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顿河,流淌着无尽的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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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叛将符拉索夫的遭遇



(符拉索夫给德国当局上书之后)不久,他公开宣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尽管XTL不同意,高级外交官员们和将领们为了组织俄国解放运动,还是合谋使得符拉索夫获释。1942年12月,符拉索夫领导的俄国解放运动组织在斯摩棱斯克成立。该组织发布的《斯摩棱斯克宣言》,不仅对斯大林,而且对整个苏维埃制度都是一个政治上的挑战。符拉索夫保证废除集体农庄和国营经济,确立所有人的人权,但俄国必须处在德国人设计的“新欧洲”之内。他没有提到**。


XTL毫不动摇地反对符拉索夫的运动,他生怕俄国解放运动破坏德国自己的东方计划,而且,他根本就不相信任何俄国人的动机。1943年9月,当战线从东方志愿军防守的那点被突破时,XTL大发雷霆,坚持把合作者们(collaborators,相当于咱们的“汉奸”、“伪军”等等,不过没有侮辱性涵义)从战线上撤下来,派往西欧和南欧。


这一决定有效地动摇了合作运动的整个基础。符拉索夫和其他许多前苏联官兵一样,并不想为德国向美国人和英国人作战,他们只想把俄国从斯大林的手中解放出来。尽管如此,数以千计的前苏联官兵还是给派到去防守“西壁”(注:德国在法国修的西部防线)。D日那天,他们喊着“露司机!鹭鸶鸡!”向盟军投降,使后者乐不可支(注:“鹭鸶鸡”乃毛子自称,意为“俄国人”,毛子管俄国叫“鹭鸶”,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咱们为何把人家变成“饿鹭鸶”)。


直到1944年9月,当每个能战斗的人都给派去保卫德国抵抗苏联反攻之时,XTL才承认了(俄国)解放委员会。符拉索夫得到了两个战斗力很弱的师,毫无解放任何东方人的指望。故事还有最后一个转折。1945年3月和4月间,当符拉索夫的俄国师最终投入战斗时,他们却再度与德军作战,以保卫布拉格人民不受镇压捷克暴乱的党卫军的蹂躏。


此后符拉索夫及其部下设法前往美军战线,指望美国会发动第二次对苏战争,他们就能和美军并肩作战,但被红军俘虏了。其中一部分人(包括那些躺在布拉格医院中的伤兵)被就地枪决,其余被带回苏联,去面对那可怕的命运。符拉索夫和他的高级同僚拒绝认罪,为此遭受了异常残暴的毒刑。1946年7月,他在有现场摄影的情况下以叛国罪受审,被判处死刑。次日即被吊死。根据谣传,行刑者在他后颅钉入铁钩,再用钢琴弦将他吊了起来。符拉索夫告诉一个审讯者:“人民会在未来怀着温情想起我们来的。”


符拉索夫在1945年后引起了不同的反响。苏联官方谴责他是一个懦夫和叛徒,理当受到严峻的苏维埃正义的惩罚。符拉索夫的支持者们却将他看成一个试图在两大独裁者之间趟出一条不可能的路径来的俄国爱国者。随着苏联****的覆灭,符拉索夫的名声再度复苏。


然而,符拉索夫及其***与其他异议人士的区别,在于他们心甘情愿地将解放运动置于德国战争努力的重轭之下。那些前苏联士兵站在德国一边,枪杀俄国平民,烧毁俄国村庄,抢劫俄国家庭。这已不再是单纯的反布尔什特主义斗争,很难得到原谅。就算符拉索夫和他的德国盟友成功击败了红军并摧毁了斯大林主义,也没有什么证据提示,XTL会放弃他驱动其征服欲的那个严厉的帝国蓝图,允许一个独立的自由俄国问世。


(德国战败后)伴随德国和其他轴心国家的战俘前往苏联的,是苏联公民的洪流。有超过5百万的苏联人流落在德国占领的欧洲。其中一部分是战俘,其他则是自愿逃亡者──为德军工作并跟着后撤的苏联工人以及在德国一方奋战全欧的俄国***战士们。所有这些人被遣返回国后遭受的虐待,远远超过了被苏军俘虏的德国官兵,甚至超过了那些被迫修筑铁路的德国战俘(译注:前文介绍了苏联是如何强制使用德军战俘去重建战后经济的,其中最恶劣的是被迫去修筑类似日本人驱使盟军战俘在缅甸修筑的“死亡铁路”)。


