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狼原创]国殇纪念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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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血狼原创]国殇纪念第二部分

尽管如此,蒋仍然没能在抗战前完全消除各派势力,不仅因为各方政治势力的背后都有着更根深蒂固、更强大的经济实力在支持,而且9.18后的东北军主要目光已经回到了被侵占的家乡,已经不可能成为内战的坚定盟友,单纯凭蒋派系的军事力量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何况外敌在伺,蒋当时的实力也没有可能彻底统一中国,因此只能是在维持自己名义统治的基础上慢慢利用手中掌握的经济、政治资源分化、瓦解对手,破坏对手的根基。因此,也就有了国内相对和平的10年,这10年,也就是国民政府史上通常矜夸的“黄金10年”。

那么,这“黄金十年”国民政府又有怎样的发展呢?

在富国强兵的努力中,南京政权效仿的对象主要是德国和日本,或者是因为日本是国民政府最明显的外部威胁的原因,而近代德国在中国没有长期占据殖民地,也没有支持某一军阀,因此给中国上下留下的印象都比较可信和富于亲和力,国民政府的制度建设以德国为首选。蒋本人对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和其领导德国快速崛起的历史极其崇拜。鉴于当时中国金瓯残缺,国力贫弱,外有强敌环伺、内有诸侯割据的现实,首先实现统一就成为蒋的目标。蒋一生中都在为此而奋斗,暂且不论成败对错,这种执着确非常人所能及。而30年代法西斯政权上台后,德国对于蒋介石的吸引力则更是与日俱增:蓝衣社就是仿照法西斯成立冲锋队的经验建立的,在1935年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中,蒋介石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社会中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而蓝衣社信仰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对领袖的极端崇拜,更是模仿了法西斯主义崛起的经验。而德国总参谋部的建设、军官团的建设对于中国的国民革命军建设有极大的参考意义。军委会及其附属机构实际上就是仿效德国的总参谋部制度建立的,而黄埔军官团则除了蒋的“师生情谊”等传统中国因素外,更能看到德国军官团的痕迹。另一方面,国学根底深厚的蒋氏又企望结合东西,以中国的古老儒家思想的道德为内涵,学习法西斯以民粹式的办法来迅速唤醒民众,其结果就是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平心而论,这种以军事方式改变日常生活方式的行动,的确把若干现代卫生与道德常识普及于大众,并激起若干民族主义式的爱国热情,但是倡导领袖崇拜的结果却使更多人更为盲目,而清醒之人却只能忍受政治迫害与白色恐怖的压迫——毕竟中国与德国的环境、基础和国民性都不同,而蒋介石一力学习法西斯的结果,并没有使中国能像德国一样迅速崛起,但却使一批有识之士对他失去了希望,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不能不算是他在“黄金十年”中一个大的失策。

国民政府“黄金十年”中的财政政策应当说还是很有可取之处的。当然,其首要目的还是为筹备中的战争服务,而增加赋税则是其筹措军费的重要手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于1927年7月公布了划分国家收支和地方收支的暂行标准,大体上来说,中央财政收入主要是关税、盐税和统税,地方财政收入则主要是由田赋、契税、营业税、房捐和船捐。而一直到1933年都担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为中国金融的现代化做出了重大努力。在他任期内的恢复关税自治、增加海关收入、取消厘金、废除银两结算制度等改革,第一次把现代经济因素置于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控制之下,使政府有可能进一步控制信贷。普遍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南京政府,对外方针也从军阀式的借款打内战,转而成为引进各种经济援助,改革币制、发展交通等等,这期间最大的成就当属关税自主权的获得。继而,为了给战争筹款,国民党在1924年创立了中央银行,由宋子文出任经理(事实上中国的央行业务由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银行共同承担),利用关税、盐税、烟酒税支持整个新金融体系,收支间的不平衡,则依靠国内发行公债弥补。这些措施的有效实施,对稳定中央政权、增强国家军事力量起到了很大作用。更给后来共产党接收政权时留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金融体制,即便对今天中国,也是有贡献的。但是其负面效用同样不可低估:主要有二个方面:

