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庇西特拉图与僭主政治

庇西特拉图与僭主政治

“僭主”(tyrannis)一词源于吕底亚的“君主”,在希腊语中首次出现于7世纪诗人的四行诗中, 在诗中这词与吕底亚美尔姆那达王朝创立者巨吉斯和其巨大财富联系。直到古典时期阿提卡悲剧中还常用这一名词,除王的含义外别无恶意(1) [霍里斯特《西方传统的基础》,纽约,88页。] 乔治•格罗脱在《希腊的僭主政治》中表述的主要观点在于:“僭主政治在希腊史上居于王政——寡头政制和民主政制的中介地位”。(2)[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页]

一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产生的背景

古风时代的希腊城邦的社会结构是以氏族关系大量残余和剥削处于依附地位的本族人为特征。在梭伦改革以前,氏族贵族仍是雅典国家的统治者。由氏族首领组成的议事会是城邦的权力中心,而雅典城邦的贫民(被保护民、“六一”汉)不仅在政治上无权,还要警惕随时沦为奴隶的威胁,许多因交不起地租的“六一”汉们要将身体或子女作为抵押。雅典贫民政治上的无权、生活的困苦与所受剥削之重使他们与旧式贵族的斗争日趋激烈,雅典国家急需一种新的秩序。在公元前594年被选为首席执政官的梭伦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挑起了这个重任。正如恩格斯说:“氏族制已经走到了尽头……(既然它)对被剥削的人民不能有任何帮助,于是就只有期望正在生产的国家”。梭伦改革是国家提供这种帮助的例子(3)(《马、恩选集》卷4第109—110页。)他 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民主政制的政策,为日后的民主政治构筑了赖以在其上生长的基础和赖以在其中完善的框架:在政治上,规定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成年的雅典公民、包括最穷的贫民都有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利。公民大会负责立法、决定战和等最高政务,并选举国家的最高官吏。使得普通的民众在法律面前有了一定的发言权和最后的决定权。“梭伦的改革意味着曾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后裔的失败、标志着富裕的工商奴隶主阶级的崛起以及这个阶级同雅典自由农、手工业者及贫民联盟的胜利。”(张恒山:《论雅典民主政治》中国民商法律网),但是作为诗人的梭伦,他以为只要将改革方案付诸于文字,他就大功告成了。但和平的立法在动乱不安,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年代往往是很难解决诸多的矛盾的。

在梭伦卸任后,党争的纷扰旋踵而来,甚至越演越烈。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当时的党派主要有三个,分别是即所谓“山地派”、“海岸派”和“平原派”,名称来自各派成员的所在地。而庇西特拉图派被希罗多德称为“来自山那边的人民,”他的家乡布劳隆与雅典为山地隔开,可称阿提卡西北山乡,但也有平原——如庇西特拉图根据地之—马拉松,山地党主要是此方向的贵族家族(4)。(《不列颠百科全书》,卷8第343页,卷13第1109页。)公元前546年,他来到优卑亚岛的埃雷特里亚,在帕伦尼一役大胜雅典军队。庇西特拉图成为了雅典的主宰。

二、庇西特拉图僭主政制下对梭伦改革的继承

庇西特拉图成为了雅典的主宰,大权独揽,建立了僭主政治,并在“僭主”的外衣下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梭伦时期民主改革的措施,竭力增进雅典城邦的统一和尊严。

首先,他继承并发展了梭伦时期的政治政策,对法律的修定和普遍颁行,使得政府日益正规化,并对贵族势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他颁发法令使得公民大会继续召开,400人议事会仍负责为公民大会草拟议程;执政官和其他公职的选举活动也照常进行。庇西特拉图的巡回法庭,对贵族进行的赤裸裸的放逐与暗杀以及改进税收对贵族的经济特权的打击等种种的措施使得贵族的势力受到了沉重的削弱。因为作为中介的僭主政治,其掌握政权者既不是贵族阶级又不是平民阶级,而是单独的、在两个阶级之上出现的“僭主”;但其行使政权的方式却并不是“中介”的,它比王政——寡头政制更为专制,因为它取消了统治阶级之内的“民主”,由僭主实行完全的独裁,是“无限制的专制统治”;(5)(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62页脚注①)这就决定了庇西特拉图必然会采取措施来打击对其造成严重威胁的贵族势力。

