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中国人“斗蟋蟀”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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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探究中国人“斗蟋蟀”的历史   古代不仅斗兽,也斗禽虫。斗禽,如斗鸡、斗鹌鹑;斗虫,如斗蚁、斗蟋蟀。禽虫虽小,性尤好斗。争斗起来,或羽飞肢残,或横尸疆场,少有畏惧。其勇敢拼搏的战斗精神,令人感动,惹人爱怜。其最为憨勇者,恐怕莫过于蟋蟀了。   古人记述有一蟋蟀方首斗金鸡的故事。故事说,准蟀方首战胜了强敌,正振翅有声,以鸣得意。忽有金鸡闻声而至,猛然啄之。方首机警,跳出盈尺。鸡再逐,见方首已在爪下。现者汗背,寻之不果。但见金鸡伸颈摇冠,咯咯乱叫,不能自已,方见方首已跃上鸡冠,力叮不释,迫使

探究中国人“斗蟋蟀”的历史



古代不仅斗兽,也斗禽虫。斗禽,如斗鸡、斗鹌鹑;斗虫,如斗蚁、斗蟋蟀。禽虫虽小,性尤好斗。争斗起来,或羽飞肢残,或横尸疆场,少有畏惧。其勇敢拼搏的战斗精神,令人感动,惹人爱怜。其最为憨勇者,恐怕莫过于蟋蟀了。


古人记述有一蟋蟀方首斗金鸡的故事。故事说,准蟀方首战胜了强敌,正振翅有声,以鸣得意。忽有金鸡闻声而至,猛然啄之。方首机警,跳出盈尺。鸡再逐,见方首已在爪下。现者汗背,寻之不果。但见金鸡伸颈摇冠,咯咯乱叫,不能自已,方见方首已跃上鸡冠,力叮不释,迫使金鸡败北。这故事自然是夸张的,但却写出了蟋蟀不畏强敌的精神。难怪其优胜者常常赢得人们给予的“铁枪”、“无畏”,乃至“大将军”,“威猛将军”、“虫王”等雅号美称了。凡目睹过斗蟋者皆知,蟋蟀之勇猛精神,实不减于雄禽猛兽。


斗蟋在各种斗戏中兴起为晚,而其于东方文化之影响,却最大、最普遍。乃至古代有“蟋蟀宰相”、“蟋蟀皇帝”,而今又有“蟋蟀协会”,成为古往今来,从宫廷到民间,千百万人所雅好的游艺活动之一。此种活动,究竟始于何时呢?




万金一喙——斗蟋之戏源于唐


蟋蟀,引起古人的注意和观察是很早的。在两千五百年前经孔子删定的《诗经》中,就有《蟋蟀》之篇。人们已观察到秋季转凉,蟋蟀入堂的规律,留下了“蟋蟀在堂”、“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类的诗句。汉初成书的《尔雅》,释“蟋蟀”为“蛬”,亦写作“蛩”,音琼。蛩,指蝗虫一类昆虫。蟋蟀似蝗而小,汉魏人又细分之,称之为“吟蛩”,即善于吟叫的小蝗虫。魏晋时代,则常称之为“促织”,亦称之为“趋织”。其音皆与今俗称之名“蛐蛐儿”相近。其得名,乃缘之于其鸣叫之声。从训诂学角度考虑,“促织”、“趋织”、“蛐蛐”,皆为同音转化而来。


从“蟋蟀”之得名可知,这小小昆虫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起初并非因其好斗,而是由于它那悦耳的音乐般的鸣声。这小虫的鸣声,在不同境遇的古人心中,往往引起不同的感受。妇女们听到它,就想到秋气转凉,仿佛虫声是在促其赶紧织布,缝制寒衣了。故古代幽州地方有谚曰:“趋织鸣,懒妇惊”。深宫佳丽、异乡游子听到它,则不禁会感到,其声如泣如诉,切切凄凄,若孤雁哀鸣,若幼鹿失群。杜甫就曾感叹地唱道:“促织甚细微,哀音何动人!”


