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批歪理邪说,恢复华夏史观(我们需要真实的历史!)

文史界现在出了一批新类“汉奸”,发表了很多“歪理邪说”,实在有列举痛批的必要。


一、“统一神圣论”


他们不懂“一切事物要按照时间地点而转移”的观点,简单地认为只要是统一了,就是进步的,正义的。这是庸俗的“成王败寇”观点的继承。我们说分裂割据并不一定退步,也存在着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时期,有名的“百家争鸣”就在春秋战国时期,希腊文明就是城邦国家产生的,统一是不是进步合理要看是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满足了人民的愿望。


蒙元,满清入侵中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如此空前惨烈地屠杀,如此野蛮的民族压迫,这种“统一”更确切的说是征服,绝不是人民的愿望。


可笑的是持“统一神圣论”者往往陷入自身的逻辑矛盾中,比如他们既然支持清兵入关,说这是统一的战争,却认为明对后金这种反割据、反分裂的战争不具有正义性,顶多是两个并立政权的战争。


其二,对于蒙元对中亚的征服和屠杀,这伙历史学家还是持严厉批判态度的,这样一来,竟然就得出了“屠杀外国人有罪,屠杀中国人有理”的荒谬结论。这种民族自虐现象能给国人带来是自卑还是自信?世界又如何看待中国人呢?


其三 这种成亡败寇的历史观,其荒谬还在于以结果论是非。于是失败的征服就不被看作正义,而成功的征服则被看作统一而正义。于是他们反对岳飞的民族英雄地位后,还不得不承认南宋对金的抵抗是正义的。


二、“奴隶制、封建制等同论”


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前实行的是奴隶制。杀入中原后,烧杀掠夺,野蛮屠城,搞得千里无人烟,某些“文史学家”把这种情况等同于中原割据政权的战争,荒谬地认为是战争总会有杀戮。我们说这是不同的,封建割据政权也有杀人,屠城的情况,但是少,而且是特例。因为封建政权建立在大量农业人口为之生产服务基础上的。 “民为邦本”,总体上要爱惜百姓,如此恶行是属于严重的“无道”。要“有道伐无道”,要“吊民伐罪”,要“替天行道”。同样是杀人,文明人是针对的是敌人,而野蛮人是针对的是所有人。屠杀被看成重罪,白起临死前问自己是否有罪,马上就想到并说出当年屠杀赵国四十万战俘的罪过,白起毕竟屠杀的是军人和蒙满滥杀百姓还是有本质的不同。这些忏悔对于以杀掠成性的蒙,满将领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们是把屠杀看成荣誉。屠杀既多又狠。成吉思汗在西征归来的途中教育后代时说“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把敌人斩尽杀绝,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著他们亲属痛哭流泪,骑他们的马,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某些历史学家对此冷漠地说:“不能以今天的道德评价古人”。的确,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道德标准,问题是蒙元时期人类早就进入了封建社会,而这伙历史学家对蒙元统治者的的道德评价却降低到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部落仇杀的道德水准上。


奴隶制战争的另一特征是掠夺人口当奴隶,跑马圈地圈奴。这点和历代封建王朝的统一战争也是有本质的区别。汉武帝对匈奴投降者采用优待政策“胡降者数万人,皆得赏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以澹之”。唐代有禁止掠夺突厥人、吐蕃人、回鹘人、新罗人为奴婢的禁令。在和平时期,元代,蒙古人杀了汉人只要赔一头驴子的价钱即可。在清代,旗人犯罪罪减一等,汉人犯罪如果判五年,旗人只要枷号三天就能释放。如果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投充为奴后,“一家老少尽为奴,八旗地主可以任意奴役而不给任何代价,甚至连农民的妻女也可以任意奸淫霸占,显然这些投充八旗地主的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奴主关系”(《翦伯赞历史论文集》 256页),陶南村《辍耕录》卷十七记载:今蒙古色目人之臧获,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盖国初平定诸国,日以俘到男女匹配为夫妇,而所生子孙永为奴婢。……刑律,欧死驱口比常人减死一等,仗一百七,所以视奴婢与马牛无异。而在汉朝,如果主人杀了奴婢,就会重判“弃市”。连王莽之子也被迫自杀。可见蒙,满入侵不光是沉重民族的压迫还是封建制向奴隶制的倒退。奴隶制和封建制既然有如此的不同,抗金、抗蒙、抗清战争的正义性质还用怀疑吗?


