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斗争

1919年3月21日,匈牙利共产党和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合并,这次合并意味着从组织上把年轻的共产党取消了,同时也意味着共产党人可以参加政府了。政府定名为革命苏维埃政府,其成员称为人民委员,但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务人民委员朗德莱尔·耶诺和国防人民委员波加尼·约瑟夫(Pogany·Jozsef,1886—1937)等都是社会民主党人。无产阶级专政在匈牙利的诞生与其说是匈牙利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不如说主要是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走投无路之下的权宜之计。首先,俄国红军取得极大成功,正在加里西亚、比萨拉比亚大举进攻,布达佩斯的人们普遍认为红军不久就会抵达匈牙利边境,这使得反革命力量认为,保卫资产阶级政权的可能性更加渺茫了;其次,3月20日上午,协约国驻匈牙利代表维克斯中校把一份照会交给匈牙利政府,要求一战的战败国匈牙利再让出一些领土,而匈牙利此前已经不止一次被强迫从临时分界线上后退了。战胜国决定加强那些从奥匈帝国统治下新独立出来的国家以反对俄国苏维埃势力的西扩,因此一再支持它们急不可待、贪得无厌的领土要求。匈牙利统治阶级必须为几个世纪以来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为输掉的战争付出代价,而社会民主党政府不想付出这种代价,实力强大的军官团更是坚决主张为了国家利益和荣誉,不惜和苏维埃俄国建立“同盟般的合作”。因为迫不得已而结成的同盟是不可靠的,当时,年轻的共产党人还不知道,或者虽然知道,但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即一部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思想深处是带着反革命企图来参加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工作的。共产党人不知道,他们的忍让态度将使无产阶级专政付出高昂的代价。

一、红军诞生


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十分清楚,迟早不可避免地要与邻近的几个有领土要求的资本主义新兴国家发生武装冲突。建立一支完全可靠的、有战斗力的新军队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而在这方面,国防人民委员波加尼·约瑟夫的思维显然跟不上形势,他仍然主张实行募兵制,结果工人和农民对“充当雇佣军”没有兴趣,而现有部队的士兵们则极力抵制,因为他们认为,募兵制就是想让他们复员。而共产党人想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这样可以在短期内组建一支相应人数的军队。


3月25日,国防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组建红军的条令,其主要条文如下:


1、红军“首先应由从有组织的工人中招募的、现在还在服役的无产士兵组成”。

2、“反对一切内外敌人、保卫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为解放世界无产阶级而斗争是每一个战士平等的职责”。

3、“只有保证革命的纪律性,红军才能起到自己的伟大作用。它使红军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

4、“连队指挥员应尽量由有作战经验的无产阶级分子来担任。”

5、应根据匈牙利社会党的推荐为各营或独立营任命政治代表。

6、在红军内建立工人后备营,以便在必要时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把它们投入到抵御外来侵略和镇压国内反革命的斗争中去。


在4月2日的政府会议上,波加尼·约瑟夫报告了军队的组建情况。他在报告军队现状时报喜不报忧,甚至声称协约国的军队处于守势。而两位共产党的副国防人民委员则比较实际,桑托·贝拉说前线的士气已经完全涣散,他认为应当向前线增派大量部队,因为敌方也在增兵。萨姆埃里·蒂波尔(Siamuely·Tibor,1890—1919)则认为红军的组建工作已接近于失败,没有任何已经装备起来的部队、没有训练营、没有派出政治委员,军队中充斥着无政府主义。而伯姆等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则把组建红军方面存在的错误归结为波加尼和萨姆埃里的个人矛盾。


4月3日,布达佩斯城防部队发起了倒波加尼的示威游行,于是,革命苏维埃政府决定撤消波加尼和萨姆埃里的职务,组成包括前国防部长、社会民主党人伯姆·维尔莫什、著名的右翼人士豪布里赫·约瑟夫,共产党人库恩·贝拉(Kun·Bela,1886—1939)、菲埃德莱尔·莱热以及桑托的新国防人民委员会。


