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大饥荒实因人祸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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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01年第5期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明末大饥荒实因人祸考 晁中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明朝来年发生了连续十余年的大饥荒,葬严重程度为所史所罕见,尤以北方最为严重。以前.人们犬都相信了官方的有关记载,认为这场太饥荒乃旱蝗等自然灾害所致。但仔细考察一下历史就套发现。明末政治腐败,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征和各种苛捐杂税迫使农民太规模流亡.良田被犬量抛荒,水利不谬,这才是造成这场犬饥荒的最主要原因。 关键词:明末太饥荒;崇祯帝;三饷加

2001年第5期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明末大饥荒实因人祸考



晁中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明朝来年发生了连续十余年的大饥荒,葬严重程度为所史所罕见,尤以北方最为严重。以前.人们犬都相信了官方的有关记载,认为这场太饥荒乃旱蝗等自然灾害所致。但仔细考察一下历史就套发现。明末政治腐败,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征和各种苛捐杂税迫使农民太规模流亡.良田被犬量抛荒,水利不谬,这才是造成这场犬饥荒的最主要原因。


关键词:明末太饥荒;崇祯帝;三饷加征

中图分类号:K248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

晁中履(1947一)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明朝末年,尤其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崇祯年间,发生了连续十余年的大饥荒。这场大饥荒延续时间之长,苦难之深重,在中自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尤以北方最为严重。以前,人们大都相信了史书上的有关记载,认为这场大饥荒乃旱蝗等灾害所致。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造成这场大饥荒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一、明末大饥荒苦难深重


有关明末大饥荒的一些凄惨记载令人不忍卒读。大批农民为逃避一再加征而流离失所,有的投身到农民起义军,有的饿死沟壑,有的则小股为盗,甚至以人为食,绘成了一幅催人泪下的饥荒图。这种状况在崇祯前期就已表现得很明显。崇祯二年(1625),原籍陕西的官员马懋才上疏,陈述陕西饥荒的惨状:老百姓先是采食山间蓬草,继而剥食树皮,后又掘食山中的青叶石。吃青叶石的人不几天就会下坠而死。后来I,j、孩子一出门就投有踪影,原来是被人吃掉了。这是一种何等凄惨的景象。这种情况越往后越严重。崇祯四年,因镇压农民起义不力而下狱的杨鹤在供状中称:“不幸边地亢早,四年颗粒无收……饥军饥民,强半从贼。”_1到崇祯末年就十分严重了。左懋第于崇祯十四年督领漕运,在途中看到老百姓饥馑的惨状,便于途中上疏说:“臣自静海以至临清,见居民饿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石米银二十四两。人死则取之以食。惟圣明垂念。”【1】(《左懋第》)这是直接说给崇祯帝的,他决不敢任意夸大其词。


在洪武年间,官俸米1石折银1两,市场价米1石大约值银四五钱。明中期米1石约值银三四钱,最低时只2钱多。崇祯时居然米1石价银24两,老百姓的苦难由此可知。左懋第这里所说十分之三的人饿死,十分之三的人遭瘟疫而死,十分之四的人“为盗”,实际上很多人参加了农民起义军。当时天下残破的状况由此可见其大概。在崇祯帝魂归煤山的前一二年,老百姓更加苦不堪言。在河南、山东一带,“在在以人肉为粮。强梁者搏人而食。甚至有父杀其子而食者……有一人食人颇多,人手、人足、人肺、人肝,罗列而食……”口看到这种惨像,人们怎么能不欷献涕下!“乱世人不如太平犬”,大概就是指此吧!



