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协定》签订纪实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凌晨,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国家领导人签订了一项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达成这一协定的是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他们毫无顾忌地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排除在外。这项协定以他们举行会议的城市名字命名,在历史上称为《慕尼黑协定》。

希特勒向东扩张的起点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下午,柏林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德国未来的政策。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国家元首希特勒外,其他成员大都是军人。有作战部长勃洛姆堡元帅、陆军总司令弗立契上将、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上将、空军总司令戈林上将,此外就是外交部长牛赖特。这个时候,希特勒忠实的外交部长,香槟酒商人出身的里宾特洛甫还没有上任。

此时,纳粹上台已有五年时间。希特勒认为,在这五年中,德国的实力和军备都已经取得了在欧洲大陆的领先地位。但是,德国的未来不能靠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方法,也不能用增加在世界工商业中份额的办法来保证,关键是地域问题,是争取德国“生存空间”的问题。因此,解决的方法就是要扩张德意志帝国的疆界。

会议的结论是,扩张的第一步就要立即调整大德意志帝国,使其扩张到中欧。从那里,德国就能够取得粮食供应、原料和人力,作为进一步向东——向波兰和乌克兰富饶的土地进行军事远征的准备。因此必须把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弄到手,作为更大征服的前提。

一九三八年三月,奥地利被吞并,成为德国的一个省。

奥地利是在希特勒的武力威胁下被吞并的。同时,这个吞并过程又是以不发一枪的所谓“和平”方式完成的。对奥地利的吞并使德国的领土扩大了百分之十七,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十,工业生产能力提高了百分之四~五,播种面积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德国也因此控制了中欧的战略要地,并且可以在公路、航运、铁路各方面对整个西南欧的交通进行军事上、经济上的控制,形成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战略包围。希特勒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而英、法、美对此除了故做姿态的虚弱抗议之外无所作为。到四月初,英、法、美相继承认了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撤回了驻奥地利使馆而代之以驻维也纳领事馆。

软弱的国际反应鼓励了希特勒的野心,他把扩张的下一个目标直指捷克斯洛伐克。而且,希特勒早已选定就拿苏台德地区日耳曼少数民族问题开刀。

捷克斯洛伐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奥匈帝国的基础上新生的国家。根据《凡尔赛和约》,战前的奥匈帝国被六个国家所继承,除奥地利和匈牙利以外,还有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此外,意大利和波兰也从原奥匈帝国得到了一部分领土。

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一千四百多万人口中,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共有九百五十多万。此外,国内还有五百多万少数民族,其中又以日耳曼民族为主。当时,捷克境内的日耳曼人大约三百五十多万,集中居住在捷西部与德国接壤的苏台德区。

苏台德地区位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的边境,是一个浅山区,这里以及周围的山区在对德防御上有一定的意义,同时也是捷克久已经营的对德小马其诺防线的一部分。

虽然苏台德区居住着近三百万讲德语的日耳曼人,但在巴黎和会上,捷克斯洛伐克的创始人,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和当时的外长贝奈斯〔慕尼黑协定签订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还是坚持认为,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需要一道天然的山脉边界作为防御之用,而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已形成了一个不应拆散的历史的和经济的单位。况且,他们还强调,由于在许多地区捷克斯洛伐克人和日耳曼人都杂居在一起,所以不能按照明确的语言界限来划分边界。就这样,马萨里克和贝奈斯赢了这一个回合,将苏台德区划归捷克。而在得到苏台德区的同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必须正视这一地区复杂的“少数民族”问题。

当然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的日耳曼人除了在历史上曾经作过神圣罗马帝国的臣民之外,从来没有处于德意志帝国的统治之下。但是,领土的变更仍然使他们日耳曼民族属性的认同感受到了冲击。毕竟与以日耳曼人为主体的奥匈帝国不同,在捷克斯洛伐克,他们成了少数民族!但是,即使这样,在捷克斯洛伐克历史的头十五年,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还是很少制造麻烦的。他们也确实得到了比中东欧其他少数民族较好的待遇。与其他国家里的少数民族的情况相比,他们的不满情绪是较少的。但是,自从希特勒上台以后,这种不满的情绪马上就被煽动发展起来。他们以苏台德德意志人党为代表,领导人就是康拉德·汉莱因。从一九三三年起,苏台德德意志人党就开始和德国纳粹党保持联系。并且接受德国纳粹党的经费。

