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臂侦察科长屡立奇功 被毛 泽 东誉为福尔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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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来了一位年轻的独臂侦察科长


1939年10月,正是陕北高原秋麦收割季节,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新来了一个30岁左右的独臂侦察员,名为陈泊,又叫布鲁。对于陈泊的个人履历和来延安的情况,没有多少人知晓,只有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心里有数。这个身体修长却显得壮实的独臂汉子,肤色黑里透红,前额光亮宽阔,加上浓眉大眼和棱角分明的脸庞,浑身上下透出一股英武俊逸之气。


陈泊原名卢茂焕,1909年出生于海南岛的一个渔民之家,小学毕业后来到琼海,进厂当了工人。做工期间,性格刚直而又爱打抱不平的陈泊,被中共地下党注意上了,在实际斗争中将他培养成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两年后又加入了党组织。陈泊在琼海的地下斗争中,担任过交通员、侦查员,表现得机智勇敢,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1928年5月,海南的革命斗争遭受挫折,陈泊被迫逃亡海外,先在新加坡一年多,后又转到马来西亚,与地下党组织接上了联系。马来西亚总工会任命这个20多岁的青年担任纠察总队的总队长。


1932年秋,陈泊受马共中央的指令,参与诛除大叛徒、原新加坡区委书记李锦标的行动。李被捕后经不起酷刑讯问,叛变投敌,先后出卖党内同志上百人,新加坡地下党组织几乎被他破坏殆尽。陈泊他们本想用自制的炸弹将李锦标炸死在酒店。不幸的是,在做炸弹试验时突然发生爆炸。等他醒来的时候,人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左手已被炸飞一截。为保住他的生命,医院给做了高位截肢手术。警方人员见他苏醒过来,在病房里进行了审讯。机警的陈泊知道警方还不了解他们自制炸弹的背景,也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便一口咬定自己是“爆炸的无辜受害者”,要求警方查清作案人,赔偿他的医疗费和损失。警方审来审去,拖了将近一年,没有任何结果,只得把他连同一批政治犯驱逐出马来西亚。陈泊回到海南,不久来到广东,与我地下党组织接上了联系。中共广东省委的情报部门决定让他奔赴延安。陈泊用了70多天的时间,完成了从广东到延安的艰险旅程。中央组织部根据他的特长,安排他在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担任侦察科长。


屡立奇功,被***誉为“福尔摩斯”


不到两个月,从南洋来到北国的陈泊,完全适应了延安的生活,充满激情地投入工作。他几次独自到距延安数百里的边境情报点检查工作,每次都能带回很有价值的情报。


陈泊从内部特情提供的情报中获悉,西安国民党中统机关将在近期派遣一名特务进入边区,公开身份是《中央日报》记者,其任务是检查边区各县国民党党部执行“溶共”、“防共”、“反共”方针的情况。


经过请示,陈泊布置人员,暗中张开了罗网。


这个所谓的《中央日报》记者一进入边区,就被我方人员抓获。陈泊连夜进行审讯,这个特务坦白交待了全部计划。陈泊在走出审讯室后,对其他侦察员兴奋地说:“现在,我可以冒充这个家伙,到几个县去掏他们的老底儿!”几个侦察员都说这样太冒险了。陈泊把头一歪,意味深长地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冒点险,能够办成事情?大家帮助我准备准备吧。”


吃过晚饭后直到下半夜,陈泊与侦察员们聚在一起,从各个角度把一切细节想得详细具体,包括对各种身份的人,如何答话问话,如何获得对方的材料,都考虑到了。


第二天,陈泊穿上被捕特务的衣服出发了。他首先来到延长县,手持《中央日报》的记者证,来到国民党县党部,开口就指名要见书记长。已接到上峰通知的书记长,对他不敢怠慢,热情相迎,上茶献烟。在外设军警岗哨、内有暗探把守的县党部,陈泊大大咧咧地翘起二郎腿,听取书记长和官员们的报告。这些人将他们收集到的我方情报,向这位“钦差大臣”一一汇报。陈泊又记又问,还要看材料。他特别注意每一项情报的来源,包括每一个秘密情报点的具体人员。听完了汇报,还要郑重其事地“指示下一步的工作”,以国民党官场的一套,对这些人大加训斥。他回到延安后对侦察员们得意地说:“这一次真是骂得痛快!什么‘饭桶、熊包、笨蛋’,连珠炮一样喷出来。”


