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蒋介石:中国最早的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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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蒋介石:中国最早的股民 中国股票市场形成较晚,但蒋介石却是最早的一批入市者之一。   大概是在1916年,深谙西方经营之道的孙中山先生为了筹措革命经费,派朱执信写了一份申请书交给“北洋政府”农商部,申请在上海创设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营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资金总额定为当时国币500万元。   对于孙中山的要求,“北洋政府”心有余悸。经办人不知交易所为何物,只好托称任何人都应当以法为据,法无此物,则难批复,千方百计加以阻止。因此,对孙中山的呈文没有批准。这件事情也就搁置下来,

蒋介石:中国最早的股民

中国股票市场形成较晚,但蒋介石却是最早的一批入市者之一。




大概是在1916年,深谙西方经营之道的孙中山先生为了筹措革命经费,派朱执信写了一份申请书交给“北洋政府”农商部,申请在上海创设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营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资金总额定为当时国币500万元。



对于孙中山的要求,“北洋政府”心有余悸。经办人不知交易所为何物,只好托称任何人都应当以法为据,法无此物,则难批复,千方百计加以阻止。因此,对孙中山的呈文没有批准。这件事情也就搁置下来,孙中山先生也没有再继续争取。



这时,在政治上尚不得要领的蒋介石却对商道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尽管此时他只是张静江等人的一个小伙计,并没有表现出特殊的经营才能。



张静江是蒋介石在投机经营上的带路人。此人姓张,名人杰,字静江,有过传奇式经历:他在20岁时,便患骨痛症,致使双腿行走不便。不过,他却有一颗精明的商业头脑。他居然在巴黎开办通运公司,赚了大钱。1905年冬,他回国后重返巴黎时,正好与孙中山同船,他仰慕孙中山,前去拜望,并表示可以资助孙中山革命活动。



他告诉孙中山联络暗号,并说以ABCDE为序,倘电报中写A,即资助1万元,B为2万元,C为3万元,D为4 万元,E为5万元,孙中山听罢,将信将疑。两年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同盟会本部经费匮乏,无计可施,想起了船上邂逅的那位奇怪的富贾张静江,便按联络密码往巴黎发电报,电文仅仅一个字,即“C”。几天后,果真,从巴黎电汇来3万法郎,使孙中山吃了一惊从此,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陷于困顿之际,便向巴黎求援,张静江有求必应。不久,张静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了孙中山的密友。



过了一年半载,蒋介石等人因为经济非常拮据,在张静江的启发下,决定利用孙中山呈文的思路,着手办理交易所。为此,进一步与日本某政党所介绍的企业代表协商,初步形成了关于开办交易所的具体办法。



首先,蒋介石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由之出面具体进行组织谋划工作;其次是聘请江浙财阀虞洽卿、赵家艺、盛丕华、洪承祁等人为该组织社员,以扩大力量;最后又由虞洽卿等再和当时上海工商界中知名人士温宗尧、闻兰亭、李云书、张澹如、沈润挹、吴耀庭、顾文耀等共任发起人,草具文书,提出申请,并递交给北京的农商部,申请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正在蒋介石、虞洽卿等人积极筹备之时,此事被南通商界巨擘张謇所探悉。他马上通电反对,使得这些筹办者感到颇为惊诧。



其实,这是有原委的,对于其中的“道”,张謇要比蒋介石等人内行得多。



听到虞洽卿、蒋介石等人要创办交易所的事情后,张謇感到很是吃惊。办证券交易所在当时中国商界是很超前的事情,土生土长的中国商人很少能有此创意,但他却是例外。不仅早有此意,而且正在着手擘划,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自然是他所不愿看到的事情。



张謇非常清楚,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他由此多了一个竞争对手,而是他知道各西方国家的交易所均采用一区一所制,“北洋政府”若准许蒋、虞等首先创办交易所,别人就不能在同一区域内再办。



他在南通办盐垦多年,当时正种植棉花,而且大生纱厂也已开办起来,自己手中有花、有纱、有布,万事皆利于我,岂容他人染指分肥﹖



在他看来,以自己的名望和资信,只要自己坚持,这些小辈们即有天胆,也难如愿。有了这个信心,他马上向“北洋政府”提出申诉,坚决反对虞洽卿等创办交易所。



他的理由有二:“一是交易所既是一区一所,就不能多种经营,做了证券就不能再做物品;如单营物品,则做了棉花就不能再做纱布;二是交易所不能依靠外资作股本。”



在这样的情况下,虞洽卿、蒋介石等人虽有上海各业领袖和总商会的支持,但农商部也碍于张謇的反对,很难批准他们的申请。



实际上,这是蒋介石、虞洽卿的多种经营与张謇的单种经营的商业权利之争,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



