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独立谁是最该负责的-满清?蒋介石? ? (转载,作者是个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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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东汉后,汉朝降伏匈奴,自此,阿尔泰山以东、贝加尔湖以南、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大片地区就已经在历史、法理和事实是中国的土地了。那时,蒙古这个民族还没有形成。宽厚的中国皇帝充许各种不同的游牧民族继续在那里生息繁衍。那里也相继出现了很多兴盛一时的民族。如高车、鲜卑、柔然、突厥等。到了唐代,开始在那里置府设州,实行直接的有效管辖。说这个意思就是外蒙、内蒙地区早在汉代就是中国领土,不是清朝带来的,只不过清朝的管理更有效些。             可惜满清政府的管理外蒙的策略实在有些问题,压迫过重,加上满清末年国

东汉后,汉朝降伏匈奴,自此,阿尔泰山以东、贝加尔湖以南、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大片地区就已经在历史、法理和事实是中国的土地了。那时,蒙古这个民族还没有形成。宽厚的中国皇帝充许各种不同的游牧民族继续在那里生息繁衍。那里也相继出现了很多兴盛一时的民族。如高车、鲜卑、柔然、突厥等。到了唐代,开始在那里置府设州,实行直接的有效管辖。说这个意思就是外蒙、内蒙地区早在汉代就是中国领土,不是清朝带来的,只不过清朝的管理更有效些。

可惜满清政府的管理外蒙的策略实在有些问题,压迫过重,加上满清末年国力衰竭,外国势力大举渗透,沙俄虎视眈眈外蒙、新疆,日本对我国东北、台湾也是狼子野心,英国法国也在西藏和云南屡起事端,幸而有左宗棠、彭玉麟、冯子才等人内行洋务,外御强敌,保住了新疆、云南等地,但是自左宗棠死后,慈禧、李鸿章等掌权者为了一族、一己之私欲使得国家崩坏、国力大丧,以至到了民国时期,民国北洋政府已无多少实力对外蒙行使主权,乃至被沙俄(苏联)乘虚而入,事实上在外蒙制造独立。

应该这么说,满清朝对外蒙的统治还是很得力的,可惜是满清的统治者的政策坏就坏在“分而治之”这条上,如果这是在清朝以前倒是很管用,可惜在公元7世纪后西方及俄罗斯等强国纷纷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使得过去中国在世界上一家独大的局面改变,西方各国乃至刚刚完成改革的日本都盯上中国这块肥肉,其中尤以日本和俄罗斯队中国领土主权伤害最大。【日本先后侵占琉球、台湾等地,幸好我们借二战东风收回除琉球外所有被日本侵占领土(琉球本来罗斯福要还给中国,由国民政府管理,可惜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正在准备打内战,惟恐接收琉球后日军投降不会配合国民党,可惜)。沙俄(苏联)则先后侵占中国领土达150万平方公里左右,给中国造成的危害极大,首先东北地区丧失了出海口,其次外蒙独立几乎让我国的黄河以北地区都在苏军机械化军团的兵锋之下,现在我的长辈在谈到中苏珍宝岛冲突后,当时他们军做战备时期的紧张,当时东北、华北在中央的部署中有不少地区要主动放弃,而当时军内开展三打三防发明出不少新式武器和战法,但是如果你问现在还在世的老军人,他们会告诉你,其实他们当时也没底。】

看看满清在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改土归流之际,再官制上取消土司制度,改以流官,加强中央控制(在西藏也是如此,清末清朝还曾派军队进藏加强统治);在生活风俗上实行移风易俗,以儒家标准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落后的生活习惯;加强儒家文化教育。举个例子,西南地区传统丧葬习惯是火葬,婚姻嫁娶不是有媒婆中介而是对歌,则在清政府派来的儒家官员眼中是及其大逆不道德,因此清政府先后发布命令对婚丧嫁娶强制规定,必须按内地习惯进行改革。看看这些改革我就纳闷满清政府为何不在外蒙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而仅仅是通过驻军和扶植活佛的方式来维持统治。其次满清对外蒙的压迫也却是过重,以至于不少牧民甚至逃到沙俄境内避免清军摊派。而沙俄自雍正年间便一直不断对外蒙地区不断蚕和接触、收买外蒙古上层王公,沙俄在中国的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培植亲俄势力,为时已久。单以内、外蒙古而论,先后被它收买的上层分子就有乌泰、海山、陶克陶呼、哲布尊丹巴八世和杭达多尔济等多人。