三、“汉民族虚无论”


不错从部落到民族,起源之初都存在着腥风血雨,华夏民族也不例外。 然而华夏-汉民族先进性就表现在率先进入到文明社会,摆脱了那种野蛮岁月。如果认为古代中国汉民族和野蛮民族一样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他们极力把汉民族虚无化,大家都是野蛮人,杀来杀去就无所谓你错我错了。有一种论调是所谓民族血统论,说汉民族血缘来源不纯,组成复杂,所以他们说汉族不能称为民族,所以不存在民族压迫, 这是可笑的。如果说民族只以血缘划分,那么最不纯的是游牧民族,成吉思汉的祖先是黄发蓝眼的中亚人,蒙古人实际上是东胡突厥匈奴后裔和后来从中西亚东迁许多民族部落的大杂烩;满族是由满(这个满也是历史上本在东北以及来自西伯利亚的游牧民族混合而成)、蒙、汉三个民族组成的,所以我们说民族的认同主要在文化,在生活习惯上。历朝历代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在进入过程就是在汉化也就是文明化的过程中。经过几十年上百年早就在文化,生活习惯上,心理上与汉认同。被称为汉族也是理所应当的。某些少数民族 精 英由于本民族已经被汉族同化了,丧失其原来的民族特点,特别热衷于搞民族血统论,认为血缘才是民族本质特征,甚至是唯一特点。用这种标准就可割裂开古代汉人和当代汉人的民族历史渊源。他们极力要做的是在强化本民族民族意识的同时,淡化汉民族的民族意识,搞变相的种族主义,而某些“历史学家”成了可耻的帮凶。事实上汉族的血统纯洁性远比我们想象的高得多,想想元代被侮辱的汉人夫妻摔死头胎的烈举就知道汉族对血统的坚定信念了。


同化还是融合?对于融入汉族的古代各少数民族,史学界通称为民族融合,这还是站在血缘角度看问题。这点历史学家翦伯赞有正确的看法,他说:“融合是几个民族在共同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上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既非甲民族又非乙民族而是一个从来没有的新民族。同化是大的生产力高的民族使小的生产力低的部族或民族在它的影响下,消失自己的民族特点,变成大民族的一部分。因此在同化过程中大民族越变越大,小的部族或民族就越变越小,最后变得没有了。历史上汉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大凡游牧民族都有以下特点:擅长骑射,不知礼义,食畜肉,衣皮革,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取其妻妻之。不论是当初的匈奴,鲜卑还是后来的蒙古,女真都有这个特点,那些游牧民族融入汉族后,这些特点是不是连同他们的语言一起消失了呢?而以后的汉族是否结合了他们的这些民族特点呢?显然这是明显的民族同化,而非融合。


对于民族同化翦伯赞有如下看法: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因为同化是落后民族加入了先进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体系,就是落后民族文明化。同化虽然大半带有程度不同的强制性,但仍然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因为同化是落后民族加入了先进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体系,就是落后民族文明化。而女真人及满清却实行逆向同化:比如清初推行的“薙发令”剃发变服,金世宗强制汉人学女真文,陆游诗中有:“舞女不记宣和装,庐儿尽能女真语”。


翦伯赞说满族等少数民族“由于受到落后的民族主义的偏见,闭关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他们还想挣脱文明的诱惑并力图保存那些对于他们的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民族特点。例如女真统治者屡次下令禁止女真人用汉姓,禁止女真人学汉人装束,清朝统治者反对满汉通婚,八旗和汉人杂居。禁止满洲人经商务农。封锁东北不准汉人开垦。甚至实行逆向同化,这种种措施是对文明的抗拒。用恩格斯的话是 “对历史发展潮流的反抗”,“是愚昧对教养、野蛮对文明的反抗””。


