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是如何变成神探的

狄仁杰是山西太原人,幼年即表露出超人的胆识。《旧唐书·狄仁杰传》:“仁杰儿童时,门人有被害者,县吏就诘之,众皆接对,唯仁杰坚坐读书。吏责之,仁杰曰:‘黄卷之中,圣贤备在,犹不能接对,何暇偶俗吏,而见责耶!’”


唐高宗凤仪年间(676-679年),狄仁杰任大理寺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也就是说,一年断案高达17000人,没有一人讼冤。狄为人刚正不阿,为大理丞时,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坐误斫昭陵(唐太宗的山陵)柏树,仁杰奏罪当免职。高宗令即诛之,仁杰又奏罪不当死。帝作色曰:‘善才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左右瞩仁杰令出,仁杰曰:‘臣闻逆龙鳞,忤人主,自古以为难,臣愚以为不然。居桀、纣时则难,尧、舜时则易。臣今幸逢尧、舜,不惧比千之诛。昔汉文时有盗高庙玉环,张释之廷诤,罪止弃市。魏文将徙其人,辛毗引裾而谏,亦见纳用。且明主可以理夺,忠臣不可以威惧。今陛下不纳臣言,瞑目之后,羞见释之、辛毗于地下。陛下作法,悬之象魏,徒流死罪,俱有等差。岂有犯非极刑,即令赐死?法既无常,则万姓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变法,请从今日为始。古人云:‘假使盗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帝意稍解,善才因而免死。(《旧唐书·狄仁杰传》)居数日,授仁杰侍御史。可见,狄公是个敢于“逆龙鳞,忤人主”的大臣。


武周天授二年(691年)九月丁酉,狄公官拜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武则天问狄仁杰:“你在汝南时很有政绩,你想不想知道是谁在背后告你的刁状?”狄答道:“陛下如果认为我真的有罪,臣自当改过;如果陛下知道臣无罪,那是我的荣幸。我不知道是谁在背后告我的刁状,大家都是好朋友,臣不想知道使谁。”狄的回答让“则天深加叹异”。


不久,狄公遭酷吏来俊臣(请君入瓮一词的来源)诬陷下狱。当时立即认罪的人一般会免除死罪,来俊臣逼迫狄仁杰“一问承反”,也就是立即承认参与谋反。仁杰叹曰:“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判官王德寿劝他诬攀尚书杨执柔以解己罪,狄公以头触柱,血流被面,宁死不为。后狄公使计告变于武则天,得以免死,被贬斥为彭泽令。《神探狄仁杰》第一部的故事就是开始于此。


武周神功元年(697年),狄公又被拜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圣历三年(700年),武则天幸三阳宫,王公百僚都随身侍从,唯独赐给狄仁杰一座宅院让他单住,《旧唐书·狄仁杰传》说狄公“当时恩宠无比”!


武则天要造一座大的佛陀造像,用工数百万,命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钱,以助其成。经狄公谏止最终作罢。


圣历三年(700年)九月,狄仁杰病逝,年71岁。武则天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赠文昌右相,谥曰文惠。中央八套播出的《神探狄仁杰》,其事已经到了武周长安年间(701-705年),其实那时狄公已经去世数年了。当然,文艺作品,没必要深究。


《新唐书·狄仁杰传》的史赞对狄仁杰赞誉有加:“武后乘唐中衰,操杀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杰蒙耻奋忠,以权大谋,引张柬之等,卒复唐室,功盖一时,人不及知。故唐吕温颂之曰:‘取日虞渊,洗光咸池。潜授五龙,夹之以飞。’世以为名言。方高宗举天下将以禅后,处俊固争,不使妻乘夫,阴反阳,至奸人衔怨,仇胔以逞。盖所谓谊形於主耶。敬则一谏,而罗织之狱衰,时而后言者欤!”


那么狄仁杰是如何被后人变成“神探”的呢?估计就是从唐高宗凤仪年间(676-679年),狄仁杰任大理寺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引申来的。


明清公案小说盛行,像什么《包公案》、《施公案》等等不一而足,小说的主人公多为历代清官,而其内容大多是虚构的。清初,有一本名为《武则天四大奇案》的小说行世,这是狄仁杰成为“神探”之始。但狄仁杰最终成为名满全球,在西方世界与福尔摩斯比肩的人物是拜荷兰人高罗佩之赐——


高罗佩,本名范·古立克,荷兰聚特芬人,1910—1967。他出版于1949年的英文《狄公案》系列小说(Judge dee Mysteries)影响远超过任何中国研究著作。非学术圈子里的西方人,他们了解的中国,往往来自《狄公案》。而且此套小说在西方雅俗共赏,影响不限于只读通俗小说的大众:伯克莱加州大学法学院长贝林教授研究中国法制史,就是从狄公小说入手的。