到一九三八年的前后,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看起来就更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党,而汉莱因也更像一个苏台德地区的“小元首”。就在一九三八年的三月,在苏台德区举行的庆祝奥地利并入德国的游行中,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的党徒们拥向汉莱因的座车,为的就是哪怕摸一摸车门把手或是车的脚踏板,或抓住他的雨衣或亲他的手。这种场面,向来只是在德国元首经过时才会出现。

很显然,苏台德德意志人党和汉莱因是把纳粹德国作为所有日耳曼人的保护者,而抛弃了对所在国捷克斯洛伐克的认同。同时,在柏林面前,则又把自己打扮成捷克境内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卫士,并继而提出了苏台德日耳曼人自治的要求。这一点正好和希特勒的扩张政策合拍,为希特勒吞并捷克提供了最好的借口。

元首需要一个契机在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奥地利之后,希特勒将目光对准了捷克斯洛伐克。但元首需要一个由苏台德人自己发端的契机来执行自己的计划。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的领导人汉莱因被召到柏林,希特勒接见了他,就在这次会见中,希特勒和汉莱因讨论了新行动的基础。希特勒说,德意志人党现在必须认识到它已经获得了一个有七千五百万人的民族〔指德国的日耳曼民族〕的支持,七千五百万人不能容忍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继续压迫苏台德区的日耳曼人。因此,党〔指德意志人党〕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并且要在伟大的解放戏剧中演好自己的角色。党的任务是向布拉格政府提出必要的要求,保证党获得它所向往的特权。

心领神会的汉莱因回到他在阿舍的总部后,马上拒绝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关于少数民族条例的建议。

四月二十四日,他在卡尔斯巴德(现卡罗维发利)提出了苏台德地区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合理要求”——卡尔斯巴德纲领。这个纲领不仅包括了苏台德区德意志人自治的苛刻条件,而且为进一步向捷提出领土要求打下了基础。它的要点主要包括:不承认德意志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数民族地位,要求德意志人和捷克人完全平等;通过立法在苏台德地区建立一个德意志区,实行完全自治;德意志区全部官职由德意志人担任;结束苏台德德意志人自一九一八年以来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释放纳粹政治犯等等。而且,汉莱因还在以后的讲话中表示,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完全改变其与法苏结盟的对外政策,废除它同法国、苏联所签订的盟约,转而完全依附于德国。汉莱因明确提出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必须完全改变其对外政策”。因为他认为“捷克迄今为止的外交政策已把该国置于与日耳曼民族为敌的地位。”

对于元首来说,这些“合理要求”是由捷克斯洛伐克日耳曼少数民族自己提出的而不是由德国直接提出来。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一旦布拉格政府拒绝这些要求,他就成功了。他就可以以“所有日耳曼人的保护者”的身份出现,他就可以达到既定目标。事实也正是这样发展的。

但是,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来说,它是无法同意这样的纲领的,哪怕是作为谈判的基础。正如一个研究慕尼黑协定的专家所评价的:任何政府都不会心甘情愿地欢迎特洛伊木马进入它的城内,而且还要喂它草料。

布拉格在苏台德区德意志人自治的问题上所能作出的让步不能使柏林满意,这是希特勒早已预料到了的。何况他的野心也决不仅限于苏台德区。因此,在三月末苏台德区的问题首次冒出来之后,德国就一直没有放弃对捷克进行军事占领的决心和准备。

而且,从五月以后,希特勒在德、捷两国边境集结军队的意图和行动都日益明显和加强,中欧的局势紧张起来。

中欧的紧张局势使英、法领导人如坐针毡。

纸面上的安全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惠勒·贝内特在其著作《慕尼黑——悲剧的序幕》一书中写到: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得到过用白纸黑字写着的、不受侵略的保护,比一九三八年春天的捷克斯洛伐克在纸上得到的保护更完整,更牢靠的了。

贝内特在他的书中还曾评论道: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事实上间接证明了“条约迷”的荒谬。他说,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些年代,“条约迷”把欧洲折磨得够苦的了,一旦条约和大国的压倒一切的其他利益相冲突时,条约的神圣性就荡然无存。捷克问题的结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捷克斯洛伐克是中欧地区工业相对发达的国家,但面对强邻并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自我保护。只好把国家的安全寄托在集体安全体系之上。为此,捷克斯洛伐克的设计者和建筑师马萨里克和贝奈斯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呕心沥血,精心筹划,为捷克斯洛伐克在战后国际安全体制中寻找最佳的立足点。通过一系列“条约”为国家构筑安全的堡垒。

