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揭密:八路军武器制造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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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讲起抗日战争中的的八路军,往往称之为土八路,其实土八路并不土。八路军的将领大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知识分子,整个队伍中有学识的青年乃是八路军的骨干。仅就战斗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流动工作团而言,便是一支人才济济、利技精英集聚、研制成果累累、功勋卓着的利技大军。


八路军流动工作团,是随着以山西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组建的军工企业,它为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提供武器装备。为适应游击战的需要,队伍跟随卞力部队流动,故称流动工作团,也誉为“驮在驴背上的兵工厂”。全团有一千多人,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有从欧洲回国的留学生,有从南洋归来的华侨,有国内高等学府的教授和学生,有大城市工业产业的技术人员,也有根据地土生土长的能工巧匠,其中着名人士有100 多位,如: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内燃机研究室的研究生郭栋材,留学英国的冶金博士张华清、日本早稻田大学电机系的毕业生程明升,德国柏林工业大学钢铁系的陆达,燕京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张芳,北平大学工学院的毕业生郑汉涛、牛治华,清华大学工学院的学生高源、李守文,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的陈志坚、孙艳清、张培江、刘致中、牛宝印、齐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的唐英之,天津河北工学院毕业的张浩、张温如、王锡暇、耿震、李非平,云南大学采冶系毕业的李树人,西北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宋宗景,山西大学工学院毕业的席永先、宋宗恕,东北大学毕业的赵云鹏,天津女师学院毕业的柴毅,山东大学毕业的高广平,武汉大学毕业的林溪,河南大学毕业的张志青,上海雷氏德工学院动力工程系毕业的唐成仪等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身在富有家庭,为了抗日救国中抛弃舒适的生活,离开优越的环境,不远万里,远渡重洋,从国外或大后方爬山涉水,投奔到经济落后、物质贫乏、生活艰苦的太行山区,同当地民众艰苦奋斗创建抗日根据地,从事对敌武器的研究与制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谱写了一曲“科技救国”的新篇章。


从大砍刀到枪械的研制


抗战初期,由于八路军的迅速扩展,许多新战士手中无枪,凭着大砍刀、长矛梭标与日军拼杀,不少人壮烈牺牲。身为流动工作团领导人的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急战士所急,他以曾在德国、苏联学到的军械制造知识,从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出发,很快设计出我军步枪的结构图,召集黄崖洞兵工厂厂长程明升、梁沟兵工厂厂长陈志坚、工程处工程师郭栋材、唐成仪等一批利技人员研究在兵工厂制造步枪的问题,并责成黄崖洞兵工厂副厂长刘贵福具体组织实施。刘贵福原为太原兵工厂造枪分厂钳工,有13 年的制枪经验,1937 年11 月太原沦陷时,他带领15 位技术骨干投奔到根据地兵工厂,先后任技师、副厂长。他接受任务后,在刘鼎部长的指导下,吸收了捷克式、汉阳式、三八式等国内外步枪的优点,从黄崖洞兵工厂的技术、设备、物资条件出发,立足于适应我军游击作战的特点,经过反复试验,于1940 年8 月1 日研制出一种重量轻、体积小、射击精度高、便于战士携带、使用灵巧的新型七九步枪。这种步枪比普通型步枪短10 厘米,形似马枪,故取名“八一式步马枪”。造枪用的钢材,取之白晋铁路,民兵于夜间破路拆卸的铁轨,运往兵工厂。全枪仅3 . 36 公斤,采用三棱刺刀,机动灵活,实战效果优于日本造的三八式步枪。从此,流动工作团的各兵工厂开始批量生产,源源装备部队,在抗战期间共制造出这种枪一万多支。八路军战士有了这些新式武器如虎添翼,在战场英勇杀敌,越战越勇。八一式步马枪的作战威力,不仅在抗战中优于日本造的“三八式”, 而且也优于解放战争时期美国造的步枪,1949 年4 月,在解放太原的战斗中,缴获了大批美式武器,彭德怀总司令在视察战利品时,拿着阎锡山军队的美国造的步枪说:“这不如我们造的适用,如果我们不是道轨钢会比这更好”。


