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找到的这个是秦传国玉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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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给炎黄子孙留下了无数价值连城的艺术瑰宝,也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故事和神奇的传说。但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提到一枚失落于六百多年前的古代玉玺,则使我们见到过的所有珍宝都黯然失色。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的象征、永葆国运昌盛的镇国之宝——秦始皇传国玉玺。 关于中华共宝,历代都有人著书立说。或记载演绎它的传承关系;或渲染描绘它的精美神奇。但是,各式各样的记载,彼此矛盾的传说,又给中华共宝披上了重重神秘的面纱,成为中国文物史上一个难以破解的“哥德巴赫猜想”。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给炎黄子孙留下了无数价值连城的艺术瑰宝,也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故事和神奇的传说。但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提到一枚失落于六百多年前的古代玉玺,则使我们见到过的所有珍宝都黯然失色。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的象征、永葆国运昌盛的镇国之宝——秦始皇传国玉玺。





关于中华共宝,历代都有人著书立说。或记载演绎它的传承关系;或渲染描绘它的精美神奇。但是,各式各样的记载,彼此矛盾的传说,又给中华共宝披上了重重神秘的面纱,成为中国文物史上一个难以破解的“哥德巴赫猜想”。





时光倒流至公元前238年4月,即秦国王位九年的少年天子赢政已满二十一岁,到了依祖制亲政之时。“已酉、王冠、带剑”(《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胸怀大志、英武智勇的秦王赢政,赴宗庙所在地旧都雍举行了加冠礼,正式执掌秦国之政。就在这次庆典前后,秦国的政治风云骤变。先是王弟长安君成虫乔,在率军进攻赵国的前线倒戈叛乱,企图趁机拥兵夺取王位。接着又是天降暴雨,黄河泛滥,“河鱼大上”,鱼群结队涌入渭水,多被冲上平地。黔首们纷纷赶往河边拾鱼。“鱼阴类,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将不从君令为逆行也”。这种“鱼虫之灾”,当时被认为是上天警示人间当有大灾异。时隔不久,“慧星见,或竟天”。在古人心中,这也是极其严重的不祥之兆。它属于“君臣失政,浊乱三光”之象。慧星出现将导致“或兵祸将起,国家易政;或臣弑其君,主有灭国之乱;或扫除凶秽,除旧布新……”这些灾异都被史官忠实地记录下来。





除此之外,秦国的政局还隐藏着更为险恶的危机。随着秦王的亲政,因太后赵姬长期摄政所形成的几大利益集团,围绕着最高权利的暗斗也转向了明争。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已迫在眉睫。在这泰山压顶,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年轻的秦王处变不惊,指挥若定,连续击碎了叛乱的成虫乔 集团、嫪毐集团、吕不韦集团。显示出千古一帝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






为了进一步稳定局势,解释刚刚发生的灾异人祸,向天下臣民昭告“君权神授”的正统性,重新树立王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并为吞并六国的战略计划制造先声夺人的宣传效应。具有政治远见的秦王赢政,便于此时令客卿李斯刻制了象征着王权天授的御玺一枚。由此揭开了演绎两千余年的传国玉玺故事的序幕,留下了“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历史传奇。





