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百缝杉木屋 百缝杉木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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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扎在紫水河畔的志愿军休憩了一段日子后,就奔赴全国各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了,他们为紫溪人种下了许多的友好长青树。

志愿军叔叔们离去了,我们对面的房里又住进了一户姓石的两夫妻,他们是供销社的,有一对女儿。大的和我同年,叫石宝玉,小的少我一岁多,叫石宝玲。我们开始的交往是相互交换小人书,她俩有几十本西游记之类的连环画,好看极了。我用《少朋友》、《儿童时代》、《红领巾》和她俩交换着读。放学归来,我们在檐下石板上抛石子,画十字空格房子,听梆声嘣嘣,猜象鼻岭有牛……日后的星期日,我领她们去槐园摘桑叶喂蚕宝宝并摘桑葚吃,我们手牵手合抱古槐和皂丸树,在卵石巷里奔跑,还在槐园中四处游逛,争论树林里是先有艳丽的凤凰还是先有青秀的凤尾草。绵绵的五月雨季,我们还在我祖母的房门口捞潺潺流水中漂浮而过的石榴花,又争论百花中最好看的是什么花?宝玲说是红芙蓉,宝玉说是金黄的美人蕉,我却说是石榴花:“你们看石榴花,高高地开放在细嫩叶间,像火一样红,图画书里英国女王的皇冠就像石榴花冠,是不是?”“不太像?”她们两个连声争辩道。“那就带几扎回去比较吧,女王一定比较了百花后才选中石榴花的……”我不依不饶地说。

在一个假日里,她俩还领我去了她外婆家后面一个有石牌楼的地方摘羊奶子(酸的颗粒果)。我们摘满衣兜,汗津津地跑回家,坐在屋边背阳的石板上,一颗颗地抽掉芯,再用针线一颗颗串起,大串的叫项链,小串的叫手镯。“嗨,源源,我们摘的崽籽比你多,多做了两串,送一串给你妹妹带好不好?”宝玲说。“好啊,嗨,依我看这崽籽名字不好听,该改一改,我们叫它罐子珠好吧?我舅舅说物名是人取的。我外公药铺堂里有一千种药,有一千个蛮好听的名字。”于是我们举手通过,戴着自串的贼光贼光的罐子珠项链、手镯得意洋洋。

可是后来,我们常常为了一句话、一场游戏输赢、或晚间争扑一个飞入石坪园的萤火虫而争吵,轻则她们不理我,严重的时候她们就用棍子在堂屋里画一道楚河汉界,还念咒:谁过界线谁短命!有一回,我们为屋后方粮管站墙上的一行标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而争论不休。“嗨,源源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解放台湾?”宝玉问我。“你们先讲,你们中哪个先讲出我再讲,你俩姐妹素来都是姐唱妹合联手对外人的!”我十分认真地拒绝先讲。“我们想哪天解放台湾就在哪天解放台湾!我们强大的解放军叔叔会像志愿军那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样跨过海去解放台湾!”

我想解放台湾大概怎么也要10到15年吧,因为我们要造很多军舰、飞机、炮弹,要准备蛮多粮食、药品……就像我外公为人诊病开药方,要先查清病情再开方,而他开方前药房里已存放了各种各样的药。台湾和我们隔着辽阔的海,打仗当然要先准备了。于是我们争论地面红耳赤。刚好这时父母从外面进来撞见了,父亲面带火气,当众就刮了我一巴掌,那是我挨父亲的第一个巴掌。我跑进房里放肆地哭着且抗议:“当老师的乱打人太不讲理!没有风度!”

1956年,灿烂的六月。一天课间操后,我拉开抽屉突然记起忘了带蚕盒,于是拼命地奔跑回家喂蚕宝,我可以饿一餐饭,但蚕宝宝绝不能挨饿。可是我当我气冲冲地跑进热烘烘的房间时,只见母亲大汗淋漓面色苍白,咬牙半裸着躺在床上。“哎哟——哎哟——”母亲一见我就喊:“源源,快!快跑去卫生所请医生,要快,要快些!”