在他们与张謇闹得不可开交之时,精明的日商已于1919年在上海日领事馆注册,在上海租界三马路开办了“取引所”(即交易所)。蒋介石、虞洽卿便以抵制取引所为借口,电请农商部迅速批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在上海,蒋介石等人也秘密展开活动,试图先发制人。在他们的游说下,沪海道尹某只好打了一个密电给北京:关于虞洽卿申请创办交易所一案如再不批准,他们将在租界内先行交易,如地方官厅予以封闭,反会使日商取得专利。



这时的北京政权为直系军阀所控制,曹锟、吴佩孚不愿日本人以任何方式介入中国事务。于是,中国以股票为龙头的第一家综合交易所被批准。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920年2月1日宣告成立,理事长为虞洽卿,常务理事为郭外峰、闻兰亭、赵林士、盛丕华、沈润挹、周佩箴等六人,理事十七人,监察人为周骏彦等。交易物品原定七种,为有价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但当时并没有全部上市。1929年10月3日《交易所法》颁布以后,它便依法将物品中的棉纱交易并入纱布交易所;证券部分于1933年夏秋间并入证券交易所,黄金及物品交易并入金业交易所。



一般交易所的买卖是由经纪人经手代办的。经纪人在交易所中缴足相当的保证金,在市场代理客商买卖货物,以取得相应的佣金。



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等人成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牌号是“恒泰号”。恒泰号只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机构之一,由于财力有限,他们不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东,而是该交易所经纪机构恒泰号的股东。



恒泰号的营业范围,表面上是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资本总额银币35000元,每股1000元,分为35股。股东共有十七人,但由于各种原因,合同中多不用真名。



股东中的“蒋伟记”就是蒋介石的代号。在合同上各股东都在自己的名下盖章,只有蒋介石没有盖章,仅在“蒋伟记”名下签了“中正”的名字。



蒋介石究竟是如何在股票市场上赚到大钱的呢?



蒋介石在其中占了四股。他的4000元股本,是由张静江替他代交,让他捞回一把,以免他经常做伸手将军来借钱。此点有蒋给张的信为证:“日来闲居无事,常以弄墨自娱,愧无进步,不能当大雅一睐。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代认恒泰股份,请为签字。”



投机舞台搭好了,蒋介石等人自然干起了在交易所的市场上“抢帽子”的投机游戏,纠伙联群、操纵市场。



由于交易所设在商贾云集的上海,又是中国第一家,因此,一时成为投机者的乐园,起初交易营业额很好。交易所股票称为本所股,也加入证券市场买卖。开始时每股价格在30元左右,到1920年春季已飙升至每股50多元;等到《物品交易所条例》颁布后,本所股市价已到80元,至年终时每股涨到120元。这时每股所欠缴的股款3/4即37.5元,已全部缴清,交易所已实收资本500万元。蒋介石等人初尝甜头,乐不思蜀。



协进社所有的3万股,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最多只分给重要社员1.5万股,其余所存1.5万股早已卖到市场上去了。现在为了要缴四分之三的股款,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又将日商方面做押款的7万股股票全部赎出而卖掉3万股。这样,加上前存1.5万股共4.5万股,以每股平均获利60元计算,共可获利270万元。除去日商押款87.5万元,还有4万股保留下来的股子,每股应缴37.5元,共需150万元,总共237.5万元,其余的32.5万元,当然就为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等所得。至于缴足50元的4万股股票,市价每股已值120元,共值480万元,也为蒋等人所有了。



后来,交易所的一些人认为股票价格已达到饱和点,不能再有所发展了。于是,一场分裂势不可免,很多交易所创办者纷纷撤资,调整投资方向。



正当交易所的主要人物正在各谋发展时,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等人仍然以为他们有实力,手头握有每股120元市价的4万股股票,因而继续大做本所股买卖。



1921年初,本所股每股市价已由120元抬高至160元,到年终时竟涨到每股200多元,真如脱缰之马,横冲直撞。蒋介石不禁喜不胜收,暗笑出走者不识时务。



交易所原来订有120余条的营业细则,规定卖主或买主应缴各种证据金,以便防止卖主到期不交货和买主到期不缴款,规定极为严格。



但这时蒋介石等人不仅不缴证据金,反而强迫常务理事郭外峰、闻兰亭等收受空头支票,充作现金。这时,现货与期货的差价越来越大,差金打出极多,导致会计上的现金大量支出。蒋介石等人开始感觉到恐慌。



原来,人们眼见得交易所得利既快又多,于是,搞交易所的人接踵而起,到1921年夏秋时达到顶峰。物极必反,交易所数量越来越多,光怪陆离,问题百出,已完全失去了“平准市价”的作用,终于酿成1921年的信交风潮,许多交易所纷纷倒闭。上海交易所也不例外,拖延到1922年2月,就被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变为废纸,交易所的大富翁骤然变为穷光蛋,蒋介石自然难逃厄运。



但蒋介石毕竟不一般,他抓住一次机会,利用政治手腕成功地使自己解了套。



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是蒋介石的同乡、老师,此时因套利而欠债20万元,到处被债主所逼,非2万元不能逃脱。一天夜里,周到交易所理事魏伯桢处,要魏设法救他。魏此时也是套牢之身,哪有钱救他?