弹指间,秦王征伐六国的战鼓声刚刚停息不久,随着始皇帝的仙逝,“坑灰未冷山东乱”,准备传之万世的江山社稷只传到三世,秦王之孙子婴便成了亡国之君。御玺便成了大汉王朝的传国玺。西汉末年为王莽所夺,随即又经“绿林、赤眉”义军之手复为东汉传国玺。汉末董卓之乱时,先后落入孙坚、袁术之手,再传魏晋。南北朝时一度频频易主,后被南陈承袭。隋灭陈后而得。隋末杨广被部下所杀,萧后携传国玉玺投奔突厥。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萧后又带着传国玉玺南返大唐。此后在唐代安传十九帝两百余年。五代十国之乱,传国玉玺历尽劫难,在刀光剑影中不知下落。直到宋代哲宗时(公元1086年),农民掘地而出玉玺一枚。献于朝廷后,经硕儒重臣缜密鉴定,印文与李斯篆传国玉玺毫发不差,“非汉以后所能作”。于是传国玉玺又一次神秘地重返人间。北宋末,徽、钦二帝被金人俘虏,传国玉玺也随之被掠往北方。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卒,传位皇太孙铁穆耳。恰在此时有人出售一枚玉玺,御史中丞崔彧见之,经反复验看确认为是失传已久的传国玉玺。遂重金购下,献于皇太妃。公元1368年,朱元璋的北伐大军在名将徐达的指挥下,一路摧枯拉朽直捣元大都。7月22日,元顺帝弃大都北遁。传国玉玺在历经沉浮有序的流传约一千六百年后,最终消失在遥远的漠北大地。朱元璋称帝后,对没有得到传国玉玺十分懊恼。他不仅下令将元大都的宫殿全部毁坏,还派出十万精兵,数次远征漠北,去寻找传国玉玺的下落。直到多年之后,朱元璋还念念不忘地对大臣们说:“如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挂在心头。其中第一事即缺少传国玉玺......”





明清时期,一些官吏为邀功请赏,不时有人制作假传国玉玺进献皇帝。如乾隆三年,江南总督高斌即进贡一枚颜色黝黑的传国玉玺,乾隆皇帝一看便知是“前代好事者仿制”,但也笑而纳之。至今仍存于故宫博物院。前些年,日本与蒙古两国联合组成考察队,多次深入到色楞河谷和阿肯特山地区,用现代化探测仪器,采用高科技手段寻找当年蒙古帝王的埋葬之地,虽然也有一些重大发现,但始终都没有传国玉玺的踪迹。





那么,真正的传国玉玺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这千载的迷惑和期盼,在改革开放的盛世中出现了答案。公元2004年8月的一天,在莫斯科切尔基佐夫大市场内,中国留学生王泽,从几个蒙古人的手中,见到了一枚奇特的印玺。凭着自身的文物鉴赏知识,他认定这是中国古代的印玺。经过艰难谈判,最终把它购换下来。之后,通过文物专家对其印文的破解以及热释光检测,确认这就是两千余年前的秦王御玺。如今,是我们拂去历史灰尘,还传国玉玺一个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根据对实物的考证结果,现将传国玉玺有关资料公布如下:






年代:公元前238年左右,热释光测试距今约2250年。





材质:陕西蓝田玉(木纹血丝玉)。





形制:坛式钮(覆斗式)。





纹饰:浮雕虎面纹、玄鸟纹。





书体:鸟虫篆字。





印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规格:高4.3厘米,底宽5.6×5.6厘米,顶宽3×3厘米。





重量:360克。





色泽:晶莹温润,绿中泛青,玉体木纹、血丝清晰可见;部分已钙化,呈鸡骨白色。





撰文:李斯,时为秦王客卿。





玉工:王孙寿,时为咸阳琢玉大家。





下面,让我们参照历史记载,对传国玉玺的真伪传说进行正本清源。






一、玉质说





有关传国玉玺的玉质,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和氏壁”改制而成;二是“秦王取蓝田玉刻而为之”。我们首先谈谈“和氏壁”改制说。众所周知,“和氏壁”于楚文王在位时(公元前689年)琢成,当时便已视为稀世之宝。距秦王亲政时已有450年。秦昭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283年),秦国欲用十五座城池与赵国换取“和氏壁”时,距秦王亲政也已过去44年。一件世人皆知的价值连城之壁,岂能随意毁坏改作它用?再者,稍有文物知识的人都知道,玉壁的厚度一般都在1厘米之内。直径超过一尺的玉壁被称为非常之宝,其厚度也很少有超过2厘米的。可以在秦王后妃手中传看,又被蔺相如单手举起的“和氏壁”,怎么说厚度也不过1厘米左右。再加上四百五十多年的风化沁蚀,加工成印玺只能如指头般大小。怎么能体现出“奋六世之余烈”的新兴王朝的万千气象?另外,薄薄的“和氏璧”,又如何能雕制成“方四寸”约有十厘米之高的玉玺?如果将所谓“方四寸”的玺印之材再还原成玉壁,那么“和氏璧”的重量将重达上百公斤。仅从这几点就可以看出“和氏壁”之说的荒谬。真不知那些持此说的古人们怎么好意思闭着眼睛著书立说,遗误后人!由此可见,“和氏壁”改制说是没有根据的,此说可以休矣!





