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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要点:孔子在典章制度上的态度是追求“尽善尽美”,并不计较制度设计者的民族出身家族出身。儒家不是出身论血统论。所以在传统祭孔典礼应该用清制还是明制的问题上,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只能是典章制度的完备性而非统治者的民族出身。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典章制度最完备具有集大成特征,同时时间上距现代最近,相关文物资料保存最丰富。所以如果要考证复原清朝模式的祭孔典礼,在实际操作上最方便易行。20世纪80年代曲阜北京等地在恢复传统祭孔典礼表演时采用清朝模式,应该说是最自然而又合理的选择。2005年曲阜传统祭孔典礼表演否定沿用多年的清制而改用明制,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唯一真实的原因就在清朝皇帝的非汉族出身上。性质既是歪曲儒家理论,也是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王朝的歧视和排斥,所以是公开的民族歧视行为,涉嫌违宪。圣贤之学公平正大,岂容民族偏见?现代社会民族平等也已成为普遍观念并被宪法明文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居然还有所谓“儒生”死抱着大汉族主义的陈腐偏见不放,因为民族出身问题否定清朝的地位和制度,在传统祭孔典礼上搞反清复明,这当然是极荒唐的。说明现在一些传统文化爱好者和所谓“儒生”学识浅陋,民族偏见严重。而他们的错误主张竟然能在有官方参与的孔子诞辰纪念活动上通过,性质就特别恶劣,影响就特别坏。清朝的历史地位极其重要,不仅在于他是一个统治成功的大朝代,更在于他是学术界公认的现代大中国版图的奠定者,又是个少数民族王朝。所以国家公祭孔子的传统祭孔典礼表演采用清朝模式,不仅符合孔子在典章制度上追求“尽善尽美”的立场,也在政治上具有体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功效。对敌对势力为分裂中国所鼓吹的“满蒙非中国论”、“元朝清朝非中国朝代论”,也是个公开有力的打击。所以如果因为清朝皇帝的民族出身,在国家公祭孔子的传统祭孔典礼表演上否定沿用多年的清朝模式而改用明制,这个影响是很坏的,也是公开违反宪法关于我国历史问题和民族问题的规定。所以国家公祭孔子的传统祭孔典礼表演应该恢复原来的清朝模式,否定2005年开始的明朝模式,对主张明制祭孔的错误观点和相关组织和个人,有关方面也应该公开严厉批判。】

国家公祭孔子的传统祭孔典礼表演应该恢复清朝模式,否定明朝模式

这个问题是由曲阜祭孔礼仪应该用明制还是用清制的争论引发的。我认为祭孔典礼如果用传统模式,即古代王朝的模式,应该用清制。因为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典章制度具有集大成特征最完备。清礼之于我们,犹周礼之于孔子。所以按孔子本人在典章制度上追求“尽善尽美”的立场,如果祭孔典礼用传统模式,当然应该用清制。

为什么清朝的典章制度最完备?因为按照辩证法:最后一个就是最完美的。为什么最后的就最完美?因为事物发展总是一个由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封建王朝的典章制度也是如此。在封建社会早期,封建王朝的各项制度还处于草创阶段,肯定很简陋很粗糙。随着封建社会的向前发展和统治经验的不断积累,封建王朝的典章制度也在实践中不断改进提高,直到最后在清朝达到最完美颠峰。从清朝自身的具体情况来看:在客观上,清朝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他有足够的前代王朝的统治经验供他吸取,主观上,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皇帝都是杰出有为的帝王,有良好的儒学修养,也很重视典章制度的完善,所以能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把封建王朝的典章制度与君主专制政体发挥到最成熟完善的地步。所以除非你认为清朝皇帝脑子特别笨、智商特别低,或者你搞出身论血统论说清朝皇帝出身“蛮族”没文化,否则你就无法否定清朝的制度最完备。