有了在延长县初获成功的经验,陈泊又接连到延川、清涧等6个县,对这些地方的国民党内部,进行了探查。回来后,他详细整理了各个县的材料,向保卫部门下达密令,各县公安局按图索骥,捕捉暗藏的特务。


这次捕捉活动抓获了特务40多人,大大削弱了国民党在延安边区的特务力量。同时,我党将这些县的国民党党部反共的罪恶活动加以公布,使国民党西安当局在政治上非常被动,感到难堪。


1942年春节前夕,延安边区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才从甘肃陇东回来的陈泊,接到庆阳县我方特情密报:我秘密哨所抓获一个来自国统区行动诡秘的男子,名叫陈兴林,陈在审讯中供认负有国民党军统交办的重大使命,愿意弃暗投明,但只能向中共保卫部门的负责人洽谈。


这天深夜,陈泊秘密会见陈兴林,两人经过长谈,交流得甚为融洽。陈兴林痛哭流涕地讲述了自己如何被胁迫当了国民党特务的经历,特别是交待了这次潜入边区的任务。

原来,陈兴林本是在西安读书的热血青年。1938年10月,他联络了3个要好的同学相约一同去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不料走到临潼时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截住,把他们强行送到西安郊外的一个训练基地。陈兴林经过3个月的“洗脑”和强化训练,以优异成绩被派到汉中特训班当教员。


汉中特训班是个绝密的特务组织,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一手创办的。其学员都是被骗来的初中文化以上的青年男女,人员准进不准出,互相一律以代号相称,彼此不知道真实姓名。训练的内容除思想上的反共教育外,还有枪法、爆破、暗杀及如何窃取情报的技术等。这种训练3个月为一期,毕业后即伪装成进步青年,派往延安长期潜伏。但规定横向之间不可发生联系,也不同上级机关进行联络。国民党军统将这些人员称为“第五纵队”,给他们布置的任务是等候时机,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实施刺杀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破坏军事设施,炸毁桥梁、仓库等破坏活动。


到1941年10月,这个特训班已经办了九期。陈兴林从第一期到第九期,始终是教官。这年年底开始,国民党胡宗南部欲大举进攻延安,需要部署那些已经潜伏下来的特务,做里应外合的准备。可是由于这些人按要求长时间不与上峰联系,特务机关既不知道他们潜伏在延安的什么单位?,也不知道这些人叫什么名字?惟一的办法就是选派一个熟悉这些特务的人,打入到延安去,从接触中逐个认识,布置任务。陈兴林被选中了,因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从一期到九期的学员,他个个认识。


接受了任务的陈兴林装扮成一名小商贩,怀揣四十快银洋,穿着一身地道的西北人服装,从铜川方向进入延安,刚到临近富县的界子河,就被我方的巡查人员抓获。


陈兴林之所以在审讯中流露出愿意向共产党投诚的思想,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经过多年的观察、思考,认为共产党的确是大大有别于国民党的政党,其一切行动表明,这个党完全是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他听说八路军已经解放了他的家乡庆阳县,不由地分外思念老母亲和去年成婚的乡村妻子。


陈兴林向陈泊谈完这一切后,提出一个要求:让他自由地回庆阳三天,探望老母和妻子后返回延安。

对于陈兴林提出的要求,保卫处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不同意者占多数,说这是军统特务玩出的阴谋,欲借机逃走;还有人建议派便衣人员武装跟踪,或者将陈兴林母亲和妻子接到延安来。


陈泊与上述两种意见截然相反,极力主张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让陈兴林自由地回庆阳去,促进他的思想转化。他的理由是充分的:一是庆阳已经成了八路军的天下,陈兴林能往哪儿跑呢?二是他即便逃了,其家室还在,陈能不担心家人的安全吗?三是他既然主动交待了一切情况,就是诚心的,否则不怕我方公布他的材料么?