但是,客观地说,正是在他们寄予厚望的盟国的帮助下,希特勒德国埋葬了他们的祖国。从这一点上看,这更是一场悲剧。

捷克斯洛伐克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根据国联公约第16条的规定,当它在受到武力威胁时,无论威胁来自何方,都将得到国联及其成员国全面、充分援助的保证。其中包括英国和法国。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签订了《法捷互助条约》。条约规定:如捷克斯洛伐克或法国和德国之间为维持普遍和平所缔结的保证不能履行而遭受损害时,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按照国际联盟盟约第十六条行事,相互约定彼此立刻给予支援和协助。

一九三五年五月,捷克斯洛伐克又和苏联签订了一项类似的条约——《苏捷互助条约》。根据这项条约,一旦法、捷根据条约采取行动时,苏联有义务援助捷克。但是,条约同时又规定,只有在法国对捷履行义务时,苏捷才有义务互相支援。这后一个条件是捷克提出的,主要是怕影响它与英、法两国的关系。

为了支持《法捷互助条约》和《苏捷互助条约》的执行,法国还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和苏联签订了《法苏互助条约》。目的就在于完成一项包括东北欧各国,即苏联、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苏联邻近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在内的安全协定。两国都保证向遭受德国侵略的上述国家之一给予援助。

作为英、法、意、德、比、波、捷七国一九二五年十月签订的《洛加诺公约》的一部分,捷、德两国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仲裁条约。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德国仍受这一条约的约束。《洛迦诺公约》就曾明确规定,要求英国帮助法国和比利时抵抗任何无端的进攻。

而且,面对德国的威胁,捷克斯洛伐克还是有所预见并作了大量的防御性工作和一系列安全保障相衔接。在与德国交界的地区,他们的防御工事就搞得很出色。在那里,他们在法国人的帮助下,模仿法国的样式修筑了一道小型马其诺防线。捷克中央参谋部深信,借助这一纵深的防御工事,他们装备精良的四十个师能顶住德国的进攻至少可达六个星期之久。他们希望到那个时候,法国和苏联可以依照互助条约的规定在西面和东面与侵略者交起手来。他们希望从盟国那里得到条约规定的保障,这并不过分。

遗憾的是无论条约还是盟国都没有给捷克真正带来安全保障。除了苏联以外,没有一个国家在这场紧张局势中真正明确表示并认真准备在事件发生时会给捷克以应有的援助,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为一个小国的利益大动干戈。在苏台德危机爆发后,苏联向捷克提出,即使法国不援助捷克,苏联也准备履行自己的条约义务,捷克最终并未接受。贝奈斯之所以决定接受慕尼黑的条款而不想单独战斗或是在苏联作为唯一盟国的情况下进行战斗,主要是因为他不愿意使他的国家遭受对德战争所造成的大量死亡和破坏,并且认为,如果苏联参战,“西方会认为我们是使中欧布尔什维克化的工具”,并“会在一场德苏战争中撒手不管”。

还有三月末的时候,当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刚刚过去一个多星期,苏台德区的问题刚冒出头来,法国和英国政府之间就对此进行了磋商。两国的态度是一致的。

当然,法国在理论上表示他们准备保卫捷克斯洛伐克以示尊重他们的条约义务。

但是,在实际上他们却根本没有作好应战的准备。这一点是法国军事首脑明确指出来的。他们曾经严肃地警告说,法军的主要力量和多数资源都放在沿法国东北部边境的马奇诺防线上。它并不具备在自己国境之外进行一场战争的条件。这当然是法国防御性战略决策的结果。

英国人不像法国人,他们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没有明确的条约义务。而且,他们也根本不想打仗,不想在中欧地区为了一个遥远小国的利益打仗。张伯伦反对一切可能不由英国政府自主作出的参战决定,对可能将英国拖入战争的中欧动荡局势甚为恐惧,所以,当他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及其同僚们进行磋商的时候,就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了。

这就是为苏台德危机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法。为此不惜采取妥协与绥靖的政策。

一九三八年四月,达拉第前往英国与张伯伦磋商。张伯伦对达拉第说,英国是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的,并劝法国也这样做。

张伯伦和达拉第说什么希特勒的全部要求,只不过是为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同胞“申张正义”而已。张伯伦还说:“希特勒要求的是民族自决,而不是征服”。