凤阳是所谓“龙兴之地”,在明代长期享受许多优惠,赋役较其它地区为轻,在明初甚至一度免征赋役。这里是皇帝老子的祖籍,情况总该好些吧。但到崇桢年问,这里的情况已很不妙,各种加征也要照样承担。崇桢四年底,南京礼部右侍郎钱士升祭告凤阳垒陵,对当地残破的状况颇感痛心,遂上书崇桢帝说:“凤阳土地多荒,庐舍廖落,冈陵灌莽,一望萧然…-·挈妻担子,乞活四方户口既已流亡,逋赋因之岁积。有司悚于正额,不得不以逋户之丁粮派征于现在之赋,于是赔累愈多,而现在者又转而之他矣。”【(钱士升的这段话说出了问题的实质。


一再加征,逼得老百姓四处流亡。当地官员为了征足赋额,只好将逃户的赋税转嫁到未逃户身上末逃户不堪重负,也只好逃亡。土地大片抛荒,自然就“一望萧然”了。皇帝老子的祖籍尚且如此捌蔽.其它地区的破败也就可想而知了。但钱士升的话并投有打动崇祯帝,不但没有将加征的辽饷免除,而月不久又加征剿饷、练饷,这就只能将天下老百姓逼上绝路了.


崇祯十六年五月,右佥都御史徐标当面对祟祯帝说:“自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仅余四壁。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JL?皇上亦何以致治乎?”崇祯帝闻言,颇动感情,”上欷献泣下”。徐标在“数千里”的江北地区竟看不到一个耕田的人,而五月正是农耕的忙季、天下又怎么能不荒歉呢?这显然不是天灾所致,而是大批农民逃避赋役而流离失所的结果。但崇祯帝却不这样认识,而是说:“诸臣不实心任事,以至于此。”4


看来祟祯帝是至死不悟了。人们不敢将连年大饥荒的责任归于崇桢帝,便说成自然灾害所致。例如陕南,“(崇祯)五年,大饥;六年,大水;t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尽没;九年,早蝗;十年,略阳复早,秋禾全无;十一年夏,蝗飞蔽天,禾稼木叶都尽;十三年,大旱,粟价十倍,木皮石面均尽;十四年,旱。”


明末此类记载令人目不暇接,似乎明末的大饥荒乃天灾所致。如果不加以仔细考察,人们就会被这类有意的误记所迷惑。



二、水利不修,加征不断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兴修水利对发展农业生产至关重要。但在崇祯帝在位的17年间,从未看到过官府组织农民兴修水利。


有一次,崇祯帝当着众大臣的面感叹民生艰难,给事中黄承吴误以为时机到了,就建议兴修水利。但崇祯帝一听说“需要钱粮”,便顾左右而言他,将此事轻轻放下。_


水利不修,小灾也会变成大灾。尤其可怕的是,统治者对农民敲骨吸髓式的加征却接连不断,而且越来越重,直至亡国。加征不始于崇祯时,而以崇祯时为烈。嘉靖时因延续多年的倭寇问题,始行加征,时称“提编”。万历末年,因辽东兵事紧急,连续加征三次,每亩加征9厘,“凡五百二十万有奇,遂为定额。”[2]‘李汝华传'


此项加征称之为辽饷。这种加征已使老百姓不胜其苦,而崇祯时的加征则把老百姓逼上了绝路。崇祯时辽东的战事更加危急,为解决军饷问题,便又加征辽饷。崇祯三年,兵部尚书梁廷栋上疏,“请于九厘外复加三厘”。


于是,在原加征辽饷520万余两的基础上,又加征了140余万两,统称之为辽饷。崇祯十年,面对李白成等农民起义军的声势日益浩大,兵部尚书杨嗣昌请增兵12万,增饷280万两。崇祯帝遂降旨:“流寇蔓延,生民涂炭,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饱兵。勉从延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这次加征称之为剿饷,意即为剿除农民起义军而加征的饷银。又因这次是按赋额加征,即原赋额每两银再加3分,故也称均输。因原赋是按亩征收,所以这次加征和原来按亩加征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这次加征额为200万两,征收额比亩加3厘的数额还多。加征剿饷原定为1年。


但是,这次加征的饷钱很快用完,而农民起义军并没有被剿灭。崇祯帝想减半征收,但督饷侍郎张伯鲸请予全征。崇祯帝也就不管失信于民还是不失信于民了,剿饷的加征遂成定额。崇祯十二年又开始加征练饷。凼上年清兵内犯,“京师戒严”,兵部尚书杨嗣昌建议:“益兵七十三万有奇”,为练兵加征练饷。于是又加征练饷730万两。至此,除加征辽饷外,“复增剿饷、练饷,先后增赋千六百七十余万。民不聊生.更起为盗矣。”【2]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敲骨吸髓式的加征不是一年而止,而是一开征就没有止息。


