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妻子阿利卢耶娃自杀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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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种说法是:那天在民警总局大楼举行宴会,与会的有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和许多著名的军事长官及所有与会者的妻子。宴会时,自始至终都由同一位警卫人员在站岗。多年之后,关于那次难忘的宴会,这位警卫人员谈了下面一些情况:   妇女们来时穿的是晚礼服,有几位穿的是袒胸连衣裙。斯大林是同阿利卢耶娃一起来的,但他没有按预料的那样坐在宴会桌的首位,而是坐在中间。坐在他对面的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及其非常漂亮的妻子。她的连衣裙的领口开得很深,因此在整个晚会过程中,斯大林用来开心的是,他把面包瓤捏成一些小面包球,并且非常熟练地

一种说法是:那天在民警总局大楼举行宴会,与会的有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和许多著名的军事长官及所有与会者的妻子。宴会时,自始至终都由同一位警卫人员在站岗。多年之后,关于那次难忘的宴会,这位警卫人员谈了下面一些情况:

妇女们来时穿的是晚礼服,有几位穿的是袒胸连衣裙。斯大林是同阿利卢耶娃一起来的,但他没有按预料的那样坐在宴会桌的首位,而是坐在中间。坐在他对面的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及其非常漂亮的妻子。她的连衣裙的领口开得很深,因此在整个晚会过程中,斯大林用来开心的是,他把面包瓤捏成一些小面包球,并且非常熟练地把小面包球从元帅妻子那袒胸露背的领口扔进由她那隆起的乳房所形成的浅沟中。这位妇女陷于十分惊慌的状态。大家都看到,斯大林的这种玩法刺激了阿利卢耶娃,使她产生怨恨。她甚至企图从丈夫手中把面包夺走,但是斯大林顽固地继续抛掷面包球。阿利卢耶娃几次愤怒地对他讲了些什么,但他根本不理睬她。最后,她受不了这种屈辱,便从宴会桌旁站起来走啦。斯大林甚至连头都不朝她离去的方向转一下。

还有一种说法是:1932年11月8日或是9日夜里,斯大林和他夫人以及党的显要人物出席了庆祝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的一次宴会。在宴会的过程中,斯大林当众对他的夫人说,”唉,来,你喝一杯”她显然感到局促不安。她滴酒不沾。事实上,她厌恶饮酒的恶习。她经常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饮酒,并强烈反对丈夫在就餐时按高加索的习惯要孩子们喝酒。他邀她喝酒,或是他当众不尊敬地对她讲话的方式,使她感到气愤。她跳了起来,”我不是你的什么’唉’”她尖叫着跑出了房间。

莫洛托夫的夫人波林娜跑着出去安慰她。她们俩在寒气逼人的克里姆林宫里漫步。几天来她情绪低落、精神紧张。她抱怨说,每件事都使她感到厌烦,她”厌恶一切---甚至孩子”。当时,她是工业学院纺织系的学生,她正期望着参加工作,但沮丧的情绪深深地埋在她的心里。和她的朋友波林娜谈着话,她慢慢地平静下来了,当她独自回到自己住处去的时候,她看来已经镇静了。那天夜里,她用她的哥哥帕维尔从柏林送给她的小左轮手枪自杀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1932年11月8日晚上总书记于大戏院演出后在那里举行的宴会是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一生中参加的最后一次宴会。在舞台后边的一个宽敞的房间里,已经摆好了餐桌准备开宴。斯大林的举止是挑衅性的,他故意地公开向一个年轻的女演员献殷勤。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则不与人交往,她对那些丰盛可口的食品连碰一下也不去碰。”喝吧,母狗”---丈夫命令道。同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坐得很近的布哈林后来回忆道,斯大林把一些桔子皮扔到她那里,并且出言不逊,对她说了一些粗鲁的话。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独自一个回家去了。

几种说法的时间都是一致的,但地点和情节却有些出入。

作家拉津斯基在总统档案中发现了《娜·阿利卢耶娃病历》。那是克里姆林宫诊所的病历,斯大林保留在个人档案中……

病历最后是1932年8月的记载:”腹部剧痛。会诊结论:2~3周后复诊。”最后一段文字最令人心悸:”1932年8月31日,过3~4周再次手术问题。”

后面就没有任何记载了。

这就是说,她是在要做手术前自尽的。

这可是从未在任何地方看到过!

