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狼原创]国殇纪念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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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血狼原创]国殇纪念第三部分

第一部分:http://bbs.tiexue.net/post_2271224_1.html

第二部分:http://bbs.tiexue.net/post_2278406_1.html

三、抗战爆发前的时局。

这里应该专门谈一下中共对日本的态度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中国共产党即意识到日本侵略已经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十分危急的阶段。对日本侵略的态度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但此时党内对于如何对待国民政府则存在着不同意见,但最终,认为应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占据了上风。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就在当年,共产党人吉鸿昌等联合冯玉祥,在察哈尔等地组织抗日联军,誓死抵抗入侵日军,一度取得上风。但在日本与国民政府签署多项条约后,由于当时的大政治环境,察哈尔等地抗日联军被国民政府当作了谈判砝码出卖了,不仅遭受增兵后的日军猛烈进攻,后退无援,甚至在个别地区遭到国民党军和日军的联合进攻,最终失败。冯玉祥出走,吉鸿昌等共产党员被国民政府杀害。

但共产党人的努力并未因此而停止,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瓦窑堡会议后,***专门撰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指出:在日本侵略日益危急,吞并整个中国的企图已经暴露无遗的情况下,中国国内各阶级、各党派、各集团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选择抵抗还是投降。而***认为,无论何种情况,中共都必须坚持抗战,这是中共的性质所决定的,而国民政府中大部派系也无疑是要抵抗的,尽管其抵抗可能不够坚决,但如果建立了民族抗战统一战线,则完全可能对其加以监督,并使之成为抵抗的主力。为此,共产党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中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正式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此时的国民政府仍未放弃暂时媚日已取得短暂和平,争取时间,消灭中共的美梦。此时薛岳指挥的中央军追击了长达2.3万公里后,锐气已失,并且其战略布局也不允许中央军扩张太广。故而蒋在青海马家军骑兵追击失败后,命令当时位居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军出击。然而杨部此时已经深受中共影响,官兵都不愿打内战。东北军虽然拥兵数十万,但军心思归,在中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的宣传攻势下,官兵从上至下全无战意,加之中共正确执行了毛所倡导的统一战线政策,对战斗中被俘的东北军官兵采取教育后任其离去归队(可携随身武器),使东北军日益不愿与中共军队作战。尽管此时东北军兵力超过中共军近10倍,却兵无寸进。蒋为此勃然大怒,乃于1936年12月飞抵西安,逼迫张、杨进攻。

此时张、杨各有烦恼,张一直为9.18时命令不抵抗,让东北军含恨入关而深感对不起国家民族,对不起父老乡亲而耻,杨则已经深受中共影响,认为民族大敌乃是日本人,必须与日本人作战。

这里可能要介绍一下9.18事变张学良下令不抵抗的原因。自张作霖皇姑屯被炸身亡后,张学良接掌东北大权,其集国仇家恨于一身,因而不顾日本方面的百般阻挠,毅然宣布东北易帜,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同时在东北的建设中,张把重点放在铁路、港口建设上,积极改善军队装备,以加强东北之经济国防力量,提升抗御日本侵略的实力。尽管张对日本的扩张野心洞若观火,但东北军战斗力的不足仍是最严重的问题。1929年爆发中东路事件,东北军惨败于苏联远东红军,张也被迫作城下之盟,签署“伯力议定书”,放弃对中东路主权的收回计划。这一战事不仅使张认识到东北军战斗力的不足,而且也使张在苏日势力夹缝之间为东北找一条出路的计划成为泡影,因此在对日交涉中张一直保持低调。1930年下半年,张学良卷入关内新军阀的混战,9月18日,他发布“巧电”, 30万东北军入关助蒋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胜利后张荣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军也拿下河北和察哈尔等省地盘,北方事务蒋委托张相机处理。奉系势力在北方一时无两,但大军入关也令边防力量大为减弱。日本关东军开始蠢蠢欲动。 9.18的直接导火索是几件事:一是1931年初,日本满铁公司与东北当局谈判交涉铁路问题。张学良当时不以为然,仅将谈判任务交给新任命的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会长高纪毅,自己赴北平办公。结果谈判以不欢而散告终。随后,又发生关东军“事先不通知即进行军事演习”事件,日本还陆续向南满输送大批兵员与军火,东北形势趋于紧张。7月,发生“万宝山事件”,张学良认为:“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宜亟力避冲突”(7月6日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电)。蒋在7月12日致电张学良,也同意“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万案未了,又发生了“中村事件”。 8月17日,日方公布中村事件情况报告,借机在国内煽动对华作战狂热。日本国内对华强硬空气高涨,形势十分险恶,被张聘为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的老资格外交家顾维钧感觉情况不妙,“关东军在日本军部的指示或教唆之下可能采取激烈的行动,或许用武力夺取沈阳,进行恫吓”(《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412页),为此他先写信给张学良,后又专门赴平劝张关注日本关东军之动向,防止突发事件。但张对顾的告诫并不重视,也未对东北的兵力部署作相应调整,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关外东北军仍大多集中在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路沿线及中东路沿线等地,而在东北首府的沈阳只驻有17000人,与朝鲜接壤的国境线上更只有6000人,使得东北军在应付突发事变时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既然决定要避免与日本开战,面对日方咄咄逼人的挑衅,张认为退避和不抵抗是上策。9月5日他对应召抵北平的荣臻指示中村事件处理办法时,命令“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畔,退避为上”。9月6日张学良又自北京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于是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首先判断是日方的又一次挑衅行为,因而作出了不抵抗的决策,令大好河山不战而沦入敌手。