高罗佩的父亲是荷属东印度(印尼)的军医。高罗佩1910年出生于荷兰,但是5岁起就到雅加达上小学,小时候,家中花瓶上的中文字使他对中文产生兴趣。读高中时,就开始学习梵文,16岁他在鹿特丹唐人街找到了一个学农业的中国留学生教他中文,后在莱顿与乌特雷支大学攻读中文、日文,藏文、梵文,连后来学的,“通”15种语言。上大学前,他已经参加编辑印第安“黑足族”(Blackfook)文字词典,学士论文是《如何改良荷属东印度有关华侨的法律》,这个问题至今未能解决,可见才20岁的高罗佩眼光之远,也看出他对中国人的同情由来已久;他的硕士论文是米芾《砚石》一文的英译,25岁时以中日印藏诸民族的“拜马教”考证,获得博士学位。高罗佩之博学多才,弱冠就初露端倪,兴趣太广泛的“毛病”也早就明显。


1935年高罗佩毕业后,入荷兰外交界供职,主要任职于远东各国。他自己说他是一身三任:外交官是他的职业,工作却只有暂时意义;汉学是他的终身事业,学术有永久价值;写小说是他的业余爱好,是消遣。高罗佩的外交官生涯并无特色,在东南亚不断调任,他自己深以为苦。唯一觉得日子过得有意思是1943—1945为荷兰流亡政府任驻重庆使馆一秘时,当时重庆中外文化人云集,他如鱼得水。此后他两度使日,正合他收集中国文物的目的。高罗佩虽然1967年57岁英年早逝,但是一生事业著作极丰,兴趣爱好更是多得惊人:他是名士派头艺术家收藏家,代中国人发展国粹的公案小说家,业余胜过专业的重要汉学家。


先说高罗佩的艺术爱好:他琴棋书画无不擅长。20岁开始练书法,终生不辍,他的“高体”字独有一格,风姿高迈,中日专家均能识别;他曾从叶诗梦学古琴,并在重庆与于右任,冯玉祥等组织“天风琴社”,有英文专著《琴道》;追踪中国古琴流传日本的历史,他发现了将曹洞宗带到日本的禅宗大师东皋心越的大量资料,1944年在重庆出版《东皋禅师集刊》,为近世佛学史补缺之著;曾学围棋,未知最终达到的段位;曾学中国画,译陆时化《书画说钤》;曾考证中国文献中的猿(gibbon),并亲自养猿观察,作《长臂猿考》;能写中国旧体诗词,曾与郭沫若徐悲鸿等唱和,齐白石,沈尹默等人的画,常有他的上款;曾学治印,历年所刻印章集成手卷印谱,有齐白石题名;高罗佩一如中国名士,雅号,笔名奇多,换一个就刻章;中国文物书籍收藏颇丰,并且大有收藏心得,1958年出版五百多页的巨著《书画鉴赏汇编》教洋人如何辨别真赝中国文物,并且一自己所刻印章作例,说明什么是假货,很有自知之明。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君子求淑女:抗战时期的重庆任荷使馆一秘时,与时任使馆秘书的水世芳女士恋爱,水为张之洞外孙女,名门之后,齐鲁大字毕业。在重庆举行一西一中两次婚礼,贺客盈门,多为中西文士,他和学路相近的李约瑟有着多年友情,就是从重庆婚礼席上开始的。


高罗佩在重庆时,读到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他惊奇地发现中国读者耽读西方三流侦探小说的三流翻译,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历史上有出色得多的侦探小说。他把《四大奇案》翻译成英文后,就袭用其主人公狄仁杰,用英文写了本《铜钟案》,原拟用英文作为稿本,再写成中文和日文出版。但1949年的中国出版界顾不上狄仁杰,日本出版商认为此书把几个和尚写成坏人,有侮辱日本佛教界之险,危及战后敏感的社会关系。因此此书最后只能以英文出版。但出版后大获成功,一发不可收,高罗佩只能再写四本,《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等,合成一组,此为初期《狄公案》。高罗佩本准备就此歇笔,此后也好几次宣布封笔,但是广大读书界欢迎,出版社不断施压(这是高罗佩一生唯一赚钱的一套书,其余均是赔本),只能再接再厉,共写了13本狄公小说,包括一本短篇集,每年一本。