这以后,红军组建的工作速度大大加快了,从2月到4月初,应招募的人员只有两万出头,而从4月3日到16日,已经达到五万三千人。但是,由于存在着安置和装备困难,只能吸收一小部分人员入伍。


国防人民委员会还采取了建立国际团的措施,前俄国战俘、奥地利志愿者,以及匈牙利内居住的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中最有觉悟的分子,响应革命政府的号召,大批自愿参加红军。


工人后备营的组建工作也开始了。4月8日,布达佩斯各大工厂的工人们在热烈的群众大会上决定成立工厂连队。根据会议决议,在各工厂相继成立了连和营,其成员在下班后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


共和国的领导人都很清楚,大多数职业军官过去都是无产阶级的敌人。然而十分明显,如果没有军事专家,组建和指挥军队都是无法解决的。政府只能指望军官们会愿意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张意图而斗争。当号召职业军官们去红军中服役时,多数人果真没有反对。这首先是处于自己生存的考虑,因为除了打仗以外,他们什么也不会。当然,他们不能指望获得以前那么多的收入。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钦佩苏维埃政府在办理公务和军务时所表现出来的果敢精神和坚强意志,他们期望在反对外敌入侵时,苏维埃政府会比资产阶级政府取得更大的战果。但是,也有很多人打算,当共和国的意图与他们的民族主义目标一致时,他们愿意为共和国服务,以后他们将利用在军队中担任的职务,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虽然在国防人民委员会重组后军队的组建工作比较顺利,但是,不足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战争。这主要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的委员们(其中包括很多共产党人)没有正确评价国际力量对比,低估了敌人的力量和决心。


4月11日,库恩·贝拉在政府会议上,认为“协约国自己做不了任何事,它也不能使在前奥匈帝国版图上新建立的国家来反对我们。”


4月12日,伯姆和朗德莱尔又以毫无根据的乐观态度估计了当时的形势,而实际上,这时候罗马尼亚的封建贵族军队已经接近完成战争准备。


自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起到军事行动开始,共有三个多星期的时间,在这段宝贵的时间里,由于错误的扩军方式、物质和组织方面的困难以及低估了敌人进攻的危险等原因,国防人民委员会只向军事分界线增派了14个半营、3个炮兵连、1个骑兵连和1个工兵连。


4月中旬,红军形式上由6个步兵师、塞凯伊军团和1个海军旅组成。实际上,各师的组建工作都没有完成,除了塞凯伊军团以外几乎不具备有实战能力的部队。


二、战争还是和平?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触动了帝国主义列强。他们原本打算通过那些控制在帝国主义大国手中的东欧资产阶级政权,铸造一条从芬兰到黑海、把红色俄国孤立在欧洲之外的“防疫链条”,而现在这条“防疫线”断了。


共和国成立几天以后,协约国封锁了匈牙利的边界,对共和国实行制裁。所有的帝国主义列强都认为,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存在下去,而在方法上,他们的意见有分歧。


法国从一开始就坚持武装干涉,它在巴尔干驻扎着几十万法国-希腊联合部队——东方远征军;法国驻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军事使团控制着这些国家的军队;利用这些国家的军队进行武装干涉显然会加强法国在东欧的影响,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乐于这样做,他们认为武装进攻可以最迅速和最有把握地保证满足他们对领土的要求,同时摧毁对他们的社会制度存在的巨大政治威胁。


意大利人也非常愿意在东欧事务中插上一只脚,于是提出由他们出兵去占领匈牙利,但是遭到了法国人的竭力阻挠。


原则上,英国人也有武装干涉的想法,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向罗马尼亚运去了十万套英国士兵的装备。但是,如果军事干涉将导致他们的竞争对手在欧洲权势的巩固,他们自然是反对的。他们自己没有在匈牙利边界驻扎大量的军队,因此他们认为其他强国的行动对他们不利,并竭力把自己的立场美化为关注欧洲的和平和繁荣。


美国人认为应该用“和平方式”——使用外交手腕和利用社会民主党人——消灭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是在和平环境中产生的,她受到匈牙利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采用武装进攻必然引起世界上广大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不满和愤慨,更严重的是将损害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美国作为民主和自由卫士的声誉。


