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文化

*晋商的兴起*

隋唐以前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春秋时期晋文公称霸,山西的榆次、安邑就是有名的商业集镇,对内使“工商食宫”,对外便“轻关易道通商”。以后,“猗顿居犄氏,用盐盐起”。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漳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隋朝末年,李渊在太原起兵,建立了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大唐帝国,并定太原(晋阳)为北都,城市地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近年来出土的公元四至七世纪古代波斯帝国萨珊王朝时期铸造的金币,虽不能认定隋唐时期已有山西商人到过伊朗,然而山西商人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却是毋庸置疑的。

宋元时代

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北宋庆历年间,宋王朝“出藏绢二千余匹,市马于山西奇岚,又诏三司出绢三万匹,市马千山西各州府”。其它商品交易,“非官市者听其与民交易。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所口述撰写的著作《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明朝

关于晋商真正意义上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现在的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代的晋商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

*晋商的衰落*

第一、国势衰微,晋商受挫

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和俄国政府确定把库伦附近之恰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自此,恰克图贸易日益繁盛。嘉庆、道光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皆为晋帮商人所垄断。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年)中国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的茶叶价值达800万卢布。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取得了沿海七个港口的通商权。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气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宣统元年(1909年),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关于茶叶销售的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以惨败而告终。

第二、政府腐败,投资矿业重挫

19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活动。晋商积极参与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千方百计出资赎回矿权,投资开办山西近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矿业公司,但由于当时山西当局的压迫,在资金上釜底抽薪,却终不能有所作为。

第三、墨守陈规

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失去了发展的机遇。

除了上述几种原因,我想还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其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利用其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挤压中国工商业者,使中国的手工业、商业蒙受了重大损失。

其二,封建政府的腐败与内乱外患的影响。明清政府由于其封建性,而具有保守、顽固、封闭、落后、腐朽的一面,特别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的腐朽无能表现的淋漓尽致,《中英南京条约》是清政府签订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割地赔款,《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是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签订的出卖主权的条约.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得以伸进了侵略中国的魔爪。《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是德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帝国主义通过上述不平等条约,瓜分中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国家的泥坑中越陷越深。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但革命果实却落入了袁世凯手中,当时军阀混战,土匪纷起,社会不靖。在上述政府腐败、战事频繁的情况下,山西商人接连遭受损失,

其三,封建政府肆意压榨的影响。明清山西商人从清季开始走向衰落,而清政府对商人的肆意压榨,则是山西商人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封建政府对商人压榨的名目繁多。1.课税繁重。一是税目繁多,除商税、关税外,清政府(特别是地方基层政府)到处设卡收取厘税,使商人倍受其苦。2.捐输频繁。所谓捐输,表面上是商人自愿捐输,实际上是政府摊派。3.其他勒索。封建官吏视商人为“可啖之物”,千方百计搜刮商人。4.近代交通发展后贸易路线改变的影响。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轮船公司在中国先后开辟了若干航线,沙俄对华贸易也由陆路改为天津、大连、海参崴的海上运输,这就改变了中国旧有的物资运输路线。山西作为对俄、欧贸易要冲的商路逐步改变,山西商人所占有的地理优势也逐渐失去。中东铁路、京绥铁路等线路的开通,对山西商人旧有的经营商路又是一次打击。中东铁路的开通,使山西商人利用驼、马、车走蒙古大漠的商路大受影响;京绥铁路未通前,从北京到塞外的商品贩运,皆为晋商控制,但京绥铁路通车后,这一局面已大为改变。过去长芦盐运销河南等地,河南等地粮食运销天津,皆靠河运。但京汉铁路通车后,原来的河运、陆运商道又走向了衰落。近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变了货物运输路线,以致山西商人失去了旧有商路上的营业市场。

除了那些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明清晋商的衰落也有内在的原因:

首先,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其次,“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因为晋商有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再次,墨守陈规,思想保守。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陈规,以致失去票号改革机会,晋商终于失去昔日光辉。

