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还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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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德宏背景:中央党校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


抗日战争是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族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的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次战争的胜利同中国国民党是紧密相联的。研究抗日战争,就不能不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地位和其它重大的相关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并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对于正面战场,过去学术界基本上是采取否定的态度,认为抗战一开始国民党就完全是消极避战和大溃退。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承认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是主战场,但同时又批评国民党实行了片面的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军事方针,因而导致了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和丧师失地。武汉失守以后,史学界则更是公式化的认为,国民党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笔者认为这些观点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大都是一些抽象的公式化的表面结论,值得做出进一步的具体探讨。


一.关于片面的抗战路线


到目前为止,人们依然认为:“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形成两条截然不同的对抗日战争的指导路线”。①《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是中国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然而,若对当时的历史实际和国公两党的关系作具体的分析,所谓的国共两党形成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抗战路线这一论断就很难成立。


关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依照现在权威的解释,其内容主要是:只是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的根本改革,不给人民以抗日必须的民主自由的权利,并限制人民抗战。而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则与之相反。两条抗战路线的根本分歧是要不要发动群众,动员全国人民抗战的问题。


其实,在全面抗战初期,自建立全国性政权以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它丢掉了自1931年以来就一直执行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允许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进行抗日活动。更主要的是它实行了联共抗日的国策,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里不论国民党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只要它实行了这样的国策,就很难说它的抗战路线是不要民众参加的,因为中共是广大人民的代表者。


就蒋介石国民党当时对广大人民的态度而言,不能简单的说它是限制民众抗战。早在抗战爆发前夕,蒋介石就曾表示:“我国为军备及产业落后之国家,对外抗战所可恃为利器者,乃我广大民众之力量”,我们要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除迅即组织全国民众,训练全国民众,武装全国民众,集中力量,共赴国难,别无他途。”②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的这一立场并没有改变。他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虽然这时他还未完全丢掉对日媾和的幻想,但和平之路尽绝时他认为应发动群众抗战的思想是对的。联共抗日的国策确立后,国民党后来大体上保持这一立场。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就明确向全国指出:“抗战之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③本次会议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强调:“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工、农、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④依据以上国民党当时对待全国民众的政策,我们很难看出它与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关于动员民众抗战的政策有质的不同。中共同样主张:“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⑤


从蒋介石国民党当时的抗战实践上看,也不能说它完全是在限制民众抗战。抗战进行不久,国民党就声称:“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与以合法的充分保障”。⑥国民党不仅是这样说的,在一定的程度上它也是这么做的,例如释放政治犯,这较之从前是一个大的政治进步。国民党还在各地建立动员委员会、占地服务团等各种组织和团体动员、组织民众参加抗战。为了激励全国人民起来抗日,国民党行了“二五减租”的战时土地政策,这一政策对于抗战的作用也是明显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于1938年7月六月在汉口正式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它是抗战时期国家最高咨询机关。参加参政会的有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各抗日民主党派以及各界爱国人士。参政会成为各党派各团体发表政见的讲坛,可以说是相当的民意机关。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机构大力宣传自己的抗日主张,团结了大量不愿做亡国奴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中共也曾对参政会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认为“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显然预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⑦


十年内战期间,中共同外界几乎处于隔离状态。“七七事变”以后,中共就立即恢复了在国统区的工作,办报纸期刊,成立领导机关,周恩来还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中共从原来狭小的环境中走了出来,重建南方各省的党组织,推动抗日工作。这些若没有国民党的认可,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这样说,若处于全国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不接受、不支持、不推动,要动员广大的民众起来抗战,形成全民族抗战的态势,也是不现实的。对此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曾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由于国共双方的共同努力,“造成了我中华民族空前未有的团结和进步”,“国家政治制度开始走向民主化了,穷苦的民众大批地起来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了”。⑧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把抗战初期国民党的抗战路线定性为不要民众抗战的,同中共的抗战路线截然不同的片面抗战路线是与历史实际情况不尽相符的。国共两党的抗战路线虽有相异之处,但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二关于消极防御军事方针。