清朝的典章制度草创于关外。康熙朝奠定规模,经过雍正朝的改进完善,到乾隆朝定型。在乾隆朝之后直到清末,典章制度不是绝对没有变化,但只是细节修改,无关大体。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皇帝都是杰出有为的帝王:天资聪慧,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熟读经史,学识渊博,精通儒学,在政治上励精图治、奋发有为,也很重视典章制度的完善。以宫廷音乐为例,中国音乐史权威杨荫浏(瞎子阿柄的发现者)认为:中国历代最重视宫廷音乐的朝代有两个,一个是宋朝,一个就是清朝。杨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在“明清宫廷音乐部分”重点介绍清朝宫廷音乐,明朝则一笔带过。再以衣冠制度为例。清朝的衣冠制度是在满洲式样的基础上,再适当吸收明朝的特点加以改进完善而成,没有简单照搬明朝汉族式样。这就是清朝满族统治者的杰出过人之处。因为中国各民族中,汉族处在最强势,少数民族处在弱势地位。弱势民族看待强势民族,容易有仰视心理,体现在学习强势民族文化时,常见的毛病就是盲目照搬。清朝满族统治者在学习汉文化时没有盲目照搬,在制定衣冠制度上不是简单模仿汉族式样,而是大胆坚持本民族传统,再适当吸收明朝特点,再加改进完善,从而形成具备自己鲜明特色的一套系统完备的冠服制度,这正说明他的杰出英明,也反映出出身弱小民族的清朝统治者在强势的汉族面前的一种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自古礼乐衣冠,一代自有一代制度。清朝平定天下,当然有权力制定有自己特色的衣冠制度要臣民遵守,凭什么要照搬明朝汉族式样?按古代儒家理论,三纲五常作为伦理道德的核心原则具有普遍性永恒性,而礼仪服饰乃至其他生活方式生活习俗,作为普遍道德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则可以随具体的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并非永恒不变,见孔子之后最权威的儒家大师朱子的《论语集注》“为政第二”最末一章的注解。清朝在制定衣冠制度时没有照搬明朝的汉族式样,颇受一些人的非议,但我认为这样做并不违背儒家原则,并恰恰显示出清朝满族统治者的杰出过人。对一个汉族出身的儒者来说,只要心胸开阔,没有民族偏见,在评价历史时能真正坚持圣贤之徒应有的“大公至正”的立场,那么对于清朝满族统治者在制定衣冠制度上没有照搬明朝汉族式样的行为,应该明确表示赞赏。在康熙、雍正、乾隆这样资质优秀的杰出帝王的领导和主持下,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对典章制度进行改进完善,其具体情况也无须仔细考察,单从一般的常理推论,就足以认为清朝的制度相对前代只会好不会坏。

清朝的典章制度主要见于《清会典》。该书是中国古代行政法典的集大成。根据2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法制史》,无论体例还是内容,《清会典》都是中国古代典章汇编的集大成。

按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事物的一个发展过程分三个阶段: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人类的认识过程也一样。并且在认识过程的这三个阶段里,人对某事物的认识会依次出现简、繁、简的特征。在认识的初级阶段,人对某对象的认识还比较肤浅抽象,认识内容贫乏,所以这时的认识具有“简”的特征。随着认识的向前发展,认识内容会逐渐丰富,因而出现“繁”的特征。在一个认识过程的终极阶段,对某对象的认识又会出现“简”的特征。这时的“简”,不是简单回复到初级阶段的“简”,而是作为对初级阶段的否定之否定,是更高层次上的一种“简”,是在对以往认识过程中出现的所有认识内容进行高度概括总结、融会贯通之后出现的一种“简”,就相当于通常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并且这种“简”必然具有很强的系统性逻辑性,就如同一门高度成熟的学科必然拥有一个非常完备的概念体系一样。两“简”相比,初级阶段的“简”应该说是“简陋”之简,终极阶段的“简”应该说是“精简”之简。

