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国民党青年军简述


1944年,日本已经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中国战场已经从43年起转入反攻阶段日本军队在中国南方发动的豫湘桂战役,已经是拼凑起来的非精锐部队。


而接收了绝大部分国际军事援助物资,特别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陪都重庆,面临威胁,政府打算必要时,迁都西康。”,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发出“战争总动员”,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这就是这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由来。


青年军是蒋家王朝在抗战末期所建立的一支政治性很强的军队。早在一九四三年,在大规模号召知识青年从军之前,为了补充驻印军的特种兵(如汽车团、炮兵团等技术性要求较高的兵种),曾由个别新兵补训处招收一些知识青年,成立了几个团,陆续空运到印度去。一九四四年日寇由湖南长驱直入,经广西到达贵州边境,重庆震动。为应付当时的局势,蒋介石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并成立“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亲自担任主任委员,党、团、军、政各方面负责人及各大学校长、社会名流等担任委员,蒋经国也是委员一。


为了鼓励知识青年从军,还提出各种优待条件,如:复员后可以免考免费升学;愿意就业的可以优先就业;大学生可以公费留学,等等。这样,在很短时间内,先后成立了青年军九个师。蒋介石成立青年军的用意,不仅是为了扩充抗战力量,其更重要的目的,首先是在政治上与中共争夺青年,因当时许多爱国青年都认为到延安去是“抗日救亡”之道,其次是要把青年军办成一个训练干部的大学校,重建“黄埔精神”,创立新军,为大规模扩军、反共打内战作准备。因此,蒋介石对青年军的人事安排很重视,师长由他亲自挑选(实际上多半是陈诚、胡宗南推荐),团长由嫡系部队挑选少将级干部担任。团以下干部则由各部队择优保送到青年军训练总监部所属的干部训练团受短期训练后,选派到各师任用。青年军成立初期的各师师长是:二○一师戴之奇,二○二师罗泽闿,二○三师锺彬,二○四师覃异之,二○五师刘安棋,二○六师杨彬,二○七师罗又伦,二○八师黄珍吾,二○九师温鸣剑。


青年军训练总监罗卓英是陈诚的重要助手,副监兼东南分监黄维是陈诚的亲信干部。各师的主要官佐不少是陈系的人,以二○四师为例:副师长吴啸亚是陈的小同乡;参谋长唐肇谟、参谋处长卢庆善、六一○团团长胡一、六一一团团长黄绶绅、六一二团团长蓝啸声,山炮营、野炮营、工兵营的营长等,都是十八军(陈的基本部队)系统的人。政工人员则以蒋经国领导的三青团中央干校学员为骨干,把大专学校从军的青年集中起来,成立“青年军政工干部训练班”,蒋经国任班主任,训练为期一个月。第一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开学,一九四六年一月结业,约一千人。训练班设在三青团中央干校内,工作干部完全由干校人员兼任。干训班的教育,基本上搬用赣南“江西青干班”那一套。蒋经国常常与青年一道活动,特别令人注目的是,他往往在寒冷的早晨,光着膀子带青年们跑步。他这种作风,当时曾博得青年人的好感。