另一方面,苏维埃政府一再重申:它并不主张领土完整,没有战争意图,愿意在谈判桌上解决一切问题。这一切也使协约国难以公开地进行武装干涉。


基于上述因素的影响,巴黎和会的核心机构“四人会议”根据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的建议,于3月30日决定派遣以英国将军史末兹为首的代表团去匈牙利深入了解情况,与匈牙利苏维埃政府进行谈判。


史末兹在匈牙利了解到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同盟的不得已性,认为可以利用这一点从内部而不是武装干涉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美国驻布达佩斯的代表布朗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史末兹在4月6日的报告中说:“我认为最聪明的做法是:我们不要因为停战协定的某些非本质的条款而迫使双方交战,而是在听取了匈牙利人的意见之后在巴黎或其他地方最后解决政治边界。”


根据史末兹的报告,“四人会议”向匈牙利政府发出参加巴黎和会谈判的邀请信,但是这封信未能到达布达佩斯,因为罗马尼亚军队在4月16日发起的进攻从根本上改变了局势。


法国人从来就没有放弃武装干涉的计划。他们不便公开反对巴黎和会的决定,就耍起了两面派的把戏,法希东方远征军司令弗朗歇·德斯佩里于4月8日赶往布加勒斯特,建议罗马尼亚政府“刻不容缓地占领布达佩斯。”法国人以及与他们意见一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政治家的意图是:迅速进攻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以迫使巴黎和会承认这一既成事实。


4月7日,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长科罗法奇下令准备进攻;


4月10日,罗马尼亚宫廷会议决定向匈牙利发起进攻;


无论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是罗马尼亚的军政领导,都把自己的侵略行径说成是合法的、正义的行动。尽管巴黎和会当时还没有承认任何边界,科罗法奇在4月7日的命令却是“向捷克斯洛伐克所承认的新的临时边界”挺进。而罗马尼亚军队总参谋长普雷桑将军则把进攻说成是自卫措施,说“匈牙利人对我军不断袭击,破坏了停战协定的条款”。


三、侵略


无疑,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短短的时间里,即便用最大的精力也不可能在共和国边界建设巩固的防线。但是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军事侦察工作薄弱以及对协约国的态度抱有幻想,使苏维埃政府在加强边防上所做的工作与实际需要相比,实在是太少了。


朗德莱尔在4月14日,即发动武装干涉的前两天,在革命苏维埃政府会议上过分乐观地说:“协约国在军事上和我们所处的情况一样。”


可实际上,部队的整编工作还没有结束,例如到4月中旬,第6师的人数是7986名,其中有3700人还没有武器。而且军队还不是无产阶级自己的军队,它身上有许多资产阶级的烙印,而战斗力最强的塞凯伊军团又是其中最不可靠的。


双方力量对比如下:


北部,红军有三个师,包括二十八个营和十四个炮兵连;而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有四个师、四个旅,包括八十五个营和二十四个炮兵连。


东部,红军的两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包括三十四个营和十六个炮兵连;与他们对峙的是罗马尼亚的六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和一个加强支队,包括六十四个步兵营、二十八个骑兵连和四十八个炮兵连。


南部,红军总共只有十一个有战斗力的营和四个炮兵连;对着法国和南斯拉夫的三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和一个骑兵旅。


纳吉瓦劳德的工人苏维埃在4月3日就报告说塞凯伊军团有些不正常,士兵们“可能受军官的影响,开始对苏维埃共和国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而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军团司令克拉托奇维尔上校已经派代表到法国将军贡德勒库尔和久洛那里,告诉他们说:“ 塞凯伊部队不是共产党人,甚至愿意同罗马尼亚军队一起反对布尔什维克。”


军事人民委员会(即原来的国防人民委员会)半信半疑地派出一个委员会去塞凯伊军团调查,但委员会只满足于用国际红色团的士兵撤换了军团的两个营。东线的红军有这样的隐患,后来的灾难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4月16日凌晨,罗马尼亚军队向红军的外蒂萨防线突然发动进攻。这使得克拉托奇维尔左右为难,后来他在书中这样写到:

