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面临科技革命前夜时,明朝人在干什么?(转贴)(大家来看看,个人觉得不错,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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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西方面临科技革命前夜时,明朝人在干什么? 为了让大家了解西方科技革命时期的时间点,我们特意选择了一些作为西方科技革命先行者的科学家之生平,来考察一下明朝末年中西方科技发展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分别从天文、物理、化学、数学、哲学等几方面去考察一下西方这些领域开始逐步走向科技革命的年月。 在西方从16世纪中后期开始,在天文、物理、化学、数学、哲学上经历了百年的基础打造,终于在17世纪60年代开始了以科学实践为契机的工业革命,并揭开了世界近代科技革命的光辉篇章。 这个时代是伟大的

西方面临科技革命前夜时,明朝人在干什么?

为了让大家了解西方科技革命时期的时间点,我们特意选择了一些作为西方科技革命先行者的科学家之生平,来考察一下明朝末年中西方科技发展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分别从天文、物理、化学、数学、哲学等几方面去考察一下西方这些领域开始逐步走向科技革命的年月。



在西方从16世纪中后期开始,在天文、物理、化学、数学、哲学上经历了百年的基础打造,终于在17世纪60年代开始了以科学实践为契机的工业革命,并揭开了世界近代科技革命的光辉篇章。



这个时代是伟大的,期间划时代的学术成果和著作层出不穷,许多学科的开山鼻祖们就产生于这个时期,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些伟大的名字,他们是:伽利略、笛卡尔、帕斯卡、波义耳、牛顿、莱布尼兹等。



伽利略,不仅是天文学的大师,也被誉为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笛卡尔,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人;


帕斯卡,压强理论的奠基人,也是近代概率论的奠基人;


波义耳,近代化学的奠基人;


牛顿,经典物理学派的奠基人,被誉为科学巨人;


莱布尼兹,近代数学的奠基人。



这一系列人物的出现,以及他们的科学理论和成就把人类带入了近代工业文明,他们无疑是西方科技革命的先行者。看到这些西方科学历史上的伟人,我们不禁要问,那时候,中国的学者们在研究什么?



在天文学方面,与伽利略对应的是中国的徐光启,徐光启(1562-1633)和伽利略(1564-1642)是同一时期的人物,但他们的命运却大不一样。徐光启在崇祯的支持下主持修成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其中参考了欧洲都还是非常新,且都不被完全接纳的天文知识:



开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谐论》;


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学纲要》;


第谷弟子Longomontanus 1622年的《丹麦天文学》。



并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用理论阐述的方式介绍了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其中的计算方法则使用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西方近代几何学方法。



《崇祯历书》于1634年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他的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在主持遍修工作时出任的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



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



笛卡尔对思想方法进行了研究,1628年写成《指导心智的规则》,但迫于当时宗 教势力的影响,他生前并未发表。1629年笛卡尔迁居资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荷兰,他本想在一本题为《世界》的书中介绍他的思想,但是当该书还尚在编辑中的1633年,他获悉意大利教会的权威们宣告伽利略有罪,因为他拥护哥白尼的日心说。虽然笛卡尔在荷兰未受到教会权威的迫害,但是他还是决定谨慎从事,把书稿进箧入匣,因为在书中他也捍卫了哥白尼的学说。此后,他在荷兰隐居 20年。对比中国明朝在崇祯皇帝的支持下修编《崇祯历书》,不仅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且将其作为核 心的理论予以肯定,中西方当时科学发展的环境谁更好,实在是一目了然。1627年,波义耳出生在一个爱尔兰的新教徒家庭,他也是一个伽利略的崇拜者,1642年伽利略在阿切特里去世,波义耳当时住在临近的佛罗伦萨,当他问讯伽利略的去世的消息以后,十分震惊和悲痛,并开始详细研究伽利略的工作。期间他坚定了必须使用一套科学的方法来理解事物的观点,从此他坚毅的走进了科学研究的领域,此时中国明朝政府于1634年修编完成的详细介绍伽利略工作的《崇祯历书》已有8年之久。



帕斯卡1623年6月19日诞生于法国,他12岁开始学习几何并通读欧几里得《几何原本》那是1635年,而当时《几何原本》已经传入中国,翻译它的人正是后来出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的徐光启。在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已经普遍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读本,在对数学的研究上,越是有厚重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越是研究得深入。


以著名的桐城方氏为例,方家以程朱理学传家的,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到了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的时候,方家开始接受王阳明心学,方家是王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 (羽陵《1629年,当中国面对西方科学》)这足以说明,方氏拥有是中华文化的厚重衣钵。



“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他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方以智对西方的新学说的学习和继承是有选择性的,他认为西学分三大类,质测(自然科学)、 通几(哲学和神学)和宰理(社会科学),“太西质测颇精, 通几末举”(《物理小识自序》),所以西方的自然科学值得学习,哲学和神学方面则不值得照搬西方的那一套。方以智希望“借远西为郯子”(《物理小识总论》,按:左传记鲁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鲁,曾讲论自然知识,孔子就学,并告人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借鉴西方的自然科学,来发扬中国传统的文化。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这一切说明,有着厚重中华文化衣钵的方氏并不排斥西学,反而是当时的西学大家。这和满清时期的所谓“文人”完全是两个概念。由此可见,真正不接纳西学,而且排斥西学的是满清统治以后。