那么,“蓝田玉”说的根据是什么呢?“沧海月明珠迸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距秦都咸阳以东数十里,便是著名的产玉之乡蓝田。这个县的玉川乡,开采玉石的历史已有三千余年,《汉书》中早有记载。至今仍有不少玉矿在继续生产。蓝田玉和浙江良渚玉、辽宁岫岩玉、新疆和田玉并称为我国古代的四大美玉。而当时的昆仑山脉尚未纳入秦国的版图,之后享有盛名的和田美玉也不可能有幸为秦王所用。蓝田玉硬度为摩氏四度,属蛇纹石化的透辉石类。外观呈灰、黄、绿、白、黑等色,中有花纹,质地较细,光洁晶莹。品种分为:缠丝玉、木纹玉、花玉、墨玉、黄金玉、姜花玉、血丝玉等。其中血丝玉特别是木纹血丝玉为蓝田玉中的极品。从都城附近选取上等的蓝田美玉,用以制作传之万世的镇国之宝,应该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且历代大多古籍记载都认为传国玉玺是陕西蓝田玉制成。而这枚从海外归来的传国玉玺,其材质正是不折不扣的蓝田玉,并且是玉中极品——木纹血丝玉。这与“秦王取蓝田玉刻而为之”的记载不谋而合。结论自然是显而易见的,是可信并且成立的。至于其它伪玺的材质如何,甚至还有瓷质的“传国玉玺”,我们还有讨论它们的必要吗?





二、形制说





传国玉玺的形制,历代的传说更是多种多样,比起“玉质说”要复杂得多。有“文盘五龙,螭缺一角”之说;有“天子玺,螭虎钮”之说;有“龙、凤、云纹”之说等等,不胜枚举。更有历代好事者仿制的伪玺图录记载,以及现存的实物照片等等。可谓“龙生九子,各不相同”。但这一切给人的感觉均属魏晋以后的琢玉冶印风格,而无一件具备蓝田玉玺的先秦古朴之气。此玺形制系战国后期流行的坛式钮,与当时“敬天法祖”的祭坛形式十分相似。底座四边浮雕虎面纹,坡面浮雕玄鸟纹,均属秦人崇拜先祖的图腾。玉玺的顶部素面朝天,只有两个钮孔对称地排列在中间,像是在睁大双眼观察着上天的旨意。整体图案一气呵成,寓意深远,古朴自然,浑然一体。充分体现出了战国时期的琢玉风格和图腾崇拜。由于传国玉玺的神圣地位,平时珍藏于深宫高墙之内,能够近观者不过是帝后及身边数人而已。那些野史著书人只凭道听途说,或主观猜测,以至出现多种版本的形制说。这在历史上也是不足为奇的。





三、玺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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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种历史资料中看到的玺文与字形,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内容亦不尽一致。但在正史中诸如《汉书》、《隋书.仪礼制》、《辍耕录》及《玉玺谱》中均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受命于天”的含意是说上天授与秦王至高无上的权力,“既寿永昌”则意为在秦王的统治下人寿年丰、国祚久长。在玺文的内容上历代说法大致相同,分歧主要集中在字形上。有的文章认为:秦始皇统一后推行的是“车同轨,书同文”国策,采用李斯所书的小篆作为统一后的文字颁行全国。身为始皇帝,自己会使用不符合文字标准的“鸟虫篆书”来制作玉玺吗?对于这个问题,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玉玺的刻制年代不是在秦王统一六国之后,而是在秦王亲政时所制,时间要向前推十七年左右。而在那时,何来“书同文”之说。