对那些与红军作战的人的判决是叛国罪。成千成千的人被俘时即被就地枪决,其他人则在回国后被枪决。幸存者则被判处10-25年徒刑并给打上叛徒的终身烙印,用以满足国家对劳力的无限需求。他们被送到最北面的劳改营中去挖掘煤矿或其他矿物,那儿的生存条件没有几个人能承受。


对这些人的强制遣返乃是盟国在雅尔达会议上同意的。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恪守这协议,尽管他们知道遣返那些人肯定意味着处决或囚禁。西方国家急于避免在谈判战后欧洲的解决方案的敏感时刻开罪斯大林,他们也不能肯定,如果他们不同意苏联的遣返要求,苏联是否会悉数遣返在苏军挺进欧洲时落到他们手中的西方战俘和奴隶劳动者。


这两条都是政治上的考虑,此外还有实际问题。在德军一方作战的前苏联官兵乃是敌人,应该当成敌人处理。哥萨克人的队伍曾无比凶猛地和苏联人民作战,而仅仅在几周前英美才和苏联在雅尔达会议上达成了盟约。这些人桀傲不逊,难以管理,生活费用昂贵。在战争结束之际,无论此举会引起什么良心不安,西方强国想摆脱监督这些人的负担的念头简直就难以抵挡。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西方国家竟会同意苏联提出的遣返白俄的要求。那些人是在Revolution时代和内战时代逃出来的,根本也就不是苏联公民。同样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西方会同意强行遣返那些苏联工人和战俘,那些人是违反自己的意愿,被迫到德国工作的,如今明智地害怕回去后受到惩罚。白俄则是20年代就定居在多个国家的公民。其中一部分曾自愿与红军作战,包括那些曾在十月Revolution后的内战中指挥过白军的哥萨克将领们。没有谁愿意返回苏联。从技术上而言,雅尔塔协议也没有遣返他们的规定。但当苏联**要求遣返他们时,数以百计的白俄却在逃出布党魔爪25年后,被英国人交了回去。


许多强行遣返案例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例,乃是1945年5月和6月间遣返的5万哥萨克人,包括11,000名妇女、儿童和老人。那群哥萨克人由78岁的前白军将军、酋长(hetman)Peter Krasnow以及前白军将军Andrei Shkuro率领,撤退到了奥地利西部,向英军投降。这些人是军事游牧民族,家属自然也就尾随其后(译注:作者在此处讲述得不清楚,从上下文判断,应该是在苏联境内和苏军作战的哥萨克部队逃到国外,去投奔25年前逃了出来的历史反Revolution们,在后者率领下再逃往西方向英军投降。因此,这帮人中既有现行反Revolution,也有根本没有参加苏德战争的白俄历史反Revolution,乃是历史和现行反Revolution的杂烩)。驻扎在东德的苏联当局要求英国指挥官把这群人悉数交出来,包括并非苏联公民的白俄将军们。


迄今尚不能确定到底是谁最后决定同意苏联要求,但很可能是丘吉尔。在现场的英军指挥官意见不统一,一些军官知道那帮人中有许多男女和儿童并不需要遣返,其他人则希望尽快解决俄国俘虏问题。英国当局没有筛选甄别他们,便同意了苏联的要求。


1945年5月27日,哥萨克军官们包括年迈的Krasnow在内,被通知去会见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开会讨论他们的命运。那邀请乃是个骗局,由苏军情报部(Smersh)想出来并告知乐于从命的英军指挥官们。苏军情报部的特务们获准进入英军地区,观察移交哥萨克军官的过程,并和英军一道抓住几个想逃走的人。5月29日,1,475名哥萨克军官被带上卡车,不是去和亚历山大而是和苏军情报部与NKVD会见。半路上若干人自杀了,其余的则给关在Spittal的一个铁丝笼子里。


次日,他们被交给苏联驻在尤登堡(Judenburg)的秘密警察部队。他们被带走审讯,注定从此消失或是进入劳改营。Krasnow和其他三个白军将领及其家属享受了特殊待遇,被带到卢比扬卡(注:NKVD以及后来的KGB在莫斯科的总部大楼名称,附设著名监狱)。Krasnow的儿子和孙子被贝利亚的副手尼古拉·梅尔古洛夫审讯。他用这些话来迎接他们:“为这与你们的幸福会见,我们已经等了25年!胜利属于我们,属于红军,1920年时如此,现在也如此……”两人都被送往劳改营,Krasnow的儿子死在那里。年迈的Krasnow和其他哥萨克领袖则在承受了一轮又一轮的酷刑、羞辱之后受审,最后被吊死。