大夫不把具体情况写入病历。这就是说,病情严重。这期间她神经变态是否就因为得知身患重病是否就由于这个原因,她从哥哥帕维尔那里得到了一件奇怪的礼物---手枪,是否就是她自己请他送的?

所以,晚会上的侮辱正巧碰上了已经准备好了的土壤。她已打定主意,不想活了?!

拉津斯基的推断似乎有着充分的根据,但到底事实真相是怎样的,没人说得清,就连娜佳自杀的当天夜里斯大林本人在什么地方都没人能说确切。关于他当夜的行踪说法五花八门,每个人几乎都是目击者,但却没有一致的说法。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书中写道,保姆死前不久老是对她说:”我想忏悔。”

据保姆说,”父亲通常睡在办公室或餐室旁一间有电话的小屋里。那天夜里他也睡在那里。他回来得很晚,那天是妈妈先离开宴会的。这两间房都远离辅助用房,要穿过我们卧室边的一条小走廊,父亲的房间往左,母亲的房间往右……女管家卡罗琳娜·蒂尔早上给她送早饭去时,发现她已死。女管家浑身发抖跑到儿童室叫保姆……母亲满身是血躺在床边,手里还握着帕维尔送给她的瓦尔特牌手枪。她们都跑去给卫队长、阿韦利·叶努基泽、莫洛托夫妻子等人打电话……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等人都来了……”

莫洛托夫证实了保姆的话:”开枪时斯大林在家,在睡觉,没听见枪声……斯大林还在自己房里睡着。最后,他也到餐室来了。”

但是……

据安娜·阿利卢耶娃说:”……她一回家就关上了门……斯大林就上别墅去了。”

这就是说,斯大林不在家?

布哈林的妻子也这么说:”在葬礼上,斯大林走到布哈林身旁,对他说,宴会后他就上别墅去了,早上接到电话才知道出了事。”

这样,目击者保姆和莫洛托夫都说,他在家;另外两个证人,根据别人的说法,断言他在别墅。

还有一个人在娜杰日达死后的那天早上看到过斯大林住宅里的情况,那就是住宅的清洁工安娜·科尔恰金娜。她在给国家元首加里宁同志的”请求赦免书”中写道:

对我的指控是:1933年,我在苏联中央执委休养所休假,在那儿休假的还有中央执委图书馆工作人员西涅洛博娃和布尔科娃。西涅洛博娃得知我在斯大林同志那儿工作,就问我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死因。我对她说,她死于心脏病和阑尾炎发作。此后,我没有同任何人谈过此事。

1935年,当开始搞镇压时,在克里姆林宫卫队工作的西涅洛博娃的兄弟被枪决。西涅洛博娃也被捕。

科尔恰金娜写道:

娜杰日达死的时候,西涅洛博夫到达斯大林住宅。他当时是克里姆林宫卫队全权代表……当他们被捕后,我得知,西涅洛博娃在受审问时供称:我告诉她,娜杰日达的死因是斯大林同志,说是他开枪打死了她……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会对我和大家最亲的人、开辟光辉道路的人捏造这种卑劣的谎言我明明知道,而且连您加里宁同志也知道,斯大林同志那天夜里同莫洛托夫同志一起在郊外别墅。当时我不在斯大林同志的住宅里。我们当时在另一栋楼搞卫生。

9日早上我上班去,看见大家都很沮丧,但什么也没告诉我们这些女工。直到鲜花和棺材送来,才告诉我们,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死了。他们对我们说,叫我们不要大哭大嚎,不要影响别人。这就是我关于她自然死亡的证词……1935年3月22日,有两位同志来找我。我以为是叫我去工作,其实把我带到了卢比扬卡。在审问时,我全讲了,跟对您讲的一样,他们对我嚷道:”胡扯瞧她的眼睛跟贼一样”对我说了许多侮辱人格的话。我看了审问记录,但不能签字,因为上面写的并不是我说的,我反驳,他们就大喊大叫,有一个同志走到我跟前,一声不响地把手放到我肩上,嚷道:”你要倒霉的”我吓坏了,签了字。