社会事物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其发展过程对应于人类对相关对象的认识过程。以封建社会为例,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从辩证法角度讲,就是封建社会这个概念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展开显现的过程,也就是封建国家的各项制度逐渐完善的过程。在封建社会早期,封建王朝的制度处于草创阶段,肯定比较简陋,带有“简”的特征。随着封建社会的向前发展,封建王朝的制度也逐渐完善复杂,带有“繁”的特征。而到了封建社会发展顶点的清朝,王朝制度又会出现“简”的特征。但这时的“简”不同于封建社会早期草创阶段的“简”,而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具有“否定之否定”性质的“简”,是在对以往封建王朝政治实践中所出现的全部内容进行高度概括总结、融会贯通之后出现的“简”,是具有集大成性质的“简”,并必然具有非常强的系统性逻辑性。中国封建王朝制度的发展是不是真的这样?我没有做过全面考察。我只是根据我们理学家特有的臆断作风,撇开事实证据,直接从义理角度分析,得出这样一个大胆而自信的结论。相信是符合事实的。具体的验证工作,可以由对中国古代王朝的典章制度感兴趣的朋友组成调查组负责完成。你们可以全面比较明清两朝的制度,也可以只比较某一方面:如政府机构的设置,或朝廷举行大典的礼仪规定。看看清朝的典章制度与明朝相比,是不是具有“精简”的特征?并且在制度规定的系统性逻辑性上,清朝是否要优于明朝?

特别强调:一种制度越是发展到成熟完备阶段,这种制度的规范性系统性逻辑性就越强。就好比一种理论越是发展得成熟完备,它的逻辑体系就必然越严密。如果把中国所有封建王朝的典章制度做总的比较,在制度规定的规范性系统性逻辑性上,清朝是不是真的要优于其他所有王朝?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请大家特别注意。

清朝模式的祭孔典礼表演最让某些人非议的地方应该是在服装上。因为清朝满族统治者在制定冠服制度时,没有盲目照搬汉族式样,而是大胆保持本民族传统,所以清朝冠服与以往汉族王朝有较大不同,如顶戴花翎、马蹄袖等。所以如果你因为这个原因就否定清朝的冠服制度和清朝模式的祭孔典礼,那只能说是你心中的大汉族主义偏见在作祟。按照“君子唯善是从”的原则,我们在评价冠服制度好坏时,只应该考虑冠服制度本身是否完备,不应该强调民族出身。评价冠服制度本身是否完备,重点应该看以下几点:

1,服装基本结构设计合理,穿着合体。

2,款式美观庄重。

3,足以明上下而辨等威。

4,整个冠服制度规定严密、条理清晰,有很强的系统性和逻辑性。

在服装基本结构设计合理、穿着合体方便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满族服装要优于古代汉族服装。清朝服装替代明朝服装是中国服装发展的进步。清朝满族统治者在制定冠服制度时,不是简单模仿明朝汉族式样,而是在基本式样上保持满族传统,再适当吸收明朝特点,再加改进完善,从而形成一套规定严密、条理清晰,具备自己鲜明特色的非常完备的冠服制度。这种做法是非常高明的。历代冠服制度我没做过全面的实证考察,但从常理推论,我认为清朝冠服制度最优。

如果放在中国历史的大进程中考察,清朝的地位完全相当于孔子推崇的周朝。这两个朝代都具有承前启后的特征。周朝是奴隶社会或上古三代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两个王朝的典章制度分别是对上古三代和两千年封建社会的集大成和总结。同时两个王朝的后期,中国的社会形态都发生巨大变化,因此与一般的王朝末期不同。周朝后期,中国社会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清朝后期,中国社会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上古三代是不是奴隶社会?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但可以肯定,上古三代的制度与秦汉后的制度是有很大不同的。从夏朝开始至今,比较公认的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两个时期分别是周朝后期和清朝后期。所以就在中国历史大进程中的地位而言,清朝完全相当于周朝。清礼对于我们,相当于周礼对于孔子。

根据我看到的范围而论,一般论及清朝与中国历史的论著,只要没有民族偏见,基本都认为清朝把中国封建王朝的典章制度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发挥到了极致,也就是最完善最完美的程度。

我是汉族,没有民族偏见。我之所以高度评价清朝,并坚持传统模式的祭孔礼仪应该用清制,原因就在于他的典章制度的完备性。关于清朝典章制度的完备性,最早仅是一种感觉印象,现在则能从哲学高度给出一个完满解释了。

