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变局》10、李鸿章的是是非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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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晚清大变局》10、李鸿章的是是非非(1)

友:谈洋务运动离不开李鸿章,可他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的人物。真想听你吹一吹。


袁:的确,李鸿章后半生的历史就是洋务运动兴起和衰败的缩影。他生前已是毁誉参半,而近40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史家几乎众口一词谥之为卖国残民的反面教员,直到这几年虽然骂声未断,而力求全面分析的文章却似有增加之势。要把诸多歧见理出头绪真不容易,但歧见往往蕴藏着学术发展的契机,所以这是值得聊聊的话题。




摆正个人与环境的关系


友: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袁:我想,仍然离不开时势与人这个古老的历史之谜。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去评判历史人物。抽象地说,许多史家都同意这个原则,但在看待李鸿章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时,无意中往往忽视了这个原则。


李鸿章同曾国藩一样,都以镇压太平天国为时贤所咎。但这个结论包含着一个前提:太平天国比清王朝更先进,从而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可是,这仅是个没有成为事实的假设。而近年来不少史家已有力地证明:《天朝天亩制度》本身带有很大的落后性;太平天国政治上实行的是中世纪式的专制统治;经济上或是实行摧残生机的平均主义,或是照旧完粮纳税;先进的《资政新编》悬诸高阁,洪仁玕实际执掌权力的时间很短。太平天国也是一个封建化的政治集团,其活动的后期尤为明显。如果无法驳倒上述结论,那么,太平天国同清政府的战争不过是两个封建集团之间的搏斗,曾国藩、李鸿章如何定位不是要重新考虑了吗?此外,如果如实地把李鸿章看作特定的社会政治势力的代表,就不能不观察他所活动的年代全部社会政治结构,就应该具体分析和对比各派代表的主张,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多年来,人们热衷于谴责洋务派“卖国”,但是,我们却很少看到对这些“卖国”主张赖以出现的社会背景的分析。于是,李鸿章之流仿佛是天生的“卖国”胚子,如果慈禧别开慧眼,选择了另一爱国志士执掌实权,中国近代史似乎就将面目一新。这样的推论能令人信服吗?


友:任何有影响的历史人物都不可能是荒岛中的鲁滨逊。不过,光发牢骚还不成,还得结合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谈。


袁: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每十年必有一次重大战争。而从70年代起,李鸿章都是这些战争的当事人之一。我们不防透过这些战争来看李鸿章的是是非非。




海防塞防之争的实质


友:70年代最大的战争莫过于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这是中华民族在19世纪唯一取得重大胜利的爱国壮举。在这次战争中左宗棠成了民族英雄,而主张放弃新疆的李鸿章被目为卖国,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袁:收复新疆无疑是正确的爱国壮举。李鸿章在新疆问题上同左宗棠意见相左,但两者的分歧是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


卖国是指背叛国家或为了个人及小集团的私利出让国家权益的严重罪行,它应该有严格的界说,不能随意混淆。同时,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精神,不能离开历史环境和全面情况作出简单、片面的论断。


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各自的主张的呢?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日本借口台湾居民杀死琉球船民,派兵侵略台湾。一向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因学习西方而崛起,竟敢藐视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帝国,这震动了朝野上下。同年九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一次上奏海防亟宜切筹,朝廷命军政大员详细筹议。李鸿章于十一月初二上《筹议海防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此摺内容丰富,稍后再作全面分析,这里先看看他关于新疆的主张:


“近日财用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疲,尤虑生他变。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李鸿章:《筹议海防摺》,《李文忠公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8-19页。)


朝廷既没有采纳李氏的意见,也没有赞同全力注重西征的主张,而倾向于海防塞防并重。而左宗棠在稍后的覆奏中看似支持朝廷意见,实际是主张全力西征,因为在他看来海防没有现实的危险:“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媒……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辄发难端。自轮船开办,彼挟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博心抑志,方广求善事利器益为之备;谓彼犹狡焉思启,顾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左宗棠:《覆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摺》(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33-34页。)既然西方各国无意侵犯,而自己也已有足够的准备,海防不足为虑,言下之意就是应该全力西征。以上是当时海防、塞防之争中双方的主要观点。


老弟看看,这像不像爱国与卖国之争?左宗棠倒认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左宗棠:《覆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摺》(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32页。)时贤从中挖出一条卖国路线,令人难以苟同。


第一,这是专制王朝就重大问题征询臣子的意见,不管说得对不对,都是为朝廷或国家筹谋。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某种主张出自一己或小集团的私利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讨好敌国,就不应该科以“卖国”重罪。遵循正常途径发表意见,即使是错误的也不是什么罪行,何况是遗臭万年的卖国罪!