一是关税问题。关税是国民政府中央财政的主要收入,1913年,关税收入只占当时财政收入总额的21%,而1932年则高达59.8%。按照正规的财政理论,关税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本国市场,这也是经济危机中各国大肆提高关税的根本原因,然而国民政府则因为军费开支庞大,却把关税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筹措战费的最重要手段——1936年进口生活必需品的税率是83.7%、而进口奢侈品的税率只有38.1%,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生活必需品的税率再高也会进口、不会减少关税收入;而奢侈品的税率较低,则也可以鼓励大批进口、增加税收!这种关税意识,不仅无视于下层人民的负担,更压制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既导致了财政收入与社会矛盾的双重危机在南京政府的统治下长期存在,也使得其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连基本的军事物资都难以自行筹集,只能依靠外援,其弊端之深,全部在后来爆发。

二是金融自主问题。当时各通商口岸此时有30多个西方列强银行在营业,不仅控制了外汇交易,甚至私自发行自己的纸币。中国国内的军阀、商人和投机分子经常把这些银行作为存放私款的小金库,导致了大量资金的外流,使得西方列强的银行控制了上海白银储量的一半,而白银是上海市场的硬通货,其中最大的外国银行汇丰银行资产到达5亿美元;而国民政府所属、地方支持或私人经营的一百来家中资银行则只能大量发行极易贬值的各类纸币,主要支持短期的商务活动和向国民政府贷款。从这个角度说,国民政府相当于将自己的血脉交由外国银行掌握,一旦外资银行因某种原因撤资或者倒闭,国民政府的经济就可能立即崩溃。

正是在这样的交杂中,抗战前国家的总预算艰难的达到了12.5亿(合4亿美元),农业和传统经济依然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933年,现代制造业、采矿业和公共事业仅占当时中国国内生产净值的3.4%左右:而农业生产占全国生产净值的65%左右。尽管也看到导致中国农民贫困问题的最主要根源是租田制,并且由胡汉民主持制订土地法,制定了375改革方案(即田租最高不得超过总产量/产值的37.5%,即后来陈诚在台湾进行的土地改革的最初计划版本),但国民政府因害怕农村经济的改变会扰乱整个中国的社会秩序,因此改革对当日中国农村影响甚微。指望在大城市单纯以金融手段来一揽子解决财政——金融问题,在当时仍然是以小农封闭经济为主的中国,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就经济上来说,西方金融教育培养出来国民政府财政大员主要关心的是现代经济部门,蒋介石最迫切需要的也是要建立国家的工业基础。在“黄金十年”期间,中国工业(除东北外)在以年率6.7%的速度增长,发电量10年增加了一倍,但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这些成绩的背后,是从无到有的起家,是极低的基数。如1929年中国的发电量仅为88万兆瓦每小时,而1936年为800万兆瓦每小时)。这一方面说明了国民政府确实在经济上下了大功夫,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成绩的取得并不完全令人骄傲。

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对农村问题的普遍忽视甚至无视,由于考虑到中国农村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无力解决农村问题的中央政府于1928年把全国征收土地税的权力下放给了地方各省。南京国民政府为此进一步失去了对广大内地的控制,这也就意味着从财政角度,国民政府失去了最广大的财政来源,其竟有50%左右的收入来自海关税收(这个比例美国仅为1%)。无奈之下,国民政府对面粉、烟草、煤油等日常消费品课以重税,使得普通百姓的负担与巨富承受同样的税额,导致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几乎完全陷于了停滞。由于战事不断,政府往往需要向四大政府银行借款弥补连年财政赤字,贷款数额往往达到政府开支的25%,又导致了国民政府每年的支出有1/3用来应对这些债务,几乎没有积累起支持工业生产长期发展的资金;直到1934~1935午,国民政府直接用于经济发展的开支,居然也还不到4%!

