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社会变革百年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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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社会变革百年之辩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下诏“变法图强示天下”,二十八年“谕各省亟立学堂暨武备学堂,开馆编纂新律”,二十九年谕兴学育才、停废科举,三十年“懿旨特赦戊戌党籍”,三十一年谕更定刑法、命满汉大员“往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置考察政治馆”,三十二年“诏更定官制”,三十三年(1907年)考察政治馆更名为宪政编查馆,“宪政编查馆、资政院上宪法、议院、选举各纲要,暨逐年筹备事宜”。(清史稿) > 史载,“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钦奉懿旨,立宪

中国社会变革百年之辩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下诏“变法图强示天下”,二十八年“谕各省亟立学堂暨武备学堂,开馆编纂新律”,二十九年谕兴学育才、停废科举,三十年“懿旨特赦戊戌党籍”,三十一年谕更定刑法、命满汉大员“往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置考察政治馆”,三十二年“诏更定官制”,三十三年(1907年)考察政治馆更名为宪政编查馆,“宪政编查馆、资政院上宪法、议院、选举各纲要,暨逐年筹备事宜”。(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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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钦奉懿旨,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窃维立宪国之有议院,所以代表民情,其议员多由人民公举,凡立法及预算、决算,必经议院协赞,方足启国人信服之心。《大学》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孟子》云: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又云: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皆此理也。昔先哲王致万民于外朝,而询国危? 9;迁,实开各国议会之先声。”(《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清末宫廷档案照之一。中坐者为慈禧太后,其身后为宫女德龄和容龄,右一为光绪皇后。(资料图片)


历史永远给后人留下无数的“如果”,十年清末新政最大的“如果”就是:如果光绪不早逝,如果革命党不起义,如果清廷的“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将“宪法、议院、选举各纲要”等“逐年筹备事宜”均逐一办妥,中国将会出现一个“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君主立宪政体。谕曰:“而各国所由富强,在实行宪法,取决公论。时处今日,惟有仿行宪政,……俟数年后规模粗具,参用各国成法,再定期限实行。”(清史稿)届时,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社会变革将和平渐进地、自上而下地、中西合璧地逐步完成。


但是,急于求成的中国终于未能出现如此这般的“如果”,1911年在内战中诞生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终于未能实现其最基本的政治理想,20世纪的中国人也终于未能避免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社会灾难。


百年之后,尘埃落定。如何看待这一个世纪的曲折和磨难呢?


首先要辩明的是,20世纪初的中国人急于求成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不难,其实只有一句话─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然而,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的一句话对20世纪初的中国来说却并不简单,因为这句话在当时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使中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其二,使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富强。


不知道今天已经习惯于“中国人”身份的中国人是否还具有这样的自我意识:19世纪以前的中国完全不是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天朝历史中的中国人既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地球上众多民族中的一种,也从不认为华夏中国不过只是世界上众多“夷狄”中的一个,甚至向来“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梁启超语)。完全没有关于民族自觉和国家意识的中国人当然不会具有关于“民族国家”命运和目的的历史观,以至于黑格尔在试图将全部人类历史描述为一部普遍的、目的论的、线性进化的历史时,不得不将中国另当别论,置于“世界历史的局外”。(《历史哲学》)


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是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的产物,19世纪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及黑格尔的进化论历史观共同制造了“先进种族”和“落后种族”的概念划分。一方面是“先进种族”通过“民族国家”的形式充分实现其民族自觉和历史自觉,另一方面是“先进种族”对“落后种族”在文化上的非历史化、非民族化、甚至是妖魔化和野蛮化。美国汉学家杜赞奇在近期的着作中写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语圈不仅使某些民族成为帝国主义强权国家,也要求开展一项以维持殖民地的非民族地位为目的的文化工程。”(《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不是别的,正是中国从一个缺乏民族自我意识的“非国家”浴火重生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过程。从魏源的《海国图志》、郭嵩焘出使英国,经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及至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中国人用了五十年时间勇敢地接受了“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现实,并且成功地抵抗了使中国非民族化、非国家化的文化工程。到了梁启超写下“第一,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1923年,《梁启超文集》)之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已根深蒂固,中国也已经义无返顾地走上了“民族国家”之路、跻身于群雄逐鹿的世界舞台了。


然而,需要进一步辩明的是,没有经过自上而下的整体社会变革完成向“民族国家”的蜕变,而是经过一次自下而上针对中央政权的暴力革命走上建国之路,20世纪初期中国的这个重大历史变故,对于随后的国家富强和社会发展路径造成了怎样的不同。


第一,中国历史上历次改朝换代的暴力革命从来都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都是个人野心家单纯以“彼可取而代也”为目标的造反。这种“造反-还原-再造反”的恶性循环是中国历史上梦魇般的怪圈,考虑到这种造反对社会整体的巨大破坏性、造反过程中群盗并起内讧不断的惯例,以及不同素质的篡权者与无上权力结合之后产生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任何借助此类“革命”实现社会进步的企图都注定会适得其反。


第二,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彻底否定使整个民族失去正常的理性能力,一整套伪知识乘虚而入成为新的权力结构的基础。由于推翻满清中央政权被扩大化地解读为一举结束两千年封建帝制,“五四”新文化运动又进一步扩大化为用西方文化整体否定中国文化,使中国几千年的正常文化进化出现了空前的断裂,荒谬的“建构理性”(哈耶克语)取代了成熟的传统理性,整个民族随之陷入疯狂的非理性状态也就不可避免了。


第三,新的“民族国家”在异族列强的外侮中被迫建立起来,又强行按照启蒙的叙述结构改写自己民族的全部历史,于是形成了一种“自卫”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世界观。在目的论、线性进化和“建构理性”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下,一个关于国家使命的神话得以形成,整个社会和个人的自由发展都被这个高于一切的国家使命要求所扼杀,20世纪的中国人再次失去了使“个人主权”(穆勒语)得到承认和尊重的机会。


一百年前的中国人原本是有机会既完整保持本民族的精神优越感、又通过整体社会变革逐步进入现代“民族国家”行列的;原本是有机会早一些富强、少很多灾难的;原本是不必将19世纪末的未竟变革又继续带入21世纪的。回顾当年历史,抑或是因为甲午一战竟败于东洋日本的刺激太深?抑或是因为源于法德俄的“建构论理性主义”诱惑太大?抑或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的造反轮回宿命难违?抑或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幼稚狂热误民误国?抑或是…,百年之后,中国人仍不得不从头再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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