这时,蒋介石等人的救命稻草来了。与交易所合伙的日本商人又汇来100万元,交易所的负责人打算开股东会讨论交易所复业问题。了解内情的魏伯桢正在打这笔钱的主意,见周来,突然有了办法:把自己所持有的股票先在交易股东名簿上过100个新户头,然后叫庄之盘字莘墅,奉化人,和魏在日本同学 雇100个人作为股东,在交易所股东开会时到会场去,质问交易所负责人关于交易所500万元资金和各经纪人保证金及各种交易所缴的证据金的用途,交易所负责人如果派人出来和自己谈判,就有文章可做了。



周骏彦听了这个打算后,拿不定主意,当晚就找蒋介石咨询。蒋介石这时也是负债累累,情况并不比周骏彦好多少,可谓同病相怜。一听到这个解套的主意,自然大喜过望。第二天就跑来找到魏伯桢,诚恳地向魏表示,自己经济上现在实在没有办法,愿意同魏合作。



多一个精明的帮手,魏自然不反对。魏当即问蒋介石希望得多少好处,出乎他意料的是,蒋胃口并不小,他说希望得20万元。魏很是恼火,当场回绝。因为日本汇来的款一共只有100万元,现在周骏彦想要2万元,魏对此并没有十分的把握,没想到蒋介石跑来一句话就要20万元,怎么能与他合作呢﹖



不料,蒋介石并不是等闲之辈,他想参与的事是很难不让他参与的,回去之后就对魏来了一手“釜底抽薪”。他暗地悄悄送给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庄之盘1000元,对之晓以利害,要求同意自己入伙分赃。



庄之盘对蒋的能量是了解的,对之无不言听计从。他马上找到魏伯桢:“瑞元即蒋介石 到你这里来表示合作,你怎么回绝他﹖”“你初到上海,还不懂上海规矩。虞洽卿不是弱者,在租界上闹起事来,巡捕房不能不管,这就一定要通过法租界的黄金荣。瑞元同黄金荣有交情,你不同他合作,恐怕不容易成事。”



知道了蒋的这层背景,魏感到这样下去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表示同意蒋介入。在蒋的授意下,庄之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事情搞成功,拿到的钱先救周骏彦的命,其次给蒋介石部分资金,供他去广东之用,剩下的钱大家都有好处。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魏只得同意这个办法。



股东会开会前,庄之盘所雇的100个人全部到位,每人发一点好处费,又加发了每人2角的酒钱。待酒醉饭饱后,由庄之盘领进交易所股东会会场,坐满了前几排。会议主持者虞洽卿一看苗头不对,心知有异,就宣布会议延期一天举行。虞当晚请李征五(李在辛亥革命时任沪东光复军统领,他的部下有张宗昌,以后在法租界当“大亨”)商量对付办法,许诺交易所将送他5000元。李征五当场拍胸,也找了一百来个人与魏、蒋等周旋。



蒋介石较早得到了这个信息,看到情况有变,知道自己不是虞的对手,马上叫庄之盘“先行退兵”。眼见解套在望,庄不同意就此罢手,两个人协商不成,就闹到大东旅馆来找魏伯桢。经过谈判,魏认为应从长考虑,李征五是熟人,可以做他的工作。



而蒋介石此时已经决定反水,他私下找了叶琢堂,叶是金融界大亨,他在开赌场时与蒋有交情。蒋请叶琢堂出面找虞洽卿,称自己并无意与他作对,只是现在经济上困难,没有法子去广东,要虞帮个忙,出点钱,由蒋出面将事情摆平。开始时虞很气愤,说蒋搞垮了交易所,还要捣蛋,不能同意。最后谈判结果,虞答应可由交易所拿出6万元,可以给蒋一部分,但要在蒋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才能给钱。



蒋随即到大东旅馆把他的活动情形告诉魏伯桢。魏见蒋介石已独自将事情办好,尽管很恼火,但没有任何办法,只好顺从蒋的意见。



第二天,蒋介石拿着自己所分到的钱,结束了在上海的经济投机,开始了他去广东的新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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