经济发展如此与政治上的变幻不定是紧密相连的,十年中,国民政府真正处于平稳期不过数年,而日寇的步步紧逼对国民政府的财政平添了极大压力,这使得黄金十年时的中国依然破败不堪,满目悲凉。正如胡适先生当年所言:抗战前期之中国算不得是个国家,情形如同中世纪的欧洲。

财政既然如此吃力,经济建设又举步维艰,则军事建设能有多大成效显然可想而知。近现代军队建设是国家经济建设和财政建设的直接体现。正如现代中国尽管仍然没有把国防放在首位,可军事装备、训练、素质却因为经济的和可支配财力急剧增长而自然的极大改进一样。国民政府尽管把军队建设放在首位,却由于财力、经济力的严重缺乏而进步有限。但就其改进在当时来说,仍然值得大书一笔。

近代后的中国军制本来就是纷繁芜乱的,中原大战之后,连以往编制相对规范的中央军,编制体系也已完全被打乱,20年代以后,国民党军队番号、编制杂乱无章的事实,无疑也成了军人出身的蒋介石的一块心病。为了统一全国的军制,1932年6月4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长的身份,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通令全国军队实行统一编制,规定以军为单位,比较规范的进行了各级部队的整编。虽然成绩有限,但是基本上实现了形式上的军制统一,也基本理顺了上下指挥关系。

而由于军阀意识作怪和并不平静的国内局势,国民政府不敢大规模精简军队员额,绝大部分军队素质依然低劣,而所消耗的军费却只高不低。尽管政府多方筹措经费,军费开支往往接近财政支出的1/2,但有限财力仍然很难满足军队整训的需要。不仅军队武器装备很难改善,至于军事工程建设更是有心无力。在武器国产化方面,国民政府的这十年略有建树(其中有些还要归功于陈济棠、阎锡山这样的地方军阀),但重型武器依然需要进口。1933~1935年,国民政府每年只能拨出1400万元用于军事工程、要塞、军事工业等项目的改造和建设。1936年国民政府进一步意识到军事工程的重要性,经费增加到3000万元,不过有些经费并不能及时兑现。例如,在第一期军事工程中,江浙需款1588万元,实发数仅497万元,河南需款455万元,实发200万元左右;第二期军事工程计划拨款19950万元,但直到1937年初,经费仍然无法落实,直到1937年4月,全面战争已经不能避免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才以“专款概算”的形式,增拨2.22亿元做为陆、海、空军改善装备及军事工程的费用。而这笔费用能否及时发挥效力,诸公可想而知。

国民政府军委会制定的军事工程规划,有很多直到全面抗战开始也没有完工,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下用于建设国防工事的经费微薄,二是中国的经济落后,工业技术水平低下,用于建设国防工程的物资短缺,不堪征用。特别是用于要塞的重点防御工事与新式重型火炮及有关机械设备,中国均不能自造,基本上仰仗从西方进口,而以当时国民政府堪称糟糕的财政收入,必然极大地限制国防工程建设的速度和质量。

在1937年前完工的军事工程,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南京要塞、江阴要塞和武汉外围各要塞。然而这些要塞并未发挥预想中的作用,主要原因颇令今人遗憾,仅以当时守卫牛首山、方山、淳化镇、通济门的74军报告为例,其报告指出要塞工事绝大部分不合乎实战要求。有的工事长年无人护理,已被山土掩盖,许多工事掩体门被锁死,钥匙保管在乡长、保长手中,而这些人早已逃亡隐匿,无法正常打开,被迫以暴力破坏,不少碉堡外形高大,极难隐蔽,射击口过分宽阔,极易被对方直瞄火力摧毁,当时参战官兵对此叫苦不迭,不得不临时紧急加以改造。但也有一些军事工程在之后的抗战中起到了较大作用,如江阴要塞构筑坚固,遏制长江航道咽喉,国军守军海陆配合,以沉船28艘阻塞航道,将重炮妥善安置,凭坚固工事和有利地形浴血抵抗,给日军以重大杀伤,直至12月下旬南京陷落已成定局,守军因继续坚守已无意义,才奉命炸毁炮台撤离。

