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押解改造日本战犯中的较量

猎人1204 收藏 0 188
导读: [img]http://pic.tiexue.net/pics/2007_9_29_37931_6137931.jpg[/img] 有一名出身日本农民家庭的少将战犯声泪俱下地说:“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可我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到中国来屠杀中国农民兄弟,我对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向中国人民谢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印度、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菲律宾、新西兰等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首要战犯进行审判。根据


铁血网提醒您:点击查看大图

有一名出身日本农民家庭的少将战犯声泪俱下地说:“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可我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到中国来屠杀中国农民兄弟,我对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向中国人民谢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印度、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菲律宾、新西兰等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首要战犯进行审判。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各战胜国可对被俘战犯自行审判。但由于内战,中国没有条件和能力对日本战犯进行关押审讯,苏联便将在中国被俘获的日本战犯押送到西伯利亚,进行监禁和强制劳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2月***访问苏联,在同斯大林会见时提出将关押在西伯利亚的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由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自行审判,此提议在1950年得以实现。


1、千里秘密大押解


1950年7月,根据中央指示,公安部队将押解和看押日本战犯的任务交给东北军区,东北军区公安司令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公安部队第十八师第五十三团。


这是一项责任非常重大的政治性任务,中央对此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押解中要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接到这个任务后,团长徐其富感到肩上担子很重。这个任务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一方面,这些日本战犯长期受军国主义毒害,讲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一旦绝望就会自杀;另一方面,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罪犯,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老百姓一旦发现他们被押解回来,决不会轻饶他们,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团领导经过认真分析和细致研究,制定了严密的押解方案:为防止战犯在途中被发现,徐其富建议将押解列车上的玻璃窗都用纸贴上;为方便哨兵处理情况,将车门上的锁全部取掉;为严格保密,这次任务的具体情况暂不向部队传达。


1950年7月18日早晨,从苏联境内开过来一列数十节有盖布的特殊火车停在黑龙江北部绥芬河车站上,车门口及车厢与车厢连接处,都用木板铺成一条狭窄的通道,列车的每一节车厢顶部都拉了好多条电话线。这列特殊的火车就是押运战犯的列车。部队按照预定的执勤方案,站里站外都派出了哨兵警戒,并用两个排的兵力现场接收战犯。列车停下不一会儿,从第一节车厢里下来几个苏军指挥官和士兵,随后,各车厢里的哨兵也都先后下了车。中方负责接收战犯的领导和有关人员走上前去迎接。通过翻译,双方进行了约20分钟的磋商。


之后,带队的苏联军官指挥士兵把各节车厢门锁打开,一会儿工夫,战犯们一个接一个战战兢兢地走下车来,排队站在一边。他们一个个面容憔悴,满脸胡须,浑身肮脏。下车后,他们惊异地东张西望。执勤哨兵威严地端着上好刺刀的枪,站在列车的周围。苏军一名校官拿着名册点名,被点到的战犯,一个接一个应声向前走几步站好。苏军点完名后,中方接收人员拿着苏方移交的名册,再次点名,后由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在前面带领,战犯们按照顺序上车。交接工作大约两个多小时就全部完成了。上车后,执勤部队立即在每节车厢与车厢连接处设半个班的兵力进行看押,并通过翻译,向战犯宣布不准他们打开车窗向外张望、不准大声喧哗走动、上厕所要经管教干部带领等有关规定。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列车开始运行。各车厢的执勤哨兵各就各位,机动分队按照预案分别坐在头尾两节车厢里,随时准备调用。


夜幕降临后,战犯们一个个疲惫得东倒西歪,年老体弱的战犯经看守员准许躺在座位底下睡着了。战犯睡觉了,但执勤哨兵却一点也不能懈怠,他们警惕地注视着战犯的一举一动。为了避免在车站上同客车相会,尽量减少外界的影响,列车走走停停,直到21日凌晨3点才到达押解战犯的目的地———抚顺车站。抚顺车站戒备森严,制高点上架设了机枪。列车停稳后,战犯们拿着自己的行李由看守人员带领下车。下车后,老弱病残的战犯乘卡车,大部分年轻体健的战犯步行,经过一条两旁都布了哨兵的街道,他们来到了战犯管理所。