陈泊的意见被反映到中央社会部,得到了批准。


陈泊对陈兴林说:“你放心回去,我们决不会派人跟随你。”他还给了陈兴林一些边区的货币,让他买些衣物食品回去,并送给一只大烧鸡和几块布料,作为回家的见面礼。陈兴林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感动得泪流满面,赌咒般地说他一定回来。陈泊笑着说:“别讲这些了,我们相信你。”


三天过去,就在保卫处的多数人担忧的时候,晚上断黑时,陈兴林回来了,见到陈泊就感动地讲起回家的感受,说共产党对老百姓真好,去年庆阳闹了旱灾,边区政府给农民发了救济粮和救济款,他家也得到了200斤细粮。


不久,是“五四”青年节,延安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


吃过早饭,陈泊带上陈兴林和十几名挑选出来的保卫干部,便衣武装来到会场,隐蔽在入口处的彩门两侧。从9时起,各单位各院校的队伍打着写有纪念“五四”字样的旗帜,唱着歌列队进场。作了伪装的陈兴林睁大眼睛望着,认出一个“特训班”的成员,就作个暗示,便衣人员跟上去,向领队打听此人的姓名。从人员入场到大会结束,陈兴林指认出特务36名。会后,保卫部门进行逮捕,又加以突审,这些潜伏特务大多数招供,其后再经过这些人指认,相继抓获同党20多人,总共60多人的潜伏特务被一网打尽。令中央社会部和中央军委保卫部震惊的是,这些特务的潜伏范围之广,潜伏程度之深,是无法想象的。从中央党政机关到延安的地方政权,从高校到群众团体乃至一些兵站,无所不在,还有少量的钻进了高度机密的中央机要交通部门!


由陈泊一手破获的国民党军统“汉中训练班”大案,在我党情报、保卫部门引起轰动。情况上报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感到十分振奋,特地召来康生询问情况。***听了汇报后,点着头自言自语般地发出赞赏:“当为奇功!奇功!”接着又问:“是何人具有如此的神通?”


康生不得已说:“这是布鲁同志一手操办的。”


“噢,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风趣地说完,又问了陈泊的简历,慨然道:“可惜我们只??样的人保卫延安!”


康生很快地领悟到什么,说道:“我们马上就研究,准备由布鲁同志担任保卫处的处长。”

“那好嘛,这叫有功就赏。”***笑吟吟地首肯。


陈泊被***誉为延安“福尔摩斯”的事,在延安保卫战线和情报部门传开了,其美名不胫而走。不久,陈泊被任命为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处长。


中央社会部吸收陈泊参加,认真研究,决定对这次抓获的60多名特务,一个也不判刑,而且对认罪好的释放出去,让他们走自新之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对于共产党有着重新认识的特务人员,释放后没有一个人重回国民党军统,大多数人成了拥护抗日救国的革命者。就说那个陈兴林,参加革命后从严改造自己,两年后成为了中共党员。


识破假新四军旅长,保证了***的安全


陈泊在延安的情报生涯,是用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杰出的谍报才干写就的。继破获“汉中训练班”一案后,他的另一项令人钦佩的杰作,就是及时地洞察出军统特务企图借机刺杀***的阴谋。


那是1943年6月上旬,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驻吴旗长官庙的警七旅补充团,某警戒哨于凌晨发现有人偷越山口,立即调集部队进行围歼,共打死武装特务7人,但没有留下一个活口。为此,留守兵团肖劲光司令员对补充团作了严厉批评。