从手榴弹到炮弹的研制


手榴弹是抗战中八路军使用最广泛的杀敌武器,这是因为太行山区煤、铁矿产丰富,手雷弹制造技术比较简单,又易于普及,兵工厂、游击队、民兵都能制造,八路军战士几乎人人都配有手榴弹,但手榴弹投掷距离短,只适应近战,且杀伤力不强。1940 年百团大战,我军缴获了一批日军在山地作战中具有较强杀伤力的掷弹筒(五O 小炮,即口径为50 毫米的追击炮),彭总指示流动工作团要抓紧研制。在技术人员的努力下,掷弹筒很快仿制成功,但五O 炮弹难以制造,主要是缺少铸造弹体的灰生铁。外购在敌人严密封锁下根本不可能,只能依靠自力更生解决,时为流动工作团工程处副处长的陆达挑起了这一重担。当时陆达年仅26 岁,从小生长在上海,曾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1934 年留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攻读钢铁冶金专业,1937 年抗战爆发后,他毅然放弃了即将届满的学业,在旅德华人抗日联合会的帮助下,年底随杨虎城将军考察团乘船回国,投奔延安,参加了抗日大军。1939 年,陆达被调往战争前线,参与太行山区的军事工业建设。为解决生产炮弹的原料,达到批量生产的能力,他深入武乡县柳沟铁厂进行试验。柳沟铁厂原是一座采用当地矿石冶炼生铁,铸造铁锅、铁壶、犁烨等农民生活用品和农业工具的工厂,抗战开始后逐渐增加了手榴弹、地雷等军用品的生产,成为流动工作团的一个重要兵工厂,高源在此任厂长,六旬炼铁专家张华清任技术顾问,故炮弹批量生产的试验定在这里进行。炮弹结构比手榴弹复杂,它由引信、弹体、弹尾、尾翅等部件组装而成,这些部件的连接主要靠螺纹丝扣,需要进行切削加工,而柳沟铁厂冶炼的生铁是白口生铁(碳化铁),硬度高,质地脆,不能切削加工,如何软化白口生铁,使其能切削加工,成为能否制造炮弹的关键。 一九四五年九月,我军收复冀东重镇蓟县县城。这是攻城战士们携云梯向城墙运动。


我军从突破口进入赤城


为攻克这个难题,陆达日夜守候在炼铁现场,与工人同吃同住同试验,他运用从国外学到的德国式白心韧化技术原理和美国式黑心韧化技术原理,同武乡地区传统的生铁焖火技术相结合,在技术工人孙兆喜等人的配合下,改造了土方炉,创造了火焰反射加热炉。将生铁铸造的炮弹毛胚置入炉内焖火,使弹体表面软化,以达到切削加工的要求,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终于取得成功。自1941 年4 月起,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炮弹的批量生产,当年出产炮弹4 万多发。车工甄荣典就是在车削炮弹中以质量好、数量多、班产达480 发的最高纪录,被誉为“炮弹王”, 荣获边区劳动英雄称号的。黄崖洞兵工厂制造的五O 小炮和炮弹,每年可装备16 个团,使八路军对日作战的火力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起点。1942 年,他们又开创了八二迫击炮和弹的生产,大大增强了我军的战斗力。


从黑火药到现代火炸药的研制


黑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从宋朝开始用于战争,一千多年沿袭不止。抗战初期,八路军的地雷、手榴弹、枪炮等多数仍用它装填,虽然能杀伤敌人,但威力有限。为了提高作战能力,我们的利技人员从1940 年开始,就着手研究现代火炸药的制造。现代火炸药的主要原料是硫酸,它是化学工业的产物,其制造工艺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接触法,装置复杂而又需要细白金粉做触媒;二是铅室法,工艺虽简单,但需要大量的铅板建造铅室。根据地既无白金来源,也无铅板可取,这两种方法都不能采用。我们的利技人员依据硫酸的制造原理,就地取材,探索新的制造工艺。1940 年7 月,晋察冀工业部技术室卞任张芳和化工技师张奎兀,在调研中发现当地的老百姓用以盛水和储粮的陶瓷缸,具有良好的耐酸腐蚀性能,便以它代替铅板,垒成缸室,创造了用缸室法取代铅室法制造硫酸的成功。1941 年5 月,化学工程师王锡暇、张浩,火药技师王化南、白英、焦逢春等在黎城县白布焦寺,采用缸室法建成了制造硫酸的化工厂,开始了硫酸的工业性生产。硫酸是火药之母,它的问世,使现代火炸药走进了八路军的武器库,无烟发射药、硝铵炸药使我军的炮弹、枪弹威力大增,抗战后期,我军生产无烟火药15400 多斤,硝铵炸药23500 多斤,给日军以严重打击。