翦伯赞还说:“必须承认汉族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主导作用,承认这一事实并不违背民族平等的原则,因为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不是民族特权而是先进的生产方法。先进的民族在历史上起的作用大,落后的部族或民族起的作用小。


在中国历史上,汉民族一贯处于先进地位。不论在经济开发和文化艺术创造中,或者在反对外族敌人的斗争中,汉族都起着主导作用;这是历史事实”。


所以否认汉族的主体地位,故意漠视汉族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占据的先进地位是那些文史学家的通病,就有了“中国不是汉族一家的,不能站在汉族角度看问题”等等奇谈怪论。


四、“蒙,满入侵中原,是蒙满对汉族两个兄弟民族之间的战争”


这点也是荒谬的,首先蒙,满入主中原前,就根本没有认同过是中华民族一分子,满清始终不承认满洲对明朝有隶属关系,“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雍正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国之君入承大统”(《大义觉迷录》)。蒙古甚至在元末都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怎么是两个兄弟民族呢。兄弟民族是现在的民族关系决不应该强加到古代。蒙、满统一中国也不同于秦灭六国,大家知道秦和六国都是华夏文明的组成,到秦汉时期华夏文明的新形式-汉文明终于成熟了,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民族,汉民族出现了。而蒙,满就不同了,它们是以闯入文明的野蛮民族面目出现的,根本和秦无类比性。


另外这类民族战争也不是蒙汉或者满(女真)汉之间的民族战争,满清入关强迫薙发的也不仅仅是汉族,中国境内的包括回以及边疆少数民族都不得不薙发。蒙古入侵时他们把中原所有民族,人民都统称为“汉人”划归三等人,把南方(南宋)境内所有民族人民都统称为“南人”划为四等人。这些人民都是他们征服和统治的对象,实行同样的民族高压,民族歧视政策。所以这种民族战争绝对不是蒙汉或者满汉民族之争,他们也决不是什么兄弟民族,而是这两个入侵民族对整体中华民族的战争。然而这种性质却是某些“文史学家”要故意混淆的,把现在的民族关系强加到古代。在他们看来岳飞,文天祥只能代表汉族,而不能代表整体的中华民族,岳飞,文天祥不能称为民族英雄,最多也仅仅是汉民族的民族英雄。一旦有人对“蒙满统一”有异议,他们就准备好了“大汉族主义的帽子”给你重重扣上,这顶帽子是当前的中国谁也惹不起的。


蒙满入主中原,当时人们的感受就如同当年的日 本入侵中国,“身同此受,心必戚焉”这点是这些历史学家无法理清的死结。所以他们特别强调血缘关系,极力主张汉族血统融合论,想说明现在的汉族和当时的汉族是两个民族,现在的中国人不是当时的中国人,从民族情感上把这割裂开。从民族文化上割裂开。鼓吹我们不是当时的宋人、明人,不要站在宋人、明人角度看问题,搞汉民族虚无论。这是可恨的,如果真要是割裂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我们是有五千年文明传承史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呢?如果按他们的逻辑推理抗战,我们就很难得出抗战正义的结论,接下去给汉奸汪精卫平 反也就顺理成章了。


五、“反对蒙元和满清入主中原就是汉族正统论,是大汉族主义”


某些历史学家考证出唐太宗李世民是鲜卑人。以此来说明唐不是汉家天下,从而论证蒙元,满清少数民族执政的合情合理。这也是可笑的。


汉族以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并不反对少数民族人士甚至非本国主体民族人士来执政,但是应该有三个条件。他要代表全体国民的利益。他应该是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不应该实行屠杀,掠夺,强行薙发,以侵略者,征服者的面目出现。比如拿破仑就是科西嘉人,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是德国人。他们执政期间都是所在国大发展,强盛时期,给所在国各民族带来莫大的荣誉和利益。关键是他们代表了全体国民的利益。而不是其原来民族的利益需求。如果历史学家真要考察出李世民是鲜卑人,汉族以及其他民族也会接受他,并不会出现“大汉族主义”的情绪。而蒙元、满清不同,最高统治者背后是本民族的贵族集团,以其狭隘的民族利益用残酷暴力欺凌压迫境内其他民族。