第二,双方分歧的焦点是战略部署和有限的财力如何分配。今日话当年,左宗棠令大片国土免于沦亡,确实是功垂千古的伟业。在这场争论中李鸿章的主张是错误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揭示其错误所在,方能使后人真正以史为鉴。他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来自漫长的海边,而这个地区尤其是京津和泸宁是国家的腹心所在,所以一定要以海防为重点。我想,作为战略方针来说这个主张是正确的。鸦片战争以来,侵略者主要来自大海,丧权辱国,衅端屡起,以海防为重点有什么不对?但是,李鸿章在坚持这个正确主张的同时却陷入片面性的另一极端,他没有考虑到,在一个短时间内,西陲有事,集中人力物力先行解决也未尝不可。左宗棠的成功就是适应了后一需要,虽然他对海防形势的估计未免过于乐观。


李鸿章反复强调他所以提出这么一个主张根本原因在于财力不足,左宗棠也一再为军饷不足叫苦不迭。他们分歧的实质在于这个贫弱的国家如何分配极其有限的财力最为有利。左宗棠曾直言不讳:“饷事奇绌,实缘时论正急洋防,所有各省关常年协款均被占去。”“大抵财源只有此数,洋防不减,塞防增无可增,将来非从此着想,别无生发。”(左宗棠:《致谭钟麟》(光绪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左宗棠未刊书牍》第124页,岳麓书社1989年。)李鸿章也认为:“西师不撤,断无力量兼谋东南。”(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光绪元年正月初八),《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五第3页。)


只要看看西征和海防费用支出的实际情况,就不能不承认他们说的都是老实话。清廷原来打算海防、塞防兼顾,但这个看似全面的主张在一个时期内不过是一纸空文。原定每年拨给海防费用四百万两,但自光绪元年(1875)七月至六年底“共出银四百八十二万六千六百十八两有奇”(李鸿章:《海防经费报销摺》,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全集》奏稿卷48第40页),而其中近81万挪作他用,即平均每年不到73万两(按五年半计)。西征军的情况又怎样呢?从光绪元年至三年已支银2645万两,还欠下内外债务1077万两,两项合计共3722万两,平均每年1240多万两。(左宗棠:《光绪元年正月初一至三年十二月底止军需款目报销摺》,光绪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53页。)如果加上赔付俄国的900万卢布(合银510多万两),则为收回新疆而付出4200余万两,其中包括两次借外债共800万两。(这里没计算四年、七年续借的750万两,而且这些外债的利率都比正常的高一至三倍。)这些枯燥的数字说明,那些年清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力不从心,只好把能够动用的财力主要用于西征。西征军统帅是左宗棠,而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办海防也义不容辞,他们关于海防、塞防何者为重的争论说到底就是争军费。这里有谁是谁非的问题,但硬说这是爱国与卖国之争,却未免过于牵强!


第三,不能笼而统之把任何放弃某些边疆的主张都说成是卖国。


友:这可是大怪论。难道主张把国土送给人还叫爱国?


袁: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老弟稍安毋躁。


孙中山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竞相推崇的历史人物,可是,1912年初他便对日本人说:“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孙中山:《与森恪的谈话》,1912年2月3日,《孙中山集外集》1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915至1918年间他又多次向包括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在内的日本人表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孙中山:《与上原勇作的谈话》、《与河上清的谈话》、《与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同上书第225、228、236页。)历史已经证明,企盼日本政府援助中国革命纯属不切实际的幻想,史家们对孙中山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也有种种议论,但是,全面考察孙中山的言行,上述主张尽管是错的,也是救国活动中的权宜之计。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魂当为厉,以助杀贼!裂襟啮血,言尽于斯。”(《谭嗣同全集》第546、532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这是谭嗣同献出年青生命前夕的遗言,读来令人心潮澎湃。谭嗣同是无可争议的救国英雄,但甲午之战后他在写给挚友的长信中有这么一段话:“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谭嗣同:《报贝元征》,同上第211页。)白纸黑字,简直要把半个中国价让给英、俄!一个视死如归的烈士却如此主张,这可给史家留下了难题,于是,或闭口不谈,或点到为止,倒也没有什么人訾之为卖国。