军官们的突然失踪,在仍然留在英军手中的数千哥萨克中引起的恐慌与日俱增。一些人逃到山上去,随即被英军和苏军的搜索队找到,不是被击毙,就是被抓住。一些人宁愿杀死自己的妻儿后自杀,也不愿面对回去的将要遭受的恐怖。


6月1日,当数千人挤在在Peggetz的营房广场中作宗教礼拜时,英国士兵包围了他们,不顾他们的尖叫和反抗,使用步枪和短棍将他们赶上了火车。共有27人在和英军搏斗中丧生。当他们到达位于Graz的河上的移交点时,哥萨克们被逼着走过桥去,走向等在另一端的苏军情报部卫兵。一个女人从行列中冲出来,抱着婴儿跃上桥栏,把孩子扔进河中,接着跳了下去。


一些哥萨克在火车上就用刀子或剃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流血流到断气。哥萨克们到达桥梁苏方一侧后,被关进了一个铁丝网包围着的营地。这些人的下落至今不明,但几乎可以肯定一部分人被处死,其他人则去从事奴隶劳动,儿童们则被送往国立孤儿院。


苏维埃制度对数百万苏联公民也施加了类似的惩罚。这些人乃是德国战争机器的不情愿的囚徒。他们并没有加入德国一方或曾与同胞公民作战,而是在战斗中被俘,或是在德国人在占领区中发动的多次扫荡中被抓来作劳工的。他们之中有几千(或几十千或几百千)被俘的爱国战士,或是因为受伤而一筹莫展,或是因为战斗到孤立无援的地步才变成了俘虏。很多人是坚定的苏公民,多次拒绝了德国人或叛徒让他们背叛祖国、加入反共圣战的敦促。和哥萨克或符拉索夫的士兵们不一样,许多人盼望着遣返回国。


然而在实践中,他们受到的处置和那些蓄意投降德国人的人却没有多少区别。在苏联**眼中,他们全都背叛了祖国。1941年公布的270号命令说得很清楚,所有被敌人俘虏的战俘都将被视为叛徒。根据苏联军法,对“预谋投降”的惩罚是枪决。

这些人是危言耸听、疑神疑鬼的****恐外症的牺牲品,斯大林指示苏军情报部,应该尽一切努力把滞留在欧洲的苏联人弄回来,因为他们是“讨厌的反共目击者”,仅仅因为身在国外便受到了污染。苏联当局尽一切努力限制公民和任何外国人接触,不管那种接触是何等无害也如此。斯大林后来在和电影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就其导演的《伊凡雷帝》交谈时告诉后者:“作为领袖,伊凡的力量在于他代表了国家的观点……他保卫了国家不受外国影响的渗透。”


在斯大林眼中,那在1945年重返祖国的数百万苏联公民是不洁的、可耻的的潜在叛徒。他们因而没有受到欢迎而得到了相应的处置。他们被关在俘虏营中,有时就住在原来德国人关押犯人的建筑中,周围是武装卫兵,与外界隔绝。一位陆军中尉在40年代后期逃往西方后写下来的苦难经历,生动地重述了这些人后来的遭遇。他于1941年10月在奥列尔被俘,当时他一只手的三个手指被炸断了,队伍走投无路,他知道自己本来应该干什么: “我,一个军官,预备党员,没有按规定打死自己,却让敌人俘虏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无法解释。也许是手上的剧痛让我失去了行动意志,也许是持续激战11天后的极度疲倦使我麻木了……”


他被德国人送去矿山劳动,后来又在汉诺威附近的军火工厂里工作,1945年在那儿被美军解放。他极度欣喜地盼望着回家。有的难友不想回去,他觉得那些人“荒唐,有病”。他和几百个人一道,前往苏军占领区,立即大失所望。武装卫兵将他们团团围住,令他们排成队,自己把肩章撕下来,倾听一个军官滔滔不绝的责骂,他骂男的统统是叛徒,女的全是荡妇。