而历史上汉族统治者夺取政权时期,却基本能满足以上三条。并且能够实行“民族平等”政策,这是蒙元,满清统治者是永远比不上的。


范仲淹在答复西夏李元昊来书说:“有生之民,皆吾赤子,何番汉之限也”。朱元璋在“論中原檄”中明确指出“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民国时,民国政府主张“五族共和”,可见先进民族对待民族问题上都是开明的,并不因为历史上这些少数民族实行过野蛮的民族压迫而采取报复。也不因为是汉族执政而采取“大汉族主义”,实行的是民族平等政策。这就是不同。


六、“注血说”,“受精说”和“狼和羊”的理论


还有一派的观点是,少数民族杀入中原是对汉民族“注血”,甚至是“受精”。说是汉民族发展不下去了。只有少数民族来了才能有新发展。这里他们用了一个狡辩伎俩,把王朝兴衰等同于文明兴衰了。


就文明而论,这些文史学家自称是马 克 思 主义者,可是马 克 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却不顾了。马 克 思主义的矛盾论说: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次要的,外因通过内因起变化。新事物的诞生是在于内因。的确也是如此,文化和文明的发展首先在于生产力的提高导致的社会环境的变化,比如造纸和印刷术的出现使得文化普及和传播。文学和文化的新形式才能出现。美国人把蔡伦列为影响世界的100名古人之一,就是这个原因。


要论文化融合应该是被接纳的文化是水平高的或者是有益补充的。


这些民族文化落后,有的只有语言而无文字,如何文化输入融合?这两千年来汉语语言文字变化相当小,我们从语言绘画音乐诗词等等就看出来受蛮族的影响微乎其微,去读读这方面的历史,绘画史、音乐史、诗词史、建筑史以及科技史就知道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是多么可怜。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 “在蛮族征服者国家的道德废墟上,蛮族在诗歌方面的早期天赋是其唯一绽放的潜能,多亏蛮族诗人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发挥了奇特的想象力,蛮族战士的胡作非为才被蒙上了一种英雄主义的幻象”。


历史上华夏-汉文化受外来文化最多的是哪些? 首先是印度传来的“佛教”文明。汉文明吸收后,儒佛道融合为一体。再有就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传入。


“狼和羊”的理论更是荒唐,把中国古代历史仅仅看成是一场杀戮史,胜者为王,成王败寇。这是可耻的。


其荒谬在于漠视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是辛勤劳动,发明创造和文化发展的历史。“狼和羊的理论”把人类降低到“弱肉强食”动物层面,这是对人类的侮辱。再者用狼比喻游牧民族也不对,游牧民族战斗力强的原因在于生产方式和军事活动方式的高度一致性。这在古代科技发展缓慢的情况下当然拥有优势,游牧民族一旦离开了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战斗力也一样下降。


看看八旗子弟的表现就知道了。看看元末蒙古铁骑的战斗力就知道了,这批所谓的“新鲜血液”除了成为腐朽没落的代名词还能是什么?狼的子孙难道反而成了羊?汤因比说:“ 一旦蛮族抛弃了身后的空旷原野,踏入被他们当作人间乐园的那个满目苍夷的世界,他们的不适应心理就变成了道德败坏。在这陌生的环境里,蛮族很容易沉溺于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直至另一个更强大的蛮族取而代之”。


从“注血说”,到“受精说”再到“狼和羊”的理论,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是从羞羞答答到赤裸裸地宣传种族主义学说。而这种宣传既不同于纳粹有所谓的“科学根据”,也全然枉顾历史事实。就是如此的粗俗,强暴。这种强暴和历史上的蛮族入侵中国那种“蛮性”倒是相当一致的。是形形色色的“精 英”论在民 族 问 题 上的表演。


七、他们批判的是“大汉族主义”还是“大文明主义”?