在火炸药的研制中,火药技师焦逢春是一位功不可没的英雄,他在抗战前曾是民间爆竹匠,家族祖祖辈辈都在山西洪洞县以做鞭炮和焰火为生,从小学会了一套制造黑火药的传统技术,1937 年冬,他跟随叔父教子富、教子学全家七口人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专门制造填装手榴弹的黑色炸药。1939 年,由于制造技术出众,他们被调到了流动工作团,教子学任火药技师,焦逢春任火药技术员,参加了现代火药的研制。在研制过程中 ,焦逢春的两个叔叔和妻子都先后牺牲于爆炸事故中,唯一的儿子也囚触碰废炸药而被炸死,他自己在试验中 多次受伤,但他为了探索火药的生产规律,毫不退缩,把从战争中收集到的国内外各种炮弹,冒着生命危险一一拆卸、解剖,留做样品,放入一个特制的小箱内随身携带,走到哪里研究到哪里,与这个“宝贝箱”从不分离,经过苦心研究,终于掌握了各类炮弹的结构与性能以及雷管、底火、引信等火工品的特点,并在郑汉涛的指导下,编着出版了《炮弹》 一书,为炮弹的安全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生产和试验时,凡发生哑炮、漏药等问题,都要请他去“查病因”、“动手术”,排除故障,因而被称为“火工品的外利医师”。由于多次负伤,加之日夜操劳,积劳成疾,焦逢春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便不幸离开了人世。


从作坊式生产到企业化管理的探索


“驴背上的兵工厂’――这是流动工作团创建初期的真实写照。没有固定的厂址,设备简陋,工具缺乏,技术落后,手工操作,处于作坊式的生产方式。职工行动军工化,生活集体化,自称军工战士。随着根据地的扩展和巩固,兵工厂规模增大,设备增加,厂址稳定,生产效率有了明显提高。1940 年彭总视察黄崖洞兵工厂时提出:工厂不是部队,职工不是战士,工厂要有自己的管理方法。时为工程处长的郑汉涛和懂工业管理的有学之士便开始了兵工厂管理方式的研究。郑1933 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先后在上海华新、??爆发后,他抛弃了舒适的家庭生活和优厚的工作职位,秘密离开上海投奔延安,临别时给慈父托诗一首:“欲知您儿去何方,掀开水浒第一章。”注:水浒第一章的标题为“王教头投奔延安府’, ) 1939 年,郑汉涛在调往晋东南的行军途中, 夜闯敌人的封锁线,不慎落入深沟,腰和腿摔伤,他忍着疼痛,坚持长途跋涉,赶到了兵工厂。在厂里,他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编写了工厂管理教材,举办了培训班,并亲自讲课。在他的努力下,工厂成立了工会,取消了军事化的生活方式,职工吃住自由;工厂实行民卞管理,依据“集体合同”组织生产劳动;生产过程实行定额管理,开展了成本核算,并建立了生产统计、产品检验、器材使用、工务记工制度和各种工艺操作规程。职工劳动报酬除基本工资外,按技术等级评定津贴标准,工厂领导体制从政委制改为经理制,推进了企业化管理,使军事工业走向正规化、利学化的发展道路。郑汉涛的企业化管理,不仅在兵工厂,而且在整个根据地也得到了普遍推行,并成为建国后我国工业企业管理的基本模式。



抗战中流动工作团的业绩,是我国知识分子与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浴血奋战、不断创新的胜利史诗,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史实,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对推进振兴中华大业的早日实现也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我军解放张家口市西南的沙岭子据点,该据点的宣化警察队五百余人携带全部枪械向我投诚。这是投诚的伪警察队一部。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我军解放晋北阳高县城。这是我军解放阳高后,继续挺进。


肩背手推和牲畜驮运是我军抗日战争时期运输勤劳的主要形式。这是根据地人民组织的小车队运送支前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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