政工班名义上虽属总监部领导,实际上除经费补给由总监部转发外,一切都是自搞一套。青年军成立政治部时,由蒋经国任中将主任。各师政治部主任,除余纪忠、范魁书(蒋经国的亲信)有实权外,大多数都是挂名的,实际工作由他的亲信副主任负责,如二○四师政治部主任刘炳黎(复兴社分子)是教授,除到各团作政治讲演外,一切具体工作都由副主任洪长铭掌握。各团督导员及师政治部组训科长、总干事等主要干部,均由三青团中央干校研究部学员担任。一般连级政工干部,则由政工班结业学员担任。从青年军的人事实排,已经初步看出“蒋介石——陈诚——蒋经国”的布局。有人说青年军是蒋经国登上政治舞台、准备接班的一股政治力量,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蒋经国在青年军的政治工作,主要抓以下几点:一、通过康乐活动(文体活动)使政工干部与士兵打成一片(团有俱乐部、连有康乐室),二、通过小组活动,了解士兵的思想情况;三、逐步在士兵中培养爪牙。具体作法是:从每班士兵中各选出一二名,组成全团“小组长训练班”,由团督导员亲自负责,在师政治部协助下,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后,回到各连任学习小组长;师政治部从每排士兵中各选出一名或二名,组成师“康乐干部训练班”,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回连协助连训导员搞康乐活动。以上这些经过短期训练的士兵,后来大多数成了蒋经国在青年军士兵中的骨干分子。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寇投降后,蒋介石最初决定把二○八师、二○九师合编为三十一军,由黄维任军长,开到杭州集中;二○四师、二○五师合编为第六军,由刘安棋任军长,开到粤汉路护路;二○二师、二○三师合编为第九军,开到沪宁路护路。不久又把第三十一军整编为二○八师,由吴啸亚任师长;第六军整编为二○五师,由覃异之任师长;锺彬军整编为二○二师,由罗泽闿任师长。


蒋介石最初并未考虑到第一批青年军很快就复员,因而未作复员的准备。约在一九四六年初,各师都有一部分青年要求复员升学、就业。蒋经国怀疑有共产党分子从中鼓动,乃密令政工干部在各连队组织“防奸小组”;同时为了安定军心,宣布复员前必须进行三个月的预备军官教育,期满后发给预备军官证书。在这三个月期间,一方面加强反共宣传,派一些反共教师到各师巡回讲演,如反共专家叶青曾到二○四师作过两星期的宣传;一方面集体参加三青团。青年军的师长刘安祺、覃异之,师政治部主任余纪忠、范魁书等成了三青团的中央干事,有些师长和政治部主任成了中央监事。有人认为,这是蒋经国用青年军来吞并三青团,曾提出过反对意见。至此,蒋经国实际上已控制了三青团。


一九四六年秋在庐山召开三青团代表大会时,听说蒋介石曾企图以三青团为骨干去改组国民党,因元老派及CC系反对,结果用“党团合并”来解这个矛盾。三青团的中央干事成了党的中央委员,团的中央监事成了党的中央监察委员,蒋经国的亲信郑彦棻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从此,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也有了自己的一派。


青年军的复员管理工作,实际上是控制复员青年军的工作。“复员管理处”名义上由陈诚任处长,实际上由副处长蒋经国负责。管理处后来改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由蒋经国任局长。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正式宣布第一批青年军复员,并规定这一天是“复员节”。蒋经国控制复员青年军的作法是:一、复员前夕,以地区为单位成立“通讯小组”(如武汉通讯小组、郑州通讯小组等等),并创办《曙光报》作为通讯联络的刊物。各小组负责人是复员青年中拥蒋的骨干分子,直接与预干局联系,在各地上学和就业的复员青年军,既受当地三青团组织的领导,又参加当地的通讯小组;二、一九四七年改为“青年军联谊会”;三、每年夏季在各地组织夏令营活动,把各地的复员青年军集中起来,受一次短期训练。


第一批青年军大部分复员,其中一部分志愿留营的,由各师根据留营的人数,编成教导团或教导营(二○五师编成教导团),准备担任第二批青年军的班长或副排长,一律以预备军官待遇,以后根据工作成绩,分批送中央军校受训。复员的青年军分为“升学”、“就业”两部分。就业的送入新成立的就业训练班,在训练中陆续分配到各机关团体工作。升学部分中,上大专院校的,送入各地成立的补习班或直接进入各院校,上中学的,除介绍到各地中学外,可进入三青团在各地成立的“青年中学”。各校的复员青年军不少人成了破坏学生运动的打手。重庆的青年中学在解放战争中扩充成反共的武装部队。许多复员的青年军后来成了蒋经国“青年勘乱建国大队”的骨干分子,也是他建立自己特务系统的基本力量。