明朝知识分子研究的东西不是满清时期那些故纸堆,而是放眼全新的西学,其学术环境比西方当时教会统治下的黑暗要光明许多,只可惜好景不长……



伟大的科学家,经典物理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科学巨人艾萨克.牛顿,于1643年1月4日出生于英格兰林肯郡的一个自耕农民家庭。他成年以后成为了物理学的伟人,创立了一个气势恢弘的物理王国,其影响至今仍然很深远。但此时,明朝已经十分艰危了,明朝于牛顿出生不久的1644年灭亡了。



明朝灭亡以后,德国的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于1646出生……



介绍至此,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个问题,从前面提到的几位西方科学的奠基人伽利略、笛卡尔、帕斯卡、波义耳、牛顿、莱布尼兹的生平可以看出,伽利略和笛卡尔的思想在当时欧洲遭受压制,帕斯卡、波义耳的学术成就形成于明朝灭亡以后,牛顿在明朝灭亡时还是个刚出生的婴儿,莱布尼兹则是明朝灭亡才出生的。



这就是说,明朝灭亡的时候,正是西方理论大发展的前夜,而在明朝广大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普遍研究西学,那时候的“西学”和后来传入中国的“西学”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明朝末期的西方还处于理论大发展的前夕,中西方在科学发展上是各有千秋,中国明朝,尤其是晚明67年中出了不少成系统的世界级水平的著作:



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


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


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


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


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


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

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


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


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



这些著作是在晚明的67年中相继出现的,相对于“近代数学、近代化学、近代物理学、近代哲学”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西方是颇具亮点的。1643年前的西方科技发展还很不明朗,牛顿和莱布尼兹还没有出生,波义耳和帕斯卡不过是毛孩子,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布鲁诺被神圣的火焰净化了灵魂,笛卡尔隐居荷兰。



刚才提到的晚明67年中明朝士大夫的九部成系统的科学著作, 而在翻译的书目中还有:



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的《建筑十书》;


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的《 数学札记》;


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划时代的巨著《 矿冶全书( 共12 卷)》;


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的《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


1611年科隆版的《原本》(拉丁文本);


罗雅各的《测量全义》;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


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1601年罗马版的《地中海航海术》;


《比例规解》;


《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


雅克.贝松著的《宇宙仪》;


《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


纪尧姆.德诺吨涅《磁石测量法》;


萨拉.安吉鲁著的《神功催吐药》;


克洛德.举雷《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七千余册。



在西学东渐的交流中,中国明朝的士大夫根据对西学的了解而系统介绍西学的著作有《崇祯历书约》、《物理小识》、《数度衍》、《名理探》、《寰有诠》、《泰西水法序》、《测量法义》、《坤舆格致》、《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远镜说》、《远西奇器图说》、《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等等。



由此可见,中华文明并不是没有机会和西方同步,在西方理论大发展的同时,中国明朝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全面系统的接纳和研究西学,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西方虽然是西学的发祥地,但教会对思想的禁锢与明朝政府对科技发展的大力支持形成鲜明对比。



可惜在1634年《崇祯历书》修编完毕以后,至明朝灭亡的1644年的10年间,兵祸战乱横行、天灾人祸结为于一体,之后满 族入关。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哪里还有什么心思“科技革命”,有志气的投身反清复明,而又大多死于非命,满清入关以后为了巩固统治,又大兴文字狱,残酷迫害明朝士大夫阶层。



“以桐城方氏为例。方中通之后,慑于满清的文化高压政策和文字狱的空前繁荣,桐城方氏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重新去扒拉故纸堆。著名的桐城派就是思想文化高度下的产物,五四时钱玄同给它贴了个标签:‘桐城谬种’。即使如此小心谨慎,桐城方氏仍然不能免于文字狱。戴名世《南山集〉案,判戴、方两家三百多人坐死,经康熙的‘宽恕’,戴名世寸磔,方孝标戮尸,戴、方直系子弟坐死,其余流徒。方苞是桐城派的理论奠基人,原判绞刑,经李光地营救后幸免。” )明朝末年死于战乱和屠城,以及灭门惨祸的明朝士大夫阶层又何止桐城方氏一家?



满清比西方教会统治时期还黑暗,西方针对个人观点进行思想禁锢,伽利略也不过是被判终身监禁,而满清的文字狱却是斟字酌句的对明朝士大夫阶层进行惨毒无以的灭门迫害,这种残酷的杀 戮和思想禁锢使中国最终失去了和西方同步的机会,以至于满清初期就开始了严重的倒退,甚至将许多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了,中后期更是一塌糊涂。



中华文明最可悲可叹的莫过于在西方科技革命的前夜遭受了满清的入侵,在满清黑暗统治下,文字狱的残酷镇压使得文明发展遭受了割裂之痛……之后在满清统治下足足开了两百多年倒车~!



当我们回顾明朝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也曾有过科技革命的前奏,也曾有过大航海的时代,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排斥西学,明朝在航海、铸造、地理发现、天文研究、数学、物理学等等重要领域进行过可贵的探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惜在明朝灭亡以后的两百多年里,中华文明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倒退,近代百年的国耻让人十分痛心,甚至有人认为是中华文明本身出了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误解是不对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从来都不排斥科技与进步思想,这种误解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掩盖历史事实而编造的谎言,这是十分可耻可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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