相隔数日,在富县的边境,又发生半夜绕越哨口的事件。哨所的八路军战士开枪射击,二人被打死,一人重伤被俘,不久就死去。三人均着便装,有如学生打扮。


接连两起武装特务偷越哨口的事件,引起了陈泊的高度警觉。他向中央军委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汇报了自己的想法。第二天,由中央军委保卫部牵头,召开了留守兵团、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延安公安局等单位的联席会议,作出了加强延安的防特反特,特别是保卫中央领导人安全的决定,具体措施是在边区搜索武装特务、严密监视“抢救运动”中有特嫌的人员等。


陈泊每天要保卫处的有关人员,从中央军委和中央办公厅,抄来中央主要领导日常活动的安排计划,认真阅看。这天,他从安排计划中看到这么一项内容:6月22日上午10时,***接见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在笔记本上记下田守尧的名字后,陈泊当下来到中央军委,向钱部长询问情况。参谋人员拿出田守尧报到的材料,上面写道:田是今年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经渤海、冀东、平西进入晋西北,从那儿进入边区的。他抵达晋西北时有电报发给中央军委,但所持的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丢失。


陈泊看完材料,向钱益民提出:能否向晋西北的两个兵站去电,查证田旅长是否从那儿经过?


当天下午,陈泊接到通知:晋西北八路军兵站回电,今年5月下旬,并无新四军旅长田守尧从那儿路过。陈泊放下电报,沉思良久,忽然腾起身子,跑步往外走去。


陈泊来到钱益民办公室,说道:“我建议马上审查那个田守尧,再决定毛主席是否接见。”

“哦,你有什么怀疑的证据吗?”


“是的,我认为吴旗、富县发生的几起特务越境事件,表明国民党特务企图混入延安。而在延安,装扮成军人是不容易发现的。这个田守尧,从3月份就离开华中,到现在3个多月了,这中间可能发生很多的变化。为什么田守尧在材料上填写路过晋西北,而兵站回电没有这样一个人,这里面有问题!”


钱益民待陈泊说完,思考了一阵,道:“你的怀疑有一定道理。这样,审查田的任务交给你。对了,注意一下方式方法。”


从这天下午起,陈泊用了整整两昼两夜的时间,终于将“田守尧旅长”审查清楚:对方果然是军统派来刺杀***的高级特务!原来,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于今年3月初与该旅参谋长彭雄等人,从山东出海绕赴延安,参加党的会议。他们在渤海的连云港与巡逻的日军遭遇,所有人员无一生还。日军不知道这次海战中击毙的是什么人,但军统特务很快查清楚死者中有八路军旅长田守尧,并将这一绝密情报电告重庆军统总部。在戴笠的亲自策划之下,军统派出数批特务潜入延安,包括这个精心选出来的“田旅长”。这名高级特务在中央军委招待所住了5天,没有人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眼看还有两天就要受到***的接见,没想到在这节骨眼上却没能逃过陈泊的火眼金睛。


6月29日上午,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在延安对记者发表讲话,揭露国民党派遣特务进入延安扰乱并企图刺杀中共领导人的事实,一时舆论哗然,国民党方面狼狈不堪。


陈泊又立下了一个奇功,受到中央社会部的内部表彰。这位延安“福尔摩斯”更出名了。


建国后,功勋卓著的反谍斗士蒙受旷世奇冤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国共两党在东北进行激烈争夺的紧迫形势,把在延安的陈泊及其妻子吕璜,推到了战火纷飞的东北前线。1946年6月,夫妇俩到达东北,陈泊任中共松江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哈尔滨市公安局长。吕璜任滨县公安局长。


其时,刚从国民党手中夺回一个多月的哈尔滨,社会环境极为复杂。日伪军和警宪特务、土匪四出破坏。白昼黑夜,市区郊外,枪声不绝于耳。陈泊从被抓获的一般特务身上入手,派人打进去充作内线,破获了潜伏在哈尔滨的国民党地下党部,抓捕特务、反动官吏近300人。接着,在解放军驻军的配合下,陈泊指挥了几场搜剿战斗,将蒋介石新近任命的“冀东挺进军上将总指挥”、新编第二十七军军长姜鹏飞及其“军部”机关一网打尽。这两记重拳的出击,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在哈尔滨潜伏的敌特力量。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生龙活虎的陈泊与吕璜,从东北出发,一路南下,直抵江西,最后抵达南国重城广州。这位延安“福尔摩斯”,神勇传奇的独臂谍报英雄,出任广州市公安局的首任局长。把他放到这一重要位置上,是叶剑英专门向中央要求的。此时的叶剑英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州市市长,这位儒帅已估量到解放后的广州将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敌情,所以特别点将陈泊,另一位同时调来的副局长陈坤,也是广东人,原为我党在香港的情报系统负责人。


