代,在塔什干工作出色的他就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卡冈诺维奇帮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战胜了基洛夫,并在20世纪30年代亲自参与了那场消灭政敌的残酷运动。卡冈诺维奇对斯大林的忠诚一直延续到斯大林逝世。由于反对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政策,他和莫洛托夫一起于1957年被开除党籍。

统计数据或偶尔的特例都不足以为斯大林及其党羽的反犹太裔布尔什维克行径辩解。据说,斯大林看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工保罗斯扮演的季诺维也夫临死前在地上一边打滚一边喊“哦,以色列的上帝将听到我的哭泣”时,笑得直不起腰。维辛斯基是当时所有公开审判的重大案件的总检察官。他有一次也对一个叫罗森高尔兹的被告极尽羞辱之词。这个人在被捕时被发现在上衣隔层里藏着他妻子缝进去的一本希伯来通行证。尽管这些事例都不能说明斯大林是因为反犹主义而迫害他的同志们的——他有更充分和更合理的证据来置于他们死地——但的确反映出反犹主义在苏联是多么得根深蒂固。

另一方面,所谓的“1953年医生案”显然是一次故意的反犹主义举动:斯大林的目标直指“腐朽的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而没有像往常那样冠以“世界主义者”的委婉称呼。然而,斯大林在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爆发前就去世了。很多历史学家指出,如果在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没有去世,那么“医生案”就是大量苏联犹太人被发配到比罗比詹的开始。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府宣布“医生案”是一次骗局。

更早一些,在1948年1月,莫斯科意第绪国立剧院演员兼导演、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所罗门·米霍埃尔斯死于一起疑团重重的车祸。在反对“无家可归的世界主义者”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大批杰出的犹太知识分子被捕,犹太文化遭到压制。至少有13位杰出的意第绪语作家在1952年8月23日被处死,他们当中包括佩雷兹·马基什、莱布·克维特柯、大卫·霍夫斯坦、伊奇克·费弗、大卫·别尔格尔逊、德尔·尼斯特等人。后人称这一夜为“被处死的诗人之夜”(“Ночь казненных поэтов”)。在1955年的联合国大会上,苏联官员依然拒绝解释他们“失踪”的原因。

与其说这些事件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更不如说它们反映出斯大林是一个偏执狂——这些事件在斯大林在世时没有人察觉,但他死后,逐渐被人公开。

后斯大林时代

1956年4月,华沙的意第绪语报纸《Folkshtimme》公布了一份纳粹大屠杀前后非正常死亡的苏联犹太人名单。世界舆论要求苏联领导人对此做出解释,并开始打听关于目前犹太教育体制和犹太文化的情况。这份名单同样促使一群犹太世界的知名人士公开要求苏联领导人澄清事实。由于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他们对这个问题越来越关注。在西方,苏联犹太人的命运俨然成了一个主要的人权问题。

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冷战

苏联在1947年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计划的决议上了赞成票,并在1948年5月承认了在那里成立的以色列国,随后它还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援助(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不顾武器禁令),帮助它抵抗五个阿拉伯国家的进攻。许多苏联犹太人同情并支持以色列,愿意为以色列提供帮助,甚至志愿去巴勒斯坦保卫以色列,这些人后来被看成苏联的“第五纵队”。

到1948年底,苏联在阿以冲突中转变了立场,开始支持阿拉伯人的反以斗争,开始仅仅是政治上的,后来也发展为军事上的;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

由于以色列越来越露骨地表现出希望和西方结盟的姿态,以及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者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同情,因此,冷战时期的苏联把犹太人看成潜在的叛国者和安全隐患。此外,除了一些象征性的犹太人会堂以外,共产党高层解散了所有的犹太人组织。即便是那些犹太人会堂,也始终处于警察公开地或秘密地监视下。

