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中德军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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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而言,1911年至1941年间的中德两国合作在20世纪中前期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德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华民国与德国结成了一个联盟。亲密的合作关系使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军备迅速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在第二次日中战争之前。从清王朝遗迹上站起来的中华民国,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军阀割据,列强环绕的环境下艰难的生存着。国民党通过北伐,在1928年从名义上统一了军阀动荡之中的中国。此时,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日益昭现。鉴于此,中国迫切需要实现军备和国防工业现代化以获得自卫生存的能力,而德国则需要稳定供应的原料供应。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期,这种关系将中德两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虽然合作的蜜月期自33年纳粹当政开始到37年中日战争爆发结束只持续了不到四年时间。且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改革从36年才开始,但中德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着深远的影响;同样,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的能力。

1902年的日英同盟和1907年的三国协约实际上说明德国已被从政治上孤立,这使得一次大战前期中德关系稍有改善。基于这种孤立,1907年德国希望建立一个由“德—中—美”组成的三国协约,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在1912年,德国提供了一笔6百万元的金马克的贷款给新的中国民主政府换得了在山东修筑铁路的权益。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德国提议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以避免其落入日本之手。但是日本作为协约国成员加入了战争并开始进攻德国在中国租界,继而占领了青岛和胶州湾。整个一战期间,德国困于欧洲战局而腾不出手顾及其在远东的利益。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宣战,并且收回了德国在汉口和青岛的租界。虽然中国获得了国联的承诺在战后将租界归还中国,但是最终凡尔赛条约却裁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特权。强烈的被出卖感和数十年的压抑导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有意思的是,原文用的是“the nationalistic May Fourth Movement”)。总的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德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特别是从贸易方面。1913年中国有近300个德国商号,但到了1919年,却只剩下2个。凡尔赛和约限制了德国的工业出口,军队被限制在十万人以内,军工生产被大量削减。但即使如此,条约并不能改变德国在军事创新上的领导地位,许多工业企业仍然保存着设备和技术以生产军事硬件。因此为了绕过条约的限制,这些工业企业开始与国外合作,例如苏联和阿根廷,合法地生产武器并出售给国外。

在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跨台,全国陷入内战,各地军阀都企图取得优势。因此许多德国军火企业开始寻求重建与中国的商业联系,以便进入这个广阔的军火市场。

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同样在寻求德国的支援,曾在德国留学的朱家骅为此表现得极为出色,从1926年至1944年间几乎所有中德合约都经过他手。除了德国的技术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令德国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首选。首先德国在一战以后对国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响力,因此对中国没有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兴趣,例如1925-26年的排外行动主要是对准英国。另外不像苏联,苏联曾经帮助国民党重组并与共产党合作,德国对中国没有政治上的兴趣,双方的政府不会有正面冲突。与此同时蒋介石认为德国历史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仿效,即德国统一可以成为蒋介石本身统一中国的范本。因此中国认为德国将是其“国际化发展”的首选支援。


1926年朱家骅邀请马克斯·鲍尔来华评估投资可能性,次年鲍尔抵达广州并被任命为蒋介石的顾问。1928年鲍尔返回德国并促成了一些为中国的“重建”的工业接触,同时开始为在南京的蒋介石招募一些长期顾问。不管怎么说,鲍尔的努力并非完全成功,许多德国工业企业对于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仍抱疑虑,另外鲍尔本身曾参与1920年的卡普政变而被放逐。除以外,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不能直接对军工企业投资也是极大的限制。鲍尔再次回到中国,七个月后罹患天花去世,葬于上海。[6] 鲍尔在中国的短时间工作为以后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他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对工业和军队的现代化。他同时建议裁减军队以建立一支小型但精锐的军队,并支持中国敞开市场以刺激德国的生产和出口。