其次,在僭主制下政治清明、司法改进有利于农民生产。庇西特拉图严禁平时携带武器,“致力和平,保持安靖”,修昔底德认为雅典是希腊第一个过上和平、安逸生活的城邦。雅典征收了农业税,亚里士多德记载为1/10,修昔底德认为是1/20,并给小农发放农具和贷款、改进道路推动雅典由粗放的粮食生产向商品农业转变,提高了生产率三、四倍(6),(斯塔安洛斯《环球通史——1500年之前的世界》110页。)根本上解决了粮荒。从而使得地域组织在许多城邦内彻底取代血缘组织,标志国家取代氏族斗争的完结。

再次,庇西特拉图在外交政策上对梭伦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措施进行了深化。在庇西特拉图的带领之下,雅典通过武力征服,基本控制了前往黑海和南俄的通道,建造大批商船与舰队,又在赫勒斯滂海峡建立起殖民地,以控制黑海地区的贸易。为了改进雅典的供水状况,曾敷设一条输水管道,同时在雅典大兴土木,修筑神庙和道路。与此同时,他发行了将流通500年而不衰的“枭鸟币”,整饬市场,架设输水管道为城市提供稳定的水源供应,大兴土木,系统开采劳里温银矿,还以贷款扶植小农的园艺业生产。庇氏的工商政策卓有成效,其标志是当时的阿提卡彩绘陶器行销地中海各地,到处排挤着科林斯陶瓶。其上所绘画面见证了雅典手工行业的极其多样性。[7]{P408JB Bury.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M].Cambridge,1982. }这个时期的僭主对外政策都比较富于生气且比较和平,僭主很少兼并僭主,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使公民脱离武装的负担,有利于国际形势的缓和,从而进一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最后,对宗教文化事业的重视有利于公民国家精神的培育。城邦主神崇拜(如雅典之雅典娜、萨摩斯之赫拉)在官方提倡和支持下蓬勃发展。雅典娜则是城邦和全体人民的共同保护神。庇西特拉图还把厄琉西斯地母秘祭置于国家控制下,并亲任指挥。通过宗教的改革使得鼓励分裂、弘扬贵族世系的英雄崇拜为更民主的城邦宗教所压倒。

一般都认为,庇西特拉图的所建立起来的僭主政治是对梭伦雅典民主政制进程实行了压迫性的中断,至少它拖慢了民主的步伐。但梭伦也曾说过:“宗教和法律凭本身不能造福城邦,只有那些能凭自己的意志领导群众的人才能做到这点,(只有)好的领导,宗教和法律才是有益的。”(8) [罗彼尔德《鹈鹕世界历史》,伦敦,187页。] 而作为梭伦继承者的庇西特拉图使用的是有别于梭伦文人统治的另一种强有力的铁腕手段,两者在推动希腊社会发展方面的功绩是没有多大的本质区别的。毕竟,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在培育现已存在、但又还没引起充分重视或是充分发挥其作用的方面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庇西特拉图在建立起僭主政治之后并没有采取莽撞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来破坏在梭伦时期所实行的民主改革政策,毕竟,他也清楚,假如他那样做的话,那他更达不到他所要追求的目的。这个凭借雇佣军和外邦支持才建立起僭政的独裁者,延续了旧制度中的积极政策,打击了氏族贵族的势力,促进了希腊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对社会的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私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抗王权增长的阶级力量也在迅速的膨胀中,僭主政体在走向鼎盛的同时也在自己脚下打开了一个最终会使他们自己调入其中的深渊,民主政体在其基础上破茧而出,得到了大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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