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曝光蒋介石日记 蒋称“我的毛病就是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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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img.phoenixtv.com/res/200709/0928_181460.jpg[/img]   资料图: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2006年3月31日起公开蒋介石1917年至1931年间的日记真迹。图为蒋介石日记的缩微胶卷样品。 中新社发 陈钢 摄   中新网9月28日电 从1915年到1972年长达50余年的蒋介石日记,自05年送往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后,只有少部分两岸三地的历史学者获准抄录观看。相关两岸学者接受访问时认为这些日记有助于把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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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2006年3月31日起公开蒋介石1917年至1931年间的日记真迹。图为蒋介石日记的缩微胶卷样品。 中新社发 陈钢 摄


中新网9月28日电 从1915年到1972年长达50余年的蒋介石日记,自05年送往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后,只有少部分两岸三地的历史学者获准抄录观看。相关两岸学者接受访问时认为这些日记有助于把蒋介石从台湾的“领袖”神坛上拉下来。


蒋介石并在日记里记载自己的好色和时时警惕“戒色”的矛盾与挣扎。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蒋介石自1915年(28岁)养成每天花一个多小时写日记的习惯,保持50余年不变,直到1972年因车祸受伤无法动笔为止。蒋方智怡在2005年将所有蒋介石日记交由胡佛研究所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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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


此一日记的真伪问题,因蒋对早年浪荡岁月的诚实描述而得到专家认可。据指出,蒋在日记中坦率记载自己的好色和时时警惕“戒色”的矛盾与挣扎。


学者杨天石认为,蒋早年有三种身份,一是“革命志士”、二是“道学家”、三是“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日记中,经常有“今晚出去探花”的记载,但蒋又时常警惕自己,例如一次路过香港,他写说:“香港乃花花世界,余能否经受考验,就看今天!”结果,当天晚上他还是上了妓院,并在日记上写说:“我的毛病就是好色也!”


此外,根据蒋在1945年前日记的记载,专家认为,蒋对当时国民党军队腐败的情况心知肚明,一度想把国民党改组成“劳动国民党”,只准许农民家庭出身者和革命军人入党;蒋与宋美龄的夫妻关系出于真感情,而非如外界猜测的政治婚姻,在与宋美龄结婚后,蒋的用情就十分专一,而宋美龄也多次表现出对蒋的同生共死夫妻感情。


新京报:杨天石与《蒋介石日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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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和始料


在海内外近代史学界,杨天石享有很高声誉。对于学者而言,学术著作理所当然是其学术声誉的基石。此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天石近代史文存”,虽然涉及其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但只是他全部著作的一部分,就研究领域而言,他贯穿了晚清史、近现代史和当代史,对中国古代史也有涉猎。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生前一直提倡,史学研究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在杨天石的学术之旅中,这样的思路贯彻始终。他的史学著作,其论据大都建立在第一手原始材料的基础上。从1985年到现在,杨天石凭借一己之力寻访近代史原始材料,自1985年起,他陆续访问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在当地的图书馆、档案馆里接触到大量稀少、难见的史料,发现了不少人所未知的秘密。


去年3月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刚刚开放蒋介石1917~1931年的日记,杨天石即远赴美国查阅。今年4月2日,胡佛研究院宣布自即日起开放蒋介石1932~1945年的日记,杨天石即再渡重洋,紧张查阅。


能够在几十年时间里锲而不舍地寻求原始资料,年过七旬还不顾年高体弱,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原则,对于学术研究来讲,杨先生树立了鲜活的典范。


年迈的杨天石还在不辞辛苦地在世界各地寻找关于蒋介石的各种史料,以补充和完善他的研究。


“杨天石近代史文存”五卷本《晚清史事》、《国民党人与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抗战与战后中国》、《哲人与文士》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集中反映了近代史专家杨天石的学术成果。在杨天石的研究领域中,蒋介石研究和抗战史研究是重点,尤其是蒋介石研究,其用力最多。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中,杨天石就蒋介石日记的价值、蒋介石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以及他在抗战中的表现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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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2006年3月24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发布新闻,于当月31日正式公开的蒋介石1917年至1931年间的日记真迹。图为蒋介石1926年3月26日亲笔日记。 中新社发 陈钢 摄


1.蒋介石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


新京报:你曾经提出,要“建立中国近代史新的解释体系”,为什么?