广州是人民解放军攻占的大陆最后一座重要城市,一败涂地的国民党要将所有的怨仇和积狠倾泻到这里,除了布置大量的特务潜伏下来,还网罗了一批港、澳当局清出的盗匪歹徒及流散的警宪人员,把一座“阳光”初洒的花城搅得乌烟瘴气,令平民百姓惊恐不安。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广东省委的领导下,陈泊与陈坤以昂扬的斗志投入肃清敌特的工作。他俩首先征得华南分局批准,从地方和部队调进大批人员,充实公安队伍,又从国民党警察局挑选接收了近千名警员,以强大的力量频频出击,搜捕隐藏于各个角落的敌特警宪,仅用1年左右的时间,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侦破敌特匪案件320多起,抓捕人犯1500多人,缴获地下电台20多部,各类长短武器逾千支,还有部分机枪、迫击炮;


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妄图爆炸广州市军管会大楼的阴谋,抓获作案特务11人,包括台湾中统、军统共同派出的电台组上校组长,并使电台报务员为我所用;


市公安局配合地下党策反了白崇禧部所辖的“桂山号”军舰,舰上400多名官兵全部起义投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市公安局通过地下党组织调动金融界的关系,将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预备逃美带走的三万美金截住……


中共广东省委对市公安局的工作大为满意。叶剑英在写给国家公安部领导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平定,与陈泊同志的领导努力是分不开的。”


谁也不曾料想到,40出头,年富力强的陈泊,在为革命竭忠尽智,干得正得心应手的时候,却被突然卷起的一股政治漩流,卷入万劫不复的死亡深渊!


1951年1月24日深夜,陈泊与副局长陈坤,正各自在家里置身于睡梦之中,突有一个班的荷枪实弹的军人,奉命闯入,将两个人戴上手铐押走了。


逮捕陈泊与陈坤,是建国后震惊全国公安战线乃至党内的惊人事件。从两陈被捕的第二天起,短短的20天之内,广东省公安厅被抓了700多人,广州市公安局也被抓了300多人,几乎是全局干警总数的一半!短时间在一个省的公安系统,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肃反清特”,令人万分震惊。


两陈被捕后,不几天被押送北京公安部。办案部门宣称,逮捕陈泊的原因,是他为“英国特务”,是港英当局特务的重要成员。两年之后,“英国特务”的罪名不见了,变换成“大量起用未经改造的敌特警员,严重违反党的公安纪律”,陈泊的囚禁处境也未改变。1953年5月,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以陈泊“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对已在1952年10月,因精神折磨加上病后得不到医治含冤而亡的陈坤,也以“包庇反革命、特务”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突如其来的巨大政治厄运,使得陈泊几乎疯了。他不知道多少次在监狱中挥动着被镣铐锁住的双手,发出“何罪之有?”“冤枉啊!”的呐喊,不知道多少次向审讯人员万分激愤地诉说,牙关咬得出血,嗓子嘶哑。然而,他的申辩和表白始终无人理睬。


对于陈泊来说,如果冤狱10年,那出狱后尚有申诉伸冤的机会。然而当难熬的10年监狱生活过去,仍然不给释放,又将他押送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监视劳动。自1961年6月起,这位谍报战线身手非凡,曾有延安“福尔摩斯”之誉的杰出斗士,在劳改农场苦熬了11年,直到1972年2月25日,终因不堪承受疾病的折磨,在农场医院含冤而亡,终年63岁。


叶剑英一开始就对“两陈案”大为不解。陈泊解往北京不久,他曾对公安部长说:陈泊的历史我是了解的,他在南洋的时候,革命立场就非常坚定,以后到了延安,一直表现很好,屡立奇功,是个难得的优秀公安人才,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公安部长的回答是:你只了解陈泊回国后的这段历史,却不能了解他在南洋??为了处死叛徒,在搞炸药的时候把手都炸掉了,这能不说明问题?


