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笑容引发冲突:欧洲小国领教了解放军的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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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几乎酿成中葡大战的关闸事件,居然是源于一宗鸡毛蒜皮的小事。当时进驻拱北的解放军属于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的部下,出事前刚刚换防不久,站岗的哨兵不少是北方人,从来没见过外国人。驻守关闸的葡兵之中,有些是非洲兵团的黑人,他们与解放军哨兵的岗位只有几十米。


那天一名黑人葡兵“人有三急”,在炮楼外拉开裤子就随地撒起尿来,两位解放军哨兵没见过黑人小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那黑兵恼羞成怒,拿起步枪“啪”的一枪就打过去。两名解放军士兵急忙还击,双方驳火,又各自向上司报称受到突然袭击,要求增援。双方竟然动用了野战炮和重机枪开战,葡军哪是身经百战的解放军对手,几个回合下来就死伤累累。


解放军部队又封锁了边界,澳门每天依赖内地供应的粮油副食很快就出现短缺情形,陆路交通也马上中断,民生与工商业大受影响。后来,何贤先生(现任澳门特首何厚铧之父)率团入粤谈判,向叶剑英元帅说明封锁边界会苦了澳门同胞,叶帅答允撤除封锁,但责成澳葡总督发表谢罪声明,澳督一一照办,那场战争危机这才烟消云散。


【和平解决关闸事件】


1952年7月15日,一场由内地与澳门边境士兵之间因误会引发的冲突中,挑起了澳门历史上有名的“关闸事件”。那时中葡两国尚未建交。因此澳门政府委派何贤、马万祺为澳方信使,与中方谈判。何贤二人不辞辛苦,来回跋涉,终于在一个月后,澳督低下高贵的头致歉,“关闸事件”得到和平解决。


从内地去澳门,经过拱北海关,迎面是一座牌坊式的建筑,这就是有名的关闸。关闸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年,即1574年。那时的关闸,高和宽均有一丈余,像我国内地许多古迹城楼一样,楼前悬一匾额,上书“孚感镇德”四个字样。城楼正中处开一大门,上有“关闸门”碑石一方。关闸两边,分别建有兵营,也立有围杆。这座古关闸,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修建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澳葡再向北扩张。所以,那时的关闸每月只开放六次,为的仅是从内地向澳门输出粮食,而平日却用6张封条封闭着。直到1849年,关闸始终是中国四大海关之一。


1849年3月13日,葡萄牙人头目亚马勤逐走了管理海关的中国官员,并砍倒围杆,毁了关闸。这次事件,使中国在近代史上又蒙受了一次屈辱。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吧。过了一百年后,仍旧在关闸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葡中双方暴力冲突的事件,只不过结局大相径庭。毕竟,历史不是简单的轮回重复啊。这百年后的关闸事件,已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充分体现出挺起腰杆的中国人在外事纷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泱泱大国风范,与百年前在此烙烫下的屈辱痕迹,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人感慨万千。


那时的澳门关闸,双方都设有哨兵;这边是澳门,那边是华界,大家都各有四五个哨兵。在澳门西洋兵里,有个黑人兵,而咱们解放军这边,也有个年轻的小战士。1952年7月15日,这只不过是澳门边防线上很平常的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两名战士在关闸放哨,见到对方的葡兵有一个竟是黑人。


那时的边防战士哪里像现在的拱北海关人员那么见多识广呢!战士们很少见外国人,而对黑人大兵更是好奇,所以一个战士禁不住用手指点比划了一番,又对黑人士兵露出笑意。倒霉的就是这一笑。对方误会了,以为我们的战士有意取笑,不由分说便端枪发起怒来。黑人士兵怒骂连连,我方士兵也黑起脸,双方语言不通,却都能从对方的脸上读出愤怒和不友好。“砰砰砰!”突然间不由分说,葡兵们一梭子弹飞了过来,来势迅猛。我兵立刻做出反应,向他们投去个手榴弹,以示警告。不料,对方火气升级了,又接连发出十多枚炮弹。一时间炮声隆隆,炮弹落在我方前线的民房上,几间民房眨眼间毁掉了。