19911年辛亥革命后,各省纷纷独立(此独立只是要推翻满清,是争取解放),外蒙上层人士一看时机来到,在沙俄的支持下宣布独立(此是要脱离中国,标准的叛乱),消息公布后举国哗然,在南京的孙中山立即声明,要求外蒙立即取消独立,1912年1 月1 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表宣言,声明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 【而沙俄之所以在1911年煽动独立,一是因为清政府倒台,其次是因为满清政府在外蒙实行新政,1910年3 月,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推行新政,操切从事,奏请设立兵备处,截留金矿官税金砂六千余两,准备编练新军一旅。库伦一地除原有官署外,新添机关多至二十余处,开办、经常各费都在当地筹措,兵备处开支尤大,库伦办事大臣所属各盟旗难以支应。不久,库伦又发生喇嘛与汉族商人殴斗事件,三多拘捕肇事喇嘛,又奏准将商卓特巴巴特玛多尔济革职,外蒙王公、活佛表示强烈不满,指责三多仇视黄教。其中编练新军与移民开垦两项对沙俄侵占活动尤其不利,到1911年,内地汉族农民新垦蒙地已达四百九十余万俄亩,在金矿劳动的汉族矿工共有两千五百余人,因垦区、矿区全集中在库伦以北中俄边境地带,这显然是满清政府针对沙俄侵略活动的针对措施,但是当时满清国力大损未能及时援助外蒙。其实沙俄侵占外蒙确实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 其中最重要就是为了西伯利亚的安全,所以必须侵占外蒙古。外蒙这地方无论谁得到,都对对方有着重大军事威胁,因为倘中国以蒙古库伦驻大军,则西伯利亚铁路随时会被中国占领;而俄国若有外蒙,看看60年代的中央军事部署就知道了。因此西伯利亚铁道建筑后,沙俄侵占蒙古的野心昭然若揭。】

沙俄为了支援叛乱的外蒙王公集团,俄陆军部命伊尔库茨克军区将步枪一万五千支、马刀一万五千把、子弹七百五十万发,交给外蒙叛乱集团;另外又派步兵一营和哥萨克骑兵数百名以加强领事馆卫队的名义,开往库伦。俄国又唆使豢养已久的陶克陶呼带领叛匪赶来参加叛乱。

在沙俄指使下,哲布尊丹巴派人分头到西二盟与科布多煽动叛乱。乌里雅苏台城位于西二盟的三音诺颜部,1912年1 月,西二盟的叛乱势力占领乌里雅苏台城,驻乌里雅苏台俄领重演故技,以“护送”为名,派兵将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参赞大臣荣恩等强逐出境。(据查在外蒙王公叛乱时期,内地商民军兵,伤亡竟达上万人)

科布多的叛乱活动没有立即得逞。因为科布多十七旗额鲁特蒙古部落,与喀尔喀为世仇。 喀尔喀王公要“独立”,科布多各旗不肯附从,哲布尊丹巴派多人前去游说,这些说客被各旗拿获后斩首示众。科布多城是科布多的首府,参赞大臣率兵三百名,又征集蒙兵一千人,积极整顿城防,制止叛乱。沙俄见煽动叛乱无效,6 月,派俄兵与海山率领的库伦叛军数千人往攻。8 月6 日,科布多城失守,大遭焚掠。俄领事又派俄兵以“护送”为参赞大臣名,将以下官员、驻军与内地商民等强逐出境。(据查在外蒙王公叛乱时期,内地商民军兵,伤亡竟达上万人)

与此同时俄国还直接霸占了地处喀尔喀西二盟与科布多之北唐努乌梁海地区,唐努乌梁海地区是外蒙乃至中国黄河以北最重要的军事要地之一,沙俄控制此处后,进可图谋外蒙、中国北方。退亦可稳守西伯利亚。

1912年初沙俄又指使乌泰潜回内蒙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纠合科右后旗、科右中旗的个别王公发动叛乱,8 月,攻占洮南府、镇东县等地,幸好遭到当时奉天都督的回击,未能得逞。

【看看外蒙叛乱集团的檄文,就知道所谓的独立只不过是沙俄的傀儡罢了。

(第一次檄文):“喀尔喀库伦齐集各王贝子公扎萨克堪布商卓特巴达喇嘛等,为咨行事:本盟长副将军何贝等,暨互来齐集库伦汗王贝子公扎萨克以及伦堪布诺门汗副堪布,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达喇嘛等,彼此相商,共同一致,于本年十月八日呈递曼达尔请示活佛(注:即哲布尊丹巴活佛,外蒙古最高人物)呈称:现今时势艰难,甚为可惧,本蒙古前以清皇仁德,推崇黄教,是以倾心归服。近年以来,有名无实,本蒙古所受一切困苦逐日增加,情事昭然,人所共见。现值南方大乱,各省独立,清皇权势日就凌夷,国体变更指日可待,我蒙古丁此时艰应如何造育生成之处请明白训示等情。本日奉活佛谕:所呈各节均与时势有关,甚合予意,满汉之现象如此,亦满洲之不德所致也。我蒙古亦宜联合各盟,自立为国以便保我黄教而免受人权力压制之苦,自应协力同心,奋勉图雄。本喇嘛待遇蒙众,一视同仁毫无偏倚,应将此意传令各蒙众一体知悉,等因。跪读之下,伏查现在时势既至如此,而活佛指示详明,譬如大梦方醒,群疑尽释,欣感无已。夫立国之道,首在兵强,应将各盟兵丁调派训练,上可拱卫活佛维持黄教,下可固守地面,保护人民,业已商酌公布在案。又自立为国一事,于本年夏间经库伦齐集之汗王公各扎萨克等再三筹商,彼此意见相同,一面特派专使额林沁前赴俄国通好,并请保护一切,当得俄政府允许,此后蒙俄国交当益巩固,一面推哲布尊丹巴喇嘛为蒙古君主,建立蒙古国家,北与俄国联络,彼此相助,以期黄教仍旧推行,不惟保护生命,且免将来祸机。此项情节自应一体知悉,相应飞咨内外各蒙古盟长总管等,于文到时妥为宣布……”