两国商定,由英国政府出面警告德国“充分了解到自己所作所为的危险性”,同时,两国政府又在布拉格采取联合外交行动,促使捷政府向德国作出更大的让步。为此,一方面英法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卷入军事冲突,另一方面,在五月七日,两国驻捷公使正式要求捷政府与苏台德德意志人达成“全面的持久的解决方法”。

在“和平解决”原则与妥协和绥靖方针之下,在希特勒、张伯伦、达拉第以及墨索里尼的手中,从三月到九月,围绕苏台德区的问题,中欧局势几起几落。

希特勒丢面子与贝奈斯丢人

春天来了,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而英国和法国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压力却一天比一天沉重。他们要捷克斯洛伐克给予苏台德日耳曼人以范围极广的让步。

在内外的压力之下,布拉格宣布赦免了一千二百名纳粹政治犯,同时,在苏台德区允许汉莱因实行选举、扩大德意志族的权利等政策。但是,在柏林的授意下,汉莱因以政府拒绝苏台德区完全自治为由,于五月十九日突然中断了同捷克政府的谈判。同一天,德国报纸报道了军队调动的消息,德军四个摩托化师已在捷克边界集结,并且做好了袭击波希米亚的全面准备。

德国不顾英国三番五次地劝告,要用武力和武力威胁解决苏台德问题,不惜破坏欧洲的稳定,这引起了英法的极度不安。英法决定对德国施加压力和影响,以迫使德国在英法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行事。也就是说要通过妥协,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因此,在以后的四十八小时内,欧洲出现了一九一四年八月以后最繁忙的外交活动和最紧张的军事准备,是英、法、苏和捷克团结一致抵抗德国侵略的最后一次表现。

面对德国的挑衅,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于五月二十日发布“部分动员令”,征召后备役人员和某些技术人员入伍。

五月二十一日,法国外长发表谈话指出,如果德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将履行《法捷互助条约》的义务。

同一天,英国驻德国大使也对德国外长表明,如果法国履行《法捷条约》的义务,英国政府不能保证在事件的压力下不会介入。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说得更加干脆:“德捷战争就意味着法德战争,因而也许或迟或早成为英德战争。”

在五月危机以及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苏联政府也多次发表声明,要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一起采取一切措施以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甚至公开声明:“互条约不禁止每一方提出援助,无须等待法国”。

捷德边境的对峙引起的国际紧张局势,形成了所谓的“五月危机”。

在这次危机中,英、法、捷、苏虽然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但是在抵制德国采用武力威胁一个小国、破坏整个欧洲的和平与稳定这一点上,有着某种共同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的顾问们一致认为有必要实行政治退却。他们警告元首说,德国军事机器能够在不遇抵抗的情况下进军奥地利,但其准备状况却不足以在两条并且可能是三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在多方的压力下,希特勒又羞又恼地发布了命令。

五月二十三日,希特勒指示外交部告诉捷克斯洛伐克公使,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侵略意图,德军在德捷边界集结的传闻“毫无根据”。二十六日,汉莱因奉希特勒之命恢复了同捷政府的谈判。五月危机得以暂时缓和。

但是在德国,希特勒一怒之下隐居了起来。他有一个星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

希特勒的报复心理使他把丢人的起因和责任紧扣在贝奈斯和捷克斯洛伐克人身上。

因为如果布拉格政府不进行动员,法、苏就不会支持他们,英国也就不会发出那个模棱两可的警告。他感到不快,必须让贝奈斯和捷克斯洛伐克人为此而受到惩罚,感受他的报复的全部分量。

五月危机中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立场和英、法、苏不同程度的对德强硬态度以及危机最终得到缓解的结果都表明,面对法西斯的侵略,只要有关国家携手合作,坚决抵抗,采取坚定的集体安全立场,侵略行为是可以制止的,和平是可以维护的。

但是,英、法在五月危机中所表现的较强硬的立场并不意味着它们放弃了既定的绥靖战略。他们的目的仍是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和平”。因此,到七月二十六日,张伯伦派沃尔特·伦西曼勋爵以“非官方身份”赴捷“调查”并充当苏台德德意志人党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调解人”,为英法“普遍的绥靖”政策开辟道路。

伦西曼奔走于苏台德和布拉格之间,不断胁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企图以肢解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达成英德妥协。