此时的欧洲,纳粹德国上台后,积极扩充军事力量,然而德国除煤、钢等基本资源外,许多相当重要的矿产资源储备极其有限甚至两手空空。而这些矿源除了少数国家以外,大部分掌握在德国上次大战的敌手——占据广大的殖民地的英、法两国手中,对于没有殖民地的德国来说,如何能够不受限制的积累足够数量的资源,以防止在未来的战争中再次被有时的敌国海军封锁海上贸易通道,对于意欲发动复仇战争的德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德国利用世界复杂的局势,先后选择了西班牙和中国,尤其是中国,不仅内战连年,而且储备有大量的钨、锑、锡等稀有矿产,这些矿产对于德国正在组建的装甲部队几乎是绝对重要的。而战火连绵让德国在中国找到了良好的武器试验场——正如其此后在西班牙所做的。且由于德国在中国有着比较良好的口碑,因此,两国间一拍即合。1933年,前德军总参谋长西克特访华,为两国间开始军事合作打开了窗口,而后的汉斯•克兰更将之升级为以货易货的贸易,并同时与南京和广东政府分别签订《中德易货合同》和《中德换货合约》。国民政府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财力不济的情况下,为了获得大口径要塞炮和更多的军火,国民政府派代表团于1936年赶赴德国进行贸易谈判,与德国纳粹政府签订了一亿马克的换货协定。协定限期5年,中国则每年以价值1000万马克的钨砂等原料抵偿,10年还清。《中德换货合同》签约后第一年来,中方即提供锡、钨、锑各4000吨,为此,希特勒亲笔致函蒋介石以表示感谢。需要指出的是,中德间经济层次的来往密切,却也造成日德间在对华经济利益上的抵触,而这种矛盾尽管到1936年4月,德满贸易协定签订之后才有所缓解,但在事实上相当的破坏了日德之间的互信。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抗战全面爆发,德国出于政治需要在1938年2月承认伪满洲国后,仍有相当数量的德国顾问留在中国直接参加对日作战,而希特勒尽管公开下令停止援华军火,但事实上,在欧战全面爆发前,秘密的军火供应从未停止,如1938年7月,就有包括5000枝毛瑟步枪在内的相当数量的军火,假借芬兰订购的名义,从德国启程运往中国。这给了当时正在危局中的中国抗战以相当大的支持。

由于双方目标一致,政治往来也日趋密切和友好,德国前后派了鲍尔、克里拜尔、魏采尔、塞克特等四个顾问团来华,并派出了军事顾问团前往中国指导军事建设。其中以1935年法肯豪森率领的顾问团级别最高、人数最多,由德国职业军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在国民党军队的近代化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对于中国军事以外的事项也有很大的发言权。自1926年至1938年7月,共有五任总顾问,而顾问团规模一再扩大,人员遍及中国的军事、教育、训练、航空、文化各个部门。其主要作用发挥如下:

1、建立教导部队,训练士官、军官,教导部队由黄埔军校教导团开始,逐步发展为数个教导师,尤其在中央军中专被成立了两个德械师(87师、88师)。德国顾问更深入到军队的具体编制上,编写了《军队编遣方案》。而其后的西克特的陆军改革建议书更是影响到此后10余年间的国军军事系统的改造,法肯豪森参与的程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的直接参与下,中国军队的整编30万人的计划完成了80%。对于抗战准备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2、国防大战略的制定与细化。自西克特开始,德国顾问就开始全面探查中国地理形势,根据蒋百里先生主持编定的对日作战国防总战略,重点在长江沿线和华南地区设计、制定铁路建设、国防工程建设等计划,尤其是法肯豪森更主持研究了著名的国防准备线,成为抗战前期的重要战略指导。