其次,《晋书》、《隋书》中也记载说玺文是鸟虫篆书。这种字体如鱼龙凤鸟、形态生动庄重,属于战国时期大篆的一种,仅见于玺印和祭祀天地时所使用的器物上。这与当时人们的“图腾崇拜”有着极大的关系。古人看到鸟儿可以张开翅膀直上蓝天,认为它们可以见到天神。使用鸟虫篆书可以把自己的意愿告知上苍,从而得到天神的护佑。用鸟虫篆书刻写玺文,更符合当时的图腾文化与统治者的心理需求。





再者,从玺文的书写技巧和篆刻技术来说。八个鸟虫篆字如行云流水,象一只只展翅欲飞的小鸟,在一片翠林中腾挪跳跃,伸头探脑。其优美流畅的笔法,疏密有致的间距,雍容大方的字形,显示出的天才的艺术功力。而其它伪玺字体则呆板停滞、毫无生气,与大书法家李斯的手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四、崩角说





在介绍传国玉玺的资料中,大都涉及到王莽逼索传国玉玺的故事。描述了汉元帝皇后王政君怒摔传国玉玺,崩坏了一角,尔后又被王莽用金子补上一说。不少文章绘声绘色,似乎是亲眼所见。但是,最早的史书记载中却无此种说法。《汉书·元后传》里虽然有元后怒摔玉玺的内容,但怎么也找不到“摔坏一角,用金补上”的记载。后来这种说法起自何时,出自何处,均有待考证。而这枚从海外归来的蓝田玉质的传国玉玺,却是完美无缺的。《汉书》中记载元后说“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以此玺俱葬,终不可得”等语。她要用来陪葬的到底是哪一块玉玺呢?在见到蓝田玉质的传国玉玺之前,我们曾在一位收藏家的府中看到过一枚缺角的汉代“皇后之玺”,而且确实是用金子镶的角。元后摔坏一角的到底是传国玉玺?还是自己的“皇后之玺”?比较合情合理的推断是王莾在索要传国玉玺的同时,也索要元后的“皇后之玺”,以便取悦于后宫。于是在一怒之下,元后将自己的“皇后之玺”掷于地下,摔坏了一角。后人则张冠李戴,以讹传讹,演变成传国玉玺“崩角”之说。在当时封建礼制的环境下,元后可以用自己的皇后之玺殉葬,但却没有任何理由用传国玉玺殉葬,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五、年代说






自传国玉玺问世以来,有关它的刻制年代,几乎所有的资料记载均为秦王“横扫六国,一统天下”时所制(公元前221年)。但通过热释光测试的结果,蓝田玉质的传国玉玺已有2250年左右(公元前238年之前),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秦王亲政时所制。唯一在论著中提出这个年代说的人,是《国宝劫难备忘录》的作者,原国家文物局秘书处张健处长(现国际友谊博物馆馆长)。他从《史记》浩如烟海的记载中,捕捉到了最原始的证据,与高科技的断代测试惊人的一致。





综上所述,在蓝田玉质、八字玺文、刻制年代等历史记载的几个主要特征全部吻合的情况下,传国玉玺的复出已是不争的事实。为了对千秋万代的炎黄子孙负责,保护好这枚闻名中外,声贯古今的民族至宝,不辜负历代有心人“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寻觅觅。我们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对这枚重返故土的传国玉玺进行国家级的权威认证,同时进行全面科学的测试。待到本文的论证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之后,文明古国将在盛世中迎来代表人寿年丰、国祚久长的镇世之宝。传国玉玺的复出,象征着国家与民族的复兴和统一,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及海外华侨都会为失而复得的传国玉玺而欢欣鼓舞。正谓“泱泱中华传国玺,煌煌盛世返神州;海峡两岸同庆贺,子子孙孙永宝之!”传国玉玺永远属于伟大的中华民族,属于千秋万代的炎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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