一九四七年七月,蒋介石在庐山亲自主持召开青年军干部会议,决定征集第二批知识青年。新整编的二○五师(我任师长)于一九四七年初分别由万县、贵阳开往粤汉铁路沿线,一面护路,一面招募第二批知识青年。各地方的三青团组织虽大力动员,但志愿从军的知识青年仍不踊跃,到八月才勉强招足。这时蒋介石电召我到南京,要我准备开往台湾接受美械装备。我便和孙立人(已内定为台湾训练司令)以及美国驻华武官苏洛一同飞往台湾察看训练场地。行前,我曾去见蒋经国,他正忙于到上海负责管制经济的工作。从他简短的谈话中,知道这次青年军接受美械装备是费了一番交涉的(因美国最初不同意装备青年军),用孙立人作台湾训练司令,是为了便于与美国打交道。看来蒋介石对孙立人,既讨厌他依靠美国人以自重(他到英国去接受勋章后,未经蒋介石的许可迳自访美,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又不得不利用孙以争取更多的美械装备。


二○五师于八月底开始由粤汉铁路陆续向广州黄埔港集结,运往台湾。因船只少,运输速度很慢,师部及直属部队十月初才到达台南高雄凤山营房,后续部队仍在运输中。正在这时,蒋介石电召我到南京,告诉我说,东北行辕主任陈诚要调我到东北去担任第八兵团副司令兼五十二军军长,要我准备到东北去。当时东北战局对蒋军不利,熊式辉、杜聿明已相继离开,我当然不愿去做替死鬼,便找蒋经国想办法。他这时正在负责上海的经济管制工作,刚从上海回来,一两天又要回上海去,看来很忙碌。他答应向蒋介石转达我希望免调东北的想法。第二天他给我电话说:“已电陈主任商量,可能免调。”过了两天,蒋介石召见我,仍要我去东北。我又去找蒋经国,他已到上海去了。第二天晚上,蒋介石又召见我,限我在十月十六日以前到沈阳行辕报到,我这才不得不去东北。蒋经国此时名义上虽已不负责青年军的政治工作(政治部已改为新闻处),但是青年军的重要问题,他还是过问的。他的政工干部也常向他汇报青年军的情况,对青年军的重要人事还得征求他的意见。如二○五师师长的继任人选,孙立人曾保荐唐守治,蒋经国却坚决主张提升副师长刘树勋。又如二○五师镇压地下共产党员伍瑞云等案,也是请示蒋经国处理的

青年军各“军”、“师”沿革列表


一、青年军1944年12月起成师时序列:


1、第二○一师:1944年12月在四川璧山由第94师为基干改编。1946年9月整编为第203师第2旅。

师长戴之奇/潘华国(1945年11月)

下辖第601团、第602团、第603团


2、第二○二师:1944年12月在四川綦江由新编第34师为基干改编。1946年9月整编为第202师第1旅。

师长罗泽闿

下辖第604团、第605团、第606团


3、第二○三师:1944年12月在四川泸江由新编第5师为基干改编。1946年9月整编为第203师第1旅。

师长钟彬/姚秉勋(1945年8月)

下辖第607团、第608团、第609团


4、第二○四师:1945年2月在四川万县由暂编第56师为基干改编。1946年9月整编为第205师第2旅。

师长覃异之

下辖第610团、第611团、第612团


5、第二○五师:1945年2月在贵州扎佐由新编第23师为基干改编。1946年9月整编为第205师第1旅。

师长刘安祺/胡素(1946年2月)

下辖第613团、第614团、第615团


6、第二○六师:1945年1月在陕西汉中由陕南师管区为基干改编。1946年9月扩编为整编第206师。

师长杨彬/方先觉(1945年4月)/萧劲(1945年10月)