在压力下,为了赢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贝奈斯总统准备作出一个最后的让步。

于是,九月四日,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的领袖孔德和西伯科夫斯基被召到赫拉德欣宫,受到了贝奈斯总统的温和而镇静的接待。

贝奈斯不说任何开场白就把一张白纸推到他们面前,说:“请把你们党关于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全部要求写下来。我预先答应你们,我会立即满足这些要求。”

孔德好像挨了雷击,难以置信地盯着总统。而西伯科夫斯基则生气地坐在那儿,一声不吭。

“来吧,真的。写啊!”总统说。

苏台德领袖们依旧不愿意动手写。他们坐立不安。这同他们期望从这次会见中得到的截然不同。他们原来准备遇到的是不妥协。

“好吧,如果你们不愿意写,我来写。”总统说,“要写什么,你们告诉我。”

他把那张白纸拉到自己面前,拧开他的自来水笔,坐着等他们。

这样,在苏台德德意志人党领袖的口授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写下了后来成为“第四号计划”的东西。然后,他签署了抄本,把它交给了孔德和西伯科夫斯基。

除了拒不接受捷克斯洛伐克应该扭转其外交政策这一要求外,“第四号计划”确实体现了“卡尔斯巴德纲领”的几乎所有八点,包括要在一个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中为一部分居民建立一个法西斯的政权这一点。

见奈斯总统把“第四号计划”交给伦西曼勋爵的时候,在一份随文附送的照会中说得非常清楚,这些最后的让步是他以及他的政府在英、法外交代表的直接压力下作出的。但是,他的看法是:“由于柏林政府的众所周知的计划以及汉莱因党的目标”,甚至这项建议德国人也不见得会接受。

果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他们高到极点的要求做出了无条件的让步,使苏台德阵营惊恐万状。

“天哪!他们把什么都给了我们了!”九月五日,当“第四号计划”在党的秘密会议上宣读的时候,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的副头目卡尔·弗兰克大惊失色地喊道。

立即,详情被用电话报告给了在阿舍的汉莱因。汉莱因也发现这种情况丝毫也不合他的胃口,于是不等文本送到,他就于第二天清晨前往德国。并且,他发现在柏林和苏台德的情况一样,也对捷克的投降普遍感到惊恐万状。

好在有一棵救命的稻草被及时地抓住了。九月七日清晨,在莫劳斯卡-奥斯拉瓦的一次游行示威中,据说一个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的代表被一名捷克骑警用马鞭抽打了。

这就足以作为借口,全面中断同捷政府进行的谈判,在苏台德区煽起了民众骚动。直到九月十五日,苏台德区的肉博战才平定下来。

开始于六月二十三日的谈判就这样以苏台德德意志人党对他们自己的胜利成果突然感到惊慌而告终,而这一胜利是在伦西曼勋爵和英、法政府极其热烈的支持下得到的。

于是,贝奈斯总统在九月七日的《泰晤土报》上读到了这样一项建议,要捷克斯洛伐克再作牺牲,牺牲的规模是连苏台德德意志人党本身都从未提出过的,即割让领土给德国。

从伯希特斯加登到哥德斯堡再到慕尼黑

英、法的绥靖主义者是早已决定不惜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来避免与德国冲突了。

九月十三日,法国内阁开会讨论形势,认为法国不能冒与德国武装冲突的危险,他们宁肯把防止战争的担子都推给英国。达拉第亲自约见了英国大使,吁请英国首相火速同希特勒谈判。

希特勒接受了张伯伦关于立即商谈,“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的要求,地点就选择在伯希特斯加登希特勒的别墅。

元首甚至傲慢地不肯在德国境内选择一个距离伦敦较近的地点。而张伯伦也毫无怨言地以六十九岁高龄第一次长途乘坐飞机,历时三个小时于十五日到达伯希特斯加登。并且从这里带回了希特勒要求的、按照民族自决使苏台德德意志人地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的基本原则。

张伯伦返抵伦敦后,立即同法国政府共同起草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最后通牒条款,并于九月十九日送至捷克斯洛伐克政府。

最后通牒声称,捷克斯洛伐克如果不立即把主要是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割让给德国,“和平的维护和捷克斯洛伐克切身利益的安全,便不可能获得切实的保障”。

英、法政府表示,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后,它们同意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新疆界的国际保证。但同时,他们也直接威胁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不改变态度,法国“将不履行它的条约义务”,英国也将“置身事外”。