人们何时始畜养蟋蟀以听其声,已难以稽考。今日可见之著述、可资考证者,最早者为五代人王仁裕著《开元天宝遗事》。书中有《金笼蟋蟀》条曰:“每至秋时,宫中妇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人们在玩赏蟋蟀过程中,终于发现两尾蟋蟀(即雄性者)具有好斗的特性,于是率先在宫禁中兴起斗蟋之戏。尔后,又发展成为赌博。宋人顾文荐《负曝杂录》中说:唐天宝间,长安人斗蟋成风,“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斗蟋之风,是否即始于此呢?顾氏又说:“其来远矣。”远到何时?他却未作详说。今天,也有些昆虫学家、文化史家,认为斗蟋蟀当始之于开元天宝以前,虽不见著述,于文献无征,也未必就没有。当时长安斗蟋之盛况,焉能在短期之内可以发展起来?因之可说,斗蟋迄今至少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了。




“蟋蟀宰相”——斗准专著见诸宋


南宋,在斗蟋史上是著名的时代。此时斗蟋蟀已不限于京师,也不限于贵族。市民,乃至僧尼也雅好此戏。相传天台人道济,即喜嗜酒肉的有名和尚济颠僧,也曾为其被誉称为“铁枪”的蟋蟀之死而伤悼,为之安葬,并作悼词、祭文,以为纪念。甚至,嗜蟋者死后,亦将畜蟋用具随葬。镇江南宋古墓就曾出土过蟋蟀过笼多只。当时文坛画场,以促织为题之作,连篇迭踊,盛况空前,足观一代之风尚。美国大地自然博物馆,藏有一幅儿童斗蟋情景的中国画,即南宋之遗物。


就在此时,出了位有名的“蟋蟀宰相”,即南宋将亡之际的权相贾似道。此人曾以右丞相之职领兵救鄂州(今湖北武昌),但他畏敌如虎,踌躇不前,私向蒙军统帅忽必烈求和,答应称臣纳币,尔后诈称败敌凯旋。从此专权多年,封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他不以军国为重,政无大小,都在其西湖葛岭的私宅裁决。襄阳被蒙军围攻数年,他隐题匿不报,又不派兵全力援救,却成天在葛岭私邱率闲堂与群妾踞地斗蟋蟀。其间狎客入,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他听到竟然一点也不脸红。朝廷的腐败,最终导致了南宋小朝廷的崩溃。


贾似道作为一代权相,斗蟋蟀误国,落得个千古骂名。然而,他作为斗蟋爱好者,却总结经验,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蟋蟀研究的专门著作——《促织经》,堪称中国昆虫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贾氏《促织经》原著今已不传,现在见到的是明人周履靖的续增本。全书洋洋万言,详细地介绍了捕捉、收买、喂养、斗胜、医伤、治病、繁殖等方法。“论斗”一节,有“促织三拗”之说。拗者,不顺常情也。三拗是:“赢叫输不叫,一也;雌上雄背,二也;过蜑有力,三也。”蜑,即精囊。过蜑,精囊肥大。其观察可谓细致入微。尤其对蟋蟀交配习性的发现,更是发前人所未发,颇足称述。在今天,对于昆虫学史的研究,亦不失为一份难得的史料。




