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蒋粉们! 你,我台湾省同胞李敖写的《蒋介石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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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去新华书店(注意是新华书店,有关部门已经核证了,版主放心吧!)买点书准备去远方学习用的,但正好看到一本热销的:《蒋介石评传》和台湾省同胞李敖大师和汪荣祖合著的!

我决定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一个字一字地打上来献给“蒋粉”和“写手们”!


序一(汪荣祖)






李敖和我合写《蒋介石评传》,既属偶然,又有其必然性。


李敖早年第一部传记作品是《胡适评传》,原计划十册,只出了一册,不是写不下去,而是不愿意再把精力花在一个人身上。我自己写完《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一书稿后,也不想再写人物传记。两个人都不想,却又联手,同做冯妇,岂非偶然?


不过,偶然的背后有其必然,如箭在弦,不得不发。天下皆知李敖是蒋家在台湾极盛时期的“异己分子”,因而备受白色恐怖之害、牢狱之灾,自然恨蒋入骨。不过,李之恨蒋有异于蒋之恨共。蒋氏父子痛恨共产党,不仅自己忌讳不谈,而且查禁“匪书”,也不准别人看、别人想、别人谈,完全是避之若吉的态度。而李敖痛恨蒋介石则在牢底读穿《蒋总统言论全集》四十大本,密密眉批,标签犹在。出狱之后,更广事搜罗有关文献,不放过片言只语,将中国内地出版的各类文史资料中有关蒋介石的篇章,网罗殆尽。完全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态度。


李敖以一人敌一党,全台湾没有第二个,其勇气已经可嘉,当然不能期盼他以文字打倒蒋政权。然而自然规律请走了蒋氏父子,终结了一个朝代。李敖在剃刀边缘批蒋的时代也一去不返,胜利感之余,不无毋须批蒋的遗憾。但是遗憾之余,却又发现无心栽柳柳成阴。那无心之柳乃是为了批蒋而累积下来的大量研究成果,他的“知彼”功夫,早已使他成为研究蒋介石的“学术权威”,对蒋了解之深,已臻显微镜观察的程度,使蒋介石在李敖的研究里,骨肉袒裎,毛发毕举。这种“成果”如果与“朝代”一起随风而逝,未免是学术上的损失。是我主动向李敖提出,何不把这些成果综合起来,写一部评传,亦可谓功不唐捐。李敖甚以为然,但是他于血战玄黄之后,颇有厌倦之感,更不愿独力任此“艰巨”,要我做他的“战友”,我既提议在先,岂能临阵逃却,多年酝酿后,我们终于一九九四年的三月里动笔,洋洋洒洒到同年九月已写下四十余万字左右的初稿。


我们合写得很顺利,在朝代结束以后,大有隔代修史的感受。当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由史料与证据来做裁判与论断。我们虽远隔大洋(李敖住在太平洋之滨,我住大西洋之滨),但由于现代电话、电传通讯的便利,确实是天涯若比邻。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时序交替之际,我又飞回台北,在李敖的“金兰大厦”里,夜以继日地并肩工作,做最后的增补与定稿。我们从“故纸堆里”外出散步,呼吸不太新鲜的空气之时,午酌晚餐品尝确实鲜美的佳肴之际,曾分别扮演“魔鬼辩护师”的角色,为蒋试着辩护,但是成绩并不理想,我们只好实事求是,效南董之笔,直叙其事。蒋介石虽一再想以其权势抹杀历史,甚至想把黄埔学生称之为蒋师母的陈洁如,从历史中剔除,成为“无此人”(non-person),以及用“不立文字”、“专立文字”种种手段,迷惑后人。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人纵能篡改历史于一时,终难以得逞于久远,毕竟会有人“写如其人”的。


李敖公开宣称,这部评传由汪执笔,他自己只提供资料。这是向来不谦虚的李敖,对老友兼好友的谦虚。有心的读者不难在白纸黑字的字里行间,看到那来自白山黑水间的磅礴气势与深邃的内涵。所谓“执笔”,实系“顺稿”,因为我们两人文体有异。李敖说我“失之雅驯”,我说他“失之恣肆”,为了读者的利益,在二“失”之间,须求一“得”,如此而已。事实上,西方有声誉的出版社对于任何稿件,虽名家巨笔亦不例外,都须经过“定稿编辑”(copy editor)之一“顺”。李敖最忌别人改动他的文字,却主动要我“顺稿”,又见他对老友兼好友的特别“照顾”与“慷慨”了。