下辖第616团、第617团、第618团


7、第二○七师:1945年1月在云南曲靖由昆明防守司令部与第48师改编。1946年9月扩编为整编第207师。

师长方先觉/罗又伦(1945年4月)

下辖第619团、第620团、第621团


8、第二○八师:1945年3月在江西黎川由第144师为基干改编。10月改为四团制。1946年9月扩编为整编第208师。

师长黄珍吾/吴啸亚(1946年1月)

下辖第622团、第623团、第624团/1945年10月下辖第622团、第623团、第624团、第628团


9、第二○九师:1945年4月在江西铅山由第75师为基干改编。10月改为四团制。1946年9月缩编为整编第202师第2旅。

师长温鸣剑

下辖第625团、第626团、第627团/1945年10月下辖第625团、第626团、第627团、第629团


10、第二一○师:该师原拟于1945年4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但因只成立两个团,不符合师建制,便取消番号,所属两个团分别拨隶第208、209师。

师长刘安祺(未到职)/胡素(代)

下辖第628团、第629团

三、青年军1948年恢复原师级建制时序列:


1、第二○一师:1948年9月由独立第1旅改称。1949年2月开赴台湾。1952年11月,该师师部、所属第602、603团与第340师并编为第49师,所属第601团改编为第51师153团。

师长彭战存/郑果(1949年2月)/周建磐(1952年3月)

下辖第601团、第602团、第603团


2、第二○二师:1948年1月由整编第202师第1旅改称。1949年5月在上海浦东被歼灭。

师长彭锷/王大均(1948年12月)/孙金铭(1949年5月)

下辖第604团、第605团、第606团


3、第二○四师:1948年5月由整编第205师第2旅改称。1949年5月在上海浦东被歼灭。

师长蓝啸声/万宅仁(1949年5月)

下辖第610团、第611团、第612团


4、第二○五师:1948年5月由整编第205师第1旅改称。1949年2月在北平被解放军改编为独立第62师。

师长邓文僖/张钦安(1948年12月)/金式(1949年1月)

下辖第613团、第614团、第615团


5、第二○六师:1948年4月在南京新建。1952年11月改称第51师。

师长唐守治/邱希贺(1949年1月)

下辖第616团、第617团、第618团


6、第二○七师:1948年12月由原第207师残部3000余人为基干重建。1952年11月与第363师并编为第69师。

师长王启瑞/周中峰(1950年7月)

下辖第619团、第620团、第621团


7、第二○八师:1949年1月由第202、204、209师各抽一部改编。1949年5月在上海浦东被歼灭。

师长许朗轩/李毓南(1949年5月)

下辖第622团、第623团、第624团


8、第二○九师:1948年1月由整编第202师第2旅改称。1949年5月在上海浦东被歼灭。

师长方懋楷

下辖第625团、第626团、第627团


9、第二一四师:1948年9月由整编第203师第1旅改称。1949年12月在四川新津被歼灭。

师长黄焕荣/王菱洲(1949年5月)

下辖第640团、第641团、第642团


10、第二一五师:1948年9月由整编第203师第2旅改称。1949年12月在四川新津被歼灭。

师长索本勤/刘钊铭(1949年5月)

下辖第643团、第644团、第645团


11、第二二○师:1948年9月由整编第208师第1旅改称。1949年9月撤消番号,所部并入第221、222师。

师长陆静澄/顾德治(1948年10月)

下辖第658团、第659团、第660团


12、第二二一师:1948年9月由整编第208师第2旅改称。1950年5月与第222师并编为第208师。

师长王永树/吴渊明(1949年9月)

下辖第661团、第662团、第663团


13、第二二二师:1948年9月由整编第208师第3旅改称。1950年5月与第221师并编为第208师。

师长周雨寰/詹抑强(1949年3月)

下辖第664团、第665团、第666团

四、青年军各“军”沿革序列(不全部由青年师编成的“军”不列入):


