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目惊心,巨龙与大象的对话:中印软件业的差异化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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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巨龙与大象的对话:中印软件业的差异化生存 正文 (中国黑客数据库) 当中国国务院总理***选择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作为其踏上印度国土的第一站时,无疑,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总理对班加罗尔发展模式的一种探询和肯定。而对于中印两国近年来屡作对比的IT业,自然又一次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外界对于总理印度之行有着各种各样的解读,当总理选择班加罗尔作为其踏上印度国土的第一站时,无疑,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总理对班加罗尔发展模式的一种探询和肯定——印度软件之都,一个东方“硅谷”最好的诠



巨龙与大象的对话:中印软件业的差异化生存





正文


(中国黑客数据库) 当中国国务院总理***选择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作为其踏上印度国土的第一站时,无疑,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总理对班加罗尔发展模式的一种探询和肯定。而对于中印两国近年来屡作对比的IT业,自然又一次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外界对于总理印度之行有着各种各样的解读,当总理选择班加罗尔作为其踏上印度国土的第一站时,无疑,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总理对班加罗尔发展模式的一种探询和肯定——印度软件之都,一个东方“硅谷”最好的诠释者。而对于中印两国近年来屡作对比的IT业,自然又一次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中印这两个历史悠久而智慧的比邻之族,向来不缺对比的素材,软件这个新兴的科技行业,成为双方又一新的例证。

中印软件对比

屈指算来,印度的软件产业崛起不过短短的十多年时间。资料显示,1990年印度的软件产值还只有微不足道的5000万美元,到2004年,单软件出口值就达200多亿美元,年增长率超过50%。目前印度雄心勃勃的目标是,2008年实现软件产值850亿美元,出口达到500亿美元,将占印度出口总额的33%,成为软件出口的龙头霸主。印度作为一个软件大国,外包业务占到了整个国家软件产业的80%以上。

而中国,据信息产业部披露,在2004年的2200亿元的软件销售总额当中,中国软件服务部分是45.6%,但是出口只有10%,折合将近30亿美元。而在中国的软件产业产值计算中,我们不仅把其他国家不作为软件业收入的嵌入式软件和系统集成计算在内,而且统计了大量的为企业硬件设备开发的自用软件。

整体规模反映了个体的羸弱。目前中国的软件企业规模较小,集中度低。科技部高新司司长李健曾经对中国的软件企业现状作出过“小、弱、乱”的评价。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软件企业中10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数量只占全行业的0.8%,而50人以下的企业竟占到全行业的65.9%。中国没有一家像印度Inforsis这样的万人软件大企业。像东软和用友这样的中国龙头软件企业,员工也不过千人。而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汉语编程,尽管以北京的国之经典汉语编程科技有限公司为龙头,加上南京、重庆、大连的5家汉语编程公司,其人数也不过300人。而印度的软件企业平均每家将近300人,其中超过5000人规模的有将近20家。

据悉,我国所有软件开发企业(5000家)的销售额加起来不及微软公司的1/10。而印度收入在2亿美元以上的已有5家。

另外,在CMM(软件企业成熟度模式,1~5级,5级最高)认证方面,中国只有少数几家通过CMM5级认证,而印度通过CMM5级认证的企业高达40家(全世界共有52家)。

一位台湾软件公司的工程师这样评价:“中国软件企业的生存状态其实很差。”他解释到,由于中国国内软件市场都被微软和IBM以及像甲骨文这样的国际巨头所垄断,中国本土的软件企业只有依靠在某一个方面技术特点,在市场的缝隙中生存。“像中国电信这样上千万元的大单子肯定不会给国内企业来做,因为给了他们也做不了。而国际公司得以在市场上面形成垄断。中国的软件企业只能接一些小单子。”这位工程师无奈地说,“但是这对于提高技术和增强经济实力没有任何的作用,技术需要大量的投入,所以他们只是勉强生存罢了。”

通过对比,中印在软件上的差距显而易见。当然,重要的不是到底谁强谁弱,而是在这种比较中中国软件产业能学到了什么?