杨天石:因为旧的解释体系已经出现了许多破绽。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认识到,历史首先是科学,而不是工具。未来历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要努力从旧的框架中解放出来。


真实是历史学的生命,历史学之所以能存在并且对社会有用,其关键就在于要真实。二是要以准确的史实为基础,检验既往的所有历史判断。符合客观历史者存之,不符合客观历史者则订正之。许多史料和史实都说明,旧的解释体系已经不足以适用到今天。所以,有必要建立一套新的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


新京报:近年来,有关蒋介石的著作出版了多种,资料有多个出处。一些名人曾经在日记中造假,那么,蒋介石的日记是否可信?


杨天石:蒋介石从开始写日记到1972年,坚持了50多年,从不间断。他的日记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真实性当然就比较高。原因是,第一,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了好多个人隐私,显然,这不是为了写给别人看的。第二,蒋介石日记里什么人都骂,最亲密的人也骂,像戴季陶是他的好朋友,他也骂;另外,何应钦、李宗仁、胡汉民、孙科、宋子文、孔祥熙他都骂得很难听。他这样一部日记,怎么能公布?


新京报:就你现在接触到的情况来看,蒋介石日记的价值在哪里?


杨天石:这些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深入了解蒋介石的思想和内心世界,“有助于填补蒋介石研究中的空白,从多个侧面和细节完整地反映蒋氏为人,”而且对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会有重要作用。历史学家当然要根据政治人物的公开言行对他做出判断,但是,历史学家还要了解政治人物的幕后活动和内心隐秘以及喜怒哀乐。这就要靠日记,这是日记的一个优点。


2.蒋介石不避其好色本性


新京报:一些有关蒋介石的著作都写到他年轻时很不堪,根据你的研究结果,事实是否如此?


杨天石:蒋年轻时一直是在天理和人欲之间作挣扎,他早年有三种身份,一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志士,二是研究宋明理学的道学家,三是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常常浸淫在花街柳巷,找妓女陪他喝酒、打牌、睡觉。日记里蒋曾坦率写道:到了妓院,看到床铺脏乱,余拂袖而去。又有“今晚出去探花”等内容。但蒋同时又在进行痛苦的思想斗争。在他从福建要到上海路经香港时,日记上说:香港乃花花世界,余能否经受考验,就看今天!结果当天晚上他又去妓院了,并在日记上写着:我的毛病就是好色!就连马路上见到美女也心动,他在日记中写道:“见艳心动,记大过一次。”为了解决性的苦闷,蒋在日记中也记载:以“自慰振兴精神”。蒋的日记写得很坦率,毫不隐讳自己好色而又时时警惕要戒色的矛盾与思想斗争


蒋有一个女友叫介眉,是个妓女,两人很要好,介眉希望结婚,蒋亦有此意,但要介眉写一盟约,介眉不肯,此事遂无进展。现在南京第二国史馆还藏有介眉写给蒋的信,里头提到她“活着是蒋家人,死是蒋家鬼。蒋要到福建打仗,介眉送她到船上,要求跟蒋一起走,蒋不允,说船上床脏。介眉于是要求他留在上海陪她几天,蒋遂在上海又待了几天。蒋感到后悔,日记中写道:我真是不像话,离开家前纬儿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母亲重病在床,我都没多理会,但我竟然在介眉家多住了好几天。”


3.蒋认为知识分子都是糊涂蛋


新京报:蒋当权后,民国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如罗隆基等人都对蒋介石有过强烈批评,他对这些文化人的印象如何?