20世纪八十年代后,曲阜北京等地在每年孔子诞辰的纪念活动上恢复了传统的祭孔典礼表演。本来每年的祭孔典礼表演都是按清朝模式,但2005年起突然改为明朝模式。据说是因为一些儒生的意见,实际原因肯定是出在清朝皇帝的非汉族出身上。熟悉儒学和中国历史文化的人都应该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糟粕之一就是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最传统的表现方式,就是把汉族与华夏或中华简单等同,然后借口儒家的“华夷之辨”歧视排斥少数民族,否定少数民族王朝的地位和制度。清朝是非汉族王朝,所以在有些人眼里它就不是所谓“华夏正统”,只有汉族王朝才有这个资格。有些人在传统祭孔礼仪上搞反清复明,真正的原因只能是在这里。性质是大汉族主义偏见对少数民族王朝的歧视和排斥。圣贤之学公平正大,当然不允许有民族偏见。现代社会民族平等也已成为普遍观念并被宪法明文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居然还有所谓“儒生”死抱着陈腐的大汉族主义偏见不放,因为民族出身问题否定清朝的地位和制度,在传统祭孔礼仪上搞反清复明。这当然是极荒唐的。所反映的问题就是现在某些传统文化爱好者和所谓“儒生”对传统文化缺乏科学态度,学识浅陋,特别是在民族问题上思想很不健康。

传统祭孔典礼表演是小事,中国的版图是大事。学术界普遍公认现代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版图是由清朝奠定的。与清朝空前有效的大一统相比,明朝等汉族王朝简直就是地方割据政权。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谭其骧明确指出:整个历史时期,只有清朝等于全中国,——见谭其骧在1981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如果按我们某些人的思路,因为明朝是汉族王朝,所以它比清朝更有资格代表中国,那中国的疆域是否要重新划定?这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了!

现在北京曲阜孔庙的主体建筑都是清朝修的,大成殿的匾额是清朝皇帝御笔。曲阜孔庙第一道大门棂星门的“棂星门”三个字是清高宗(乾隆)御笔。按照现在某些人在传统祭孔礼仪上搞反清复明的思路,我们是不是该把孔庙拆了?把清帝御笔的匾额都砸了?

古人云:“礼从宜”。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古人有巨大不同。所以现代人纪念孔子,应该用现代人的方式,不需要照搬封建王朝的模式。传统祭孔典礼表演只是个表演而已。虽然是表演,但毕竟是在有官方参与的孔子纪念活动上的表演,也有它的严肃性。具体做法应该符合孔子本人的意愿。孔子本人在典章制度上的态度是追求完备,所谓“尽善尽美”。并不计较制度设计者的家族出身民族出身。儒家不是出身论血统论。孔子名言:“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见《论语》雍也第六。孔子是商朝后裔,但他赞美周朝的制度。商周之际,汉族还未产生。用现在学术界常见的说法,是“商部落”、“周部落”。商部落灭于周部落。作为商部落后人的孔子,并不想恢复他祖先的制度,而是赞同周礼,主张穿周朝的礼服,所谓“服周之冕”。圣人大公至正之心可见。所以按孔子本人立场和儒家经典理论,在传统祭孔仪式应该用清制还是明制的问题上,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只能是典章制度的完备与否而非统治者的民族出身。一个王朝的制度是否最完备?这取决于该王朝主观客观两方面条件。客观条件是这个王朝必须是最后的封建王朝,这样就有足够的前代王朝的经验供他吸取。主观条件是这个王朝的统治者必须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重视文治,统治上很成功。清朝完全符合这两个条件。清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高峰,汉唐宋明不能比。清朝在中国封建王朝内的地位,就相当于孔子推崇的周朝在上古三代中的地位。单单在封建王朝范围内比较,清朝能给人以近乎完美的感觉。真的要比较历代中国皇帝的文化修养和儒学修养,非汉族出身的清朝皇帝可能是最高的,明朝不能比。所以按照孔子在典章制度上追求“尽善尽美”的立场,因为历代制度清朝最完备,所以国家公祭孔子的传统祭孔典礼表演应该采用清朝模式。有些人在传统祭孔仪式上搞反清复明,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唯一真实的原因就在清朝皇帝的非汉族出身上。性质既是歪曲儒家理论,也是公开的民族歧视行为,违反宪法关于民族平等原则的规定,因而涉嫌“违宪”。