产业结构差异

据印度软件行业协会统计,2001年印度整个国内软件总产值是83亿美元,软件出口62亿美元,自主品牌软件最多只占25.3%,这几年,印度对软件出口的依存度更大,自主品牌比例会更低。而2003年信息产业部统计,中国软件产业共完成收入1687亿元,其中软件产品销售收入占到50%。

然而,在中印两国软件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两国的产业结构也存在巨大差异。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秘书长胡昆山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国情不一样,所以注定“软件产业结构和发展的模式也不一样。”

胡昆山表示,目前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确定了“以工业化拉动信息化,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的“内需拉动”软件产业发展模式,同时强调开拓国际化市场,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的两手抓方针。内需拉动是指在继续推动中国软件产业国际化的同时,首先立足于开拓和占领国内市场,在此基础上,扩大出口,逐步实现软件贸易的进出口平衡。

在另一方面,由于印度的软件企业大多数是从事外包业务,因此造成了印度软件行业的自主品牌的软件环节非常薄弱。相关的专业人士认为,对于海外市场的过度依赖,会在未来的发展中导致印度丧失进一步扩展的动力;而软件核心技术的发展则直接关系到对未来市场的控制权。

而中国的软件企业因为一开始就是面临的国内市场,大多数是依赖于“一技之长”而迅速成长起来的,所以企业更加倚重于自主品牌的研发。例如现在国内最大的管理软件公司用友,当初就是以其财务和管理软件得以建立其国内市场地位的。而以“国家兴亡,汉编有责” 的北京国之经典,则用全新的编程语言——汉语编程,开发出用于军队及国家安全部门和民用实用型软件数百套,且一次中国汉语编程网上公布出101套各种软件和益智游戏的源代码,这场“开源运动”, 都令国内外软件业大为震惊!

中国软件企业幸运地拥有强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中国的软件企业的成长环境是目前印度所不具备的。

科技部高新司司长李健评价说:“与印度相比,我国拥有较大的国内软件应用市场,尤其是随着国民经济信息化程度的加深,整个社会对软件的需求日益旺盛。占领国内市场,也是为了更好地占领国际市场。同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融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占领国内市场,就是占领国际市场的中国部分。”

而从1991年就开始做软件技术出口的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认为,随着中国正在成为像汽车电子、数码家电、数控设备等产品的世界制造业基地,此类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同时也带来软件开发正向中国转移,而这些软件外包的趋势要比印度外包规模大得多。而这几年的形势“对印度和中国都十分有利。”

产业环境差异

中国和印度产业模式的不同,也深刻地反映了两国在软件产业环境上的差异。

“中国现在的产业模式与印度有一点不同,这是跟市场有关,在产值上,中印两国差不多,但中国百分之八九十来自于国内市场,印度百分之八九十来自于国外市场,两个国家这种市场模式是完全根据市场需求来定义的。这种模式不是一天形成的,是很多年走出来的。”东软集团的董事长刘积仁在评价中印不同的产业模式时说。

在中国品牌软件赢得更具未来潜力的同时,也遭受了更多品牌软件盗版悖论之困。

根据国际软件协会的估计,中国的软件盗版率在90%以上。企业投入大量资金搞自主开发的软件,在中国盗版软件共享的市场,几乎没有赢利的来源。

“盗版已经成为中国软件发展的‘顽症’,它不仅减少了市场对正版软件的需求,而且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成为中国软件为什么做不大的重要原因。”科技部高新司司长李健说,“据国际软件协会估算,我国软件市场的盗版率若下降6%,正版软件的销售额就可以增加一倍。”

印度从1994年开始实施最高可处3年监禁的《版权法》以后,盗版率下降了60%~70%。依此看来,目前我国对盗版的处罚力度还不够严,最高只罚款5万元。

金山总裁雷军在评价国内软件企业生存状况时曾经感慨万分:“在前有微软,后有盗版这样空前打压下,没有一家公司能做大,错不在我们。”

当然,也有人公开弘扬盗版。北京国之经典汉语编程科技公司董事长苏清杰则宣称:“欢迎盗用汉语编程开发的软件。我们所以要公开上百种软件的源代码,就是让盗用者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微软在中国没有盗版,在中国也就不可能有今天。如果正如居里夫人所言‘镭是属于全人类’ 的一样, 开发的软件就是让大众享用, 不然也就失去了开发的意义。”

