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服骑射”对后世服饰的影响

胡服骑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服饰革命,对后世服饰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自赵武灵王改革服制之后,齐、楚等其他各国相继仿效,“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就是我们今日的“上衫下裤”的典型服饰装束也接近于“胡服”而远于“胡服骑射”前“上衣下裳”的华夏族服饰,与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有极密切的渊源关系。

赵武灵王赵雍,赵国迁都邯郸后的第四代国君,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为了拓展疆土、富国强兵,他不为旧制和保守势力所束缚,力排众议,勇于革新,于公元前307年推行以“胡服骑射”为中心的军事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使赵国的军力显著增强,成为战国后期东方六国中唯一能与强秦抗衡的国家。“胡服骑射”虽然是一场军事改革,但影响却是多方面的,使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打击了“先王之道不可变”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树立,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和国家大统一奠定了心理基础。同时“胡服骑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服饰革命,对后世服饰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现对“胡服骑射”所导致的服饰变化及其对后世服饰的影响略陈管见。

一、“胡服骑射”前华夏民族的服饰


中国的衣冠服饰历史上可追溯至三皇五帝时代,大约在夏商时期服饰制度初见端倪,到了周代渐趋完善,并被纳入“礼治”范围。当时的服饰依据穿着者的身份、地位而有所不同。

从考古资料来看,夏商周时期,中原华夏族的服饰形式主要采用上衣下裳制,上衣的形状多为交领右衽,用正色,即青、赤、黄、白、黑等五种原色;下裳类似围裙的形状,腰系带,下系芾,用间色,即以正色相调配而成的混合色。服饰以小袖为多,衣长通常在膝盖部位,腰间则用条带系束。河南安阳出土的石雕奴隶主雕像,头戴扁帽,身穿右衽交领衣,下着裙,腰束大带,扎裹腿,穿翘尖鞋。这大体反映了商代服饰的情况。周初制礼作乐,对贵族和平民阶层的冠服制度作了详细规定,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一种名为“深衣”的新型连体服饰,它同当代的连衣裙结构类似,上衣下裳在腰处缝合为一体,领、袖、裾用其它面料或刺绣缘边。深衣的出现,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服饰样式,故此深受人们的喜爱,不仅用作常福、礼服,且被用作祭服。至此,形成了我国传统服饰的两种基本形制——上衣下裳制和衣裳连属制。


二、“胡服骑射”对赵军服饰的改变

“胡服骑射”前的赵军,以步兵和车兵为主,官兵的衣服都是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拖拖沓沓,行动不便,影响了军队战斗力的发挥。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长裤,作战骑在马上,动作灵活方便。因此,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18年中,赵屡败于齐、秦、魏等国,损兵折将,不得不忍辱割地,甚至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赵武灵王认识到:赵国被动挨打,并非赵国国弱民衰,而是在于衣冠制度和作战形式。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弘扬先祖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伟业,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只有学习诸胡的长处,以骑兵对抗骑兵,才能增强赵国军事力量,彻底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同时,只有改中原地区宽袖长袍的服装为短衣紧袖的胡服,才能适应骑战的需要。鉴于这种情况,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7(武灵王19年)年开始实行“胡服骑射”,推行服制改革。其步骤是首先要求朝中官员改装,此后“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適子、戍吏皆貂服”(《竹书纪年》)。

自此以后,赵军改穿胡服。“胡服”的具体式样史载不详,只能从间接途径了解。汉人所刻画的匈奴人肖像,具有如下特征:身材矮小,粗壮,头圆而硕大,脸宽,颧高,鼻翼撇开,眉毛浓重,眼睛凸出,如杏仁一般,目光灵动有神;上唇须稠密,除了在颔上的一簇硬毛外没有胡子,耳上戴穿孔的长耳环。除了头顶上留有一束头发之外,头一般是剃光的。他们穿着宽大的、两旁开口、长到下腿的袍子,腰带的两端垂在前面。因为天冷,他们的袖口紧紧地密封在手腕上。他们肩上披着一条毛皮的短围巾,头上戴着皮帽子,鞋是皮制的,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紧紧地系住。弓袋系在腰带上,垂在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带上横在胸前,箭尾朝右边。汉代距战国为时不远,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与此相近,是穿窄袖短衣、长裤,脚登皮靴,腰系皮带,戴有貂尾蝉蚊装饰的武冠,束金钩。赵国所推行的胡服,文献资料称其为“貂服”。“貂服”,据清代学者全祖望研究,当为貉服之误,北方豸种曰貉,用貉之皮毛制作的衣服称为貉服。


三、“胡服骑射”对后世服饰的影响


“胡服骑射”虽然是一场军事改革,但影响却是多方面的,使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打击了“先王之道不可变”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树立,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和国家大统一奠定了心理基础。同时“胡服骑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服饰革命,对后世服饰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自赵武灵王改革服制之后,齐、楚等其他各国相继仿效,“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两千多年来,细节虽不断变化,但总体倾向大体依旧。汉、魏、晋以迄隋唐,或武官行用,或文官行用,或士庶行用,或以为常服,或以为朝服,就是我们今日的“上衫下裤”的典型服饰装束也接近于“胡服”而远于“胡服骑射”前“上衣下裳”的华夏族服饰,与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有极密切的渊源关系。“胡服骑射”对后世服饰的影响,大体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改进了军队的服装装备。胡服,在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之后成为中国军队中最早的正规军装,以后逐渐演变改进为后来的盔甲装备。胡服的推广,它不仅直接为赵国赢得了赫赫武功,而且对军队历史的发展演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开创了我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从此我国军事史中除车兵、步兵和舟兵外,出现了骑兵这一崭新的兵种。同时,它也改进了军队的服饰装备,便利了作战。鉴于其灵便性,当时楚、齐两国即已效法,汉代已成为官定武服;北朝以降,文武官员皆着胡服。