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典章制度最完备具有集大成特征,同时时间上距现代最近,相关文物资料保存最丰富。所以如果要考证复原清朝模式的祭孔典礼,在实际操作上最方便易行。20世纪80年代曲阜北京等地在恢复传统祭孔典礼表演时采用清朝模式,应该说是最自然而又合理的选择。清朝模式的祭孔典礼表演既然能延续好多年,就表明当时大多数人没有计较民族出身。所以2005年曲阜传统祭孔典礼上的反清复明事件,只能是少数人在搞鬼。具体详情我不十分清楚。推测是一些有大汉族主义思想的传统文化爱好者和所谓“儒生”向有关部门提议的结果。还有种说法:是由于2004年韩国人的耻笑。韩国人的意见不是金科玉律。根据我的印象,同样是学习儒家文化,韩国人只会简单模仿些形式,清朝满族统治者则是在掌握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主动地进行创造。两者水平确实不在同一个档次。韩国人对清朝可能很妒忌。

清朝的地位很重要。原因不仅在于它是一个统治成功的大朝代,更在于它是学术界公认的现代大中国版图的奠定者,又是个少数民族王朝。所以国家公祭孔子的传统祭孔典礼表演采用清朝模式,不仅符合孔子本人在典章制度上追求“尽善尽美”的立场,也在政治上具有体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和打击分裂分子的功效。如果你因为民族出身问题,在国家公祭孔子的传统祭孔典礼表演上否定沿用多年的清朝模式而改用明制,那你会给国内外许多人造成什么印象?会不会让人觉得少数民族不是真正的中国人?少数民族王朝不是真正的中国朝代?少数民族在中国比汉族低一等?会不会在客观上为敌对势力为分裂中国所鼓吹的“满蒙非中国论”、“元朝清朝非中国朝代论”提供间接论据?这些问题,希望有关部门和人士认真思考。

国家公祭孔子是有官方参与的孔子纪念活动,性质当然很严肃。而现在社会上打着“儒家”旗号的组织和个人也很多,其中肯定也存在鱼龙混杂的问题。希望有关部门对有官方参与的孔子纪念活动严格管理,对参加者和各种相关意见严加甄别,防止某些学识浅陋、民族偏见严重的所谓“儒生”混入公祭孔子的活动,防止他们借纪念孔子的招牌兜售大汉族主义私货和公开破坏宪法关于我国历史问题和民族问题的规定。总之,无论按照孔子在典章制度上追求“尽善尽美”的立场,还是在政治上体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和打击分裂分子的需要,国家公祭孔子的传统祭孔典礼表演都应该恢复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清朝模式,否定2005年开始的明朝模式。对为什么传统祭孔典礼表演要恢复清朝模式而否定明朝模式,有关方面应该做公开说明。对所谓“明制祭孔是正宗祭孔”的错误观点及相关组织和个人,有关方面也应该公开严厉批判。批判的要点是下面两点:

1,歪曲儒家理论。

2,站在大汉族主义立场上歧视排斥少数民族王朝,严重违反宪法关于我国历史问题和民族问题的规定。

附注:

清朝是个统治成功的大朝代,就表明他的统治地位和制度是受到汉族在内各族人民高度认同的。要说明汉族对清朝的高度认同,我举个例子。作为孔子家族代表和嫡系长房的末代衍圣公孔令贻去世于1920年。去世前,他曾以臣子身份向时已退位的清宣统皇帝上遗折,他的正式遗像也是穿清朝官服,而非明朝的所谓“正宗汉服”。末代衍圣公孔令贻的送葬队伍前,专门有官衔牌列举清朝皇室给他的各种荣耀,已退位的清室谕旨和正在位的民国大总统的命令都用八人抬的规格出现在送葬队伍里。作为孔子家族代表的衍圣公在汉族旧官僚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凭末代衍圣公孔令贻去世时孔府对已退位的清室的表现,就足以说明清朝获得汉族认同程度之高。

本文内容于 2007-9-26 19:11:22 被zhugelan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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