1933年,因大萧条的影响,中德贸易比30年和32年略有下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而陷于困顿,但是德国工业,进出口商和国防军都想从发展中获得利益。直到奉天事变前,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顺利。奉天事变让满洲里变成了日本的傀儡国,并直接导致中国的工业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为目的的军事和军备工业发展。它刺激中国经济走上一条以国防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巩固了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1933年,纳粹党掌权使中德政策走向变得清晰。在此之前,德国的对华政策是充满矛盾的,魏玛政权的外交大臣极力鼓吹政府应在东亚地区保持中立,并反对国防军工业体系直接和中国政府进行合作。那些进出口商因为担心中央政府会在他们的生意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自然也是鼎力反对。但纳粹政权推行的是战时经济政策,动员全社会扩大生产并对诸如钨、锑等重要的军需材料以及各种原材料进行战略储备。而这些原材料中国都可以大量供应。因此,从这个时代开始,对各种原材料的需求成为了德国对华政策的推动力。

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将军负责绝大部分军事训练计划。席克特的原始计划是将整个军队大幅缩减为60个师,全部为基于德国条例进行良好训练和良好装备的师。但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哪些派别的哪些师会被裁减等等。总体而言,由黄埔军校(1927年结束)训练出来的军官团仅仅比军阀的军官好一点,不过这些军官由于对于蒋介石的完全忠诚而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最后由8万人所编组成的8个师,最终接受了德国标准的训练,被视作是蒋介石军队中的精华。这些部队也许部分的增强了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但事实证明中国还未准备好与日本在同一个水平上交锋。蒋介石不顾他的幕僚和法尔肯豪森本人的反对,将这些精锐师投入到淞沪抗战中,这些经过多年训练的精锐师在这场战役中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一。


冯·法尔肯豪森建议蒋介石与日本人打一场消耗战,他通过计算认为日本无望取得一场长期战争,他建议蒋介石应该守住黄河一线,但不应在战争的初期和中期向北出击,同时应该放弃一些北方省份,包括山东,但撤退应该是缓慢的,日本将会为他们的每一步付出代价。法尔肯豪森同时建议在矿山、海岸和江河地区等处建设一些防御设施。其他的建议还有在敌后组织一些游击队活动(共产党对此相当熟练)。这些行动有助于削弱日本的军事优势。


冯·法尔肯豪森同时认为中国军队将难以在抗战中期待装甲部队和重炮的全面支援。中国工业才刚刚开始现代化,这要花上一段时间让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达到德国国防军的风格。因此他强调培养部队基于轻武器的机动化,多多运用渗透战术,类似于德国在一战末期创制的突击群战术。


德国的军事援助并不仅限于人员的训练和组织,同时包括军事硬件。基于冯·席克特的看法,中国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军工生产落后于时代或并不适用于现代战争。因此规划了诸如对长江沿岸已有兵工厂的扩建升级和设立新的兵工厂和其他装备生产工厂。例如汉阳兵工厂在1935至1936年间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生产德国98k步枪的中国版:中正式步枪,以及马克沁机枪、几种82毫米迫击炮等,中正式和汉阳八八式步枪在整个战争中都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步兵武器。另一个新设的工厂生产防毒面具,计划中还有建设芥子气生产的工厂,但最终计划中止。


1938年5月,在湖南的几个兵工厂已经能够生产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在1936年下半年一个生产军事光学装备的工厂在南京完工,生产例如狙击步枪瞄准镜等设备。其他的新建或升级的军工厂的产品包括MG-34机枪,各种口径的山炮,甚至还有生产在中国服役的轻型坦克备件的厂家。一些研究所在德国的支援下设立,例如兵工署在I.G.法本公司指导下建立的理化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大多由曾留学德国的工程人员负责。1935年至1936年,中国订购了31.5万顶M35钢盔,大量的88、98型步枪,和C96型毛瑟自动手枪。其他装备进口包括少量的斯图卡、容克、亨克尔和梅塞施密特飞机,部分飞机在中国组装;莱茵金属和克虏伯公司的榴弹炮、反坦克炮和山炮,例如37毫米反坦克炮;装甲车辆,例如一号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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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南京政府首脑汪精卫于1941年会见德国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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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之子蒋纬国,他在德国接受了军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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