(第二次檄文):“窃查清国遣派大臣驻库以来,欺压蒙众,骚扰地方,业将该大臣等逐出境外。建立蒙国,应由各盟旗同心协力,防守外边所有各该游牧要隘地方,当即分途派兵驻扎以资巡防而靖边地。本喀尔喀汗王各扎萨克等叠次相商,总以汉官执掌国权,办事多不平允,需索蒙众,败坏宗教,一切旧规并不体恤,因而各自失望。现在汉人互相仇视,所在军兴,一时断难平静,显然共见。今借与活佛呈递曼德尔之便,业将时势危迫,本同族同宗谅必允从,现恐南路敌人行将举兵来伐,即应妥为防守,以固疆域,凡交界关卡之处,须不时细心巡查,免贻祸患。……当奉法旨,非图独立,断难生存,爰循旧制,喀尔喀蒙古创立国都,公举活佛为君,驱逐汉官各情形已咨明分行各该处在案。伏查此案虽未与内蒙逐一议辨,然向我蒙古游牧关津隘口等处迅速分途派兵驻扎防守,如有不肖劣民往来行走,即令驱逐,不准前行,一面飞报本处,以靖地方……”】

此时中国的北京北洋政府是中国推翻满清帝制的第一个有执政能力的政府,他的创始者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这批起始于天津小站的精英人物在民国初创到20世纪30年代之间,在神州大地乃至世界舞台上为国家、民族、领土、主权、权利、私欲而翻云覆雨相互倾轧,但是北洋政府在国内建设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上面确实是要后来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强多了,国民党连琉球都不敢要,北洋军阀好歹还派出军队进驻外蒙和西伯利亚地区。

此后北洋袁世凯政府在内交外困政治军事形势下【英国在图谋西藏,日本则对东北狼子野心,清宣统二年(1910年)日俄签订密约瓜分东北外蒙,内部这是中央政令军令不统一】,积极与沙俄政府及外蒙谈判,沙俄利用袁政府的内外交困,与袁订立《中俄声明文件》,确认中国是蒙古的宗主国,改“独立”为“自治”。但中国政府不能驻军、移民外蒙,而沙俄可以,蒙古事务需两国协定解决。该条约使中国徒有宗主虚名,而仍由沙俄控制外蒙。1915年再订《中俄蒙协约》,确认1913年的文件,沙俄对此十分满意。

【袁世凯政府在应对外蒙叛乱的问题上确实是有所作为的,陷于当时国力,做到这样已经是不错了,自袁世凯政府执政后,于3 、4 月两次电告哲布尊丹巴,反复说明外蒙与中国“合则两利,离则两伤”的道理,又任命前清御前大臣、北京蒙古王公联合会会长、三音诺颜部亲王那彦图为乌里雅苏台将军,前往库伦劝说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但是哲布尊丹巴两次复电,都把俄国牵扯进来,他拒绝那彦图前往库伦,说:“与其派员来库,徒事跋涉,莫若介绍邻使,商榷一切之为愈也”。另外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对中国不利,英国和俄国在西藏新疆问题上已经达成妥协了,而日本与沙俄也签订了密约 。

外蒙王公、喇嘛等民族上层分子中,对“独立”的态度本来就存在分歧,多数人表示反对,他们被排斥在“独立”政府之外,赞成“独立”的只是少数。在这少数人中又有幻想自行“独立”与甘心投靠俄国的区别。车林齐密特代表前者,杭达多尔济代表后者。这种分歧很快反映到俄蒙会议中来,让沙俄大为光火。

袁世凯致哲布尊丹巴电如下:“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贵喇嘛慈爱群生,宅心公博,用特详述利害,以免误会。各洲独立之国,必其人民、财赋、兵力、政治皆足自存,乃可成一国,而不为人吞噬。蒙古地面虽广,人数过少,尚不如内地一小省之数,以蒙民生计窘迫,财赋所入至微,外蒙壮丁日求一饱尚不可得,今乃欲责令出设官养兵购械诸费,不背叛则填沟壑,何所取给。若借之于人,则太阿倒持,必致喧宾夺主。又自奉黄教以来,好生忌杀已成天性,各部箭丁只知骑射,刀矛尚不能备,何论于炮?欲议攻战,必无可恃。政治则沿黄族之制,行政、司法以较各洲强国,万勿可企,更难自立。且各蒙并未尽能从服,贵喇嘛威令所及者仅图车赛音三部,且闻尚未尽服。阅时稍久,人怨财匮,大众离心,虽悔何及?试问百年以来,凡近于蒙古,而不隶中国之蒙回各部,有一自存者否?有不为人郡县者否?各蒙与汉境唇齿相依,犹堂奥之于庭户,合则两利,离则两伤。今论全国力量,足可以化外蒙之贫弱为富强,置于安全之域。旧日荷政,当此新基创始,自必力为扫除,此外如有要求,但能取消独立,皆可商酌。贵喇嘛识见通达,必能审择祸福,切勿惑于邪说,贻外蒙无穷之祸,竭诚致告,即希见复。”