正因是张本人的错误判断,导致东北沦亡。因而张心中对忠诚于他的东北军抱有极大的歉意,一心想打回东北,完全不愿再与中共军作战的战斗中损失兵力。更加之中共明确提出抗日主张,事实上与张部下已经达成某种谅解,这就与蒋之间爆发了严重的矛盾。而蒋到来后特务对爱国学生游行的镇压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杨虎城的主谋、部分东北军少壮军官的支持下,12日,张、杨、部下官兵发动兵谏,软禁蒋介石,明确要求停止内战,举国抗日。其主要宗旨或可以从杨虎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电报体现。

“……现在危害我们幸福的帝国主义又来了!这比较军阀十百千万倍的可怕,这是亡国、这是灭种。同胞们:这不是虚声恫喝,“九•一八”以后,我们的东四省怎么样了?是不是土地被他们侵占了,房屋被他们住居了,同胞被他们赶走了。冀察又怎么样了?是不是主权被他们侵蚀了,经济被他们掠夺了。领空中他们的飞机可以自由来往,都市中他们的军队可以自由演习,所谓“塘沽协定”,所谓某某协定,那里是协定呢?这真是我们忍辱含垢的不平等条约。现在又驱使着伪匪为来侵占我们的绥远,以完成他们的“大陆政策”。什么叫“大陆政策”?就是将我们赶了他们搬进来。我们倘再不起来争这一个最后的生存,将来地图上要永远没有我们的中华民国。世界人种表上,要永远没有我们的中国人种。古语云:毁家纾难。难来了要不自毁,帝国主义要给我们代毁的。又云:舍身卫国。国危要不自舍,帝国主义要给我们代舍了。现在我们的政府,正在努力给我们解除这个亡国灭种的惨祸,我们要一致起来作政府的后盾。我们的办法是要拼命的守住我们现有的土地,不要再失一尺一寸,更进而收复失地。完整了我们主权,不使再受敌人侵略,这是我们多合理的要求。

总理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中国人在世界上求自由、求平等,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同胞们:要认清现在世界上一切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也到了非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清算不能生存的时候了!帝国主义的崩溃是必然的,最后的胜利终竟是我们的!十年前守西安就是我们最确实的印证,只要我们不怕死、能团结、肯牺牲,守一城与守一国没有什么分别的。虎城虽不敏,愿与我同胞坚持此志,御侮争存”。

西安事变爆发令中外一致震惊。此时国民政府内部迅即分裂为两大势力,以何应钦为首的派系极力主张武力解决,并调遣部分中央军逼近西安。而以宋美龄、陈诚等人则极力主张和平解决。由于担心蒋的生命安全,黄埔派系大部分在经过短暂犹豫、动摇后,决定支持宋美龄等。故不久宋美龄、陈诚等即抵达西安与张、杨及中共谈判。

中共方面认为:蒋虽然是反共的,但是在一定外力作用下,蒋是会积极抗日的。而就目前面临的困境,如果中共方面作出一定的让步,则蒋还是能够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而就目前国内形势来看,除西安一地外,全国舆论乃至世界舆论对与张、杨皆不有利,而且最重要的是,除蒋以外,全国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替代蒋的位置成为新的国家领导核心。何应钦等打着“武力解救”的旗帜,实际目的是想趁乱逼迫张扬杀蒋,而后取而代之。而以蒋当时的地位和威望来看,如果真的杀蒋,则全国必将混乱,出现大范围、大规模内战,则日本就真的有能力在短期内灭亡中国了。因此,虽然中共并未预料到西安事变的发生,但却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