“蟋蟀皇帝”——斗蟋文学名著见之于明清


明清两代历时五百四十三年,斗蟋之风经久不衰,尤以明宣德年间为盛。其时出了位酷好促织之戏的皇帝,岁岁有征,民不堪扰。皇帝曾教令苏州知府采办促织。“今所进促织数少,又多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每(们)……要一千个,……不要误了。”搜觅千头上好蟋蟀,谈何容易!一敕至府,健夫小儿,常“群聚草间,侧耳往来,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至于溷厕之中,一闻其声,踊身疾趋如馋猫。”(明袁宏道《畜促织》)。为进贡一头蟋蟀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数。可谓中国蟋蟀史上的“血泪篇”。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曾将这一血泪篇章写成一短篇小说,名《促织》。内容说的是明宣德年间,里胥奉上司之命向一穷困潦倒的读书人成名索要蟋蟀,成名到处捕捉不得。就在他惶惶不可终日,“忧闷欲死”之时,终于得到一头佳品,谁知刚刚到手,却被顽皮的儿子捏死了。儿子惧怕父亲责骂,投井自尽。虽被救起,却长眠不醒,其魂魄已化作一只轻捷善斗的蟋蟀。其父得之,献给皇帝,得了重赏。这段生生死死的故事,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堪称一着“蟋蟀佳作”。近人将此故事改编为电影上映,直题其名日“蟋蟀皇帝”,真乃画龙点睛,一语破的。


贾似道的《促织经》问世以后,明清两代有关蟋蟀的专著又相继出过多部。除前已提及的《促织经》和《畜促织》之外,还有明代刘侗著的《促织志》,清代更有金文锦的《促织经》,石莲的《蟋蟀秘要》,朱翠庭辑的《蟋蟀谱》,金六(音伊)厂删定的《促织经》和朱从延纂辑、林德垓、庄乐耕重订的《蚟孙鉴》等。汉代楚人称蟋蟀曰蚟孙。王孙或即蝗孙,这些著作,大都以贾似道的《促织经》为基础,增益而成。


近代,李文翀于1930年出版了《蟋蟀谱》一书,同年,李石孙、徐元礼等又编辑出版了一部集大成之作《蟋蟀谱》,全书十二卷,为盆图一卷,卷首一卷,谱十卷。此书卷帙虽繁,内容仍未突破前人窠臼,故亦可视为明清文献之余绪。




蟋蟀协会——“蟋蟀文化”的复起


纵观历史,北京斗蟋之风习,可谓源远流长,在明清文献中即屡见记述。明袁氏《畜促织》中说:“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清人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都人好畜蟋蟀,秋日贮以精瓷盆盂,赌斗角胜,有价值数十金者,为市易之。”


清朝的王公贵族,是在入关后才始嗜斗蟋之戏的。每年秋季,京师就架设起宽大的棚场,开局赌博。牵头的是织造府,因蟋蟀有促织之名,也就隶属于它们的管辖范围之内了,织造府为此发表告示规条,兴师动众,一时北京城成了以蟋蟀胜负而相角逐的一座赌城。


北京平民百姓的斗蟋,与之不同,多属游乐性质。据老人们回忆,早年规定以二十四罐为一桌,即一组。斗前先比较双方蟋蟀的体型大小,如同今日之拳击比赛,非同一等级的不相斗,大小相当的才能放入盆中一决雌雄。多数以月饼、花糕、水果为赌注,胜利一方的主人及围观者均可大饱口福,以求一乐。


在日伪侵占北京时期,北平庙会上都有出售蟋蟀的市场,摊贩少则几十,多则数百,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入秋来,京郊草丛废墟中,觅蟋者成群结伙,或为三五少年,或为两三白头,其兴致之浓,不亚于嗜猎垂钓。然而比起往昔,这情景只不过是斗蟋传统的残风余韵罢了。




斗蟋之戏,约源于唐,著于宋,而盛于明清。至近代,由于外敌入侵,内祸连绵,人民涂炭,自顾不及,何暇于蟋。故至1949年前夕,斗蟋之俗已渐近绝迹。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娱乐活动的多样化,民间斗蟋之风复起,上海已出现上万人参与的蟋蟀市场,天津等一些城市已建立起了蟋蟀协会,组织斗蟋大赛,大有盛况空前之势!斗蟋已不是少数人的赌博手段,它已和钓鱼、养鸟、种花一样,成为广大人民彼此交往、陶冶性情的文化生活,或可称之为具有东方特色的“蟋蟀文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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