科尔恰金娜请求赦免。批示为:拒绝,加里宁。

这个倒霉的糊里糊涂的清洁工就消失在劳改营里了。

可是我们记住:”连您加里宁同志也知道,期大林同志那天夜里同莫洛托夫同志一起在郊外别墅……”换句话说,这是当时的官方说法。

事实上呢当然,莫洛托夫和保姆是对的,他们亲眼看到斯大林那天夜里在家……然而,承认这件事,后面紧随着就会有一连串的问号:在家他就应该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不在家便成了保持沉默的最好借口。作为斯大林这样一个人,我们本来就不应当指望他会对什么事情做出什么解释,保密是他的最高行为准则。但这种做法招致了许多可怕的谣传。

一种说法是:一大清早,伊·尼·卡扎科夫大夫莫斯科的所有杰出人物都在他那里治病被叫到了斯大林的寓所,伏罗希洛夫建议他在一份关于阿利卢耶娃自杀的医疗证明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是谁、又是在什么时候已经准备好了这份证明文件)卡扎科夫想了一下,然后就弯下身来看尸体。瞧,子弹是从左边的太阳穴打进去的。不是抵近射击,这是毫无疑问的。射击者与牺牲者之间有3~4米的距离。卡扎科夫拒绝在证明文件上签名。伏罗希洛夫又是请求,又是说服,又是要求,但是卡扎科夫就是不签名。

除了卡扎科夫,到总书记住所里来看望的还有医疗卫生局的主治医生A·Ю·卡内尔及其副手Л·Γ·莱温。他们也对死者进行了检查,他们看到在死者的左边太阳穴上留有弹伤。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总是留着平分头,可是把她放进棺材时,却用头发盖在左边的太阳穴上。这两位医生以及稍后被叫来的Д.Д.普列特尼奥夫教授也被建议在关于娜·阿利卢耶娃因阑尾炎发作而死亡的证明文件上签名。谁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说法才能使主人满意。连斯大林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二天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总书记痛苦得垂头丧气,脸色发黑,耷拉着眼皮,坐在那里默不作声。这种样子他还从来没有过。据伏罗希洛夫和其他受委托的政治局委员们后来传达说,总书记在妻子死后,本人立即就被从其过夜的别墅叫了回来。他一看到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死去了,便在走廊里走来走去,老是重复着这样的话:”我是多么爱她……我是多么爱她”死者的姐姐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是最先来到的人中之一,总书记吩咐她:”到她跟前去,把一切证明材料都收集起来”他需要一种关于自杀的书面证明,但是姐姐在房间里没有发现任何写的书面东西。

总书记对布哈林和古比雪夫的副手B米柳京说,那天宴会之后,他就回到祖巴洛沃别墅躺下睡了。是叶努基泽打来的电话铃声把他叫醒的。斯大林对其他同志则是另一种说法:他在家里自己的卧室中休息,没有听到枪声。

阿·阿·越飞的女儿娜杰日达·阿道福夫娜有机会在集中营里见到了斯大林的一个警卫员的女友。据这位警卫员说,11月8日夜里,他在总书记家里值班时,在前厅的一个凳子上打起盹来。一个奇怪的声音把警卫员惊醒了:好像是里面的门很重地砰地响了一下。他看了一眼走廊,看见斯大林正从妻子的卧室走出来。主人的面孔是阴沉的……斯大林穿上了军上衣,离开了家。

还有人听到过斯大林卫队卫士的说法。那天晚上他恰巧在斯大林住宅里值班。斯大林和妻子从音乐会回来不久,卧室里传来枪声。”当我们冲进去时,”卫士说,”她已躺倒在地板上,鬈发散乱,穿着黑绸睡裙,手枪扔在身边。”

奇怪的是,卫士讲述此事时,没谈斯大林在哪儿,也没谈当枪响和卫队跑进卧室时,斯大林是否也在现场。卫士甚至对斯大林面对妻子的突然死亡有何表情、下了些什么指示,以及是否派人去请过医生,均只字不提……但这位现场目睹者证实了,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生命是被手枪子弹夺去的。究竟是谁的手指扳动了枪机,这还是个谜。