杨天石:蒋对民主党派、文化人的印象坏透了,对民盟、张澜、黄炎培、左舜生都没好话。蒋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许多都是糊涂蛋,日记中出现大 量骂文化人的话。但是,蒋介石很爱读书。过去一般都认为蒋只是一介武夫,不爱读书,没有思想,这种看法不太正确。蒋是军人,除了对自己的军事指挥艺术很自负,对自己的文采也很得意,许多文告都是他亲自撰写的,他还在日记中形容自己“笔力雄健”。抗战期间,即使军务繁忙,甚至在重庆大轰炸中,蒋仍保持读书的习惯。抗战期间,他最常读的书是《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这两本书讲的是宋、元、明三代理学家的思想和学术传承,其中包含了许多个人道德修养与待人接物的道理。


蒋常感叹国民党不但没有好的军人,也没有好的文人,连文章都写不过共产党。陈布雷是他少数满意的文胆,但陈的身体不好。抗战期间,蒋在重庆举办第一届党政训练班,蒋亲自主持,还对学员做了问卷调查,问卷内容是他亲自拟就的,其中有一题是问大家:为何国民党处处赶不上共产党


【学者看法·赞】


他的研究追求信史和新知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杨天石的学术研究追求信史、实学、新知和美文,这在他的著作中表现很明显。所谓信史,就是指可信,可以传之后代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对近现代史以及当代史研究来说是一个尤其重要的问题。他非常重视原始材料,一切论据都是从原始材料出发。这是史学的一个基本要求,很多人都做不到,而他到现在还在努力做。大家都知道,近现代史以及当代史研究受到资料等多方面的局限,受到种种因素的干扰。从历史上看,研究现当代史的史学家的著作能流传久远,在当时的命运都很坎坷。当时很辉煌,以后遭遇也很好的史学家很少。当然,如果从后人的眼光来看,杨天石的史学研究不能说没有缺点,也不能说完全看不到时代的影响,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历史研究中,新知是非常重要的。他考验的是史学家能否发前人之未发,说出和别人不一样的见解。杨天石尤其注重学术创新。读他的著作,我们总能发现以前不知道的知识。杨天石比较注重叙述,他不是要建立一个理论框架,或构建一个宏观体系。他擅长用叙述把历史的细节复原,在这种重建中追求新知。即便是专家看他的书,翻几页就会发现新东西,这一点在老一辈史学家中非常明显。此外,美文也是他努力追求的。他的著作文字流畅,语言讲究,他能诗能文,文字功力在这一代学人中非常出色,写东西很生动。


他的蒋介石研究敢于冲破禁忌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可以说,杨天石对蒋介石的学术研究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多少年来,他的研究领域都很广泛,但是,对蒋介石研究从来没有中断过。他特别注意史料的搜索。他曾经出过一本书《海外访史录》,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像发现的蒋介石日记,他都加以研究利用。杨天石的蒋介石研究,敢于冲破禁忌。他的研究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再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冲破一些条条框框。


杨天石的学术研究范围贯穿了晚晴、近代和当代。他开始研究的是明代的思想家,然后是南社,包括诗词的艺术等方方面面。这个跟历史又分不开。由此,他切入到中国近代史,应当说,作为专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他起步比较晚,但是,成就既扎实又丰硕,这是不容易做到的。


他主编的《百年潮》有几句话,信史,实学,新知,美文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研究准则。主编这个杂志与他自己的学术研究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同时加深了他对中共党史的认识。


【学者看法·贬】


他的著作有史料价值,但没思想


●张教授,近代史专家


杨天石的书我读过一些,文字很流畅,史料很扎实。他搜集史料好像着迷一样,基础打得很牢, 涉及面很广,但就是没思想。


我觉得,历史学家除了用扎实的史料进行研究之外,还应该进行解释,不能说把材料罗列出来就万事大吉。他有时罗列了太多的材料,明明可以通过分析做出一些结论,但他就是不说。像他的蒋介石研究,从他的书里能看出蒋介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蒋介石不是一个小人物,中国近代史缺了蒋介石和***的话就没东西啦!你掌握了那么多史料,没有进行挖掘,从里面看不出来东西,这非常可惜。