3、德国顾问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不仅在建设、策划、训练等方面作出了大力努力,甚至经常深入一线指挥作战,蒋桂战争、中原大战、剿共八次攻势、长城抗战、淞沪抗战中都有德国顾问的身影。甚至在希特勒下令全面撤回顾问团时,仍有部分顾问拒绝执行命令,坚持留下在中国军队中服务,其中多名顾问在抗击日军侵略的战争中献出了生命。

4、在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之下,初步建立了军工体系,使得中国军队在轻武器和其他一些军事装备上能够自行生产。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统一中国军队轻武器的制式。此前国内各派军队的武器装备大多购自各国,种类繁多,因而零件不能互换、弹药不能通用,战时补充相当困难。1.28抗战就充分暴露了这一问题——张治中指挥的第五军竟然无法支援19路军弹药器械。而此时国内能够生产的几种武器,其制式和口径也完全不同。如太原兵工厂生产的6.5mm38式步枪系仿自日本38步枪,两广兵工厂(后为巩县兵工厂)生产的6.8mm元年式步枪系仿自法国,国民政府下辖各个兵工厂则主要生产引进德国技术的7.92mm毛瑟步枪,以及引进德国、比利时、捷克等国技术生产的轻重机枪等。因此,1.28抗战刚刚结束。国民政府即讨论兵器的制式统一问题。在德国顾问的建议下,1934年12月,国民政府决定将需求量最大而国内当时又能够生产的几种兵器统一制式:步枪、重机枪仿德国,轻机枪仿捷克,口径均定为7.92mm,保证子弹之间能够相互通用。迫击炮仿法国,但口径定为82mm。并新建、扩建了上海、金陵、汉阳、济南、德州、巩县、华阴等多个兵工厂,以保证产量。这些措施在抗战中起到了绝大的作用。根据军政部军械司在抗战初期征求参战部队意见形成的报告中称:“射击威力甚为显著,实不在敌人使用之同种兵器之下,尤以迫击炮、马克沁重机枪两项兵器威力最大。淞沪三个月之支持,前项步兵兵器之支持力收有相当之实效”。八年抗战中,国内自产步枪80万枝、轻重机枪8.7万挺,迫击炮1.2万门,并生产了大量弹药,使国军弹药基本能够维持战斗消耗。但由于当时国内条件非常有限,引进重炮生产技术的尝试未能在抗战前完成。

综合说来,德国军事顾问团既有着崇高的职业道德,也有优异的军事素养。他们的辛勤工作,为日后中国的抗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影响甚至流传到今天。

在此飘花要多说几句:时至今日,这些德国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仍然有着巨大的声望。即便在二战中,希特勒曾抛弃了中国,德国曾经在欧洲战场上犯下了无数的罪行,但在中国人心中,德国的形象依然深入,甚至今天,中欧合作的第一站不是最早承认中国的法国,而是德国。这期间恐怕也有这种因素在起作用。不客气地讲,如法肯豪森将军在欧洲法庭上被判为战犯,但如果他有机会再到中国,无论国共双方,恐怕都会对他致以崇高的敬意。——中华民族,历来是知道感恩的民族!

国民政府在相对短暂的时间中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做出了相当的积极努力,而对日政策,也随着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按照时间顺序可分为如下几个步骤。

在国民政府平定国内各方势力、围剿红军时期,其对日的主要方针是尽量避免直接冲突,试图依赖英美等国牵制日本,力图采用恢复《九国公约》、维系各国在华利益均沾的均势政策,一方面力争与各国修订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试图减缓日本侵略步伐,争取更多的发展时间,以理顺内部关系,整合国家资源。“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提出就是这一阶段内外政策的集中体现。应该说,在这一时期内,国民政府还是做出了一些成绩的。部分不平等条约得到了修订、废除,国内资源整合、经济、军事建设也确实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但是减缓日本侵略步伐的目标则几乎完全没有实现。其最集中的体现就是9.18事变。