2、改造中的激烈较量


对待这批战犯采取什么政策,中共中央及时作了指示:“对他们要采取革命人道主义的改造政策”;“抓紧开展认罪悔罪教育,将他们逐步改造成为反军国主义的、为中日友好事业服务的新人”。


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从调查研究入手,摸清日本战犯的思想动态和行动表现,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改造。日本战犯押到战犯管理所时,个个表现骄横狂妄。战犯们拒绝看管理所的报纸,不听管理所的广播,以示对抗,将我方给予的人道主义待遇视为我们的“软弱”。更为普遍的是,他们公然否认有罪,宣称他们侵略中国是“帮助中国建立新秩序”;叫嚷他们是“战俘”,不是战犯;诬蔑中国“将他们关进战犯管理所,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战犯们来到管理所不久,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且将战火烧到了中国的门口。消息传来,战犯们顿时兴奋起来,他们破坏监规,抗拒改造,幻想美军尽快打到中国境内,把他们从管理所“营救”出去。每天报纸一来,他们争先恐后阅读有关报道朝鲜战场的消息,用不流利的中国话,挑衅地对看押哨兵说:“过去日本都被美国打败了,现在朝鲜顶不住,你们中国也不行。”


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看押部队和管理所对战犯采取了相应措施:增加了固定哨,加强了游动哨;围墙电网昼夜放电,以防外面劫狱;管理所利用广播加强宣传,对战犯进行形势教育。日本战犯听到“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朝鲜人民必胜,美帝国主义必败”的广播时,有的战犯用棉花团堵上耳朵拒听,有的讥笑说是“胡说八道”。有一次,部队同管理所组织防空演习,事先没有告诉战犯,他们真的以为美国飞机来了,又惊又喜。惊的是怕在这紧急关头我们实施民族报复手段,喜的是美国空军来“搭救”他们,马上可以获得“自由”了。后来一看不是那么一回事,又都垂头丧气不吭声了。


1950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庄严宣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跨过鸭绿江参战。战犯们一听到这消息,说这下好了,美国进攻中国找到借口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他们在狱中大闹特闹,呼反动口号,唱反动歌曲,遥拜天皇,绘制日本国旗,联合签名递抗议书,对我哨兵高声叫骂。他们还利用放风的机会,密谋勾结监外日侨越狱暴动,妄图在美国攻占东北时来个里应外合。


这次战犯闹监是有组织的,带头的是伪满锦州警察局警正鹿毛繁太,此人极端反动,武士道精神十足。东北公安总处处长汪金祥决定找鹿毛繁太谈话。汪金祥还没来得及问话,鹿毛繁太就气势汹汹地问:“我是战俘,凭什么关押我?你们懂不懂国际法?”


汪金祥说:“你既然懂国际法,那就请你回答,国际法哪一条规定一个国家可以侵略另一个国家?”


鹿毛繁太:“我是来帮助满洲国维持治安的。”


汪金祥:“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请你们来维持治安的?”


鹿毛繁太:“我是奉天皇陛下的命令。”


汪金祥:“正因为你们忠实地执行日本天皇的命令,所以你们是名符其实的战犯。”


鹿毛繁太提出一连串问题,均被汪金祥依照法律驳得哑口无言,未敢继续顽抗,只得表示检讨。汪金祥决定趁热打铁,要鹿毛繁太在战犯大会上公开检讨。鹿毛繁太无可奈何,只得在大会上做了检讨,保证以后不再闹监。战犯们将鹿毛繁太称为“大和魂的榜样”,未料这样的“榜样”最后也不得不在中国人民面前低下头来,所有战犯都受到极大的震动。


此时,我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展开强大的反攻。消息传来,管理所决定立即在战犯中大力宣传,打掉他们的幻想。同时开展政治攻势,鼓励表现好的,批判表现坏的,使这个似乎“铁板一块”的“战犯营垒”,开始发生分化。许多战犯写了检讨,一些尉级战犯主动反映情况,揭露一些将校级战犯的所作所为,从而孤立了极端顽固的分子,闹监现象再也没有出现。