1、第六军:1945年10月由第202、203、204、207师合编。1946年9月撤消番号。

军长钟彬

下辖第202师、第203师、第204师、第207师


2、第九军:1945年11月由第201、205、206师合编。1946年9月撤消番号。

军长刘安祺

下辖第201师、第205师、第206师


3、第三十一军:1945年10月由第208、209师合编。1946年9月撤消番号。

军长黄维

下辖第208师、第209师


4、第三十七军:1948年9月由第202、204、209师合编。1949年5月在上海被歼灭。

军长罗泽闿

下辖第202师、第204师、第209师


5、第五十七军:1948年9月由整编第203师改称。1949年12月在四川新津被歼灭。

军长徐汝诚/冯龙(1949年5月)

下辖第214师、第215师


6、第八十七军:1948年9月由整编第208师改称。1952年5月撤消番号。

军长段沄/王永树(1949年9月)/朱致一(1949年10月)/邹鹏奇(1951年3月)

下辖第220师、第221师、第222师

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的武器装备及其来源


一. 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武器装备类型与编制,


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武器装备由以下几种类型组成。日械,美械,国械,并非象有些人所说的“国军的装备有全美械、半美械和杂牌装备三类”。


美械可分为全美械、半美械二类,当时的美械师的正式名称为美械轻装备师,师应辖步兵三团,炮兵两营(榴弹炮、山炮各一营)及工兵、辎重各一营、特务连、搜索连、卫生队、军乐队、无线电队、军医院各一,每团步兵三营、迫击炮、战防炮各一连、特务排、卫生队各一;营辖3个步兵连与1个机炮连,每个师应装备有冲锋枪约1080支,卡宾枪约540支,步枪约4500支(新一军、新六军每师有步枪7000余支),重机枪72挺,轻机枪约270余挺,六零迫击炮约170门,八一迫击炮约36门,山炮12门,榴弹炮12门。但这只装备了新编22师与新编38师,而后,因为运输困难与为了适应复杂地形起见,新编30师、14师、50师把炮兵改为一营(山炮营),新编22师与新编38师则因为原准备将第8师空运印缅,但未去,出现了两个师瓜分三个师的装备的情况,新编22师因而辖有2个炮兵营,新编38师则辖3个炮兵营;新编38师即使在解放战争中被歼两个团后,通过将库存的武器补充后,仍能达到团有迫击炮12门与战防炮8门,营有8挺重机枪与4具火箭筒,连有六零炮6门,班有1挺轻机枪与2支冲锋枪的水平。因此、驻印军的各师(后编成了N1A和N6A)是国民党装备最精良的部队。


而因为运输上的原因,国内的30个全美械师的武器则是三个师只给了两个师的美式装备,由军内自行调整,因此、当时的国内美械部队都没有达到美械轻装备师的编制水准,即使是整编11师与第5军这样的国民党主力部队也有美日装备混装的现象。当时国内各美械军的编制为:每军一个榴弹炮营,每营配备105榴弹炮12门;每师一个山炮营,每营配备75山炮12门;每团一个战防炮连,配备战防炮4门,每营一个迫击炮排,配备81迫击炮两门;每营一个火箭筒排,配备“伯楚克”火箭筒两具;每个步兵连配有轻机枪9挺,“汤姆森”手提机枪18只,60迫击炮六门(每排两门)及火焰喷射器1个。每个军部和师部配备设备完善的野战医院一所。自军师至每个营连都配有完善的通讯设备,包括有线电话和无线电报话两用机。其他还有工兵器材和运输工具。但整编74师为全美械装备部队,在孟良崮战役中被歼后,则缴获山炮28门,战防炮14门,迫击炮52门,60炮183门,火焰喷射器11具,火箭筒43个,掷弹筒18个,枪榴弹筒43个,各种机枪3468挺(内汤姆式1210支,加拿大冲锋式1272支),步枪6977支,战防枪1挺,卡宾枪4支,手枪365支,与美械部队之编制大为不符。


