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法学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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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近年来,伴随着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大潮,法学研究生教育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尝试。这种改革在一片争论与争吵声中完成,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更多的人似乎对此持一种犹豫不决的态度。作为一名法科学生,作为一名深受法学研究生教育改革影响的法科研究生,作为一名某种意义上的利害关系人,笔者对于这个问题是有发言权的。既然有这个权利,那么就应当行使,就应当捍卫,就应当大声疾呼!或许,我的呼声是微弱的,或许,没有人会在意我们这些普通学生的呐喊,或许,我也感受到了一种无奈的悲哀,但是,我们有说话的权利,我将誓死捍卫这个法治


近年来,伴随着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大潮,法学研究生教育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尝试。这种改革在一片争论与争吵声中完成,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更多的人似乎对此持一种犹豫不决的态度。作为一名法科学生,作为一名深受法学研究生教育改革影响的法科研究生,作为一名某种意义上的利害关系人,笔者对于这个问题是有发言权的。既然有这个权利,那么就应当行使,就应当捍卫,就应当大声疾呼!或许,我的呼声是微弱的,或许,没有人会在意我们这些普通学生的呐喊,或许,我也感受到了一种无奈的悲哀,但是,我们有说话的权利,我将誓死捍卫这个法治国家的基本权利。

客观冷静的看待这次改革,我认为它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更大的是令人失望的失败。换句话说,失败是总体价值,成功是零星价值。众所周知,这次改革的最大变化是将原来的研究生三年教育制改为两年,伴随着这个时间上的调整,其他的一系列相关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或大或小的调整。比如:取消了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发表论文的要求,调整了毕业学位所必须的学分要求,变动了原来的研究生教育核心课程计划,增加了选修课的范围,减少了必修课的要求,增加了博士生推面制度等等。通过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在某些方面是借鉴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法科研究生教育制度,但是,我们也发现,这种借鉴和移植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两种制度和两种体制的兼容性,没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做到实事求是,从而导致了大量的冲突和问题的产生。

就主要方面而言,其成功大致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 适应了当前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现实,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提前从学校毕业,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

二, 降低了法学研究生教育的成本,减少一年可以节约一定的教育资源从而是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层次教育。

三, 减轻了学校的经济压力,提高了老师的收入。法科研究生人数的增加和费用的增加无疑对于学校的资金运作是有促进作用的。

四, 通过硕博分流,使得硕士研究生更加倾向于应用类人才,而非研究型人才。

其失败则是在多层面的,主要体现在一下方面:

一, 使得硕士研究生教育流于形式,很多人都本着一种拿个学位混混的思想,根本学不到真才实学也根本没有真才实学,最终庸碌的走出大学的校门。这直接导致研究生教育失去了意义。

二, 使得研究生教育成为一种批量生产研究生的机器,这使得现在的研究生贬值十分厉害。

三,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这样改革不是节约了教育资源,反而是对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四, 这种培养模式忽视了法学学科本身的特性。法学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不断地揣摩方能有所心得和成就。急躁的心态最终导致对法学的亵渎。当今大量出现的垃圾文字就是最明显的证明。

总体而言,这次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和目标是充满功利主义的。这在一个浮躁的经济社会是一种很容易造成的现象。但是,作为法科学人,我们仍然应当保持一份宁静的心灵净土,仍然需要有一种为法学献身的精神。毫无疑问,我认为法科研究生教育应当培养研究和实践并重型的人才,而且更倾向于研究型。基于这一点,我们必须的保证每一个研究生都有时间去思考问题,去研究问题,去投身实践。这就要求我们的培养制度能够多在法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上下功夫,能够多在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上下功夫,能够多让研究生有参与学术讨论的机会。

众所周知,学术讨论的基本价值乃在于讨论参与者至少能够在其所讨论的问题上增进知识:它不仅可以逼得讨论者把观点阐释得更清楚,而且也能够使讨论者意识到各自视角的限度。再者,学术讨论还可以形成良好的学习和研究的大学氛围:既能够给参加讨论的研究生产生阅读和思考的动力,同时也能够给参加讨论的教授提供进一步阅读和研究的压力。最为重要的是,我们之所以认为学术讨论或开展学术讨论有意义,实是因为学术讨论是一种为了更确当地认识我们的问题而开展的智性活动,它是以个人理性存有限度、任何观点都存有局限、以及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质疑任何既有前提或前设为其基本预设的。