3、先下后上各个击破


这些战犯不可能轻易屈膝认罪,他们虽不敢公开闹监,但在暗地里却相互散布:“难忍者忍之,难受者受之,十年后日本国旗还要在此地上空飘扬”。针对他们的表现,我方实行争取下层,分化中层,动摇上层,孤立反动分子的做法,采取先尉级,后将校级,先小批后大批的步骤,以及抓典型促一般的方法。从1951年开始,管理所开展了认罪活动。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一方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对他们不歧视,不侮辱,不打骂,尊重他们的人格,生活待遇适当从优,从日常生活中体现我们的政策;同时揭露他们侵华战争的种种罪行,批驳他们的反动思想,宣传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和有关法律,从思想上给予强大压力,使这些战犯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首先起来交待罪行的是一些尉级战犯。经过教育,他们逐渐认识到,侵略中国完全是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他们不仅交待了自己的罪行,而且敢于起来揭发他们上司的罪行。但是,有些战犯害怕彻底坦白了会被加重处罚,甚至担心会为中国政府当局杀他们提供司法依据。针对一些战犯的这种心理,管理所认为,他们所以不作交待,还是因为他们有个精神支柱,就是“天皇至上”和“大和魂”、“武士道”精神。必须摧毁他们的精神支柱。


对此,管理所以政治教育为中心,从击破他们的反动世界观入手,组织他们学习《社会发展史》、《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国际法》等等。凡是学习好的,予以表扬,个别拒绝学习的,单独关押,加以隔离。为了把学习深入下去,消除他们怕坦白交待后,会被加重处罚的疑虑,进一步宣传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管理所提出三个问题,要他们讨论:


一、是谁把你们推上战争犯罪道路的?


二、应当如何看待发动战争的天皇?自己是怎样充当了天皇枷锁下的牺牲品的?


三、怎样才能结束监禁生活,走一条新生之路?


经过学习讨论,许多战犯思想斗争更加激烈。在思想教育和政策感召下,战犯中很快掀起了坦白认罪和检举揭发的高潮。


4、真诚地向中国人民谢罪


为了促进日本战犯的转变,彻底改造战犯,管理所从人道主义出发,在多方面照顾关爱他们,特别是在伙食上,战犯们吃的比我看守部队官兵还要好得多,日本战犯主食一律是大米和白面;把每天放风的时间增加到3个小时;允许他们在室外散步、做操,并定期为他们检查身体。对此,有的看守战士起初想不通,部队领导决定,组织部队进行政治学习,学习中,重点讲解对战犯的政策主要是改造他们,不是消灭他们。要消灭的是他们的反动思想,而不是他们的肉体。要改造他们转变立场、观点,叫他们低头认罪,是一件艰巨的任务。这样做不是我们表现软弱,恰恰是说明我们强大。让他们适当吃得好一些,也是一种改造策略。通过政治教育,看押工作重新走上了正常轨道。


1954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对战犯进行审讯,要他们老实交待自己的问题,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这项工作一开始,战犯压力很大,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有的睡不着觉,夜间躺在床上偷偷哭泣。于是管理所取消了墙外的巡逻小组,撤掉了院内的一些固定哨,增加了监舍游动哨,并要求哨兵认真观察战犯的思想变化,一发现反常现象马上向管理所值班人员报告。由于执勤方案修改及时和哨兵尽职尽责,制止了多起战犯的自杀企图。


1956年春,管理所为了使战犯思想进一步得到改造,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组织他们分三批到社会上参观学习。先后组织这些战犯到沈阳、杭州、上海等11个大城市,参观了工厂、农村等99个单位。每到一处,战犯们都感慨万分,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195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宣判。每当法庭上宣布对他们判刑或免予起诉之后,个个泣不成声,一再向中国人民谢罪。有一名出身日本农民家庭的少将战犯声泪俱下地说:“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可我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到中国来屠杀中国农民兄弟,我对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向中国人民谢罪。”


摘自《党史纵览》2005年第8期


0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0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广告 警报!一大波“日韩”军舰冲击中国岛屿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