这些小说中的狄公,不是正襟危坐的青天大人包公、施公,也不是鬼鬼崇崇的私家侦探福尔摩斯,而是二者的奇妙结合:幽默开朗,时有俊语;智慧机敏却不矫饰;清廉刚正却不拘泥古板;喜欢女人却不失度;而且文武双全,紧要时还能挺剑格斗几个回合。他的上司、同僚,都是昏庸颟顸,只求升官,不问民间疾苦。而地方上的狱吏捕快则腐败堕落,与犯罪集团沆瀣一气,鱼肉乡民。狄仁杰在这一片混沌黑暗的阴谋暴行中坚持正义,对抗罪恶,却并不摆出一付怨天尤人,唯我独醒,欲挽狂澜的海瑞架式。如果中国历代清官都有狄公的迷人性格,中国政治恐怕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这些小说生动有趣,但其中说到中国的典狱、刑律、习俗却是于史有据,并非信口开河。高罗佩对明代中国情有独钟,(他的书斋易名多次,曾称“尊明阁”)书中社会习俗与明朝基本相符,而不是唐朝,但不少司法问题,却符合《唐律疏》等法典。《铜钟案》中的和尚不规,勾结京官干预朝政,的确是唐朝政治的特色。高罗佩译注过元代刑典案例集《棠阴比事》,但他还从大量中国文献(包括俗文学)中汲取材料,例如《迷宫案》中就用了严世蕃用笔杀人的故事,《龙图公案》中的拆画轴故事,《今古奇观》中的滕大尹故事。书中的迷宫设计来自《香印图考》,而其中女同性恋情节则借自李渔“贤妻选妾”剧本《连香伴》,并且加上高罗佩本人对中国多妻制社会中女子性生活的研究。光这一本小说,就有那么多讲究,让人不敢小觑像是通俗小说的《狄公案》了。


上面说的是小说。作为汉学家,高罗佩在以收集中国春宫画、房中术,研究性学而享盛名。中国性学如今已是东西方共同的“显学”,高罗佩远远开风气之先,成为研究者无法绕过的出发点。在五六十年代的汉学界,的确只有高罗佩这样的名士派,才有此胆识。


高罗佩的性学研究,实际源自小说。他的《迷宫案》于1950年准备出日文版时,出版商要求以裸女画为封面(当时日本的时尚)。高罗佩断然拒绝,说这绝非中国传统。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分别致函日本、中国几十家古董商,讯问有无明代木刻裸体画像,结果上海商号说他们的顾客有,可供临摹,京都的古董店却有明代木刻册页的原本刻版,即一套24幅的彩印《花营锦阵》。他这才明白晚明的艺术风气。由此他开始研究中国春宫,瑰集为《秘戏图考:中国彩印春宫版画》一书。1961年高罗佩出版《中国古代房中考》,是系统整理中国房中书籍的全世界第一人,后书有1990年上海版译本。不少人认为高罗佩的汉学,不够专精,跟着兴趣走,只能说是“业余”汉学家。但就成就论成就,上述这种说法,只能说是学院偏见。


不过,高罗佩的学术研究的确带着感情色彩:亲华色彩。他认为在中国春宫画及房中术中,“看不见西洋人种种暴虐诡异的反自然病态”,因此中华民族身心健康,两性生活自然而正常,“中国民族与文化持续不衰,最大原因是他们两千年以来不断地研究男女均衡的艺术”。至于中国春宫画,“证明以为中国古代画家拙于描画人体,完全是西方偏见”。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令人感动,但是这两点结论,未免对我们这个民族过于恭维。


实际上高罗佩在书中也说到不太妙的图景:乾嘉禁毁“淫书”,幸存书册往往流入日本。所以他在日本任职,顺便做材料收集工作,正得其所哉。如果他50年代初任职中国而广收春宫,恐怕不仅收集不到,而且会引起外交纠纷,被宣布为不欢迎的人。


狄公小说中的插图,是高罗佩自己画的,仿明版《列女传》和《列仙全传》风格,但时有裸女形象来自中国春宫,他用半透明纸描下图形,组合而成,笔调稚拙,别有风味,与小说行文之轻快爽利互为映衬。


80年代中,山西人民出版社节选翻译了高著《狄公案》的几个故事,名为《狄仁杰断案传奇》,1988年太原电视台还据此拍摄过同名的电视连续剧。


狄公小说在西方流行已久,狄公小说译成十多种文字,包括瑞典语,芬兰语,克罗地亚语等小语种,有好几次拍成电影,如美国拍摄的影片《庙祟案》(Haunted Monastry)。


1952年高罗佩从日本调任印度,在新德里时,曾把《迷宫案》从英文译成中文,题为《狄仁杰奇案》,在新加坡南洋印刷社出版,原来这就是高罗佩一再说“中文为定本”的原意:他真的写了中文本!全书前加了楔子一首:“运转鸿钧包万有,日星河岳胎鲜。人间万物本天然,恢恢天网秘,报应总无偏;在位古称民父母,才华万口争传。古今多少圣和贤,稽天行大道,为世雪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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