哲复袁电如下:“渴仰仁声非伊朝夕,顷承电示,谆谆告诫,感愧莫名。只以时势危迫,宣告独立,共推本哲布尊丹巴喇嘛为蒙古国君主,当经力辞未获,不得已而俯顺舆情,已允其请,即受其礼,布告中外,良用歉然。外蒙此次起义,本为保族保教,保全领土起见,并非别有希冀,亦非惑于邪说,实困于虐政耳。所谓外蒙人数过少,贫弱已极,并不如兵,难期立国,均属实情。足征大总统策裕转危为安,德足辅世安民,秦镜高悬,无微不至,钦佩奚如。至祸福利害惟仰贵大总统曲体与否。倘荷玉成,俾资勤修内政,敦睦外交,妥筹边防,巩固国基,则不惟外蒙得以保全,即中国亦无北顾之忧矣。本喇嘛生虽不敏,亦知处邻之道端在乐天畏天,言念及此,殊深翘企。如云杀人盈城盈野,率土地而食人肉,仁者不为,文明大国亦不忍言。此实外蒙僻处绝域,逼近邻邦,势如累卵,四无强伯,倘有不虞,必为台湾、朝鲜之续。中国远隔瀚海,鞭长莫及,军民虽众,恐将无所用之。此我外蒙间于列强,进退维谷,乃不自立,难脱渔囊之实在情形也。本喇嘛视舍独立,犹弃敝履,惟于清帝辞政以前,业经自主,布告中外,起灭何能自由,如果欲令乃尔,请即商诸邻邦,杜绝异议是荷。方今时势,外蒙之存亡在公之操纵,操之过严,不溃即溢,则何异于为丛驱爵,而希菩心佛力大施汲引,玉成此举以免群生沟壑之忧,即造万世无量之福,幸何如之?大局攸关,用敢冒昧直陈,仍祈不弃,时赐指南,俾免陨越,是所至祷。肃此电复。”

袁复哲电:“电悉。贵喇嘛慈爱群生,维持大局之苦衷,并辱奖誉,殊深感愧。近年边吏不职,虐我蒙氓,以致群怨沸腾,激成独立,此等情状内地胥同,贵喇嘛之歉忱,固国人所共谅。刻下国体确定,汉蒙一家,必须合力以图,新基方能巩固。来电操纵一节,深知归重中央,不欲恋无谓之虚名,贾汉蒙以实祸,致人坐收其利,天地圣佛实鉴此心。今联合五族组织新邦,本大总统与贵喇嘛,在一身则如手足,在一室则如昆弟,利害休戚,皆所与共,但使竭诚相待,无不可以商榷,何必劳人干涉,致失主权。前此各省怨苦虐政,多告独立,自共和宣布,全已取消,盖皆不忍人民涂炭之心,而无争地争城之私见。来电词旨尤惬鄙怀,务望大扩慈心,熟观时局,克日取消独立,仍与内地联为一国,则危机可泯,邦本可固。国民对于贵喇嘛同深感戴,必当优为待遇,即各王公及他项人员等,亦必一体优待。此后一切政治更须博访舆情,详为规定,以餍蒙族保安之希望,为进大同之化,共和幸福其各无涯量。否则阋墙不已,祸及全国,将有同为奴隶之悔,以贵喇嘛之明智仁爱,当必不出此也。至蒙古与内地,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前电已痛言之,所有应行商榷各节,电内未能尽达者已派专员前往库伦,趋谒驻锡,面罄衷曲,商议一切,到时切希赐晤,至为企祷,仍望见复。”

此时内蒙各王公却是表现出深明大义来。

勒王的文告略云:

“窃念我蒙族僻处塞北,地方辽阔,文化阻遏,人民固守成见,一闻改革,罔不惊疑,受专制之惨酷而不知,被外人所欺骗而不悟,深堪浩叹。本王此次到绥,张将军待遇优厚,恩礼有加,日夕畅谈共和成立之起源,人民应享之权利,外人居心之奸险,自由平等之幸福,本王闻之忧然大悟。……兹将利害祸福为我盟长及各族诸公一述之。夫共和之成立,原以前清政体崇尚专制,国家事无巨细均由一二人主持,因是内政外交诸多失败……补救之道,非合五大民族结成一大团体,群策群力,不足以弥外患而振邦威,是以不惮牺牲,不惜生命,造成今日之共和……况待遇蒙古,尤为情至义尽,平等而外,更有特别之条,我蒙族何乐用不为民国之民乎?我蒙地接俄疆,俄人窥伺已久,辄欲假保护蒙古之名,以遂其并吞蒙古之愿。即以此次俄库协约条件而言,蒙民自由剥夺几尽,并吞之心,显露言表,将来果入俄人范围,其苦处更何堪设想。此皆库伦哲布尊丹巴活佛等蠢尔无知,甘受其愚所致也。凡我蒙人当知俄人之诡谋,活佛之无状,非为我蒙谋福利,实为我蒙遗隐忧,本王有鉴于此,幡然醒悟,洞悉共和政体之善,深望我蒙族诸公,与我同心协力,赞助进行……”

西盟会议在民国2年1月23日正式举行,通过了以下的各点:

(一)实行赞助共和:甲、悬挂国旗。乙、选出议员。丙、大总统命令及公布国会议决之法律均应遵从。丁、西盟地方一切兴革,得由张将军商令各王公办理。戊、参议院议决之蒙古待遇各条件,均应遵照办理。