9.18事变对于国民政府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国民政府曾寄希望于国际调停,但国联派来的“李顿调查团”尽管没有承认日本一手炮制的伪满洲国,但是东三省沦丧,使得南京政权威信急剧下降。东三省大片土地、人口,大量重工业、军事装备损失还是小事,相比较更为重要的是,无险可守、又极具军事政治经济意义的平津一带直接暴露在日军侵略兵锋之下,南京政府不仅颜面严重受损,更严重的是,数十万训练有素、故土情结极为深厚的东北军从上之下普遍认为他们出关支持蒋打中原大战,保卫了蒋,才使得后防空虚,被日本人钻了空子。而国民政府拒绝向日本宣战,更使得这些军人们对国民政府充满了不信任乃至愤恨。这种对国民政府的失望和愤恨成为了日后断送国民政府统治的巨大伏笔。

9.18后的日本尝到了甜头,不甘寂寞的少壮派军官们跃跃欲试,很快即在上海发动了又一次冒险,即“一.二八抗战”。时驻上海的19路军奋起抵抗,坚决顶住了日军的攻势。此时蒋介石已经下野,但仍在暗中操控军政大权。起初其仍然试图坚持其原“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令中央军按兵不动。但很快,在国民党内其他各反蒋派系一致的指责下意识到:不仅国民政府从威信上已经承担不起再一次后退,而且上海是国民政府重要支柱江浙财团的根本,也是各国在华利益的集中地,无论从道义高度还是政治经济角度,国民政府已经没有不坚决抵抗的退缩余地。而中央军内部也有相当部分军官对不积极抵抗日本侵略深表不满,长此以往,有可能造成蒋派系内部的分裂。因此,成为众矢之的的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于1月30日通电全国:

“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亡国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职责,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心之暴日周旋,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日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土誓同生死,尽我天职”。

随即,中央军仅有的两个德械师在其最坚决的主战派将领张治中指挥下驰援上海19路军,另有相当部分部队开始做部分集结,准备应对更大变化。但考虑到国防整体策划完全未曾完成,许多计划仅仅停留在纸面,而军队整体素质依然低劣。蒋更不愿为此将自己的嫡系精锐部队消耗一空而失去了制约其他拍戏的最大本钱。因此,再确定日军仅仅是局部战斗,并未得到日本军政界最高层全力推动的情况下,蒋选择不大力增援,尽量试图在政治外交层面解决,并游说英、美等国。而张治中、蒋光鼐等前线将领在上海以7万兵力硬是顶住了前后共计近10万日本海陆军的进攻达33天,毙伤日寇10254人,迫使日军三易主帅,也使得日本军政界高层对此种没有准备的冒险深表怀疑,给国民政府寻求调停提供了极大支持。因此,尽管当时守军已经残破不堪,但日本大本营认为,再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全面开战显然是不适宜的,尤其是英美均已下定决心调停,日方在全面分析利弊后,决定同意英、美调停。5月5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驻军等。

这次抗战,后来评价是不高的,主要原因就是停战规定不准中国军队进驻上海及周边。但这一说法有欠公允。

一是在当时国力悬殊的情况下,如果不及时停战,而演变为全面开战的话,则日本尽管也是毫无准备,但其作为现代国家、动员力和组织力绝非中国所能比拟。因此,一旦全面开战,日本将能很快进入战时体制,利用其强大的现代动员能力和工业生产能力,迅速武装出数量更为庞大的军队,以发挥出更大的战斗力。即便不算这种动员能力,其常备的17个师团45万陆军也是久经训练的精兵,其战斗力绝非当时中国陆军可比。而同期西方正在反思一战的“错误”,绥靖政策喧嚣尘上,全面开战很难得到外部国际援助。因此,当时从政治考量上来说,将战争尽量拖后,抓紧时间整顿内部,加强战备建设,显然目光顾问更为长远。引用吴稚晖的一段话来评价可能比较贴近真实: “民廿六年抗战,蒋如在宁沪皆孤注一掷,不惟无本钱莅渝,而倭寇早据有全华,则以后局势恐英、美、苏亦受德、日之优势相压,世界且不似今日之局面矣”。这段话