对方以不屑的语气作答:你怎么能证明这不是“王佐断臂”的苦肉计?


“你,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叶剑英心中为陈泊深感不平,然而转念一想,发作也许对陈泊更为不利,只好苦笑一下,以解释的语气说道:“过去,在公安战线,利用社会的三教九流,包括反用敌方人员为我服务,这是常用的办法呀。起用那些旧警员,是经过省委批准的,不能把账算到陈泊的头上。”

“那是你的想法,我们认为不完全是这样。”公安部长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


叶剑英无言以对了。他心里明白:新生的共和国敌情复杂,国民党确实在很多地方埋下了“定时炸弹”,公安部长自然满脑子敌情,神经高度紧张!这位中共华南分局书记,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以叶剑英当时的地位,他知道自己要为“两陈”大案翻案,那是回天无力,爱莫能助的。


陈泊的政治罹难,不可避免地累及到了吕璜。从1951年7月起,已调入全国妇联的吕璜,就在党内定为“控制使用”。虽说陈泊已解来北京,但不知道囚于何处?夫妇两人咫尺天涯,不能相见。半年过去,在吕璜一再向公安部门据理力争后,直到陈坤死去,也许怕陈泊再死,她才被允许受到严格控制的探监。每一次探望,吕璜都是强忍悲愤,竭力装出轻松的神情,言谈中只讲好的情况、讲假的情况,鼓励丈夫好好地活下去。


吕璜,这个蕴藏着坚强毅力的优秀革命女性,虽说心里怀着利箭穿心般的痛苦,但没有忘记自己所担负的重大责任———就陈泊的无端蒙冤,向党提出申诉。不久,她通过全国妇联,将一份七千多字的申诉材料,递交到邓颖超手上。两天后,邓颖超把吕璜请到中南海西花厅家里,亲自倒茶,两人亲切交谈。邓颖超同情地说:“你的材料我已经看了,怎么会搞成这么严重?”吕璜听到这儿,忍不住泪水盈眶,强忍悲愤扼要地补充了陈泊的相关情况。邓颖超听得认真仔细,末了点着头说:“这个案件看来是很有情况,我要向恩来同志反映,请他过问一下。”


吕璜怀着无比的感激与巨大的期望,在西花厅门外与邓颖超握手,洒泪而别。邓颖超话果非虚。不久,她将陈泊、陈坤蒙冤的情况向周恩来讲了。日理万机的政务院总理,心情有些沉重地表示:适当的时候过问这件事。


周恩来的确过问了陈泊、陈坤的案件,在电话中与公安部长作了交谈。然而,令周恩来也始料不及的是,他的过问无济于事。那位公安部长放下电话后大为震怒,接下来的情形可以想象:不但丝毫无益于对陈泊的判决,而且以后再也不准吕璜探监了。


与吕璜一样,许多人对此感到大惑不解:为什么一个错案纠正起来如此艰难。直到十几二十年之后,人们才逐渐明白:建国初期,开国元勋们各管一摊,一些领导人还像战争时期那样,一言九鼎,说出的话不可更改,别人也很难插手,甚至出现越插手越糟糕的情形。什么叫左倾?这也是一种可怕的思想上的“左”倾!


历史是公正的。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纠正过去“左”的观念与做法进程的不断深入,陈泊蒙受的冤屈也得以平反昭雪,并恢复了名誉。拂去历史的尘埃,陈泊所蒙受的旷世奇冤,仍令我们的心沉甸甸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世纪,但愿这种贻害无穷的“左”倾做法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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