(二)不承认库伦协约:甲、由与会王公全体以不承认理由报请政府通知列国。乙、通知各省都督及政团。丙、劝告库伦取消独立。

(三)请兵保护西盟各地。

(四)筹划蒙民生计。

(五)振兴蒙人教育。

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各扎萨克发表一封劝告库伦取消独立的通电,电文是:

“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去岁革命起义,内部诸省纷然独立,中原鼎沸,骚动四方,蒙古僻在边陲,深虑祸乱,贵喇嘛乘时独立,保障蒙疆,本盟迭接来文,亦以计策自全,并非过举,曾表同情。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南北无争,中央有主,从前各省独立均已取消,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与时推移。贵喇嘛远在库伦,或于民国近时情形有所隔膜,用特按照现状缕述鄙怀。曩在前清无道,国民备受专制虐政,一切行动居处皆不自由,我蒙受害尤为特甚。民国改建以来,待遇我蒙,捐除前此一切苛例,并设种种优待条件,且于我蒙向来游牧宗教习惯一体保存,循是以往,脱离羁厄,共享自由。……细按我蒙目前形势论之,各地户口人丁至为短少,财政奇绌,向无武学,战争之事,力所不能,长此反抗,希图自尊,一旦民国赫然大兴问罪之师,试问我蒙有何把握可以抵御?……比者道路传言,贵喇嘛已与俄人订立条约,此必左右二三佥千贪得俄人厚贿,不恤断送我蒙古人民之生命财产,牺牲我蒙古人民之自由幸福,自取灭亡,岌岌可惧。本盟王公等谊属同体,再四思维,不得不苦心危言,谆谆切告,与其暂时依附外力,自贻不能保种之忧,何如竭诚扶助京邦,当收同舟共济之益,用是缕陈一切,务望幡然悔悟,协助中华,并希婉谢俄人,取消协约。不特我蒙古人民永享共和幸福,即贵喇嘛粲誉亦将照耀千秋。……”】

本来我国当时未必再有机会收复外蒙,但是沙俄爆发十月革命却是给了中国一个天大的机会收复外蒙,其中就不能不说北洋名将段祺瑞和他的亲信属下徐树铮。

段祺瑞这个人历史上对其褒贬不一,但是此人在民族大义和国家尊严方面却是可圈可点,宁死不当汉奸的气节令人敬佩。徐树铮是段的心腹,据段的儿子讲此人与段情同父子,但是人们历来对贬斥居多,因为这人实在有点问题,跋扈,很难与人共事,从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等总统都吃过他的亏【段祺瑞反对帝制,徐出了大力,(曾毓隽言:)项城蓄谋帝制之始,合肥微窥其隐,即召余(曾自称)及又铮诸人秘商曰:“项城帝制自为之迹,已渐显露。我当年曾采取共和之电,如今又拥项城登基,国人其谓我何?且恐二十四史中,亦再找不出此等人物!所以论公,我宁死亦不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决不多发一言”。

后来帝制形成,合肥养病京郊。一夕,项城忽召余曰:“松坡已离京转滇,芝泉亦知之乎?为我转告芝泉,此时忍坐视我满头白发,遭人摧毁欺负耶?”继又忿然曰:“没有我,恐怕也没有你们!我今年逾五十,位极元首,个人尚有何求?然不能不为此一团体打算,我们不能让人家打到大门口来!即有错误,第一个了解我,又能谅解我的,应该是芝泉。今乃刚刚相反,芝泉竟是第一个不了解我,不谅解我的。实令人不解!汝可转告他”。

继又曰:“最好芝泉能亲自来见我”。于是提笔草就一函。交余递段。段阅后决定仍不往见,嘱余拟稿,加以矫正,交余面呈项城。于是我又往谒项城,作第二次之密谈。袁拆函一瞥,随命余曰:“汝且退,明日此时,可再来此”。

余谒段报告见袁经过,段曰:“汝明日复谒项城,不必多费一词,只听其发付可也。生死且不计,何有于得失!”

余归,竟夕不能成寐,想找又铮诸人一商,则又铮实为与合肥同一鼻孔出气之人。且合肥此种坚决态度,十之七八受又铮影响为多。乃作罢。

余谒合肥,请其在可能范围内予以便宜行事。段郑重声明曰:“除不拥护项城做皇帝,及暂不谒见外,其他均可便宜行事。”又承相告曰:“昨晚又铮来称:项城左右,已亟谋不利于我,并及又铮。闻他们只待上面点头,便采取行动。我料此乃想当然事,但亦不可不防范之。”

我离合肥处后,颇有歧路徘徊之感。继思又铮毕竟权奇倜傥人也,不如试一探询其本意,然后请其相助。因迳往某俱乐部见又铮,坦白告以一切经过。又铮笑曰:“阁下诚坦白,但尚隐有一事,即项城大骂徐树铮该死是也。”余亦笑曰:“事诚有之,何必赘述,以撄君之怒。”我乃更告以项城与合肥各执一端,无法向项城复命之苦,请智多星为我设想。又铮先说笑……见余若有不豫色然者,始正经为计曰:“阁下明日仍先谒项城,告以合肥拟俟稍愈,即亲谒面呈密要。项城能得与合肥面谈,必喜且不胜,然后吾人徐图补救。兹事体大,不可造次。”余觉又铮所言极是,次日再谒项城。……