现摘录当年周恩来等在西安谈判时向中央发回的几份电报如下:

一 与宋子文谈判情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甲)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90〕昨到西安。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乙)今日我及张〔91〕、杨〔92〕与宋谈判。

第一部分,我提出中共及红军六项主张:

子、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丑、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寅、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辰、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已、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以上六项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

第二部分,宋提办法及讨论情况:

子、宋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掌)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掌)外交,赵戴文或邵力子(张、杨推荐)长(掌)内政,严重或胡宗南长(掌)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掌)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掌)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掌)交通,卢作孚长(掌)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掌)教育。我们推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宋力言此为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抗日面幕揭开后,再彻底改组。我们原则同意,要宋负责;杜、沈、章等可为次长。

丑、宋提议由蒋下令撤兵,蒋即回京,到后再释爱国七领袖。我们坚持中央军先撤走,爱国领袖先释放。

寅、我们提议在这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以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成立联合委员会,受张领导,进行抗日准备,实行训练补充,由南京负责接济。宋答此事可转蒋。

卯、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前述六项)。宋答可先见宋美龄(子文、学良言她力主和平与抗日)。

(丙)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请即复。

二 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甲)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乙)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

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丙)宋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要蒋、宋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丁)估计此事,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

(戊)现在军事布置仍旧,并加紧戒备。

(蒋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三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我们以下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一、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就是:

子、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

丑、对外退让政策将告终结;

寅、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面的形成;

卯、陕甘两省变成抗日根据地之现实的可能性。

二、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指示着阶级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结合,特别是资产阶级营垒之决定性的分化过程,其意义就在推动和加速了资产阶级营垒中左派之集中,打击了中间道路之思想。然而分化过程没有终结,大致的情况仍然存在着三个营垒:抗日、降日、中间。新的变动就在:子、抗日力量的增强与合法化(至少部分地);

丑、亲日派遭受一致命打击;

寅、中间派开始接近于左派(虽然依旧不免动摇地缓慢地,即保存中间之基础)。

方针:打击亲日派,巩固以西北为中心之左派,影响与吸收中派。

三、孔、宋政府是一个过渡的政府。这个政府在目前基本问题——对日问题上将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在民主问题上或许可有一小步之前进,但显然在许多方面仍然会继续着旧的路线。我们对孔、宋政府,应当以过渡政府看待,即是:推动与赞助其抗日倾向,争取逐步的即使不大的民主改革,同时丝毫不放松对他的批评。如一切过渡政府一样,有着必然的摇摆与不同可能的前途,我们应与他每一个摇摆斗争,而争取他过渡到抗日政府。

四、在这个情况下召集抗日救国会议的运动,在发动、觉醒、组织群众及推动时局的进展上,均具有重大之意义。应该把要求南京召集和平会议和人民的促进运动联结起来。但会议召集的时期及胜利的保证,依靠于促进运动之开展,这是局势开展之一个重要的环节,加强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性的关键。

五、局势开展之另一个中心环节是巩固西北,将西北变成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地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需要:

子、规定和实现三方面共同合作的纲领和西北的军事计划;

丑、张、杨两部之巩固与改造,红军的休整与在新的基础上之正规化,以及三方面的休戚相关的互相尊重的合作和互助;

寅、群众运动之开展和发动,在这个基础上地方政权之民主化与改造;

卯、宁、青、甘西之解决回民问题。

六、坚持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发动者的立场:一方面,在抗日与打击亲日分子的基础上,和南京左派合作,吸取中间派到我们方面来;另一方面,结合南京之外的各派,以西北为中心,以抗日为目的和条件,为推动南京向左之力量。

七、转变党的全部工作,使之适合于新的环境,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

子、恢复在大城市,首先在工人阶级中的党的工作。

丑、改变各地零散的游击队为农民自卫武装,并成为农民运动之策源地。

寅、迁移中央至便于领导全国政治生活之地区。

卯、教育与重新教育干部。

以上三电文很明显,中共审时度势,并未因党派岐见而力主杀蒋,而是明确了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在一定的条件(六项条件)下支持蒋带领的国民政府抗日救国。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同时提出四项保证: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尽管蒋回南京后当即软禁张学良,但其意识到组织全民抗日已经不可避免。故而对中共的承诺基本未变,此后的政治进程及本按照双方商定的条件进行。

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但因此时国民党方面仍然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双方没有完全达成协议。但这些谈判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默认共识,即必须停止内战,建立统一战线,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全民抗战。双方虽然仍然各持己见,但显然剑拔弩张的气氛仅仅表现在谈判桌上。统一战线的基础实际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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