炮火很快就结束了,空气顿时凝固住一般,紧张的边防局势,震撼着澳门人的心……关闸立刻关闭起来,双方的人员都不得进出。可闭了关,澳门即刻变成死城,那粮食、水和菜等民需物资都成了问题。


一时间,澳门居民惊恐万分,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中共已调来一个师的兵力,在关闸北面架起了大炮;有的说中共要将澳门封锁起来,以后连水也没得喝啦。澳督觉到事情的严重了,赶忙叫经济局长罗保马上给南光公司打电话。谁知对方回复说,他们的负责人都上广州开会去了,无法与之联系。澳督想了一下对罗保说:“你即刻跟商会的人联系一下,让他们给中共传个口信,说澳门政府无意将事态扩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深夜,罗保找到了马万祺,将澳督的意思告诉他,希望他与中共方面联系,寻求解决方法。马万祺便于当夜打电话到广州,向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长饶彰风报告了澳门方面的消息。


就在澳门方面紧张地找关系与中方接头时,在广州梅花村30号中共华南分局的会议室里,华南分局也在紧张地开会商讨对策。会上大家情绪都很激动,有人主张,干脆调一个师的部队去,造成大兵压境的形势,向澳门政府示威;也有的主张索性封锁边境,不运粮食、副食品过去,对他们进行经济制裁。


主持会议的人,是当时任华南分局书记的叶剑英。叶剑英一直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认真地倾听大家的发言。与会者议论了好一会儿,忽然才发觉书记始终不表态,于是便不约而同停了下来,把目光都集中在叶剑英身上。


叶剑英从容不迫地问道:“还有谁要发言吗?”他的目光在与会者脸上扫了一遍,见没有人表态,才慢慢地说道:“新中国成立了,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怀恨在心,搞重重封锁,想卡我们,压我们。大家憋了一肚子气,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况且,这一次是澳葡方面先开枪挑衅,大家提出各种各样的惩治措施,也在我们的情理之中。”叶剑英顿了顿,微微一笑又接着说下去,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葡萄牙与那些至今仍到处称王称霸的帝国主义毕竟有区别。叶剑英接着指出,毛主席说过,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要区别对待,大国从严,小国从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而且,澳门的居民说到底多是我们的同胞,闭关、制裁,受害的还不就是我们的同胞么!总之,我们对关闸事件的处理,应当把握从宽的原则。”他把话题打住,拿眼睛望了一下大家,还好,紧张的气氛已经明显缓和下来。


叶剑英端起茶呷了一口,继续说道:“我看,这事件只是个地方事件罢了,用不着大动干戈。”讲到此处,统战部长饶彰风匆匆走进会议室,附在叶剑英耳边轻声嘀咕了一阵,叶剑英点点头,马上对着与会者说:“刚才澳门商会马万祺先生来电话,说澳门当局希望双方接触,商量解决这次事件的办法,我看可以派人去和他们谈。但是目前我国与葡萄牙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宜与澳门当局直接接触,叫他们委托两位民间代表来与我们谈好了。”


最后会议决定,派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赶赴拱北,与澳门方面谈判。


我方提出三条谈判的条件:一是澳门当局必须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二是就关闸事件作出正式的书面道歉;三是赔偿损失。会后,统战部长饶彰风即刻将这些决定通知黄施民、曹若茗。黄曹二人于当天晚上就搭乘花尾渡到了中山石岐,第二天一早又由石岐坐吉普车奔赴拱北关闸,就住在海关大楼上。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却比他们早一天已赶回澳门。此时知道黄施民和曹若茗已到,便再次驱车来到拱北。三人经协商后,由柯正平通知澳督府罗保派人来谈判。罗保接此讯后,想到的最合适的人选,除了马万祺,就是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被称作“澳门王”的何贤。何贤接到罗保的电话时,正准备上床入睡。关闸发生的事件,昨天他已知道全部经过,也听马万祺说过被罗保请去咨询的事,所以,他现在只须听听政府一方,到底持何种态度,以便把握谈判的准则。