其次,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强化了其实用功能,使“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服饰,具有防寒保暖、遮羞的实用功能及显美功能,也有身份标示功能,“胡服骑射”前的华夏族服饰,既是每个人身份高低的标志,也是夷夏不同民族身份的标志。在“胡服骑射”以前,统治者以严格的等级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尊贵和威严。 “胡服骑射”之“胡服”首先是为便“骑射”,也便利了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这就强化了服饰的实用功能,同时,因其打破了服饰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服饰的差别大大减小,自然弱化了服饰的身份标示功能。自此以后,“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汉族居民不断吸取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来丰富自己的服饰文化。赵武灵王虽并没有强制百姓改穿胡服,只在官吏、军队中强制推行,但上行下效,自古皆然,加上胡服的便利性,赵国百姓纷纷效仿。貉服、胡服之冠、爪牙帽子、带钩等胡人风格的服饰开始在赵国百姓中流行。汉代,穿开裆的裤子,外罩以裳或深衣。裤子显然来源于胡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胡服成为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装束,一般平民百姓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最为强烈。他们将胡服中窄袖紧身、圆领、开衩等因素吸收到原有的服饰中来。汉族贵族也在胡服的基础上加以变化,方法是将其长度加长,加大袖口和裤口,改左衽为右衽。隋唐时期,男子的常服为幞头、袍衫、穿长靿靴。但此时的袍衫与前朝略有不同,式样为圆领、右衽、窄袖、领袖裾无缘边。此外,还有襕袍衫和缺胯袍衫等式样。这种袍衫主要是受胡服影响,并且与汉族的生活习惯和礼仪特点相结合,形成了这时期袍衫的风格。辽、金、元时期,因受少数民族的统治,我国居民服饰更多地吸收了少数民族的成分。明代的服饰,大体上沿袭唐制,只保留了宋元服饰形式中的某些式样。清代的服饰,除汉族传统服饰、满族民族服饰外,后期又有了外来西洋服饰,外来成分明显增多。由此可见,胡服对后世服装的深远影响。北宋沈括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一个“全”字,或者把话说得有点过分,但胡服对汉族服饰的发展确实影响极其巨大。今日,我国居民的典型服饰装束是“上衫下裤”,这也接近于“胡服”而远于“胡服骑射”前“上衣下裳”的华夏族服饰,与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有极密切的渊源关系。

再次,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奠定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服饰融合的基础,进而推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秦汉时期全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施促进了各地区,尤其是中原汉族与边地各少数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汉人因为胡服劳作方便而穿上胡人的服饰,胡人因汉人的服饰飘逸而穿上汉人的服饰。“胡服骑射”导致了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融合,也缩短了赵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汉差异,胡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西周末年,民族矛盾激化,华夷之辨渐兴。至战国之世,东方各国已经形成一种崇尚中原文化、贬斥戎狄之俗的华夷观,这使经济文化本就落后的周边少数民族在心理上更加自卑。在此情况下,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身穿胡服进行教化,自然被胡人视为对其最友好的表示,开始从感情上亲近赵人。胡服令下达后,林胡王献马,楼烦王致其兵,这两个赵国的强敌归顺了赵国,起到了化敌为友的巨大功效。它转变了民风民俗,振奋了精神,凝聚了人心,促进了民族向心力、国家凝聚力的形成。正如华梅所言:“由军服而民服,胡服的引进使中国汉族服饰文化增添了新气象。这次民族服饰融合,奠定了中华民族服饰由交流而互进的良好基础。”[1]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与汉族同化政策,禁胡服胡语,表面上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相反,实际上却发端于由其形成的胡人对汉族及其文化的亲近感。正是这种亲近感,促成了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匈奴、鲜卑、羯、氐、突厥、契丹、党项等曾在我国历史上繁盛一时,甚至统治过中国的民族反而融化入汉族之中。这种民族向心力、国家凝聚力的形成,直接促进了秦汉全国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成了我国历史大统一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动力,也是今天维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

[参考文献]

[1] 华梅. 服饰与中国文化[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1.

[2]沈长云,魏建震,白国红,张怀通,石延博.赵国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3] 杨英法,李继勇,徐祥林.赵长城古今考辨[J] .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1):50-51.

[4] 杨英法,王全福,李素莲.文化旅游的发展路径探索[J] .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3):11-12.

[作者简介] 杨英法,男,1965年4月4日生,河北平山人,河北工程大学社科部副教授,主要研究哲学、社会学。曾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甘肃社会科学》、《企业活力》、《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并曾出版哲学专著《矛盾的处理、解决方式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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