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认为初期抗战国民党实行了消极(单纯)防御的军事方针。


探讨中国抗战的军事方针,就不能不分析持久战和速胜论的问题。众所周知,持久战是中国抗战总的军事战略方针。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总的军事战略方针是国共两党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而过去对于形成这一总的军事战略方针做出了一定贡献的国民党不仅没有予以承认,反而认为国民党中的蒋介石集团在抗战前同汪精卫集团一样是亡国论者;全面抗战爆发后,又认为他们把胜利寄希望于外国的援助上,幻想依靠英美和苏联出兵,快速打败日本,因而成为速胜论者。而速胜论与消极、单纯的军事防御是互为依存的。


其实,以蒋介石为首的当权派即不是亡国论者,也不是速胜论者。早在“一、二八”事变的1932年,蒋介石就对中国的抗日军事方针作了系统的说明,指出“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长期不断的抵抗……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愈是有利。”⑨这说明,对于中日两国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我国如何抵抗强敌,蒋介石一开始头脑就很清醒。华北事变期间,长期抵抗演变成了“持久消耗战略”,蒋介石确定对日战争的指导方针为:“一面整备国防,充实军备,至和平绝望时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 ⑩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等到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反复告诫部下应该进行“持久消耗战略”的道理:“对日作战,不经十年八年的艰苦,不会成功。”在1937年8月7日的国防会议上,“持久消耗战略”被确立为对日作战的基本战略方针。对日应取持久抵抗的方针,国民党较之中共提得更早。在对日作战的具体过程中,国民党也基本上执行了这一方针。有人说,台儿庄战役以后,蒋介石集团的速胜论思想抬头,事实上国民党当时只是认为“日军已陷入被动”,并未以根本上动摇持久抵抗这一基本方针,蒋介石明令部下“勿以初步胜利为骄矜。”1938年,中共领导人***还就蒋介石的持久抵抗思想表述过充分的肯定性的意见。⑾


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与中共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不能说完全没有区别,但就它们的基本方面而言,两者的精神并无原则差异。这表现在两者确立持久抵抗的客观依据和军事目标以及具体的军事原则等方面大体上是一致的。国民党当时分析:日本“海陆军无论在数量上与质量上均大占优势……不但在乡兵甚多,而且训诫有素,又兵工业发达,装备精良。”而“消耗持久.则适合我之国情,如土、人口、物资、地形等皆有利于消耗持久;”我国此次抗战,其要旨在于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量消耗敌人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战斗力的目的”;“持久消耗战略”的精髓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所有这些,中共持久战略方针都有类似的论述。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这样说,蒋介石集团也不可能是速胜论者。


速胜论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单纯防御的军事方针是互为因果的。若蒋介石集团不是速胜论者,那么它就不可能始终执行与其总的战略方针——持久消耗战略相悖的、消极的单纯的军事防御方针。取消极单纯防御,则根本达不到“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不仅消耗不了敌人,反而有可能消耗灭亡自己。国民党初期抗战的历史过程正是这样。在徐州会战以前,由于是全国规模的抗战,一时缺乏经验,再加上全国人民抗日激情的激励等因素,正面战场采取大规模的单纯防御。确有死守阵地式的作战,打的大半是被动的仗。”但在这之后,国民党的作战方针有了显著改变,“乃由被动防御姿态,改变为主动的积极的进攻姿态。”军事方针的改变集中体现在后来的徐州会战等重大战役上。徐州会战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在军事上最重要的原因是采取了以运动战为主,辅之以阵地战、游击战这种扬长避短的战术,同时采取了近战、夜战、侧击、逆袭等有效战法。


由此以来,我们过去认为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只是消极的军事防御,是缺乏具体分析的。


三,关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1938年10月,对日作战的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关于国民党对待抗日和对待中共的态度和行为,史学界一般的结论是:国民党加紧了投降反共活动,亲日派公开投敌,亲英美派即顽固派实行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


这种观点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我们必须把汪精卫和蒋介石区别开来。汪精卫无论在投敌以前还是在投敌以后,他都不能代表国民党的主体。他投敌说明他是民族的罪人,不能因为他是国民党员,是国民党的“副总裁”,就否定抗战时期的国民党主体。汪精卫除开他的国民党身份以外,他还是中国人,能不能因为他是汉奸就否定整个中华民族呢?当然不能。这就像张国焘和林彪一样,我们不能因为这两个人投敌就否定中国共产党。可是我们在叙述汪精卫的史实时,不仅往往带有批评国民党主体的倾向,而且把它当成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材料加以运用,这有失公允。