罗保在电话中谈了澳督的意见:谈判只求不要将事态扩大,但要避开事件的责任,谁对谁错的问题免谈。何贤一听,忍不住叫起来:“喂,大佬,这没得谈。你碰撞了人家,好话都不说一句,你叫我们怎么谈?”罗保也知此事难以这样搪塞过去,只好对何贤说:“贤哥,我也不能作主,您就当帮我解围吧!老实讲,哪一次有麻烦都得劳你贤哥出马,你反正说丑说好都一样解决的了,不是吗?”何贤耳根子软,禁不住罗保三说两说,不好意思再计较,便只好答应去试试。临了又加上一句:“我何贤面子再大,也要看帮得是否有理。没有道理,就没了面子,丑人我真不想做!”


第二天一早,何贤会同马万祺一道,到了拱北关闸。在海关谈判没费多少功夫,不用猜,何贤带来的澳方口信与中方要求相去甚远,会谈还没有深入进行,何贤二人便像个“皮球”,给人家“踢”回来了。


当天下午,何贤和马万祺,只得又往回赶。回到家中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何贤顾不上吃饭,马上给罗保挂电话转述了中方的态度和要求。何贤直率地告知罗保:“你我是老朋友,无谓说客气话兜来转去的。我多跑几次腿没问题,但政府仍是这种态度,跑一百次腿也没用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连美国人都不买帐,何况你们葡国人?”澳督史伯泰只是答应了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这一条,其余两条都不答应。罗保在那边也猜出何贤为难的神态,再求助的好话还未讲出口,何贤就说:“我是看在澳门几十万居民的份上,才答应再去的。你也不用多提我们,倒是应当多向澳督进言,请他早点改变态度才好解决。”何贤、马万祺回到澳门后,迅速打电话给罗保,要求亲自见见澳督。罗保联系后回电话说,澳督同意接见他们。


在澳督府,何贤转述了中方的意见,而后便自己发挥“说客”的作用说道:“其实,中方已作了相当的让步。他们想要困住澳门,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轻而易举的事。真的搞僵走到这一步田地,人家再提出什么要求你们都只得乖乖答应,那时更无面子,不是吗?在江湖上有了纠纷,往往也是一人让一步,何况是国家间出了这样的乱子,您得持坦诚态度。只有您的态度缓和了,我看,这才能解决目前的困难。”


澳督听了何贤的话,久久不表态。最后他才说:“让我再考虑一下,明天早上答复你们。”何贤、马万祺只好起身告辞。第二天早上,罗保打来电话,说澳督同意了中方提出的全部条件。何贤、马万祺比任何一次都轻松释然地又起程前往拱北关闸。事后多年何贤回忆这一??去过二十几次,一日两三次的情形都有……那时两国无邦交,我们夹在中间没法明着向谁,自己是中国人,却代表着葡人政府,怎么办?唯有两头讲好啦!” 何贤还记得,当时关闸那条路面上,因事件紧张,解放军都把路掘烂了以便布防。因此何贤二人每日里要来来回回在这样的烂泥路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关闸前去交涉。


“可好周总理在广州,他以格外宽容的态度,使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周总理没得顶(说)!”何贤追忆当时的情景,对周恩来总理肃然起敬,并真心实意地说:“古今中外,任何国家的主要负责长官,以国家为重,全不为意气,不论大小事,绝无私心的,仅此一人!” 这一天,谈判终于成功了。澳门当局正式向中方递交道歉书。拖了一个月的关闸事件,终于和平地得到解决。关闸事件的解决,对何贤的一生来说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在此之前,何贤在澳门民间有崇高的威望,而关闸事件之后,他在官方也有了很重要的一席地位。正因为如此,何贤与澳门政府打交道的机会多了起来。


此后的1956年,澳门缺水,澳门当局便派何贤到中山协商,想在中山县前山镇引竹园水库的水供应居民,这一举又成功了。再如1958年澳门与中山县合建银坑水库,也是由何贤出面玉成此事,使澳门的用水问题,从那时起得到彻底解决。由此可见,何贤对澳门的贡献,实在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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