最后,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晋商的文化精神*

晋商的文化精神,作为晋商文化的深层结构与思想基础,是晋商文化的灵魂与精髓。无论是在经商还是日常生活当中,都是值得我们吸取和借鉴的。

崇商重利的人生选择。在基于传统农耕文化而确立的价值体系中,商业及商人并不受人推崇。士农工商四民序列的前后位置,反映出社会大众共同的重士轻商的人生观与价值追求。而隋唐以后,科举制度更是为士人厘定了一条由学而仕的捷径。相对于这条经千年积淀并被大多数读书人视为圭臬的光明大道,晋人弃儒离农从商的人生选择确实为另类。

信义并举的道德构建。诚信是中国传统美德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对晋商的商业活动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在创业之初,晋商就确立了一种卓荦不群的商业理念,树立了三晋独特的商人形象,他们把“信”、“义”定为自己的立业之本。晋商在商业活动中,通常以关公的“义”来团结同仁、号召同仁。因而,义结同心、以义制利就成为晋商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晋商票号多为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运作模式,两者之间良好关系的维系,靠的也是一种道德自觉,即“信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晋商的“相与”。晋商把经营过程中发生业务往来的商号之间的联系称为“相与”,这种“相与”的关系,同样也是建立在信义基础上的彼此之间相互扶持、患难与共的合作关系。当自己的“相与”面临困境时,晋商往往能不计得失,鼎力相助。在晋商的商业活动中,信誉至上,坦诚相待,不弄虚作假,不欺诈伪饰,一直是他们恪守的商业品德,他们以此夯实了自身商业文化的基石,在社会大众中建立了值得信赖的良好形象。

智慧卓越的创造能力。晋商在多种行业所进行的不同的经营活动,没有既定的模式,也没有可以参照的前人的经验,所有的一切,均需自己去探索发现,去总结归纳,也正是这种几无约束的商业环境,催生了他们的创造活力。具体说来,晋商的创造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资本运营中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明中叶以后,社会生产力提高,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市场规模扩大,晋商先后推出了贷金制、朋合制、伙计制及股份制等经营管理模式,并针对不同时期的商业运作实际,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因而实现了管理与商业发展、社会经济同步运行的良好态势。2、圆融有度的人事管理策略。综观晋商的用人策略,在人才的选择、培养教育、奖惩激励等方面,他们建立了一套既严谨规范、又适于人才成长发展的用人机制。在人才选择方面,通过考其德行才智、察其断事析理能力,并广泛听取他人的评判,以决定是否任用。一旦选准,就放手使用。晋商还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奖惩激励机制,以激发每个成员的工作热情。晋商把对员工的培养教育,看作关系到自身生存发展的大事。对于初选入行的伙计,他们要派遣资历较深者或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系统的培训,训练的科目种类繁多,并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办法。3、晋商票号开创了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新纪元。早在明朝中叶,当铺、钱庄就已遍及大江南北,清代又产生了印局、账局和票号。虽然当时的各大商帮多涉足金融业,但都不及晋商经营项目之多,经营地域之广。由此可见,在中国金融业发展初期,晋商在诸多方面都有开创之功。

自强不息的实践品格。实践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劳作,是一种把理想变为现实的艰苦行程。正是依靠坚忍不拔的实践品格,山西商人在经商实践中战胜了许多无法想象的苦难,从而在大漠风沙、崇山峻岭、浩瀚大海之间,走出了一条条沟通四海财富的商业之路。而晋商正是凭借自己的勤劳与智慧,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经验,从而成为这些行业的行家里手。

山西商人崇商重利的价值追求,使他们不被时俗所迷惑,能够毅然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信义并举的道德构建,使他们建立了充分的道德自信,从而能在信、义、利三者之间,做出理性而正确的选择与把握;智慧卓越的创造能力,又使他们在面对复杂的商场竞争时能够沉着应对,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策略;自强不息的实践品格,则使晋商关于财富的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与机会。而这一切,又作为一种深远厚重的文化积淀,贯穿于一代又一代晋人的思想之中,化为一种永远的精神动力,启人以思,促人以力。

晋商的兴起和衰落表现出了一个时代的特点,就是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晋商就是这个大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的一个很直观的立体缩影。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再由强盛走向衰亡。今天研究晋商的兴衰,也就是在研究当时的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历史,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来充实新时代条件下的中国商人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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