次日,军官们被关进了一个极度肮脏的小屋,48小时内没能进食。他们被逐个提审,其中一半人当场就给枪毙了,另一半被迫穿上破烂的德军制服,被迫行军连续四日,几乎没有食物供应。此后他们被赶上货车,每60多人坐一个车厢。只是在押送者枪决那些试图逃跑被抓回的人时,车门才会打开,让他们去旁观行刑。


火车到达了距离奥姆斯克约20英哩的某个地方,下车后,他们行军到了一个由一排排木房组成的劳改营,这儿关押的既有劳改犯,又有轴心国战俘。能说外语的人便充当翻译。这位炸断了手掌的陆军中尉曾热切地盼望解放,如今却发现自己和敌人毫无区别,与德国人一道并肩工作。他们建起了新工厂,把作为战争赔偿从德国抢来的机器装上。这个工程项目的名称唤作“新德国”。


这位中尉运气很好,他遇到一位堂(表)兄(弟),后者给他搞来假证件和前往德国苏占区的通行证,从那儿他逃到了西方。此举其实风险很大,因为直到1951年,美国**才同意给苏联叛逃者以政治难民待遇。


1945年到1947年之间,当遣返计划结束之时,约有2,272,000名苏联公民被西方盟国遣返回国。到1953年,共有5,457,856人被遣返回国。那些被认为犯了与敌人合作的罪的,无论是真是假,都给送到了Frankfurt an der Oder(奥德河上的法兰克福,似乎在东德境内,并非西德的法兰克福),在那儿的Revolution法庭上受审,或被枪决,或判处不同刑期的强制劳动。苏联历史学家估计,所有遣返回国的人中,约有五分之一被处决或是被判处25年的劳改。其他人则被送到强制劳动单位,重建经济苏联的基本设施,或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遣返回来的人中只有约1/5获准回家,这些人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必须定期向当地的NKVD办公室报告。那些被认为适宜于工作的必须服两年的重建劳役。所有被释放的人的档案记录里都有“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字样。他们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也不得担任负有行政责任的工作。1945年后,他们身负着“与敌人合作”或“怯懦”的黑烙印生活了好几年。



三、班德拉的结局



在德国人手下经历过如此磨难之后,苏联犹太人指望**会对他们好一点──毕竟,德国人是大家共同的敌人。乌克兰和波罗的海的其他少数民族则没有这种幻觉。为了建立独立的国家,他们继续进行着战争中便开始了的斗争,像当初抵抗德国占领军一样,猛烈抗击着苏军的再征服。1944年到1950年早期,反对苏维埃国家的游击战一直在进行着。这场新内战的历史大部分还未写出。它规模广泛,其凶猛与激情与十月Revolution后的内战一样。


在立陶宛,苏方承认在与估计为3万人的民族主义军队作战中损失了2万人。在波兰,“本土军”(The Home Army)在华沙起义后复兴,直到1948年才被彻底荡平。5万波兰民族主义者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数以千计(或十千或百千)的苏军和波兰军队被用于清除乌克兰人民军的非正规武装,该军据说在1945年有2万人之多。


游击战是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基地发动的,得到了敌视集体化的乌克兰和波兰农民的支持。**凭藉30年代的策略来平息动乱:集体放逐,铲除传统乡村生活方式,处死或囚禁成千成千的农民。1946年到1950年之间,光是西乌克兰一地,估计就有30万人被放逐。只有在如此宏大的规模上进行的镇压才最终使得边境地区处于苏联**控制之下。到50年代早期,绥靖行动基本结束。1959年,乌克兰民族主义领袖班德拉在西德被苏联特务谋杀了。


这第二次征服东欧的战争,使得苏联在结束了和德国日本的战事之后很久还在作战。这场代价沉重的血腥的绥靖战役有助于解释官方对内部敌人的受迫害妄想(paranoia),也有助于解释斯大林对苏维埃新帝国未来安全的担忧。苏联领导人并未生活在想像出来的危险世界中,他们正在苏联的新领土上和武装抵抗作战。这些地区的民众普遍存在着对苏联的敌意。在红军解放的所有加盟共和国中,亲苏势力只是少数人。苏联**对这些领土的脆弱控制,激化了和西方的冲突,挑起了苏联官方几乎是持续的对战争威胁和内部颠覆的的戒备状态。从1946年起,苏联对西方的态度明显转为强硬,这既是苏联的脆弱也是它的强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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