在其他医生中,知道阿利卢耶娃的真正死因的还有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鲍里斯·伊里奇·兹巴尔斯基。他是一位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曾为弗·伊·列宁的遗体涂过防腐剂,他当时也去看了斯大林的住宅。他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熟识的女演员安·彼·彼得鲁尚斯卡娅:”我看见了死去的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她躺在那里,两只手把一个沾满了血的枕头紧紧抱在胸口上。……所有的人都说这是自杀。这不是自杀,这是被杀。”

斯大林死后的几年,还有一位国家安全机关的、特别了解情况的将军在同给自己治病的医生谈话中指出,阿利卢耶娃是由于一个不幸的情况而死去的……原来,当时斯大林并没有去别墅,而是在宴会之后回到了家里。他向妻子的卧室走去,但是他在客厅里发觉窗帘在令人可疑地动弹,他便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打了一枪。一颗意外的子弹就这样突然停止了领袖妻子的生命。

尽管证言、证人很多,但说斯大林亲手蓄意谋杀了妻子从几方面讲都不太合逻辑。首先,不论娜佳是怎样死的,自杀还是被杀,损失最大的都只能是斯大林本人。从政治上讲就不用说了,当时开枪自杀是党员常有的结局。如果党员不同意党的路线或被党抛弃,开枪自杀是惟一的体面结局。但对娜佳的体面就是对斯大林的不体面,连妻子都从政治上反对他,这样的名声他不会喜欢;更不用说对家庭生活的破坏了。而且,要真的想置妻子于死地,还有许多别的、更隐蔽、更好听些的方式。而且,谁都不否认有过遗书,只有想死的人才会写遗书。娜佳自杀是绝不缺少动机的,正因为如此,”自杀”才成了机密。《真理报》发表了讣告:”我们亲爱的同志,一个心灵美好的人逝世了。一位精力充沛、无限忠于党和革命的年轻的女布尔什维克离开了我们……”

对本国老百姓的非官方解释是:她死于急性阑尾炎。这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放出的谣言。

而斯大林的爱女斯韦特兰娜却从小便被蒙在鼓里,直到她16岁,她自己学会了英文,开始有机会阅读《生活》、《幸福》、《伦敦新闻》等英美杂志后,有一天她看到一篇有关她父亲往事的文章,文章中的一句话”他的妻子于1932年11月8日夜里自杀身死”。这才使女儿知道了母亲的死因。斯韦特兰娜成年之后,莫洛托夫的妻子波林娜从流放地回来后也对斯维特兰娜讲了这件事。当时,社会上开枪自杀的事也太多了点儿,斯大林的大儿子雅可夫开枪自杀未遂对娜佳也产生了影响。当时,是个理想主义的时代,理想破灭了就会有人自杀,按照斯韦特兰娜的说法是:

那个时候,常有人们开枪自杀的事。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埋葬,开始了集体化,反对派的派系斗争分裂了党。许多著名的党的活动家,一个接着一个地自杀了。不久前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了。这件事人们记忆犹新而且还没有来得及去理解呢?

我想这一切都不能不对妈妈的思想有影响,因为她这个人十分敏感、容易冲动。

妈妈在她的一生中是按着感情的规律生活和行动的。她性格的逻辑是诗的逻辑。母亲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父亲很尊敬她、很信任她,直到她死,父亲一直认为妈妈是他最亲近而忠实的朋友,妈妈虽然非常理智、组织性很强、善于克制自己,然而她是一个感情炽热的人。自幼被父母哥哥姐姐娇宠着,她承受不了如此巨大的压力是完全可能的。

娜佳自杀这件事极大地震动了斯大林。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妻子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担心人们会说他是个严酷的、毫不体贴的丈夫,就竭力表明自己总是热爱和尊敬妻子的。他问他周围的人,难道他少陪她去几次戏院算是真正严重的问题吗?她竟然发出这样的怨言,这说明她是多么地不理解和不支持他的工作。