此次谒项城为第三度。见袁后即告曰:“段以兹事体大,决俟病体稍愈,躬亲请谒,而呈一切。”又故意加重语气,重说曰:“亲来密商,比较方便。觉其病状已好转,大约最短期内即可应命前来。”项城听到最短期内可以会晤,立刻变为喜悦。我正想乘机告退,但项城准备发言了。他一发问,问题便多。我暗中在咎又铮:凡所作计,总带几分冒险性质。正在冥想,见项城检交冯华甫亲笔函曰,汝试一阅,必觉其真有进步。我读后,记函中警句云:“京以外事,倘有所命,决不敢辞。惟京内事,则极望菊人、芝泉诸兄能切实秉命而行,不要为其左右所误。……”此一语明明系指合肥之信任又铮,最中项城之忌。我不待项城发言,即批评该函云:“无论东海、河间、合肥,皆属国家柱石,似应同心协力,三位一体。……如相互猜忌,则恐祸起萧墙,非国家之福。”项城云:可为我将华甫此意,转告芝泉。旋又急曰:“且慢,又铮其人,亦小有才,如循正轨,可期远到。但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芝泉如爱之,不应反以害之。……亦可为我转加勉励,并可将去此函共阅。”

余自公府辞出后,即见合肥,告以已代为权允病愈后往谒面谈。并递上河间致项城手函。合肥看罢,即掷之于地曰:

“冯华甫本来是狗,现在看来,简直连狗不如!”

我说既已权允病愈往见,则不能称病到底,事先应有准备才好。合肥曰:“又铮来过,亦为此事担心,汝可找又铮共商。”

我找到又铮,出示冯函,又铮曰:“我们还是抓定自己的原则,即第一:不论直接间接,积极消极,均反对帝制到底。第二:欲项城中途取消称帝野心,据张季老相告,已完全失望。所以合肥还是始终称病不见为上。”我反驳曰:“不见固佳,但不能称病到底。”又铮思之有顷,忽拍案叫曰:“得矣,我可派人扬言于梁燕孙、杨皙子辈:‘只要合肥愿见项城,项城可答允合肥一切要求,所谓要求,包括人事调整’云云。彼辈一闻此言,恐被指名调整,必多方设法以缓项城与合肥之见面,则吾人可从容坐视其变。”

余每暗服徐之勇迈而兼有雅量。因一再相约曰:“一切如君所论,但请从速进行。”

果然,此后多日,项城不再召我,又铮之谋告成矣。

忽一夕梁燕孙过访……曰:“顷间项城相告,谓据足下转陈,合肥已允病愈往谒。果能如此,何事不可商量。第一,冯华甫即不敢再如目前之作壁上观,而将一切责任推诸合肥身上。第二,东南西南各省督使,对我方必立刻改变观念,而有所顾虑,以共寻求缓冲之道。则项城做不做皇帝,均得有时间从长计议。……”我答曰:“合肥已决定病愈往谒,但项城左右,恐非每个人都如阁下想法。……合肥个性,阁下所知,决不可供群小玩弄。”梁氏云:“足下之言是也,容将此意往陈项城,得其了解,再来就商。”

梁去后,余即往告又铮,徐曰:“有我徐某在,决不令此獠猖獗祸国也。”

我问曰:“君谓南皮项城,是半豪杰,作何解?”徐曰:“南皮一生,以骂人起家。项城一生,以骗人起家。非豪杰不敢以骂人,非豪杰不足以骗人。然真豪杰,则既不骂人,更不骗人。今南皮与项城一骂人,一骗人,吾故曰半豪杰也。豪杰而曰半者,其他一半,属屠沽故也。”徐氏述毕,关于梁燕孙与我晤谈之应付,又铮毅然曰:“我料梁氏旨在窥探吾人意向,暂时决不会怂恿项城召见阁下。因我所做工夫重点,即在投彼辈所好,可使项城一时更不图见合肥,请君高枕看我好谋。”我深信又铮之能,遂亦置之。

项城欲与合肥见面,终因又铮窥破项城左右意图,略施拖延小计。不久蔡松坡云南起义,项城亦势成骑虎,不能登其大宝。

某夕。又铮过访,谓项城又有请合肥复出相维之意,幸为其左右所阻。继又曰:“只要我们能消极到底,军事方面,久持必生变,虽倒河倾海,亦无能为力。”河海云者,指河间与东海也。又铮只坚持此一策略,以成合肥再造共和之局,合肥亦能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

又铮最重视者,为项城将来如何收场,合肥又如何出而善后,我们为其左右者之如何预筹也。又铮之中心主张,为佛头上着不得一点粪。无论项城以何种名义授合肥,纵使实际上授以全部军权,亦不能接受。一接受,则头上着粪,永远难洗。反之,纵使空虚到委蛇伴食,予以间曹,也当拒绝。不拒绝,头上又着到粪了。故吾人不能轻易授人以口实。则项城之败,敌人不一定能收全功,而我们则操胜算之一半。后来事实演变,一如其所料。虽以东海之善于操纵,河间之亟思染指,而北洋军权,始终控制于合肥手上者,胥又铮此一坚决主张,为奠定其基。

当袁氏取消帝制,手令东海,请合肥同筹善后,一切请合肥处理,惟不能再用徐树铮。合肥一开此言,大怒曰:“事到如今,尚一点不放松。我宁不干,我又如何能干!”