我们自知这部《蒋介石评传》必定有其瑕疵、有其缺点,更有挂一漏万之处,但我们自信,就历史求真而言,亦必定较所有已出版的蒋传,更上层楼,有其特色。通俗地说,蒋介石的真面目从来没有这样全面地展示过。我们称之为“评传”,不仅对传主特具批评的眼光,而且意在力求史料的完备、考证的详尽、解释的圆融以及叙事的明晰。全书共分十二章,以时间为序,每章分若干节,以专题为主。我们愿将此书献给下一世纪的中华儿女,于世代交替之后,仍能悉其人、知其事。蒋介石曾在金门太武山巨石上刻有“毋忘在莒”四个大字,其实他刻石之时,人仍在莒,不知如何忘法?今兹书出,恰逢蒋介石成“鬼”二十年,宁波话“鬼”与“莒”同音,此书之出,无乃有毋忘此“莒”之效欤!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日清晨写于维州柏堡

序二(李敖)






一九七五年四月六日的清早,我在蒋介石的黑狱里朝高窗外望,看到禁子牢头——所谓“班长”们——臂戴黑纱,我心里纳闷:“不知哪个外国元首死了?”那时候我已近五年不准看报,消息闭塞,对外面发生的事,所知有限。偶然听到点新闻,也只能瞎猜,不得其详。两三个小时后,牢门打开,“放风”十分钟,我问秦姓班长:“你们戴黑纱干什么呀?”他面露悲戚,偷偷告诉我:“老总统死了。”我闻之窃喜。回到独居房后,即唱暗号歌告诉难友刘辰旦:“老王八蛋死了!”


我生在一九三五年,今年六十岁。六十年间的一半岁月,都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而这一半岁月,又正是人生中的大好岁月。不幸的是,我却被蒋介石拦住,只能落荒而走,难以大道之行。四十岁生日前夜,我在牢房里,躺在蜈蚣与白蚁出没的地板上,构思我的小说——《北京法源寺》,就想到小说中的主角康有为,正该影射我自己;而另一主角西太后,正该影射蒋介石。《北京法源寺》后来分别在台北、北京出版,其中李十力对康有为的一段话,正是借古讽今的样板:


人们谈西太后的罪恶和她这个集团的罪恶,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只谈他们当政后他们自己做的,而不谈他们当政后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因他们拦路所造成中国的损失,我觉得反倒更值得研究。这就是说,不必从正面来看,而该从反面来看;无须从已成的来看,不妨从假设的来看。这样一看,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根本的问题已经不在他们为中国做了多少,而在他们拦住别人,拦别人路,不许别人做的有多少。


西太后的集团的另一个罪恶,是他们除了耽误中国现代化的时间以外,又拆下了大烂污,使别人在他们当政时和当政后,要费很多很多的血汗与时间去清场、去补救、去翻做、去追认、去洗刷、去清扫、去还债、去平反冤假错。这就是说,他们祸国的现遗症和后遗症非常严重,说粗俗点,就是你要替他们做过的“擦屁股”。他们做拦路虎于先,又到处拉大便于后。……你正好为这一局面做了证人……


这也许是宿业,你命中有这么毒辣的敌人挡住你,她专制、她毒辣、她手段高、她有小集团拥护、她运气一好再好、她长寿、她……一辈子罩住你。……你的整个青春都用来同她斗法,但你一直不能得手。好容易,熬了多少年后,她死了,但你青春已去,你老了……


西太后统治中国四十七年,蒋介石和她一样,也统治了四十七 年(最后二十六年在台湾),他们的祸国殃民,既长且久,但就深度广度而言,蒋介石实凌驾西太后。蒋介石活了八十九岁,寿比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独裁者,他躬逢现代新旧交替之盛,集旧式帮会实务和新式科技统治于一身,为患中国,也就更烈。对这样一个人,理应有像样的专题研究,以至一部好的传记来写他坏的一生。糟糕的是,在他的生前死后,我们都看不到有这样的传记出现。原因在对蒋介石的看法,长久以来,已陷二分,不入于杨,则入于墨,捧之者誉为“民族救星”,并不实史料以褒之;骂之者斥为“窃国大盗”,并想当然耳史料以贬之。蒋介石固然十足“窃国大盗”,但不断以想当然耳史料来对付他,却是违反求真法则与证据法则的。从六十年前左派言论对他的丑诋造谣,到六天前台湾报刊说他二二八时下过“格杀勿论”的手令,都犯了想当然耳的毛病。这样子骂蒋介石,其实骂不到要害。


一年半前,蒋介石的孙子章孝慈,礼贤下士、亲来我家,请我去东吴大学教书,并隐约表示我是蒋家统治时代的受难者、被害人。我听了,对他直说你也是受难者、你也是被害人,甚至比我还有严重的部分——至少我的母亲还健在,而你的母亲却死得不明不白。我虽然受难、被害,但我手写我口,我还说得出来;但你不能“干父之蛊”,一切就只好“为亲者讳”了。章孝慈坦白表示:他一直对记者否认他是蒋家后代,直到他哥哥章孝严先承认了,他才只好承认。这种有苦说不出,岂不是受难之首、被害之尤吗?