娜佳留给他的一张字条也伤害了他的感情,使他感到气愤。这张字条立即毁掉了,但斯大林的女儿从看到过这张字条的人那里得知,字条上充满了对他个人以及对一些政治问题的申斥和指责。当时正是农村中饥荒和暴行最为严重的时候。她可能从学院的同学中间听到过许多残酷无情的传说。她感到惊骇,就怪罪于他。

对斯大林来说,这张由他视为”最亲密和最忠诚的朋友”的女人留下的最后的字条是一次毁灭性的背叛。他悲愤欲绝。”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他走近棺木站了一会儿。突然用双手推开棺木,转身走了,他甚至没有去参加葬礼。”他认为妻子是作为一个敌人离开他的。因此他拒绝到新圣母公墓去看她的坟。他搬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另一套房间去住,因为他不能忍受再住在曾和妻子共同生活过十几年的地方。

阿利卢耶娃的遗体没有火化,她被埋在公墓里了。斯大林反对火葬。他命令亚戈达操办隆重的出殡仪式,将死者安葬在古时特权享有者的新圣母修道院的公墓里。那里是古代皇族的陵园,安葬过彼得大帝的第一个妻子、他的姐姐索菲亚,以及很多俄罗斯贵族的代表人物。斯韦特兰娜回忆说:

朋友和亲人安葬了妈妈,跟在棺木后面的是她的教父阿维尔·叶努基泽老伯。很长很长时间我父亲不能保持自己的平衡。他没到新圣母公墓去看过一次妈妈的坟。他不能。他认为母亲已经成为他个人的敌人而离开了他。

直到父亲去世前的最后几年,他突然常常和我谈起这件事……我看到他在寻找,在痛苦地寻找”原因”,但是他没有找到。他一会儿骂那本”邪书”,妈妈死前不久曾读过一本当时十分流行的书《绿帽》。他认为妈妈受了这本书的极大影响……一会儿他又骂波林娜·谢苗诺夫娜、骂安娜·谢尔盖耶夫娜、骂送给妈妈玩具般的小手枪的帕维尔舅舅……他四处寻找”是谁之罪”,谁给她”灌输了这种思想”,也许他想,如果找出这个人,他就会发现一个他的非常重要的敌人。斯大林在葬礼上表现也是众说不一的。除了斯韦特兰娜的说法外,还有另外的说法。莫洛托夫说:”我从未见斯大林哭过,但他在灵柩旁流泪了。她很爱斯大林,这是事实……他没有把棺材推到一旁,而是走到遗体旁,说了句’都怨我’。”

娜佳的死对斯大林是个可怕的打击,他这个像钢铁一样的人是怎样挺过这段痛苦岁月的,人们只能想象了。直到1932年底,斯大林也不在公共场合露面,关在房间里,为爱妻伤神、抽烟斗、思考。他猜疑所有的人包括娜佳的亲戚,说是这些亲戚没起好作用:有送手枪的哥哥、有”不出好主意”的姐姐和嫂子;还有那个不知对她说了什么”安慰话”的莫洛托夫的妻子波林娜;更可恨的是布哈林,那群”右派”造成了她的死亡,蓄意破坏了他的窝、他的家。

他连一分钟都没有想到过,也许还有他自身的过错,是他的冷酷无情以及缺少温暖和关心的态度,深深地刺伤了妻子的心。她是在精神十分激动、心情十分忧郁的情况下才走上绝路的。当他们夫妻关有些紧张时,他也许有所感觉,但他的注意力并不在娜佳身上,他倾心于事业、计划、工作、权力、斗争,他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妻子,他不认为他们之间的争吵会导致那样的后果。他真的是一点儿也不懂女人,女人对他来说有点儿过于精致、细腻、高雅了,特别是一个知识女性。

他毫无反省的思维方式对其他人来说成了一场灾难,但对他本人来说倒是件好事,因为他可以不受内疚和自责的折磨,这样,倒容易挺过去。在斯大林给母亲的短信里我们读到这样一些内容:

您好,我的妈妈您的信收到了。还收到了果酱、无花果和甜果子干。孩子们高兴极了,并向您表达谢意和敬意。知道您身体很好、精神愉快,我非常高兴。我身体很好,不用记挂,我能承受自己的一切。不知道您是否需要钱,我给寄去500卢布,以备家用。还寄去了我和孩子们的几张照片……

愿您健康,亲爱的妈妈不要失去朝气!