辽东战事未平,李白成等农民军也日益壮大,三饷也随之加征不已。崇桢时曾任刑部员外郎的钱肃乐曾说过:“往者,辽事起而有辽饷。诏书有言,暂累吾民一年,已而为定额矣;及剿寇而有剿饷,诏书如前,已而复为定额矣;杨嗣昌请抽练九边之兵,以制虏灭寇,诏书复如前,已而复为定额矣。”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加征使普通农民苦不勘言,许多人就为了躲避加征而成为流民。


这实际上是挖肉补疮、自取灭亡的政策,是在逼迫老百姓去造反。对这种严重后果,当时不少大臣都向祟祯帝陈述过。例如,御史吴允中在崇桢八年就在琉中说道:“自有辽事以来,取于民者已溢于制。且魏忠贤之搜刮,已为无所不至。至于今日,正皮肉都尽之时,不惟加派不可行,即催科亦当从缓……竭天下之力,设民穷财尽,外敌未宁,内盗蜂起,何以处之?”[这还是在只加征辽饷之时。当不久三饷并征之时,老百姓的“皮肉”岂不更要被刮得一干二净吗?



当时老百姓困顿已极,面对各种加征,实在无力承担。加征之令下,各地方官不敢怠慢,都以催科为能。谁能将加征的饷额及时交足,谁就是能干的官员。一些较为体恤老百姓苦难的官员,不忍心百般摧索,不能如期按数交足,反而获罪,甚至因此而被惩治。这正像刘宗周在重被召用后的“谢恩疏”中所说:“有司以剥克为循良,而抚字之政绝;上司以催征为考课,而黜陟之法亡。”久而久之,那些忍心残酷敲剥老百姓的酷吏就越来越多,老百姓的苦难自然越来越深。有的较体恤民情的地方官深明此弊,上琉切谏,请稍宽征敛。例如河南府推官汤开远就上疏说:“今诸臣怵于参罚之严,一切加派,带征余征,行无民矣。民穷则易于为乱。皇上宽一分在臣子,即宽一分在民生,如此,则诸臣可幸无罪。”


但崇桢帝关心的是边事,对这类体恤民情的话一概听不进去。于是,那些不忍心严加催征的官员就不妙了。“户部尚书毕自严下狱,熊开元、郑友玄俱谪”,其罪名都是催饷不力。“自是考选将及,先核税粮,不问抚字,专于催科。此法制一变也。”_8]以催科作为考核官员的主要标准,真可谓“苛政猛于虎”了。


这实际上是对社会正常生产活动的一场大破坏。



三、苛捐杂税,流民日众崇桢时三饷并征,农民负担之沉重在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



实际上,农民所承担的还不只是这些表面上的数字,因为还有许多额外苛征。这正如吏科给事中刘汉儒所言:“自发难以来,征派无虚日,最苦者奠如招买豆料,给价常少,给价常迟。是名招买,而实加派也。”[]f一如果说这种“招买”还多少付给点报酬的话,那末,在外流动作战的将领随意向地方私派.则是分文不付的。由于崇祯时战事频繁,这类私派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也特别沉重。崇祯时曾任给事中的孙承泽对此有过真切的描述:“孰知军前之需,取之于部额者有限,而私派之于地方者,正无纪极。忆臣待罪县令之时,倏奉一文,取米豆数千石,草数千束。送之某营交纳矣;倏奉一文,买健骡若干头,布袋若干只,送至某营交纳矣;倏奉一文,制铜锅若干13,买战马若干匹,送至某营交纳矣。并不言动支何种钱粮,后日作何销算,惟日:‘迟误则以军法从事!’州县之吏,懔懔恐后。……是以私派多于正赋,民不堪命,怨声四起……近者军前派征益厉,甚至小县有派米稻三千石者,黑白豆二千石者,计价不下二万余两。此剿饷乎?抑练饷乎?是驱民以为贼也,又何平贼之有!,,孙承泽这里所说是他任县令时的情况,他是说给崇祯帝的,决不敢任意夸大。