然而,颇为遗憾的是,如果我们对中国当下研究生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进行观察,那么我们却很容易发现这样一种普遍且明显的现象,即上述对研究生和教授都有助益的学术讨论在硕士研究生的教学活动和学习活动中则处于严重缺位的状况。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即我们现在必须直面的甚至可以说不再是学术讨论缺位这个问题了,而毋宁是我们的硕士研究生还有没有进行学术讨论的能力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绝不是某一届研究生自身能力的问题,而是中国高校中所存在的一些结构性力量抑制了研究生这种能力所致——这些结构性力量深深地嵌在中国的教学制度、教授的教学实践活动和研究生的应对策略之中,甚至还隐含在教授和学生采取这些制度、活动和策略的前设之中。

如果不是中国的高校中存在着这类抑制性的结构性力量,或者说如果不是中国的高校中这类抑制性的结构性力量在发生作用,那么为什么新的研究生来了一届又一届,中国高校的研究生教育中依旧开展不起来那些有助益于研究生学习和有助益于激励教授更新知识的学术讨论?

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把这个问题简单地归结于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即使在极其偶尔的情形下开展学术讨论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讨论”依旧是“一言堂”式的说教或者“一种调子”的不同表述,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的学术讨论。显而易见,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可不可以开展学术讨论的问题,而是我们为什么开展不起来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平等讨论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对那些抑制学术讨论的结构性力量进行追问和质疑。

那些抑制学术讨论的力量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具有结构性的力量,有着许多彼此纠缠在一起的原因,但根本上是因为下述两种错误观念的盛行和落实所致,因为正是这两种观念的盛行和落实,中国高校研究生教育中的学术讨论才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抑制。

第一,“行政与学术不分”的观念。在我们的学术讨论中,一些讨论者往往是带着各级行政管理者的身份参加学术讨论的,这很正常。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正常的事实在我们的学术讨论中却往往被扭曲为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行政级别”与“观点正确的程度”是成正比关系的。正是这种我所谓的“行政与学术不分”之观念的盛行和落实,不仅把行政因素渗入进了学术讨论之中,实际上更是使学术讨论在行政化的过程中变成了各种级别的“一言堂”,因为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下级服从上级的特定要求使得学术讨论中的批判性丧失殆尽了,而批判性的丧失则在根本上意味着学术讨论的消解。

第二,“辈分与学术不分”的观念。众所周知,在中国高校研究生的教育过程中,教授与研究生一起对某些问题进行学术讨论乃是极其正常的事情,而且教授指导和教授研究生也是当然之事。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类正常的事实在我们的教育活动或学术讨论中却往往被扭曲为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讨论者的“辈分大小”与“学识高低”是成正比关系的,甚至在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方面亦复如此。正是这种我所谓的“辈分与学识不分”之观念的盛行和落实,不仅把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中一以贯之的“满堂灌”方式扩展到了学术讨论之中,而且更是在实践中把学术讨论变成了教授对自己的各种具体主张或论断所做的另一种形式的“灌输”或“强化”,因为众所周知,在“辈分与学识不分”之观念的支配下,研究生提出的任何观点在学术上都是“较低级”的观点,进而也就丧失了质疑教授或老师观点的正当性;再者,在“辈分与学识不分”之观念的支配下,高辈分者在捍卫这种观念的过程中有意无意采取的行动也从根本上扼杀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讨论的可能性。

毋庸置疑,上述两种错误观念的盛行和落实,一方面使得我们在那些偶尔展开的学术讨论中大体上只能发现两种论式:一是“御用”或“注释”型论式,二是强化一己之论断的论式;而另一方面则促使广大硕士生和博士生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对策:在学术讨论中要么大而化之胡乱吹捧,要么沉默不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讨论在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中不仅丧失了它应当具有的意义,而且人们也对这种学术讨论丧失了信心——在某种意义上讲,学术讨论甚至都成了一个人们避之不及的事情。更为糟糕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大硕士生甚至遗忘了他们与老师甚或与他们自己的同学还有进行学术讨论的能力。

总而言之,我们渴望研究生教育改革给我们的教育发展带来新的契机,给我们的教育事业带来新的活力,给我们的社会注入新的活力。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冷静分析,谨慎行动,不要忽视了法科教育本身的特性。因为这样的改革事关重大,它影响着一代法科青年,影响着中国法学的未来。我站在高山之巅大声呐喊,希望茫茫人海有几个人能够倾听我微弱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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