曾氏又云:“大徐最怕小徐,但有时亦爱小徐,且想利用小徐,而小徐终其身,只接受其怕,不接受其爱,更谈不到利用。而合肥则不然,能使小徐终其身不见其爱,只见其信任。不见其怕,更不见其利用。信任矣,爱何加焉。利用矣,怕必随之。然则大徐之智出合肥下矣。”】

这个人就是连蒋方震将军(此君曾在日本勇夺天皇佩剑)都容不下,害得蒋空有壮志只能去搞“仪仗队了”,但是此人却是有才,可惜后来实在冯玉祥手下。

北洋政府的反应是很迅速的,接参加一战之机,在西北编列新军,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此时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王公贵族失去了靠山,因而决定回归中国。北洋政府派出驻库伦(今乌兰巴托)都护使陈毅总督与外蒙王公进行谈判,但是外蒙叛乱集团却否定了经过艰苦谈判而达成的《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四条》,北洋政府决定派徐领军收复外蒙。

1919年10月,徐树铮率领一旅边防军,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徐定谋于“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强”,虚张声势,效仿孔明增灶,先后击溃外蒙乌合之众,一举震慑住外蒙各王公,徐树铮一到库伦,立即让陈毅回内地(陈为此一只耿耿于怀,认为徐抢攻)。不仅如此,徐还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并软禁哲布尊丹巴活佛。至此,1919年11月17日,历史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总统,呈请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回到中华民国怀抱!同时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徐树铮将军队派驻外蒙各地,如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完成了对外蒙古的统一!尤其是唐努乌梁海这一战略要地的收回极大改善了中国北方的边防压力。而徐树铮最难能可贵之处,是收复外蒙后回北京述职时,不但向北洋政府汇报,还向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去电汇报。孙中山收到来电后异常喜悦,立即不顾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反对(人数不少),回电对徐树铮收复外蒙予以很高的评价!

【徐电一:“北京西北边署。○密。抄呈大总统、国务院、段督办、各部钧鉴:

寒(十四)日到巴特玛寓所议商条件,因仍为去喇嘛权利,树铮坚持欲定条例非简略不可,详细办法可另订办事章程,或不定条例,但由佛率众具请撤治,一切办法统待另商,或派人随树铮入京详定。渠狡展良久,逼之去谒佛。树铮寻又严词诰谕,谓祸蒙之罪,不在佛而在喇嘛。宽限一日,夜晚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执事虽老,亦当随行。渠情状极畏惧,大约一二日内,可见定夺矣。制树铮。删(十五)”

徐电二:“北京西北边署。○密。抄呈大总统、国务院、段督办、各部钧鉴:

删电计达,今日巴特玛召集喇嘛王公全体会议,议定先由活佛盖印,率众具呈自请撤治;一切条件办法,概从另定。饬人来求,今晚不必再逼,日内定即办妥。树铮允以不逼,但仍须从速办结,由活佛派大员随树铮入京,觐谒大总统致贺云云。恐其夜长梦多,故必严促其速定也。仅此报呈,伏祈察核。制树铮。删二”

徐电三:“北京西北边署。○密。抄呈大总统、国务院、段督办、各部均签:

删二陈报蒙员会议情形,并求树铮今晚不必往逼,系都护派人来告,谓蒙员托其转达。电发后,有人询巴特玛何以会议未散,匆匆先归?答云:昨徐公限定晚六时晤面,故早归待之。树铮即往晤,始悉所定办法稍有不同,都护是传闻之辞。活佛签名盖印,向无此例;由官府各部长签名盖印,声叙会议公决,活佛允准,请为代陈政府。查清室逊政,亦由太后谕内阁与民国大员交接,并非帝后自须具名。夜郎虽小,帝制自娱,佛不具名,亦于外无嫌,慨然允之,并致昨晚鲁莽歉意。其公文旦夕即定也。仅此陈明,伏乞察核。制树铮。删三”

两天后,外蒙古自治政府准备了两份自愿取消自治呈文送给都护使和筹边使,请求代转呈中国政府。

外蒙自治政府请求撤消自治的呈文,全文如下:

“外蒙自前清康熙以来,即隶属于中国,喁喁向化,二百余年。上自王公,下至庶民,均各安居无事。自道光年间,变更旧制,有拂蒙情,遂生嫌怨。迨至前清末年,行政官吏秽污,众心形益怒怨,当斯之时,外人乘隙煽惑,遂肇独之举。嗣经协定修约,外蒙自治告成,中国空获主权之名,而外蒙官府丧失利权。迄今自治数载,未见完全效果,追念既往之事,今人诚有可叹者也。