吻您,您的儿子索索。1934年3月24日

孩子们问候您。娜佳去世后我的个人生活自然很沉重。没关系,勇敢的人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坚强的。

如果有着这种思维方式的人是个普通人,那他殃及的只是他自己的家人;如果是个小有社会地位的人,也就是坑害一部分人;但他是斯大林、一个大国首脑,全国人民都要为此付出代价了。

过去,在他喜欢的大剧院演戏时,政府包厢里坐的是领袖们和他们的妻子。娜佳死后,领袖们已经不携夫人进包厢了。在克里姆林宫迎新晚会上,全体政治局委员会坐在一起,成男宾席;妻子们在一旁,另有桌椅。

斯韦特兰娜详尽地描写了斯大林生活的这种变化:

一切都从内部发生了灾难性的变化。在父亲心上有什么东西已经被摧残了。于是这个家也就变了。

这变化不是一下子来的,是逐渐发生的。到1938年,我母亲请来的那些人,除了我的保姆,一个也没有了。

这个保姆之所以能留下来则完全是因为斯大林对女儿的格外宠爱。斯大林被告知说,这个保姆”不可靠”,必须让她走,但女儿听说保姆要走,便大哭起来。他不忍心看女儿掉眼泪,发起火来,命令把保姆留下。但其他人却一年一年地逐渐不见了。

祖巴洛沃的全体服务人员都撤换了,父亲的新别墅里清一色都是新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

而主要的是我们家的管理制度完全改变了。以前是母亲自己随意从什么地方挑选人,她喜欢什么样的人就挑选什么样的人。现在,都是由内务部派来的工作人员一一取代。

公家的”服务人员”完全不把我们看在眼里,就像我们根本就不存在。一般情况,这些人都是轮换的,所以我们也来不及熟悉他们,他们同样没有机会熟悉我们。他们觉得既然”主人”不和家人住在一起,而且看来也不怎么疼爱他的家眷,那么”服务人员”也只有如法炮制。

外祖母有时为此闹一点小脾气,因此他们最不喜欢她。后来外祖父常常骂她,给她解释,说她”不懂得形势”。于是外祖母大喊起来,说:”是的我什么时候也学不会懂得这个形势”于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嘟嘟囔囔地骂那些玩忽职守的”二流子”。

妈妈死后,祖巴洛沃发生了她生前从来没有过的事---亲戚之间常有争吵……敌对的双方都想得到父亲的支持。这时总是打发我去:”去告诉爸爸去……”我就去找爸爸,结果总是受到申斥说:”你为什么重复别人告诉你的话,像个传声筒一样”他很生气,要求我不要为别人的事找他……他要求我不要给别人转信,不许当”邮箱”,我们学校里有时有人托我给他带信。大人们有太多的理由相互不满和气恼。

娜佳死亡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所有人的头上,尤其是斯大林。他至死也不明白妻子为什么会自杀,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愤怒渐渐平息,渐渐有了怜悯之心,而且怀念使得他将二人幸福生活在一起时的照片放大并挂满了克里姆林宫的住宅和孔策沃别墅里。

娜佳的死是无奈的,但也是一个不屈不挠的灵魂的不屈的呐喊。她拼尽她短暂的生命向命运做最绝望的抗争,她不仅使斯大林这个钢一样的人物无法平静,到死都无法忘怀,而且使我们今天仍不能不为之震动。从某种角度看,她是一个配得上斯大林这样人物的伟大女性,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正直女性,只是死得太可惜。当然,我们很难说她如果不死,事情会是什么样的结局,斯大林是否会像她死后那样变得那么残忍、多疑,是否一场悲剧会演化成一场闹剧,甚至出现些戏剧性的结局不管怎么说,她的存在是举足轻重的,是足以改变历史的,是斯大林的一生中除了母亲之外的最重要的女性。

娜佳的死毁了斯大林所有的节日,在过节的时候,他都宁愿呆在南方,因为国家的主要正式节日也是娜佳逝世的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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