我不说他非要下一个明确的结论,但至少可以分析一下。我觉得,历史必须进行解释,但是,包括他在内的很多学者就是不解释。当然,他纠正了以前对蒋介石研究的一些谬误,但是,对于蒋介石这个人物的研究来说,谬误不成问题,因为人们对他的看法历来就是有偏见的。更重要的问题是,通过对这个人物的研究,把中国近代史的走向和脉络揭示出来,或者深入挖掘这个人,这都可以。


当然,杨天石也有他自己的学术贡献,我也很尊重他。作为一个史学家,他当之无愧。我觉得,造成他的近代史研究现状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过于谨慎,自己不敢下结论;再有就是见识不够。这会导致他接触到一些重要史料的时候看了也是白看。中国很多历史学家的毛病在于,每个人就搞自己那一段,对其他的部分了解太少。这肯定会局限自己的研究。


学术一流名声末流


在近现代史领域,有三位学者具有一流的学术水平,却拥有末流的世俗名声,一位是北京大学的茅海建,一位是中山大学的桑兵,还有一位,是社科院的杨天石


茅海建先生的导师是陈旭麓先生,陈旭麓则是陈寅恪的弟子。陈旭麓先生也是学术水平极高,却声名不彰,茅海建有感于此,每有新作出版,总要在书的扉页题上“献给我的导师陈旭麓”,要说“道德文章”,我觉得茅先生算得上当之无愧。


桑兵先生是中山大学的学科带头人,关于学术史上地缘与人缘的研究在国内首屈一指,但是桑先生为人低调,加上研究领域比较专业,学界之外也是少有人知。


杨天石先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王力先生,后来步入史学,成绩骄人,当年出版《海外访史录》,在学界引起很大震动。我之所以把杨先生的毕业时间加以强调,是因为那时毕业的学者不像后来上山下乡的一代学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尽管个人不懈努力,在学养上都存在致命缺陷。


这三位我都不曾有过接触,却从他们的著作中获益良多。说起来,多多少少与杨天石先生还算有点文字缘分,想来他大概也未必记得。不论其文,先说其人,我姑且先说说我和杨先生的一点缘分吧。


前年,我在编《斯人不在》那本小册子时,杨先生撰写的《“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吴稚晖》即在我的选编视野之内,出版之前,出版社需要各文章作者的授权,当时我还不曾和杨天石先生有过任何联系。冒昧打了电话到杨先生家里,杨先生不在,杨夫人告诉我杨先生正在美国查阅资料。我又问,那如何能和杨先生联系上?杨夫人告诉我,她也无法联系,她给了我杨先生女公子的电话,说其女公子可能知道杨先生的联系方式。


我不屈不挠地挂了电话给杨先生的女公子,她告诉我,杨先生在美国一般都是通过邮件联系,让我给杨先生发邮件试试,同时告诉我两个信箱,让我发信时两个信箱都发一遍,以确保杨先生能收得到。我于是给杨先生发邮件说明意图,本来以为像杨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家,可能无暇顾及如我这般无名小辈。没想到很快收到杨先生肯定的回复邮件。杨先生其人,吾不知也,但是其为人之敦厚,吾见之于其夫人与其女公子。


他的研究领域大众也感兴趣


●本报书评人 陈远


书的品相不好,有阅读障碍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口气推出了五卷本的《杨天石近代史文存》,欲窥杨先生学术全貌的人当然不容错过,即使不作学术研究,只是对这段历史感 兴趣,也是非常值得翻阅的,因为杨先生的研究领域,非常具有被普通读者接受并且感兴趣的潜质,看看他的题目就可以知道我何以这样说。


在《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一卷中,有《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中山舰事件之谜》等文章,这些史实,即便不是做民国史研究的人,也大多耳熟能详,但是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则是专门研究民国史研究的人,也未必清楚。再比如在《宋明道学与蒋介石早年的个人修身》中写到的蒋介石的好色以及与青楼女子介眉之间纠缠不清的一段孽缘,想来是颇能勾起大家的阅读欲的吧?