我像麂子般飞快地跑向东门街,当汗津津的我把女医生领进房时,母亲的双腿间正躺着个红朴朴的娃娃——那是弟弟。母亲生了我们姐妹四个之后终于生了一个弟弟。我赶紧跑到学校把喜事告诉了父亲。

这一年喜事真多呀,父亲涨工资了,每月工资由20元增加到了37元。父亲的同事,同住一间房多年的邓钰老师乐得眉飞色舞,他把补发的工资全买成大红的海兰毛线,有五斤多。他爱人是位精明勤劳的农妇,秋收之后,便请母亲带着弟弟住到她家,帮她全家四口每人织一件式样好看的毛线衣(那年代农村人很少人会织毛线衣,她们叫洋索衣)。过后不久,她们家为了答谢母亲,送了我们一张崭新的三屉书桌,是他家山麓的樟树锯做的。

从此,我家屋里才有了一张书桌,我乐得手舞足蹈心花怒放。有空时我便伏在桌子上开始啃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而在没有书桌之前,我只能坐床头依靠在板壁上囫囵吞读《高玉宝》、《卓娅和舒拉》、《劳动的开端》,它们是父亲在学校教工书室借来的。

父亲还指定我读一些我似懂非懂的古诗。当我读到唐朝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时,竟联想起遭轰炸后的槐园,那些从瓦渣里挤生出的花草藤木,如今已经非常茂密了。可怜抗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槐园都衰败了,许多人靠砍柴、扛木头上火车站台为收购站挑运度日,有劳力也难换回当天的糊口之粮。人们经常在园里撬抬石板、石条、石墩或拣青砖,春夏之时,一茬又一茬的人会来园里割青沤田,有的用两根竹杆接着捆绑上镰刀钩刮珍贵的槐姜,锋利的刀把那株合抱大的百年香柏刮成了S形。有一天,我见一位屠夫用斧头削砍香析便高声喊:“伯伯!它好痛!它好痛啊!”吓得正在摘菜的祖母赶紧过来把我牵走,一边轻声地警告我:“天恼的鬼崽崽嘴巴子多,嘴巴多会惹祸的耶!”人们进园各取所需,园内人视而不见,没人敢说二话……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有位姓徐的老师,从龙溪小学来我家,取走了他寄放在我家的一口箱子。傍晚大伯父来告诉我妈,他小弟被打成了右派。父亲被揪出的次日,大伯父就丢掉了饭碗。大伯父多年来一直在学校食堂当工友,他为人厚道大公无私,做事勤快干净在师生中是有名的,所以一直被学校留用。如今他兄弟成了右派,当然禁止干烧开水煮饭菜的炊事了。

反右斗争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时的人们都说不清道不明。起初人们开大会,大鸣大放,写贴大字报,按着揪出的右派押上台斗争,被揪出者诚惶诚恐。听说被打成右派者停发工资,母亲仿佛晴天遭霹雳。她失魂落魄、吃喝不下、睡不着,没过几天她便痴愣愣地像一株萎缩了的稻秧,之后便经血失调流血不止……每天我不得不挽着竹篮下河为母亲洗血裤。后来,我把这事告诉祖母,祖母顿时大惊失色地叹道:“哎!不好了,你娘得了血崩病……”不久,厚道的大伯父便向祖母建议:“娘,她五嫂那病恐怕是凶多吉少了,先骥(父亲的家谱名)又不在身边,他那嫩仔可怜,您就带他到身边和我们一起过吧。”于是我一岁半的弟弟就靠祖母和大伯父生活了。父亲打成右派,停发了工资;母亲又病了。这对于嗷嗷待哺的我们犹如雪上加霜,我们成了釜底的游鱼。

一九五八年三月初的一天,屋的主人,一位柱着拐杖的瘦婆婆又来催我们搬家了。平时她来了通常都会坐下喝杯茶,可是这天她却不肯坐,站在檐前的石板坪里说:“你们已有两个月没交房租了,我的屋也不能容你们这号人家久住!人要脸树要皮你们如果还不搬走,那就试试看,看我有没有本事把你们的家伙给撂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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