“……我想让他们掉转枪口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是现在已经做不到了,因为罗马尼亚人向我们进攻了。糟蹋塞凯伊和埃尔代伊(支队)的匈牙利人的每一滴血都是可惜的,因此,我感到自己的责任极为重大……我下了命令,要他们避免无谓的流血,不进攻也不反击,在罗马尼亚力量过于强大的地方我们应该让步。”


虽然军团的有些部队在早晨进行了顽强的防守,但是上午10时,克拉托奇维尔发布了全军撤退的命令。此后,塞凯伊部队再没有对入侵者进行过认真的抵抗。


东线的另外两支部队,第39旅和第六师也遭到了进攻,在优势兵力面前,再加上塞凯伊军团的撤退暴露了侧翼,他们也不得不撤退。


军事人民委员会原计划在后方把来自全国各地的部队编成一支强大的后备军,利用它向罗马尼亚军队进行反击。但是由于克拉托奇维尔的迅速后撤使原来计划集中部队的地区(埃尔米哈伊村和瑙吉卡洛伊附近)在援兵没有到来以前就落入敌手。


克拉托奇维尔为了欺骗军事人民委员会,在4月17日晚的报告中说:“我们的损失极大,估计近60%”。他们的目的是想以此来解释为什么撤退得那么快。他们的目的也达到了,伯姆在4月22日的一次谈话中还说:“苏维埃共和国十分钦佩好样的塞凯伊无产阶级士兵及其真心实意为革命工作的领导。”


由于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面临着严重的威胁,革命苏维埃政府在4月18日决定,把能从其他战线抽出来的全部力量都调到东线,以及向全国无产阶级呼吁,加快征兵,组织工人兵团以加强红军的力量。


4月19日,布达佩斯工人和士兵苏维埃召开会议,决定革命苏维埃政府和工人苏维埃成员的一半以及全体工人的一半上前线。


4月23日,已经有二十四个新组织起来的工人营接受了革命苏维埃政府成员们的检阅。


革命苏维埃政府根据库恩的建议,还决定建立军队司令部,直接指挥在外蒂萨作战的部队。但是究竟任命谁担任司令,又展开了一场争论。共产党人大多希望委派萨姆埃里·蒂波尔,而社会民主党人则推荐伯姆。争论相当激烈,有些人甚至要挟说,如果萨姆埃里当选,他就辞职。


库恩认为如果在危急时刻,革命苏维埃政府的委员之间再闹分裂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他本人最后也支持任命伯姆。


这样,伯姆就成为外蒂萨军队的司令,萨姆埃里则被任命为防止反革命活动的后方委员会主席。


伯姆虽然当过国防部长,但缺乏一个司令需要的军事素养,因此,任命他的好友、前参谋部军官斯特罗姆菲尔德·奥勒尔为东线外蒂萨军队的总参谋长。斯特罗姆菲尔德是一位优秀的军官和坚定的爱国者,虽然他早已退休隐居,但在接到祖国的召唤时,还是立即赶到索尔诺克市(索尔诺克州首府),在民族饭店着手组织东线司令部。


斯特罗姆菲尔德深入了解了外蒂萨地区的情况和部队的状况后,当即认为暂时放弃外蒂萨势在必行:从全国各地调到东线的增援部队缺乏统一调配,未能一下子全投入战斗,他们面对着在兵力和火力上处于优势的敌人,还没能对战斗起实质性的影响就被歼灭了;前线部队的士兵涣散的士气也严重影响了新来的部队;由于塞凯伊军团的迅速逃跑,大多数部队没有对敌人进行力所能及的抵抗就被迫撤退,即使如此,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包围。到前线视察的萨姆埃里也指出:“部队被迫后撤的原因不是缺乏装备,而首先是缺乏纪律和领导人。”他认为首先必须改进部队的领导,尤其是部队的政治领导。