我虽然又受难又被害,但我会“自力报复”,报复的方法就是专题研究我的敌人,并且一波又一波的写出真相。十年来,我写了《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 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蒋介石研究六集》六本专题研究的书,编了《拆穿蒋介石》、《清算蒋介石》、《蒋介石张学良秘闻》、《侍卫官谈蒋介石》四本专题研究的书,又策划出版了几十种批蒋的书,历来研究蒋介石的人和中外学者,在这一专题上的成绩,自然无出李敖之右者。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尽管在专题研究上如此辉煌,但在一部好的传记来写他坏的一生上,我却始终未能着手,思念起来,不无遗憾。


这一遗憾,终于由好友汪荣祖的倡议、合作,最后得以解决。


汪荣祖比我小五岁,在台大历史系比我晚两班。我在台大毕业后做预备军官一年半,退伍考研究所,与荣祖的太太陆善仪同班。他们后来都去了美国。他们同班四年,止于同学,没有料到在域外缔为佳偶,三十年来恩爱不衰,在学业上更是相得益彰。荣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得博士,现在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柏堡)做资深教授,曾任师大历史研究所客座教授、美中学术交流会访问学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上海复旦大学访问教授等职。他在文史领域内博学驰骋、著作宽广,《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康章合论》、《章太炎研究》、《晚清变法思想论丛》、《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学林漫步》等著作,都是他学贯中西古今的文证。五年前,我在《汪荣祖〈章太炎研究〉序》里说:“台大历史系老同学汪荣祖是我最佩服的历史学者。在我眼中,成为历史学者除了历史在行外,还得有伟大的正义感。环顾中国,两者兼具的,荣祖要列前茅。”正因为荣祖有这些高迈的品质,当他提议与我合写一部《蒋介石评传》,我就欣然追随。


由于我希望在蒋介石死掉二十周年之日出版,借以雷霆万钧之势做盖棺后的定论,因此写作时间,不过一年。而这一年之间,荣祖课余之暇,搁下其他研究工作,全力以赴,本来约好从旁襄助的我,却闪在一旁,看似偷懒,私下的理由也有一二:理由之一是我要荣祖放手去人尽其才,把他推到第一线,榨取出他私下研究蒋介石的全部家当,他多年前曾有写作“THE GEMO UNMASKED:Chiang Kai-shek,1887—1975”一稿的计划,对蒋介石的论定,原亦有成竹在胸;理由之二是本书正文由荣祖执笔,我的主要工作是配图、配史料,但一年下来,正文已近五十万字,已满预定字数,我的配史料工作,决定另成《蒋介石评传补注、引用与主要参考书目及索引》一册,将来并于书后,以期完整。所以,可以这么说:本书论定蒋介石虽已“围标”功成、“钻勘”备至,但在配史料方面,尤其在配新出史料方面,自有待与日俱新。我曾跟荣祖说:“我们的评传出来,完全可做到每一事件都论定出结论的境界,纵使新史料出来,也只能更印证我们结论的正确,而不能推翻我们的结论。”荣祖和我能达到这种境界,也正显示了两人的功力所在。


本书的完成,陆善仪始终其事,功成不居;张锦郎、刘显叔寻访秘本,嘉惠良多;吕佳真独任编校,躬亲细务,荣祖和我特别感谢他们。


最后要特别申明的是,以李敖对蒋介石的憎恨,立论是否客观,或启人疑窦,我的答复是我在《〈蒋介石研究〉自序》中的一段话:


虽然在情绪上,我对蒋介石深恶痛绝——我是伍子胥;但在行文上,我却有历史学家的谨严,全凭证据来“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我是沙尔非米尼(Gaetano Salvemini)。沙尔非米尼是意大利历史学家,他因反对大独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法西斯政权入狱,但他日后下笔写墨索里尼,却凭证据来说话,教人心服口服。


正因为我有这种情理分明的自信,我才敢与荣祖联手,写这样一部学术著作;正因为我有这种深恶痛绝,我才愿在垂老之年仍不放过蒋介石,写这样一部复仇之作。我在《北京法源寺》里写李十力对康有为说:


你的不幸,是你一生都跟这死老太婆密不可分。你同她好像是一块硬币,两人各占一面……


你们被命运硬铸在一起,这就是说,尽管你们相反,有荣有枯,但你们属于同一个时代,也象征同一个时代、也构成同一个时代,如今她那一面没有了,你这一面,代表的只是断代,不是延续;只是结束,不是开始。


对我说来,这本书的完成,象征的,的确是个全面的结束。——我终于结束了蒋介石,同时也结束了我一生中最快意恩仇的一页。——他死了,但我青春已去,我老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台湾


(请版主留空,我还要上传,打字晕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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