我们现在讲的历史上的汉族和现在的汉族概念是不一致的,现代的汉族不再以文化为唯一特征,是包括血缘和其他认同。定义标准是和其他少数民族是一样的,在这种定义下应该主张民族一律平等。而古代中国则不同了,同历史上蒙元、满清等少数民族以及现代学者理解的民族观念不同,古代汉民族的民族观念一直是“华夷之辨”。古人讲:‘变夷为夏‘,孔子作《春秋》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古人认为你只要接受了中原文化,接受了华夏文明就是中国人,而不管你种族和血统。这实质上是文明人群和野蛮人群的区分,是文化文明人群的区分。而在我们今天却通称其为(古)“汉族”,这种称呼模糊了古今定义标准的不同。所以在历史问题上某些人批判的“大汉族主义”实质却是在批判“大文明主义”,是在批判中华文明。文明是否有高低这点还有争论,但是文明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文化有野蛮和文明之分是不容怀疑的。所以某些人高举批判“大汉族主义”的旗帜是十分荒谬的,这是长期以来的史学界故意搞的概念歪曲。


确切的说古代中国,以及中国人应该称为华夏或者中华民族,硬要做类比的话,更类似于今天指称的中国人,或者说是归化后的美国人,是一个不分血缘、种族的民族综合体。这比称为汉族更能反映其内涵实质。


西方传教士明末到中国后,利玛窦身穿儒服传播科学和教义,受到了晚明士大夫的普遍欢迎,他们把他引为良师益友,当作同类,所以瞿太素在《职方外纪小言》更进一步提出新人文主义标准:“其人而忠信也,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由此可知所谓“夷夏之辨”,实际上就是道德之辨,也就是文明和野蛮之辨。


明末顾亭林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钱穆评论道:保国与亡国,是一国之政治而言,所谓保天下与亡天下则是民族文化之绝续言。可见蒙元入主和满清入关都是野蛮对文明的摧残,这自然激起文明国家民众的激烈反抗,怎么能诬蔑为“大汉族主义”呢?。


这伙人还有比较荒唐的逻辑推理,说如果清不入主中原,中国就不会有东北和新疆。 明末到现在350年,历史版图能否一成不变呢?中国是否就不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呢? 大家都知道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为了原料市场,首先做的就是殖民扩张。


他们还说,如果不承认元清是中国朝代。西藏就该独立了。中国的统一既来自武力更来自文明,元统一后,中原文明更多的传向边疆地区,经过上百年的文化传播,民族融合。大家逐渐都融为一体,没有了元,清,仍然能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没有历史负担。俄罗斯不就是这么来的吗?他们可没有历史包袱,非要认蒙古为祖宗。


八、庸俗的历史观,功利的实用主义。


现在中国面临着解决台湾问题,有反分裂的重任。这就是他们的实用主义理论来源。 本质上为少数民族特别是蒙,满民族谋取历史功绩,骗取虚枉的民族自尊感,民族优越感,是“自 由 派专家”配合反华势力搞逆向民族主义,是为现实服务的。


中华民族要复兴,更重要的是文化和文明的自信和弘扬。


要突出华夏文明这条主线,要理清历史观,道德观。不是功利性的对个别少数民族让步,换取其虚妄的民族自豪感,优越感。甚至滋长其种族主义情绪,不是有人至今还宣称“杀几个四等贱民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这种让步并不利于民族团结,民族融合。反而造成逆向民族主义,打击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想想看抽去了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民族英雄,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和精神还有多少。对今后的抵御外辱十分有害。所以说要坚持文化中国,要坚持文化中国的完整性,统一性和历史连贯性。 这才是真正的国家利益。


中华民族要复兴不光是统一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文明,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和民族要弘扬光大。民族历史的主线要明确。当年乾隆皇帝就很明智把宋而不是金当正溯。


文史界这类现象由来已久,关键的误区是从“版图中国论”出发,“版图中国论”是从目前的中国领土出发,由此往上推,试图证明中国的固有领土是历史一贯性的,一步步得出如此多的荒谬结论。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要面对世界,要弘扬中华文明,传播中华文化。中国人应该自尊,自信。对国家对悠久的文明充满自豪。就要树立“文化中国”观念。


正如钱穆所说:“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若使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渊源根底文化,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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