与此同时,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普通的苏联犹太人常常遭到歧视,例如,他们不能被某些社团或协会收为会员、不能从事某些工作、不能参加政府、有时会受到秘密警察的“特别照顾”,甚至使用与众不同的犹太人名字也会被人嘲笑。苏联媒体也通常忌讳使用“犹太”一词。

融入苏联社会和文化凝聚力的减弱

虽然苏维埃社会主义没有消灭犹太人的身份,但仍然减弱了犹太人的文化凝聚力。尽管没有共同的家园,但意第绪语、犹太剧院、犹太学校、犹太教会堂和犹太复国主义还是把苏联犹太人团结在了一起;不过,这并不是苏联社会日趋世俗化的结果。定期关闭一批犹太教会堂、把犹太人口和所在社区捆绑在一起的中央管理机构和其它的一些犹太文化社团,例如剧院和学校等,都受到苏联意识形态中平等主义思想的指挥。为了把苏联建设成一个现代化、世俗化的国家,苏维埃政权不仅仅对犹太教和犹太文化,对其它宗教也同样采取了压制政策。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对基督徒和穆斯林的限制放宽了,但对犹太教依然采取高压政策。尽管犹太人的世俗化趋势和其他异教徒的世俗化趋势是同步的,但这一趋势对犹太文化生存的威胁似乎更严重一些。苏联的世俗化、意第绪语的逐渐消亡,和对其它犹太排外文化的限制都预示着犹太人将被同化,威胁着犹太文化的生存。其实,苏维埃制度本身就在不断地吸收和抛弃犹太特征。列昂·托洛茨基、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卡尔·马克思,也许还有尤里·安德罗波夫等,这些深刻影响苏维埃制度发展的左翼人士都是犹太人。此外,斯大林女儿的孩子拥有一半犹太人血统。由于他们的母亲不是犹太人,因此按照犹太律法,他们也不是完全的犹太人。

苏联解体和移居以色列

由于苏联反对国内犹太人向以色列的大规模移民,因此苏联在承认以色列不久,再一次把反犹太复国主义提了出来。而且这一政策适用于全体苏联公民。苏联清楚地意识到,犹太人口的流失意味着苏联将失去最优秀的医师、教育家、技术工人、工厂管理者、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其他一切相关国家安全的科学工作者。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过去欧洲最贫穷、最孤立、最“落后”的俄罗斯犹太人在斯大林时代逐渐融入了俄国社会,变成了苏联人口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之一。其实,苏联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背后的真实原因是对以色列的敌视、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残余和害怕(不是无根据的)一旦一个民族群体抛弃社会主义信仰,其它民族也会紧随其后。

有记录显示,在1989年,有71000名犹太人被获准离开苏联,但他们中只有12117人移居以色列,因为大部分苏联人对这个陌生的国家都知之甚少。随着苏联的解体,有超过100万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其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反而给国内少数民族,尤其是犹太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苏维埃高压制度的垮台使俄罗斯的反犹主义传统死灰复燃。反犹主义运动的急先锋是具有一半犹太人血统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弗拉季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前苏联地区的大规模反犹主义浪潮并没有爆发。

反犹主义在今天的俄罗斯

反犹太复国主义,这一在很多方面都与反犹主义十分类似的思潮在前苏联地区愈演愈烈。随着前苏联各国的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反犹主义声明、反犹主义演说和反犹主义文章在当地也越来越普遍。犹太“反诽谤联盟”为此在前苏联各国还出版了许多关于当前反犹主义新纳粹组织的调研报告。

国家杜马代表奥列格·马什谦柯最近在一次记者访谈中再次鼓吹了“犹太阴谋论”。他说:“美国最近发动的一系列战争最终将演变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它并没有意识到它的举动其实正符合犹太复国主义的秩序。俄罗斯人民和其它各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之于犹太复国主义就像德国人之于法西斯主义一样。当然,你不能说所有的德国居民都是法西斯主义者,但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确比法西斯主义可怕十倍、百倍、千倍。”最后,他把犹太复国主义总结为“持续了几百年的世界霸权主义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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