而半美械装备部队则是蒋介石为了安抚原定在第二期中装备美械的地方实力派部队,除了拿出了第二期的3个师的装备,又把原来的30个师的预备装备拿出组建设立的。其装备编制并不是所谓的“轻武器是美制,火炮仍旧是小山野,”而是步枪、轻机枪与82迫击炮为国械装备,而重机枪、冲锋枪、六零炮与战防炮、山炮、火箭筒,火焰喷射器为美械,军(整编师)所辖的炮兵营则为日式野炮。另外,青年军虽然也是美械轻装备师编制,但它是在1944年下半年组建的,原来也不列在美械装备名单上,因此,它的美械轻装备也是从原来的30个师的预备装备中拿出的。


在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军又接收了侵华日军100多万人的武器装备,组建了日械部队,其编制也可分为两种,1、日械装备、为全部日式装备,编制为军(整编师)有日式野炮营1个,师(旅)有1个日式山炮营,团有迫击炮与步兵炮(有的为37mm速射炮)各一连,营有6挺重机枪,连有9挺轻机枪与6个日式掷弹筒,2,日美混合械,编制与日械同,但补充了冲锋枪、火箭筒,火焰喷射器,并将步兵炮与掷弹筒改换为六零炮与战防炮。


此外、还有国械编制,所谓的国械编制细分起来也可分为两种,1、纯粹的国械编制,其编制与日械装备同,只是步枪为中正式步枪,轻机枪为捷克式,重机枪为马克沁,迫击炮为六零炮与国产82迫击炮,此外,还有美式冲锋枪、火箭筒等,而在重武器方面,由于在抗战中,国民党没有生产过一门山炮以上的火炮,因此,炮兵都是日式火炮(至少在48年以前),2、杂械,以使用抗战之前与之中进口的英、德、苏及捷克式武器和土制枪械为主,无统一的编制。


虽说有以上的编制,但实际情况仍十分复杂,如定陶之战时的整编第3师,有人说其是美械装备,而有的则说不是,其实、在国民党军的编制序列中,整编第3师是国械装备编制,但因为整3师师长刘锡田是顾祝同的外甥,因此以补充损耗的名义拨给了整3师大批美械装备。再如,整编83师,为半美械装备编制,但团所辖的战防炮则变成了步兵炮,六零炮由每连6门变成了4门。此外、还有青年军部队,为美械轻装备师编制,轻武器虽是美制,但大炮以迫击炮代替,战防炮换成了战防枪,另外在通讯,工兵与辎重器材上多有短缺,而在203、205、207、208师扩编为31、6、57、87军后,轻武器半数以上为美式,重武器则多为日式山野炮。


35军、原为杂械装备,在抗战初期使用晋制枪械,后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补充了一批苏制装备,在傅作义入主北平后,将35军改为美械装备,但是、因装备不足,美械重武器几乎没有补充,而在轻装备中还拥有苏式步机枪。而胡宗南部的整1师与90师,虽为半美械装备编制,但每旅原应有的一个美式山炮营(12门山炮),,但是却只装备了4-6门。而且原来应当用卡车拖曳,但却用骡马。而到战争的后期,一方面由于日式装备的损耗,另一方面,某些美式轻装备(如六零炮)及其弹药已能自行生产,因此,国民党军的美式装备剧增,几乎所有的国械与日械军(师)均装备了不少美械;所以解放军以为所遭遇的都是美械部队。


二、国民党军的武器装备来源,

日械是在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军接收了侵华日军100多万人的武器装备所得到的,而国械除了一部分是自行生产的外,还有一部分是抗战之前与之中进口的英、德、苏及捷克式武器和土制枪械;在这里、我要着重说一下美械的来源。