近来俄国内乱无秩,乱党侵境,俄人既无统一之政府,自无保护条约之能力,现已不能管辖其属地,而布里雅特等任意勾结土匪,结党纠伙,迭次派人到库,催逼归从,拟行统一全蒙,独立为国,种种煽惑,形甚迫切。攘夺中国宗主权,破坏外蒙自治权,于本外蒙有害无利,本官府洞悉此情。该布匪等以为我不服从之故,将行出兵侵疆,有恐吓强从之势。且唐努乌梁海向系外萱所属区域,始则俄之白党,强行侵占,拒击我中蒙官军,继而红党复进,以致无法办理。外蒙人民生计,向来最称薄弱,财款支绌,无力整顿,枪乏兵弱,极为困艰。中央政府虽经担任种种困难,兼负保护之责,乃振兴事业,尚未实行。现值内政外交处于危险已达极点,以故本官府窥知现时情况,召集王公喇嘛等屡开会议,讨谕前途利害安危问题,冀期进行。咸谓近来中蒙感情敦笃,日益亲密,嫌怨悉泯,同心同意,计图人民久安之途,均各情愿取消自治,仍复前清旧制。凡于扎萨克之权,仍行直接中央,权限划一,所有平治内政,防御外患,均赖中央竭力扶救。当将议决情形,转报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时,业经赞成。惟期中国关于外蒙内部权限,均照蒙地情形持平议定,则于将来振兴事务及一切规则,并于中央政府统一权,两无抵触,自与蒙情相合,人民万世庆安。于外族共和,共享幸福,是我外蒙官民共所期祷者也。再前订中蒙俄三方条约,及俄蒙商务专条,并中俄声明文件,原为外蒙自治而订也,今既自己情愿取消自治,前订条件当然概无效力。其俄人在蒙营商事宜,将来俄新政府成立后,应由中央政府负责另行议订,以笃邦谊而挽利权。”

11月22日,徐世昌以大总统身份发布明令,接受外蒙自治官府的请愿。令云:

“核阅来呈,情词恳挚,具见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及王公喇嘛等,深明五族一家之义,同心爱国,出自至诚。应即俯如所请,以顺蒙情。所有外蒙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应受之尊崇,与四盟沙毕等应享之利益,一如旧制,中央并当优为待遇,俾其享共和之福,垂于无穷,本大总统有厚望焉。此令!”

徐树铮不同于陈毅的,是他懂得用权术来处理外蒙问题,针对王公、喇嘛和活佛和弱点各个击破。他在11月18日给北京政府的电报中,把他的权术说得非常清楚,该电全文如下:

“北京西北边署,○密。抄呈大总统、国务院、段督办、各部钧鉴:巧电计蒙鉴核。外蒙撤治事,意见纠纷,久议未决,今仍不附条文,慨然而定,殊为始料所不及。查此案陈护使往复磋议,已历半载,其中烦琐诸点,参夺呈部调查案可知。而联络商谈,奔走诱说,恩李各副使劝导外路王公,功劳均不可没,枢府计已鉴及,无庸树铮代为告叙。

查王公辈首鼠两端,欲争回喇嘛已侵之利权,则一面向陈使具请,又恐为活佛所害,则一面又声言不愿撤治。喇嘛辈凭借活佛,招权纳贿逼人,恐撤治后失其所依,则蔑王公之荏弱,力盅佛听,俾担允行,而外仍饰词。自树铮到库,察知此情,遂阳与喇嘛示好,俾相信附。树铮领兵之人,又与高团连成一气,威望具矣,自为喇嘛所趋,谓可借以抵陈使而制王公也。王公辈见喇嘛有恃,愈不得不坚附陈使以自固,不虑再有涣散。树铮乃得一意搏捖喇嘛,餂之以恩,则好语绵绵;临之以威,则词棱霍霍,俾其形神颠倒,莫知何意。然后猝入本题,责以盅佛逢恶之罪,并斥王公迟回却顾,不知利害。树铮借国钺,秉督办神猷,手握重兵,恐喝无智无力之蒙人,譬扬刃以吓家儿,丈夫所羞出。徒以案久不决,国家将有损威失重之虞,遂不惜出此下策。前电布置略定,即指此而言,不图侥幸一发而中也。然非陈使操纵巧妙,即有策亦属无隙可乘;非高团军队坐镇在先,即有威亦难仓卒使成。是事功之立,全出陈使高团之力;树铮经营擘划,尽在日后,未尝注意目前,何敢引为己幸也。迭次电文稍有不满陈使者,比因院电别有感触,故有愤激之词,非与陈使有所芥蒂,统祈核谅。制树铮。巧(十八日)二”。】

可惜的是后来因为军阀混战,徐又回到内地,未能坚持,致使苏联有机可乘,外蒙再次失去,与此同时蒋方震将军率领的模范军也被迫从伯力地区返回,使的本有收复北方失地的机会白白丧失了。

从内因来说外蒙独立第一责任者是满清(幸好有张作霖先生,否则东北都会丢掉,不过清朝乾隆时期将新疆准格尔部族灭绝倒是非常有效,可惜***回教势力却乘机填补了新疆民族空白,可惜当时乾隆没将大小和卓杀光),其次就是蒋介石国民政府,应该说是满清的生产的苦果让民国和我党来消化,但是蒋介石在外蒙问题上的不作为也是重要原因,尤其是在抗战时期的表现,到了1944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在反攻之际,却还是被日军打穿国土,也似地美国对中国大为失望,不得不借助苏联出兵打击日本,我国也在外蒙问题上是去了一个重要外国盟友,惟一能牵制苏联的力量,要知道当时的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在46年-49年对苏联的牵制是十分有效的。我党政府的问题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了。

不过外蒙问题在对比蒋介石政府和我DANG政府来说,反倒是北洋军阀组成的北京政府在外蒙问题上,表现出了中国政府应有的作为,那些军阀在面对国家领土、主权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体现出了中华儿女的铮铮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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