无可奈何之下,九月二十一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照会英、法政府,声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为时势所迫,不得不对这种毫无商量余地的劝告表示让步,只好以沉痛的心情接受法、英两国的建议”。

见奈斯总统在向国民演讲时悲愤地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们被抛弃了。”

第二天,张伯伦就带着以此为基础的英、法两国建议,再次飞到德国,在哥德斯堡和希特勒第二次会谈。但是,希特勒给他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希特勒说:“我极其抱歉,所有这一切已经不再有用了。”他接着提出了新的要求:德意志族占居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地区,由德国进行军事占领,德意志族不占居民多数的地区,应由“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同时还要捷克斯洛伐克满足匈牙利和波兰所提出的领土要求。

张伯伦不能不对希特勒的出尔反尔、贪婪蛮横感到震惊和气愤,他尤其害怕德捷冲突会把英法卷入战争,并且担心他以个人名誉担保要维护和平的努力失败。因此他答应把希特勒的新的苛刻条件转交给捷克斯洛伐克政府。

从伯希特斯加登到哥德斯堡,希特勒步步进逼。他的贪婪、讹诈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强烈反应。

捷克斯洛伐克全国掀起了抗议的浪潮,要求政府抵抗侵略。二十五日,捷克斯洛伐克驻英公使向英国首相递交了拒绝照会,随后发布了动员令。

苏联政府在九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多次声明,苏联将按照互助条约的规定承担义务,对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有效的援助。为此,苏联在西部集结了三十个步兵师,并且命令空军和坦克部队进入战备状态。

二十五日,法国政府宣布,如果捷克斯洛伐克遭到攻击,法国将履行法捷条约的义务向捷提供援助,并于二十七日宣布部分动员。

在国内外反对意见的压力下,张伯伦也不得不向希特勒发出“警告”:“法国政府已经通知我们,如果捷克人拒绝那份备忘录,而且德国向捷克斯洛伐克进攻,他们就要履行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要是法国军队因此而转为与德国交战,我们觉得有义务支援他们。”

欧洲的局势又紧张起来。

在紧张之中,希特勒一方面对捷克斯洛伐克及其领导人大肆攻击、谩骂和威胁,并且蛮横地限定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必须在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时以前接受德国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别有用心地对英法摇动橄榄枝,声称德国并不希望和英、法打仗,并感谢张伯伦争取和平的努力,重申这是他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

而张伯伦在从哥德斯堡回来之后,仍执意向希特勒退让。他表示:“不论我们多么同情一个强邻压境的小国,我们总不能仅仅为了它的缘故就不顾一切地把整个大英帝国拖入一场战争。”因此,他两次致电贝奈斯,要求捷方接受德国人对苏台德区“某种有限度的占领”。他还威胁说:“这个计划如果不被采纳,取而代之的就只有武力入侵、武力肢解这一条路。”

就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德国的法西斯朋友出来救场了,墨索里尼提议,召开一个有英、法、德、意四国参加的国际会议。

九月二十八日,希特勒同意了这个建议,并且发出了邀请。二十九日,张伯伦第三次飞往德国,在慕尼黑同达拉第、墨索里尼、希特勒讨论肢解捷克斯洛代克的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也就在二十八日这一天,苏联政府也提出了建议,立即召开国际会议,讨论防止侵略和避免新的大战的措施。但是,无论在英国还是在德国心目中,都在有意地排除苏联,不让它参与解决欧洲的政治问题。

几家欢乐几家愁

四国领导人在慕尼黑的谈判几乎没有什么好谈的,协定是完全按照希特勒的要求作出的。

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当事国,它的代表也被召到了慕尼黑,但是,却一直被排斥在会议之外。

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之一马萨里克博士就当时的情况写道:“晚上十点〔九月二十九日〕,霍拉斯爵士〔英国代表〕把新计划的要点告诉了我们,并交给我们一张地图,上面标明了将要立即被占领的地区。我提出了反对意见,对此他两次斩钉截铁地说,他对于他所讲的话,没有什么可补充了。我们就对于我们来说极为重要的那些地方和地区发表了意见,他对这些意见毫不注意。最后,他回去开会了。”

会议结束后,在三十日凌晨大约两点一刻,在摄政宫饭店张伯伦房间里,张伯伦和达拉第向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宣布了他们同希特勒达成的协定。