要整顿部队、加强纪律性、安排新的指挥官和政治代表,部队必须要有喘息的机会。因此,军事人民委员会决定把部队撤到蒂萨战线后面,并在蒂萨河东岸保留三个桥头堡,以作为将来反攻的据点。


由于罗马尼亚军队北翼的进逼有可能切断红军向托考伊(在蒂萨河西岸)撤退的通道,斯特罗姆菲尔德于4月25日命令前不久作为后备力量调到尼赖吉哈佐(索博尔奇-索特马尔州首府)的第一师进行反击,以减缓敌人前进的速度。


第一师于次日开始进攻,战斗持续到傍晚,迫使敌人往大卡洛方向撤退。波加尼·约瑟夫对这次战斗的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他担任国防人民委员会委员时并不称职,但这次证明他是一位成功的政工人员。他在几天之内就把第一师官兵们的士气调动起来,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本人也亲自参加作战,他的英勇为大家树立了榜样。


这是红军自开战以来在防御战中取得的第一个较大的胜利,第一师的榜样表明:如果强大得多的塞凯伊军团也能恪尽职守,就会是另一种局面。


然而,第一师的胜利果实并没有能保持住,因为就在同一天,克拉托奇维尔上校率领一部分塞凯伊部队向罗马尼亚人投降。他们把武器装上车,送到马泰索尔考,由罗马尼亚人接收。5月初,罗马尼亚人取道德布勒森(豪伊杜-比豪尔州首府,已于4月23日被罗马尼亚军队占领)把投降的军队送到布劳肖。但是,叛徒没能使整个塞凯伊军团都投降,仍有很多部队的爱国官兵同红军一起继续撤退,并且在以后的战斗中他们都能忠于职守。

4月底,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危机进一步加深。27日,北线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也开始进攻。30日,他们已经进驻蒙卡其、沙托劳尔姚新地,逼近米什科尔茨(包尔绍德-奥包乌伊-曾普伦州首府)和埃格尔(赫维什州首府)。


南线的南斯拉夫部队也发起进攻,占领了毛科、瑙吉劳克,并和法国人一起占领了霍德梅泽瓦沙海伊。这样,他们与罗马尼亚军队的战线连成一片,席卷了整个蒂萨河东岸。


东线军队没有能守住蒂萨河东岸的桥头堡,并凌乱地向蒂萨河战线的后面撤退,军队司令部由索尔诺克市迁到格德勒,失去了同部队的联系。


5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攻进了米什科尔茨,并且以占领全国最重要的煤炭基地之一——绍尔戈陶尔扬(诺格拉德州首府)相威胁。


“部队衣衫褴褛,士气低落,有反战情绪。接受一个防御阵地时,估计只有五分之一的人留在那里,其余的都散了。”


“这个师的士兵完全跑光了,回家了。炮兵把炮也扔了……师的整个战线完全崩溃了,连最起码的抵抗也谈不上。”


“第60旅完全瓦解了,他们只有几支枪。”


这些就是5月的头几天,各指挥部在报告中所描述的关于红军现状的图画。


5月1日凌晨,革命苏维埃政治委员会召开非常会议。社会民主党控制下的几个工会领导人也参加了会议,他们在苏维埃政府右翼的支持下要求苏维埃政府辞职。而伯姆则声称要保住首都是不可能的,建议派代表去敌军司令部缔结紧急停战协定。


共产党人也同意派代表去,但他们建议与此同时要动员工人阶级起来武装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伯姆借口工人不愿意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嘲笑共产党人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者”。


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政治委员会决定征求布达佩斯工人营领导人的意见,根据他们的主张再做决定。


伯姆发布派代表到捷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司令部的命令,但在命令中丝毫没有谈到红军部队今后的态度,以致于各师指挥部都以为这就是停战命令。


共产党人和忠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虽然知道苏维埃共和国危在旦夕,但是并不认为它注定要失败。他们竭尽全力动员首都工人阶级起来战斗。