既然暂时无法从研发、管理上和国际巨头在中国市场抗衡,现实的中国企业在“生存”意志下选择了把自主研发转向合作服务的道路上。

以做ERP软件研发的创智在2004年10月份就与微软签订了MBS商务管理软件解决方案合作协议;而金蝶作为国内的ERP开发商第一个参加了IBM的“开发商互利计划”。

外包优势差异

作为国际加工服务型的软件产业大国,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有着独特的优势和背景。和印度相比,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院长孙伟分析,目前中国软件企业面临的第一个是沟通过程当中的语言问题,其次是教育和文化造成的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服务质量和生产效率问题。

美国有60%的软件业务需要外包,而其中60%的订单被印度拿到,金额总共有上百亿美元。作为原来的英国殖民地,母语是英语的印度软件企业,无论是从语言方面,还是从管理者国际化方面,印度在拓展欧美市场时有着中国软件企业不可比拟的优势。尽管中国已经有了用汉语开发的大量软件。

在谈到印度在美国多少年积累的庞大的人脉网络时, 军人出身的汉编领头人苏清杰颇有感慨:美国很多公司的CIO都是印度人,管理层的人要比中国人多,他们印度人不顾及公平与公正为同胞揽项目,而中国人还要顾及面子问题,以及公平与公正,这是我们在市场能力的弱势。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软件外包行业真的没有中国的腾挪之地了。相反,因为销售的策划和合作的文化差异,美国和日本的商业合作模式非常不一样,而给了中国企业在亚洲市场发力的机会。

以去年NEC信息系统在中国的软件外包业务的调整和整合来看,依靠语言和文化的沟通优势,中国的外包业务在日本等亚洲地区得以迅速地展开。目前NEC的软件外包发给中国的工作量是印度的7倍之多。

日本市场仍旧是中国目前软件外包服务的主要发包市场。根据赛迪顾问调研报告,在中国内地6.33亿美元的外包服务市场总量中,日本市场需求额就达到4.02亿美元,占据了总量的63.5%。美国、中国香港和欧洲市场分别占据了13.7%、10.3%和3.3%。在东软等领先厂商的外包收入比例中,也呈现与之大体类似的比例。

信产部软件产业促进中心副主任曲玲年分析,日本市场潜力巨大,其占全球市场总额的10%,中国企业在日本市场的竞争力,与印度企业在北美市场的地位相当。曲玲年说:“今天日本软件与IT离岸外包仅占其市场总规模的不足1%,而50%以上的增长幅度为我们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在日本市场上,我们可以锻炼队伍、获得稳定的现金流和利润、快速扩大团队规模、提升企业质量。将来当我们与印度企业在北美市场上平分秋色的时候,日本仍应是我们的主要市场之一。”

产业政策之辩

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和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准确定位是分不开的。今年2月,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张工在《印度软件产业考察报告》中指出:印度软件发展的启示之一就是政府应当在制定软件产业政策、引导软件产业发展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国家税务总局流转税司的李三江认为,印度国家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给了中国政府很大的启示。他说:“印度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信息产业发展如此强劲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认识到了信息技术对提高国家整体实力的强大作用,信息技术在知识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在政策上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如果说中国的软件产业发展在以前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落后于印度的话,那么目前来看,我国软件企业的政策环境已经改变。

2000年,国务院《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业内简称18号文件)规定,自2000年6月24日至2010年底,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所退税款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和扩大再生产。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随后又发出通知,颁布了我国境内的新办软件生产企业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俗称“两免三减半”。

据我国目前最大的软件企业之一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介绍,东软在去年,单是从政府退税上就节省了几千万元。

随着中国IT产业的迅猛发展,中国的软件行业在政策的扶持之下迅速地成长起来。同时我国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基础建设也为软件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机遇。特别是汉语编程的问世,无疑为中国软件增添了活力。正如业内知名专家——中国软件协会付秘书长吴克忠教授所言:“随着汉语编程的广为普及,中国有望走在全球软件开发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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