蒋介石是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国民党主体的代表者,同时他还是被中共在内的中国各民主党派所承认的领导对日作战的“领导人”。他一直没有像汪精卫那样放下抗战的旗帜,而是留在了统一战线内。这有赖于中共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以及一系列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方针政策,但若蒋介石像汪精卫那样死心投向日寇的怀抱,统一战线的维持是不可能的。可见,抗战八年国共合作能坚持到底,我们不仅要看到中共的主导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国民党也顺应了历史潮流。


国民党主体始终没有丢掉抗日的旗帜,那么能不能说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它就实行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呢?这个结论值得进一步分析。若在后来长达六年多的时间内,国民党一直执行了积极反共的政策,把中共作为它的主要敌人,国共合作的关系就不可能得到维持,内战就会爆发,蒋介石的抗战“领导人”的地位将不会存在,这将从根本上危害国民党的利益和动摇国民党的根基,国民党政权将会被人民的抗日浪潮所淹没。再者,日军不仅是中共和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当日军势力到达长江流域以后,它也是蒋介石的主要敌人,因为当时直接威胁蒋介石统治的力量不是中央,而是日本人。对此,蒋介石是清楚的,正因为如此,1939年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制定了反共的方针,同时也制定了继续抗战的对策。


从军事上看,从1939年至1941年,国民党制造了多起摩擦事件,甚至武装进攻中共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是事实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有百万大军放在了中国战场,若没有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相持阶段的到来也是不可能的。这期间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是在对日作战和牵制日军,进行了多次重大的会战和作战。在这些战役当中,也并非都是被动作战或失败的,如1939年冬至1940年春,蒋介石发动了集中攻势,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区域主动出击,仅武汉地区就集中了71个师的兵力对日作战。冬季作战的结果是使日军“深感敌 健在”。[15]可见,仅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来概括国民党在相持阶段到来以后的内外方针是不太准确的,应该说,相持阶段到来后,蒋介石集团是既反共、也抗日,抗日是其主。


四,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


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得与失,史学界虽然有若干肯定性的意见,但同时在全局上又用“大溃败”、“丧师失地”等结论性的词语概括国民党战场的整个局面,很少对正面战场的全部过程和积极意义做全方位的具体的分析和评估。


正面战场尤其是在抗战初期确有不战而退而导致“丧师失地”的现象,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情况更多的是,国民党军队在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并且歼灭了大量的敌军之后,由于战场上的条件、态势发生了变化,为保存抗战国力而进行的主动退却,如上海、徐州、武汉等会战后的撤退都属于这种情况。这种为不“使我军主力丧失于敌人一击之下,影响到抗战的继续”而导致“亡国”[16]的退却,就不属于“大溃败”的范围。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分析国民党战场的时候,不能忘了其空中对日作战和远征军对日作战以及其他战线上的对日作战。尤其是空中和远征军的对日作战,虽有重大的挫折,但更主要的是辉煌的胜利。

二战时期中国是个弱国,日本是个军事强国。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用装备精良的强大兵团对中国进行强大的全方位的攻击,处于战略进攻态势,并计划三个月灭亡中国。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求正面战场不放弃一寸土地而御敌于国门之外,这不仅难以做到,而且这本身就是“速胜论”,这本身就好似***同志所批评的“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是“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


中国的抗战尤其是在初期是有丢失土地的现象,但这并不是二战中的特有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英、法、美、苏等强国都有丢失土地的现象,而且有的还更为严重,相反我们却要求一个弱国--中国不失一寸土地,这是不现实的。在抗击法西斯战争的初期,亚、欧、非许多被侵略的国家相继失败了,并未形成一个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是唯一的一个反法西斯战场,并且始终是亚洲大陆抗击法西斯的主要国家,这中间有中共所起的中流砥柱作用,同时国民党也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事实上,以前十六个月战争看,在战役上,日本胜利了,但以侵略上看,日本并没有胜利。国民党军队的撤退保存了实力,用难以保住的空间赢得了准备长期抗战的时间,并建立了大西南抗战基地,这是战略上的胜利。为此,我们不能笼统地将国民党军队的失利和撤退都定性或归结为大溃败。


众所周知,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历史功绩是在政治上起到了匡正全局的作用。但同时国民党也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和中共一起进行了八年的反对外族入侵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应是中国国民党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功劳。对于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抗战路线,军事方针,内外政策,正面战场的作用等的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做出充分的实事求是的评估,我想,这无论是对于昨天还是对于今天的海峡两岸关系以及将来,应该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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