5月2日上午,当库恩得知大部分部队由于伯姆的指示已经停止了战斗,就取得桑托和朗德莱尔的同意命令他们继续作战。


在下午召开的苏维埃政府会议上,左右两派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社会民主党的中间派也倒向了右派的立场。教育人民委员库菲·西格蒙德在4月26日的会议上还在主张保持政权,继续战斗,但是现在他已经主张苏维埃政府辞职和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萨姆埃里则坚决批判了这种投降主义的想法,他认为即便首都迁往多瑙河西部,苏维埃政府也必须保持政权。接着发言的桑托和朗德莱尔都坚决主张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最后,革命的争论占了上风,苏维埃政府坚守岗位准备保卫首都,5月3日清晨,人民委员们走访了首都各个工厂和企业,召开紧急会议,动员工人参加红军。工人阶级的热情是难以想象的:佩斯铁路机车北库半数以上的工人,共一千八百人编成连队于3日早晨直接从工厂开赴兵营;虽然革命苏维埃政府只号召18至45岁的工人拿起武器,但许多企业自行决定把应征年龄延长到50岁,即使如此,仍然有许多老工人因为超过了年龄而不能入伍,他们都愤慨地提出抗议;本来从工厂生产的利益考虑,杰尔市榨油厂的部分工人参军的义务被免除,但他们坚持要入伍。


工人阶级保卫祖国的热情,深深打动了那些由于阶级地位不同、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自己的事业,但是处于爱国主义的情感愿意为保卫祖国而战的人。


红军炮兵司令员什雷伊奈尔·卡罗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原本是奥匈帝国皇家军队的一个上校,他说道:“我不是共产党人,但我是军人!我愿意将我的专业知识和一切其他学识贡献出来,我将认真地工作并执行人民委员先生的命令。”这位上校说到做到,他使红军在短短的时间里拥有一支出色的炮兵部队,它在质量上大大地超过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炮兵。


对于无产阶级参加战斗并不是每个人都感到高兴和乐观,伯姆在5月5日推托有病请求辞去军队总司令和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但是革命苏维埃政府没有批准他的申请。


四、转危为安


5月头几天,对无产阶级专政威胁最大的地方是索尔诺克和绍尔戈陶尔扬。由于英国代表在巴黎严厉抨击罗马尼亚的擅自行动,罗马尼亚总参谋部认为继续进攻是不适宜的,所以他们把渡过蒂萨河的部队都撤回了东岸。不过临走前他们任命一个匈牙利的旧宪兵大尉为索尔诺克市的城防司令,这个家伙组织了白卫军,开始把有左翼思想的人集中关押起来。


索尔诺克反革命分子的好景不常。5月3日,萨姆埃里率领集中在采格莱德的红军部队开进该市;经过激烈的巷战,驱散了白卫军。索尔诺克的工人听说红军快来了,就拿出埋藏到武器,为消灭反革命分子提供了很大的援助。


绍尔戈陶尔扬的局势则要严重得多,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并没有停止进攻,而这一带近七十公里的防线只有红军第80旅负责保卫。这支新军本来就不能胜任这一任务,加上4月下旬把最精锐的营调到东线去,更削弱了它的力量。伯姆和第80旅的指挥官都认为应当放弃绍尔戈陶尔扬,而库恩和桑托坚决反对,在他们的建议下,革命苏维埃政府派遣了两名共产党员——副社会所有制人民委员海维希·久洛(Hevesi·Gyuia,1890—1970)和副商业人民委员拉科西·马加什(Rakosi·Matyas,1892—1971)去绍尔戈陶尔扬动员当地工人保卫城市。


绍尔戈陶尔扬和附近厂矿的工人们在最紧急的关头占领了城市北部的一些高地,并在援兵到来之前守住了这些阵地。工人在城市前面修筑工事,到处都成立了小分队,在捷克军队的后方破坏铁路线和切断电话线。