马萨里克博士后来在他的文章里描述道:“一个法国人用一种十分粗暴的态度向我们解释说,这是一项无权上诉、也不可能改变的判决。”

面对慕尼黑协定,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很清楚,一九一八年边界所确定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已不复存在了。

但是,其他国家的反应却与此完全不同。在布拉格正在发表公告时,在别处则是一片欢欣鼓舞的景象。

在慕尼黑四季饭店,法国代表团一大早就被一大群人吵醒了。这些就要去上班的人说,他们曾“非常害怕”,但是,现在他们只有一个想法:“不会打仗了。”他们向达拉第发出了阵阵欢呼。当然,他们欢呼的还有德国的胜利。

在法国,当达拉第总理在机舱门口出现的时候,他望到的是一片真正的欢呼的海洋,人群不断高呼“和平!和平!”、“达拉第万岁!”、“和平万岁!”、“法兰西万岁!”站在拉斐特美术馆阳台上的姑娘们不断挥动着她们手中的小国旗。

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的专车是穿过勃伦纳山口回国的,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伯爵记载说:“从勃伦纳到罗马,领袖受到的上自国王,下至农民的欢迎,是我从未见过的。”

在英国,在赫斯顿机场,等待张伯伦的首先是国王乔治六世陛下的邀请:“我派我的宫廷大臣送这封信给你,问你是否可以直接到白金汉宫,以便我可以亲自向你表示我的衷心祝贺,祝贺你对慕尼黑的访问成功。”

“同时,这封信向你表示最热烈的欢迎,由于你的耐心和决心,你赢得了整个帝国的同胞的永恒感激。”

张伯伦后来向他的姐姐叙述了伦敦群众的热烈情绪——几乎是狂喜:“甚至报纸上的描述也并不能使人想象出在我从赫斯顿机场乘车前往白金汉宫的途中的场面。从头到尾,人们都夹道欢迎,各个阶层的人喊得嗓子都哑了,有人跳在汽车的踏脚板上,靠着车窗,向车里伸出了他们的手,想要同我握一握。”

在唐宁街十号,首相挥动着他和希特勒签署的文件,对群众说:“我的好朋友们,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二次从德国回到唐宁街,带回了体面的和平。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时代的和平。”而下面的街道上则响起了“善良的老维尼尔”的喊声。

这真是一种残酷而短视的欢乐。

《慕尼黑协定》实际上宣判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死刑。使这个国家不但丧失了将近五分之一的领土、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和二分之一的重工业实力,而且还打乱了它的整个铁路运输、公路交通、电话电讯系统,使它丧失了重要的防卫屏障。在协定签订之时,希特勒就制订了“清算捷克斯洛伐克余部分”的绝密计划。在不到六个月之后,这个协定就和捷克斯洛伐克一起不复存在了。它被签字人之一的希特勒亲手撕毁。

《慕尼黑协定》对德国来说不但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而且巩固了希特勒在国内的政治地位,造成了一种所谓“元首是一位征服者、英雄式的人物”的形象,大大提高了希特勒个人独裁的权力和威望。

《慕尼黑协定》使英、法本身也受到沉重打击。英国出卖了他所谓的“遥远的国家”,法国抛弃了自己的盟国。这使本来依附于英法的欧洲中小国家加剧了对英法的离心倾向。此后,法国的同盟体系全盘瓦解,它在欧洲大陆的地位受到彻底动摇,给希特勒的进攻创造了条件。

《慕尼黑协定》使希特勒看透了英法的虚弱,他更加肆无忌惮地横行于欧洲大陆。

《慕尼黑协定》给了苏联所倡导的集体安全政策以致命一击。张伯伦对德国的绥靖政策使斯大林对英法将法西斯祸水引向东方的企图不能不有所警惕。因此,说一年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订立没有受到《慕尼黑协定》的影响是不客观的。

邱吉尔在同张伯伦就德捷问题进行争吵时曾经说过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可以作为对《慕尼黑协定》的最好评价:让你在战争与耻辱之间作一抉择,你选择了耻辱,而你将来还得进行战争。

《慕尼黑协定》本身是个短命的条约,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对于现代人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风起云涌般疾变的形式下家喻户晓的许多事件和词汇,都早已从他们所熟知的国际政治词汇中消失了。比如德奥的合并、第五纵队、吉斯林和贝当的背叛以及租借法案等等。但是,慕尼黑和绥靖这两个带有贬义的词却流传下来,仍然在当代国际政治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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