二是19路军奋起抗战从另一个侧面给国民政府以严重警告——其军令、政令在经过多次整编后仍然不能畅通。各地军队仍然掌握在各地军阀和派系的手中,国民政府真正能如臂使指的仅仅有蒋的嫡系黄埔军官团。换句话说,军令体系仍然是各自为政。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一问题,则战场上一旦出现某支军队违抗军令,则极可能导致全盘崩坏。遗憾的是,这一问题由于多种因素,在抗战前终究没有能够得到根本解决,也因此在战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一致命弱点甚至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极有理由担心会出现类似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仅以淮系一支军队抵抗日军,而其他各派系军队作壁上观的局面。坦率的说,以当时情况,这种担心绝不无道理。

三是国内红军发展日益迅猛,势力日渐扩大。毛是中国近现代史最伟大的军政天才。他对当时中国的现状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明确提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式、方志敏⑴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⑵、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选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其指挥下,中央红军连续击破国民政府三次“围剿”,其控制范围一时间急剧扩大,成为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然而值得蒋介石庆幸,也值得国人遗憾的是,毛不久即被王明等受苏俄支持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赶下了领导岗位,更是在1932年2月4日发动了赣州战役,是时中央红军集中了红三军团、红三军、红四军主力以及江西军区、闽西军区的6个红军独立师一举包围了赣州。突如其来的攻势令国民政府手忙脚乱,原计划增援第五军的王牌主力18军本已准备从吉安进军上海,临行前却被军委会一纸命令调往赣州。尽管至3月7日,红军攻取赣州的战役在国民党军各路援军抵达的情况下终告失败,但是此战役给予国民政府以重大打击。不仅原计划增援淞沪一线的精锐部队全被拖住,而且浙赣诸省均为红军战力震动,一时间民心惶恐,蒋因此而认为,如不彻底消灭近在肘腋的红军势力,则日益膨胀的红军势力很可能会给国民政府造成致命威胁。因此,决定在完成国防准备前尽量避免和日本开战,而要集中力量清除内部问题。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但以上几个因素无疑是最主要的。因此,1.28抗战后,国民政府的政策开始调整为寻求与日本之间亲善以避免全面战争,亲日气氛颇浓。而日本在上海冒险遭到挫败后也转为从东北渗透。1933年开始向热河、察哈尔、华北地区扩张势力,国民政府在避免战争的前提下,与日方签订《塘沽》、《何梅》、《秦土》等协定,导致华北门户洞开,冀察两省大好河山沦为日寇之手,从而也为日本全面侵华奠定了基础。

这一阶段,从行为表现来看,国民政府的行为固然有其充分理由,但完全可称之为卖国。不过探讨其深层次原因,却也很有意思。试分析如下: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天羽声

明”,声称:

(1)日本与中国有特殊关系,故日本应与各国不同,要完成它在东亚的特殊责任;

(2)维护东亚和平及秩序,是日本单独之责任,无须他国干涉;

(3)如果中国用以夷制夷的政策,日本就惟有加以排击;

(4)如果各国暗助中国抗击日本,那么纵令其名目为财政或技术援助,日本亦不得不反对。

20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又发表补充声明,声称关于“满洲国,日本盼望他国能承认其公允与自由之行动”。并说“列强或国联运用其政策以凌夺中国”是扰乱东亚和平的行为。