不管出自什么动机,对前人的论著千万不可断章取义。以谭嗣同的这封长信来说,不愧为全面改革的纲领,力主既变器又变道,广兴学校,大开议院,改革官制,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开公司、兴保险、建银行,修铁路、电报,办工厂,办报纸……弃夷夏之见,取人之长,去人之短。如此等等的见解,与康、梁等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之所以建议卖地,目的在于求得英、俄的金钱和保护,以为改革的条件。他清醒地看到:“夫保护之说本不可恃,而此所谓保护……且须有十年之限制,吾暂假以为虎皮吓他国……吾得此十年闲暇,固足以自强矣。”(谭嗣同:《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第211页。)因此,他的出卖西北和蒙古等地的错误主张无非是基于救亡的紧迫而出现的局部性的认识错误。


《马关条约》签订后,甚至一贯以主战著称的张之洞也建议:“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划分西藏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以酬之。”(张之洞:《致总署》,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二日,《张文襄公全集》卷七十八第2页。)其出发点不过是两害相权求其轻。这些都同为了私利向敌人投降和出让国家利权的卖国勾当绝对不能混淆。


李鸿章暂弃新疆的主张也属同类性质的错误。李氏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但他主张暂弃新疆无非是基于集中力量确保核心地带的战略思想,与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无关,更不是媚敌求荣求利。这个主张始作俑者是曾国藩。如果史家们没有忘记曾国藩面对的是从东南到西北烽火连绵、内外呼应的困境,也许用词就会谨慎一些了。再往前追溯,鸦片战争后弃边守本的主张发明权应属名声甚佳的魏源。他怎么说呢?“浙海岛屿林立,而舟山居其一。以险则非门户,以富则非沃壤,以大则仅弹丸。明汤和经理沿海,并未收入内地。……顺治八年,议政王大臣奏言:舟山乃本朝弃地,守亦无益,其命副都统率驻防满兵回京。此皆开国老成,瞻言百里。故康熙以前皆弃化外……外重兵以守孤悬之岛,使外夷得以挟制,此不得地利者一。然而如之何?曰:弃定海,移其兵民于南田,严守宁波。”(魏源:《筹海篇》一,议守,《海国图志》50卷本卷之一第5页,道光甲辰古微堂板。)这是书生议政。用时髦话来说,这些人不论地位高低,都有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不论其主张正确与否,均出自为国筹谋的赤诚。


友:没有想到有这么多重要历史人物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袁:这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我想,这同文化背景不无关系。他们通常是当时对中西文化和国内外局势有较深了解的政治家或思想家,敏锐地感受到国家正岌岌可危,往往也因而提出一些偏颇的建议。


与此同时,他们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从特定意义上说,都是处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型人物,因此,有几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一是还没有确立完整的现代主权观念。在魏源的脑子里恐怕还没有领海的概念,所以他才从文化的角度视舟山为“化外”。新疆在曾、李心目中也有化外之感。二是华夏观念仍程度不等和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他们的言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现代观念仍若明若暗甚至全未确立。他们最关心的是“本部十八省”,也就是华夏文化的核心地带,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出让或出租边远地带的意念便出现了。三是知识不足。他们往往只看到边疆的荒凉,不了解那是中华各民族后代子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宝地。


顺便要说明一下,这些是就除孙中山以外的19世纪历史人物而言。孙中山的情况比较复杂,又是政治上很敏感的人物,不宜涉及太多。


再扯得远一点,把海防与塞防的分歧判定为爱国同卖国之争,也与文化背景有关。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的历史上,以言贾祸的记录不绝如缕,这是思想文化上以圣人的言论或经典为是非标准、政治上缺少民主和法治的必然产物。李鸿章堂堂正正给朝廷上奏章筹划如何富国强兵,怎么也不会想到百年后还会因此背上“卖国”、“投降”的黑锅。这些朋友对现实生活中乱扣帽子的歪风谅必深恶痛绝,有的还可能身受其害,在评述历史时却情不自禁也来这么一手,真令人不能不掩卷沉思!历史的真实总比戏台上的红白脸谱复杂和丰富,神化和鬼化历史人物终将戕害民族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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