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六大”为何移往莫斯科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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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六大”为何移往莫斯科召开?

在我们党召开过的16次代表大会里,其中有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是在异国之地莫斯科举行的,这就是中共“六大”。你又可曾知道,中共“六大”为何移往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有些什么鲜为人知的内幕?“六大”会址如今安在?



(一)



人们不禁要问,偌大的中国难道还没有召开“六大”的一席之地,为什么要舍近求远,非得在莫斯科举行。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说起。



1927年春夏,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先是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和屠杀员与革命群众。紧接着,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右派作出策应,捕杀了包括著名员肖楚女、熊雄在内的员和工人积极分子2000多人。然后,5月13日,夏斗寅在湖北宜昌叛变。后来,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屠杀工农群众。再后来,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决裂,并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血腥屠杀员。全国其他一些地方,在国民党右派把持和操纵下,相继以残忍的手段进行“清党”。一时间,黑云压城,血流成河。据统计,在此期间,遭杀害的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处于这样一种险恶的环境,面对如此凶残的刽子手,在中国国内举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显然是不适宜的。于是,我党领导人只好把注意力转向世界革命的中心――红色圣地莫斯科。



(二)



最早提出召开中共“六大”是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但当时的领导人对大会地点颇费了一番心思,有的说在上海举行,有的讲到广州召开,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3个月后,中央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作出《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决定大会“于1928年3月初至3月中旬之间召开”。这次会议仍然没有把大会地点确定下来。只是有人建议在香港或澳门召开,但没有被与会者所采纳。快到预定的1928年3月了,时间已非常紧迫。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领导几经权衡,最终确定6月在莫斯科举行中共“六大”。并及时向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发出了请示电。



共产国际充分考虑了中国党和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基本同意中共政治局的意见。恰在这时,共产国际也要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六大”、少共国际“五大”和职工国际“五大”等一系列重要会议。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些会议都是要参加的。于是共产国际最后正式回电中共中央,同意中共“六大”移到莫斯科召开。要求当时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提前来莫斯科做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还点名要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出席会议,可惜,陈独秀没有珍惜这个机会,拒绝参加党的“六大”。



(三)



1928年5、6月间,产生于全国各地的142名代表,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代表中,除小部分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再到莫斯科外,大部分是经陆路去莫斯科的。经陆路的代表为了避开特务跟踪,到哈尔滨后再兵分两路,一路去绥芬河过境,另一路由满洲里出境。党的领导机关在哈尔滨设立了接待站,接送过往代表。代表们离开哈尔滨时,每人领了一根折断的火柴棍作为接头用。到满洲里下车后,由苏联人驾驭标有“67”和“69”号码的两辆马车负责接送。因此只要交上火柴棍,不必说话就可以上车。然后换乘火车,整整坐了7天车才到莫斯科。再用马套车送到开会的地方。


这里,发生在周恩来、邓颖超身上的一件事,说来让人感到后怕。周恩来、邓颖超扮作古董商夫妇乘坐了一艘日本客轮,由上海出发。在大连码头正要下船,被警察拦住了,将他们带到水上警察厅。狡猾的特务拿出照片对看了半天,猛一醒悟,“你是周恩来”,机警的周恩来沉着地说:“你认错人了,我姓王。”并一一回答了敌人的盘问。警察找不到破绽,只好把周恩来放了。上岸后,周恩来、邓颖超住进了大连一家旅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把接头的东西也处理掉了。不料,到了哈尔滨,却无法与接待站接上关系。只好等李立三赶到后才接上了头。



瞿秋白也有过类似的插曲,凭着长期白区斗争的经验,同样甩掉了敌人,闯过了险关。



(四)



中共领导人一到莫斯科,斯大林便在大会召开前几天,专门抽时间找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集体谈话。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作了较为客观和正确的评价。但李立三坚持己见,并当面辩驳,使斯大林很难堪。后来,斯大林又委托布哈林以共产国际负责人的身份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政治谈话会。共产国际还专门组织了一个由布哈林主持、有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洪贝尔德罗、陶里亚蒂和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米夫等参加的委员会,他们自始至终参加了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中开幕。党的主要负责人瞿秋白致开幕词。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瞿秋白和周恩来先后作了报告。中共“六大”就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代表们认识到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大会尖锐地指出,目前最危险的倾向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全体代表在事关革命重大问题上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会议制定并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中国组织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等10余个重要文件。大会也初步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由于历史的局限,这次代表大会存在一些严重不足。比如,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成革命的敌人,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又比如,仍然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忽视了把农村作为革命根据地这个基本的国情;还比如,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



党的“六大”产生了由23名中央委员和1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中央政治局,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等7人为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彭湃、杨殷、罗登贤、徐锡根、卢福坦等7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还推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5人进入政治局常委。在选举中央主席时,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份和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加之共产国际定的基调与苏联党的干预,最终在周恩来、向忠发两人中,选择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这样,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主席,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后来的事实是,向忠发无法驾驭党的全面工作,不能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在党内只是一个摆设。这也是六大后李立三能掌握中共中央实际权力,“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一个原因。



这次会议还派出了瞿秋白、张国焘等4人驻共产国际。这是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团进驻共产国际总部。表明了中国在世界中已有一定的位置和份量。



(五)



这里还要说一说“六大”会址。“六大”会址位于莫斯科近郊兹维尼罗德镇,是一栋三层小楼的银色别墅。据建国后到莫斯科参观的同志述说,通向“六大”会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座一人高近似白色的门垛立在道路两旁。进入这个院落,里面一片幽静,高大的乔木,低矮的灌木,各种植物交织在一起。不远处有一座残破的木桥,一条小路通过木桥伸向密林深处,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这里充满了古老的俄罗斯风韵。一座三层沙俄贵族的别墅若隐若现地矗立在林中。走进这片地带,如同进入仙境一般,令人心旷神怡。这幢小楼在十月革命前是一个达官贵人的别墅。十月革命后收归国家所有,改为一个农场,再后来还做过克格勃的办公地点。如今这幢楼由于年久失修,已快倒塌了。楼道里面十分破旧,楼的外墙皮大部分已经在风雨侵蚀下剥落。随着岁月的逝去,它已残破不堪。目前这幢楼早已住上了人。晓得这幢别墅是中共“六大”会址的俄罗斯人,都要建议每次来这里参观的中国同志向中共领导人反映,尽快对这幢楼进行修缮,恢复它的面目,并作为一个重要纪念地供人们瞻仰。




离“六大”会址约十几米处是代表们的住地。它是一座带阁楼的独体二层小楼,被深可及膝的青草环抱着。那飞檐,那外墙上的大块玻璃瓦,那粗大的雕梁画栋仍旧依稀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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