这要从抗战时期美国向国民党军提供美援说起,在1942年,美国向国民党提供美援时,蒋介石向美国一开口就要求美国向其提供100个师的武器装备,美国则答应提供60个师的美式装备,分为两期,第一期为30个师,时间为打通滇缅路之前,待打通滇缅路之后再提供第二期的30个师,而后在开罗会议上,蒋向罗斯福要求将提供的装备增加为三期计90个师,罗斯福答应了。因此,从1942年底开始,美国开始装备国民党军,第一期提供的装备为国内的30个师与驻印军6个师,共计36个师,而在打通滇缅路之后,一方面因为蒋介石赶走了史迪威,另一方面,美国因得到了苏联出兵的承诺,认为不必从中国大陆进军日本,因此,第二期只给了3个师的装备。其他的全给了印度。因此,国民党在抗战时只获得了39个美械师的装备援助。在抗战期间,国民党用这批装备共装备了13个全美械军-N1A、N6A、2A、5A、8A、13A、18A、53A、54A、71A、73A、74A、94A,4个半美械化军-46A、52A、60A、62A。


一些台湾人一说就是中国共产党否定国军抗日,一些大陆人也跟着附合,实际稍稍留意一下就知道到底是谁在说谎。大陆方面除了在文革中对国军抗日有所否定外,在文革之前之后都是充分肯定了国军抗日的事实了的,特别是对于国军中的非嫡系部队与下层官兵的抗日热情更是赞赏有加,文革本就是不正常的时候,连井冈山会师中朱德的位置都被林彪取代了,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


大陆方面由解放军、人民等国家级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的反映国军抗日的书籍多了去,列出个叁百本亦无问题。仅国家级研究课题中,就有《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等多篇研究文献,现仅列出两套,《中国抗日战争史》(叁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 《抗日战争史研究丛书》(多达数十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而台湾方面呢?正面反映八路军、新四军抗日的有吗?台湾有的是《晋察冀匪区奸党活动录》,晋察冀就是狼牙山五壮士、燕秀峰--他就是小兵张嘎的原型--战斗过的地方。


北京有佟林阁路、赵登禹路,重庆有张自忠路。台北可有左权路、杨靖宇路、赵尚志路、吉鸿昌路?杨靖宇可是东北地区抗日领袖,国民党后来收编的谢文东等汉奸在投敌前都是他的部下,以中国一个方面抗战领袖的名字命名一条路很难?可是,台北的电车只有七路甲,而无"八路",台湾一带的人十分迷信八这数字,台湾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人民想起八路军,八路军虽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但总是在抗日吧,这样做未免小气了点。前段时间有台湾人上传过不知什么线路的公交车图,说是台湾有八路车了,先不说这是否真实,我想问,这是什么时候有的?


关于国军题材的影视作品,大陆有《血战台儿庄》、《淞泸抗战》、《忻口会战等》,台湾可拍有《大战平型关》、《百团大战》?1941年~1942年抗战最艰苦的年月里,日军的大部分主力和全部伪军都被八路军新四军吸引到敌后去了,正面战场形式本来对国军出击很有利,可国民党不但不出击反而以94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还制造了亲痛仇快的"皖南事变",做了日军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对叛变投敌的柴恩波等汉奸却大加赞赏,居然说是什么"曲线救国",这和在解放战争中接受曾当过汉奸后投靠国民党蒋介石的吴化文的投诚是两回事,当时抗战已结束,少杀个汉奸就可使内战中少死几千人也是好事一件,况且吴化文投诚后再也不能期压人民了,其汉奸行为也被定性,不容翻案,而柴恩波这些人被国民党捧为地下军的领袖,完全洗清其汉奸的污名,继续期压人民,对中国的民族气节是深重打击。


当然,承认对方抗日并不止于拍了正面反映对方抗日的影片、出版正面反映对方抗日的书籍,但如连这点都不能做到,还谈什么尊重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