不过,平心而论,这套书做得却是相当一般,或许只有我这般不挑剔书的装帧设计的人才不会对这套书的品相有什么不满。一点也不醒目的书封,放在书堆里,恐怕很容易就被淹没。从一个编辑的角度来看这套文存,如果要是我编,至少我会把《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和《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分成三册,把其中的“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单独汇编一册,否则以每册七八百页的厚度,让一般读者读起来还是有些吃力。而就文章排列,也可以再作一些考究。对于大家不太熟悉的人物可以配以图片和一些详尽的说明,以便使读者阅读起来没有阻碍之感。


不过,这都是题外话。我更想说的是杨天石的文字风格与学术方法。


循着傅斯年“史学即是史料学”的方向


讨论历史著作的语言风格,似乎是说错了话题。其实不然,长期以来我一直考虑,历史研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研究范式?学院式僵化的论文格式固然令人生厌,一味追求“好看”是否就应该获得赞誉?至少我不那么觉得。我觉得历史写作最重要的是准确——史实叙述的准确和观点表达的准确。“以辞害义”,是史学家大忌。杨天石的文章还没有读完,但是风格已经见识,朴实,朴实到极少使用形容词。比如在《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一文中,开头便是“1912年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刺。”平铺直叙,简单明了。为了验证我对杨文风格的这一判断,我随便翻到了几处我尚未看到的地方,果然不出我所料,此类风格的句子比比皆是,如“28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1000多余人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其后,又到外交部请愿。外交部长王正廷避而不见,引起学生愤怒,冲入王的办公室,殴伤王的头部。”此处不写王正廷的避而不见的心理,不写王被殴后伤势如何,只是根据材料叙述事实,想来杨先生治史多年,一定深谙“心史难描”的道理。而准确,在我的理解,正是研究历史的第一要义。


在中国史学会原会长金冲及先生给这套文存写的序言里,有这样一句话:“他(指杨天石)具有史学大师陈寅恪教授提倡的那种‘问题意识’。”我想顺着金先生的这句话,探讨一下杨天石的方法,我觉得,与其拿杨天石和陈寅恪做比较,不如拿他与傅斯年做比较来得更加贴切,当代治史者深得陈寅恪三昧的,应该是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茅海建,而杨天石,其学术取径无疑更贴近傅斯年“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号召,或者说更贴近胡适晚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理念。这种方法说来简单,在单篇文章中也比较容易做到,但是能够做到篇篇如此,而且在题目上不重复,则殊为不易。不过,可能是过于谨慎,有些文章只有材料呈现,而没有观点的展开,比如《张发奎谈南昌起义》一篇,读来令人稍觉缺憾。


纵览其书,便会为杨天石占有资料之丰而瞠目。在阅读过程中我常常想,为什么是杨天石?不熟悉杨先生,不敢妄下断语。


理解历史才能真实地刻画历史


杨天石在史学界之内的成名之作,当属《中山舰事件之谜》。那篇文章令胡乔木赞誉有加,称其为“近年来中国现代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是一篇具有世界水平的文章”。其实杨天石的文章大多可圈可点。比如《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一文。


关于孙中山“租让满洲”问题,一直是近代史上的一个疑案。而杨天石通过考察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的日本三井财阀重要人物森恪与益田孝的函电,以诸多当事人的言论为佐证,最后得出结论,孙中山确实一度曾经准备把满洲租让给日本。我们不妨来看看杨天石的叙述:


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孙中山鞠躬尽瘁地奋斗了一生,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准备将满洲租让给日本,这应该也是事实。问题的全部复杂性也在这里。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而否定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崇高地位,同样也不应该为了维护这种地位而讳言有关事实。历史学家所追求的只有真实和真理。对孙中山如此,对其他历史人物也应该如此。


我们常常说要对历史人物作到同情的理解,如果没有理解只有同情,或许只能做到为尊者讳,只有理解了历史,才能真实地刻画历史。这一点,我以为杨天石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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