“正派”本已很多,而“私派多于正赋”,老百姓何以活命!孙承泽还奏道:“大江以外,几无宁宇。人不归咎于天行之灾,而归咎于部派之繁重。”【这真是一语破的:当时天下残破,主要不是因为天灾,而是人祸。他只是未将这种人祸归于崇祯帝本人而已。正赋外有加征,明征以外还有私派,而害民者还有所谓“火耗”。它的本义是指铸钱时的损耗。明后期的火耗是正赋折银交纳时,按数交足还不够。还必须附带交一部分,理由是以补熔铸时的损失。这在当时几乎成为通例,而这部分的伸缩性很大。如遇上个不那么贪墨的好官,火耗就少些;如遇上欲壑难填的贪官。这部分火耗就会变得很大。成为农民一项额外的沉重负担。事实上是贪官多,好官少,所以老百姓的负担就变得十分沉重了。


这正如名臣刘宗周所说:“今吏治之败,无如催科火耗。”这说出了当时一个很普通的重大弊政。为了搜刮钱财,明廷几乎什么手段都用上了。例如崇祯十一年,户部尚书程国样建议,凡京师旅舍和出租房屋者,皆交出一季度的租金,以充国用。在京师的各地会馆,虽不收租金,但也要交纳修理费若干。“其初谓可得五十万”,但由于一些戚畹权要的从中阻拦和隐匿,费了好大劲,“所得仅十三万而已”。[J()终崇祯之世,名目繁多的搜刮一直未停。直到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农民军已逼近京师,大明江山马上就要寿终正寝,崇祯帝又发了一道催征钱粮的诏书,以“边饷甚急”为名,令内外官员加紧征敛钱粮,“完额则升京堂,否则除名”。征敛钱粮似乎成了官员升降的惟一标准。无休止的搜刮迫使大批农民逃亡。地方官为了征足数额,1户逃则由其它9户补足,两户逃则由其它8户补足,9户逃则由剩下的1户交足10户的赋额。如此一来,就使整村整村的农户逃散一空。


《陕西通志》卷八十六载有马懋才上给崇祯帝的奏疏,对这种情况就说得很清楚:“官司悚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如一户只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赔一户之钱粮;一甲只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则现在之民只有抱恨而逃,漂流异地。此处逃亡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大片耕地在正常年景下本来可以有些收获,这样一逃,良田也成了荒地。本来不应成为荒年的年头,这时也要闹大饥荒。人们外逃,或可偶而找到一条生路,倘待在家里,则无论如何也交不足众逃户的赋额。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到头来全被搜刮光还不算,甚至还会因欠赋而被打得皮开肉绽。离乡外逃成为一种连锁反应,而且是一种很普通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必然造成人为的大饥荒。在当时,这种人祸的危害比天灾的危害不知要大多少倍。



崇祯十年,刑科给事中李如灿就上言道,今“天下财赋之区已空其半。……所未尽空者,殆将尽空矣0-[8]这里所说“财赋之区已空其半”,主要是老百姓大批逃亡所至,明廷失去了征收赋税的对象。凡是有点历史知识的人似乎都知道,崇祯年间灾荒严重,这是导致农民大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在中国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几乎年年都有。如果是在政治清明的年代,灾荒造成的危害就会减轻许多,不至于酿成大的社会动乱。如果是在政治腐败的年代,小灾荒也会酿成大灾荒,甚至本来不应有灾,但因农民大批逃避苦不堪言的赋役,也会使大片农田荒芜,造成人为的大饥荒。另外,过去的封建士大夫不愿或不敢直接指责皇帝,便极力渲染天灾的严重,而对当局所造成的“人祸”则极力掩饰。


于是,人们从史书上看到农民饥寒交迫,便误信主要由天灾所造成。稍微留意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一个新兴王朝在最初向上发展的几十年问,很少看到有天灾连年不断的记载,而到了王朝末期,这类天灾的记载就接连不断了。实际上,天公不会故意眷佑哪个皇帝,而故意多给另外的皇帝降灾。现代科学知识告诉人们,从大的概率来看,早涝灾害的分布是有规律的,不会厚此薄彼。就崇祯年问来看,连年的大饥荒主要来自人祸,而不是天灾,如果说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那也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天灾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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