从东线撤退到豪特万的红军第六师接到了击退威胁绍尔戈陶尔扬的敌军的任务。5月8日,第六师开始进攻;5月9日,捷克斯洛伐克第2旅受到重创,开始向菲莱克-洛松茨方向逃跑。但是在5月11日,军队司令部命令第六师放弃追击,撤退到南方的凯奇凯梅特(巴奇-基什孔州首府),理由是根据侦察情报,预计在5月下半月法国-南斯拉夫军队会在多瑙河—蒂萨河间发动大规模的攻势。


日子一天天过去,预计来自南边的协约国进攻毫无迹象,而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胁越来越大。这里的敌人在第六师调走后重整旗鼓,对埃格尔和绍尔戈陶尔扬北部的红军部队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红军司令部很清楚,仅仅以消极的防御不能排除威胁北部的危险,要掌握主动权只有反击。好在经过总参谋长斯特罗姆菲尔德的努力,到5月中旬,红军已经拥有三个军、八个新编师,共一百一十三个营。由东线军队司令部改组而来的总司令部于5月15日作出决定:第三军(辖1、4、6师)发动攻势收复米什科尔茨。


在军长朗德莱尔命令下,第一师于5月20日晨对占领米什科尔茨的敌人发起进攻,到了晚上,捷克斯洛伐克部队被迫放弃城市,在撤退的路上又不断遭到当地工人的武装小分队的袭击,许多地方的铁路都被炸毁。敌军的撤退变成了丧魂落魄的溃逃。


敌人不甘心丢失米什科尔茨。5月23日,捷克斯洛伐克人联合了罗马尼亚的部队,从多方面向城市进攻。敌人兵力处于绝对优势,第三军参谋长久里埃尔·费伦茨已经向总司令部建议放弃城市,但是,第一师受到米什科尔茨和迪欧什杰尔的工人的紧急支援,守住了阵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在敌人的后方,被占领区的工人举行了武装起义,在欧兹德、罗日纽和鲁道巴尼奥袭击城防部队,在派尔库保炸毁了桥梁,以阻止敌人向米什科尔茨输送部队。西斯洛伐克军总司令皮乔内将军不得不把大量的后备部队用于镇压工人武装起义。


与此同时,第五师和第三师乘敌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米什科尔茨,发起了反击,迫使敌军后退,排除了埃格尔和绍尔戈陶尔扬的危险。


虽然局势得到了暂时扭转,但危机仍很严重,大部分边界上都驻扎着几倍于红军的敌军,离首都只有一两天路程。而国际方面,在列宁指示下,乌克兰红军攻击比萨拉比亚的罗马尼亚军队,越过了德涅斯特尔河,罗马尼亚总司令部不得不在5月将大部分力量从外蒂萨转移到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一线。


但是,乌克兰红军并不能象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所希望的那样通过东加里西亚同匈牙利实现联合,一是因为红军里一个哥萨克族师长格里戈利耶夫在5月上半月叛变了,虽然伏罗希洛夫在很短时间内打败了叛军,但是这一行动牵制了不少力量。


而更关键的因素是因为邓尼金正率领四十多万白卫军进攻顿巴斯,使得苏俄红军不得不将西线的力量抽调到顿巴斯去,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红军只能在加里西亚、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留下足以牵制罗马尼亚军队但不能举行较大规模进攻的力量。


4月13日在德国慕尼黑建立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也在5月1日被颠覆了,欧洲资产阶级的阵地逐渐得到了巩固,匈牙利工人阶级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

五、北线战役


4月底5月初,在以什么方式推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上,英美的立场转变了。他们认为现在不能指望从内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威尔逊和劳埃德·乔治建议由法国人进行武装干涉,但现在轮到法国人不愿意了,因为他们很清楚,现在推翻匈牙利无产阶级政权,匈牙利管辖权就会落到以英美为首的协约国委员会手中,法国人不会做火中取栗的傻事。德国人不愿意签订和约也使他们伤透脑筋,法国领导人不知道是否还需要对德国动武。


匈牙利的领导人很清楚,全面进攻虽然暂时还不会到来,但它是不可避免的,迟早要到来。而且很明显,如果帝国主义同时从各方面协调一致地发动进攻,要保住苏维埃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只有逐个同敌人展开斗争,红军才有打赢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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