这一声明的发表,在国际上并未引起很大震动。国民政府由此认识到,各国已经默认日本对华有特殊权利的立场,国民政府已经不能再继续过去寻求大国介入已达成均势的策略。且此时蒋也正处于与汪精卫等反蒋势力的角逐中,如果不能及时缓解日本压力,则可能再次被迫下野。因此,蒋需要一次外交成绩以维系其地位,毕竟,汪精卫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奸。因此,蒋介石借用徐道邻的笔名发表了《“敌乎?友乎?”》一文,藉以向日本阐明中日过去关系中,双方自身的错误,以及向日本妥协的可能性,其主要目的,仍是为了稳住日本,从而进行“攘内必安外”的方针。随后派遣王宠惠提出“改善中日关系三原则”,此举正中日本下怀,在广田三原则下释放出中日亲善友好与相互提携的信息,并且要求中国在满蒙问题上就现状作出承认,改变亲美英的外交方针。

然而日本军部却还是采取了继续侵略的立场,这导致了国民党内亲日投降派垮台。在汪精卫辞职之后,蒋介石任命老同学张群担任外交部长,许世英担任驻日大使,继续深入和平谈判的可能性。但此时,日本国内发生的“二二六政变”促使新内阁上台,强硬派有田氏先后担任驻华大使与外相,随即按照日本军方的胃口大幅提高要价,中日双方虽经数轮谈判,但是日本方面的胃口已经远远超出了国民政府所能退让的底线,终于导致中日亲善的投降政策胎死腹中。

综合评价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所作的工作,应该说,有很多地方值得深思。应该说,国民政府的努力绝非一无是处,相反,在一个真正白手起家的国家上建设起一个近代化国家的雏形,确实艰难。与后来共产党在1949年的“白手起家”不同,国民政府的白手起家是连有素质的工人队伍、技师和近代资本企业家都极度缺乏的。诚如黄仁宇所云:“为中国形成现代社会的肌体奠定了基础。”而黄在评价蒋介石与***对于中国历史影响的时候曾说:“很多人尚未看清:中国并非构成一个现代化国家才对日本作战,而是乘着国际战争组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中国在20世纪初年因为内外冲击,所有国家社会体制因为与时代脱节而全部崩溃,需要整个重新创造,蒋介石即尝试创造这一体系。因为工程浩大,蒋介石所主持的一部分,仅为高层机构,包括现代式的政府组织及技术官僚组织,统一军令,征兵法、法币制度、中央银行、战时田赋证实、学校教育制度及各军事教育机构,总而言之即是一个新国家外表轮廓形貌。”可以说,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建立了基本健全的社会制度,并为今后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而且至少完成了两大任务;即在防止国家分裂和中国现代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可以说,国民政府本身就是军阀官僚所建成,但就整个中国社会来说,军阀割据的情况在国民政府治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终于开始了向现代化国家的进步;1936年6月到9月,国民政府平定了两广叛乱,从形式上说,中国自1916起第一次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然而,蒋介石未能认清或者是没有能力构成社会结构基础的下层进行彻底的改造,更多的依然是遵循了中国传统的威权统治,以自己的个人威望试图暂时取代制度的缺陷,而其力图扭转国内经济问题、外国侵略,但可以真正依靠的力量只有他和身边的小团体。这种情形实际上与明清两代无异,无怪胡适先生说过,抗战开始中国是一个中世纪国家

历史已经证明,重建中国社会只有先从重建基层开始,重建基层只有放弃现有的一切,离开城市,进入农村,当然,这需要另一种组织、另一种纪律,蒋介石起家依靠的社会力量,是坚决反对这种变革的。于是,历史把这一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由阶段,交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他们的队伍。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十余年中,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个领域的进步极为艰难,只能年复一年地在国内以维护国家统一的名义与地方各种势力打打停停的症结即在于此。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取得的某些成就,与其说是国民政府的胜利,倒不如说是蒋介石个人的胜利,而越来越依赖蒋介石本人而存在的国民政府,也最终变成了蒋介石个人的小集团。

(以上借用张小良先生相关文章的大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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