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 --- 不能忘却的纪念!

九·一八 --- 不能忘却的纪念!

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九·一八”事变前,它已通过日俄战争夺取了旅顺、大连和满洲铁路沿线并派兵驻扎,这正是它能够阴谋进行事变的前提。

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就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从1929年起,日军陆军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三省先后秘密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侦察情况,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方案。1931年6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确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7月,陆军参谋本部把攻城重炮秘密调运至沈阳,对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月,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日本全国师团长会议上叫嚷: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随后进一步做了发动此次战争的各种准备。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各种抗日武装。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团结广大群众, 进一步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抗战。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早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1931年,日本军部秘密制订了有关侵略我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在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周密准备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9.18事变”的全过程

从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爆炸柳条湖铁路、向沈阳北大营发起进攻开始,到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辽宁锦州、2月5日占领黑龙江省哈尔滨为止,可以把”9.18事变”分为三个阶段:

从1931年9月18日晚22时20分关东军爆炸柳条湖南满铁路,继而进攻北大营,到第二天上午完全占领沈阳城,是第一阶段;

从9月19日到9月25日,日军基本控制辽宁、吉林两省,是第二阶段;

1931年9月25日以后到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是第三阶段。

“9.18事变”前的东北军

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炸死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原想趁张作霖刚死、东北群龙无首之机夺取东北。但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化装成士兵由华北迅速返回沈阳,接管了政权。使日本关东军的阴谋破产。

1928年底,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以此为标志,蒋介石实现了对全中国名义上的统一。

1930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展开中原大战。蒋介石兵精粮足,冯玉祥军风彪悍,双方杀得难解难分。张学良先是坐山观虎斗,后来明确支持蒋介石,率军入关,占领华北,抄了冯玉祥的后路。冯阎两军溃败后,蒋介石把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等地给了张学良,张学良还收编了冯玉祥手下大将宋哲元的部队,给了这支部队一个29军的番号。

“9.18事变”前,东北军在华北地区驻扎11万人,在东北地区驻兵20万人。如果再加上象29军这样的收编部队,人数就更多了。

当时的东北军经过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经营,坐镇中国北方六省两市,在全国各路诸侯部队中,是仅次于蒋介石军队的人数最为众多,装备最为精良的军队。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和海军。陆军中还有装甲部队。”9.18事变”爆发后,日军仅在沈阳缴获的东北军武器装备就有步枪九万五千余支,机枪二千五百挺,大炮六百五十门,各式迫击炮二千三百门,飞机二百六十架等。可见张学良东北军的家底有多厚!

正是由于张学良有这样的家底以及他对蒋介石的支持,年纪轻轻,便当上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但是,客观地讲,张学良东北军的战斗力在各路军阀中,不能算强。只能排在蒋介石中央军、两广部队、冯玉祥西北军之后。这与东北军是土匪出身有很大关系。

张学良东北军当时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能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张学良本人不是李宗仁、白崇僖,他手下既没有何应钦、顾祝同、陈诚那样的大将,也没有宋哲元、吉鸿昌、孙连仲那样的战将。原来有个郭松龄,还因造反给杀了。东北军担任高官的人,不是北洋的老官僚,就是和张作霖一起占山为王的老土匪。这些人,大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张学良当时还没完成对东北军上层的新老关东州和关东军

1898年,沙俄强迫清政府将旅顺口、大连湾租借给俄国,并将此地取名为关东州。1905年日俄战争后,根据日俄两国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关东州及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后改名为南满铁路)以及相应的一切特权转交给了日本。日本随后便成立了相应的殖民机构,并派军队驻守,这支军队就叫关东军。

所以,简单地说,“9.18事变”之前,关东州,即旅顺口、大连湾一带3200多平方公里土地,南满铁路及铁路两侧数公里之内的区域,是日本的租界地。关东军就是驻扎在关东州及南满铁路的日军部队。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

“9.18事变”之前,关东军部队有一个师团(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六个铁道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另外,其他可动员的军事力量还有侨民中的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

“9.18事变”的策划者及策划过程

“9.18事变”是日本关东军中以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分子在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上层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一手策划并实施的,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了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等军国主义分子的协助。

但日本天皇、政府和军部一贯实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著名的田中奏折和1931年6月日本军部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都把中国东北作为日本侵略扩张的首选目标。

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当时都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石原是中佐(中校),其他两人是大佐(上校)军衔。

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1928年10月,石原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坂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这次“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开始。其后,经过一系列的谋划、演习,最终形成“9.18事变”的完整计划并得以实施。日本人说石原的谋划和坂垣的实干,成就了”9.18事变”。

土肥原贤二在“9.18事变”前30天调任日军沈阳特务机关长,他没有直接参与策划、实施”9.18事变”中的军事行动,但他为”9.18事变”做了3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在事变前查清了日本中村大尉被杀事件,即所谓“中村事件”,为关东军以所谓“自卫”名义发动“9.18事变”提供了一个借口;二是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是发动“9.18事变”的中心。三是土肥原于1931年11月3日前往天津,成功说服了一心想复辟大清王朝的满清逊帝溥仪前往东北,为关东军第二年建立伪满洲国铺平了道路。

九·一八日军进攻东北示意图

“9.18事变”前,张学良、蒋介石针对日本关东军可能的军事行动都做了哪些战前准备?

在“9.18事变”前,关东军的种种异常举动,张学良、蒋介石都是知道的,也判断出日本人会有军事行动。但他们都认为关东军不过是要挑起类似万宝山事件那样的局部军事冲突,谋取些局部利益而已。没想到关东军竟然胆大包天地想要一举吞并全东北。

蒋介石当时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和处理因其拘押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而导致的宁粤对立问题上。没有把东北的危机放在第一位。

所以,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的“铣电”指示:“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1931年9月12日,蒋介石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再次告诫他:“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9月18日,即“9.18事变”爆发当天,蒋介石从南京出发前往江西,指挥“剿共”。

张学良由于对日军意图判断失误,也同意蒋介石的方针,并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转告下属执行。对于日军的种种异动,没有采取任何有针对性的军事布署和准备。1931年8月底(或9月初),由于关东军频频向奉天调入军火,而且白天、黑夜不停地进行军事演习,驻守奉天的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曾到北平向张学良报告,认为日军会向奉天发起进攻,建议从关内调一部分军队回东北。但张学良不同意王以哲的看法,拒绝了这一建议,并向王出示了蒋介石的“铣电”,并嘱其转告部属,一定照办。

张学良晚年(1990年)接受采访时说过:“(对于日本军队的进攻)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

现在,我们回顾“9.18事变”,必须注意以下事实:

1.日本关东军在“9.18事变”前做了长时间的、大量的准备工作,这些异常的军事行动,没有(也不可能)瞒过东北军。

2.“9.18事变”不是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而是在东北军许多人预料之中发生的。

3.尽管“不抵抗”的始作俑者是蒋介石,但当时东北是张学良的家天下,如果张学良反对或阳奉阴违,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在东北军中很难贯彻。

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张学良在“9.18事变”前没有针对日军的种种异动做出任何有针对性的军事布署和准备,即使是被动应付型的准备,比如,分散布署在沈阳的飞机,分散储藏军械等等,也是事变爆发后东北军不能迅速组织起抵抗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北军中个别有责任感的将领,在“9.18事变”前,自发地做过一些准备。如黄显声将军(小说《红岩》中小罗卜头的狱中老师)秘密把20万支枪分散到各县,为后来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准备了大量的武器。

但这些自发的准备,根本无法抵消由蒋介石制定、张学良执行的不抵抗方针的恶果!

“9.18事变”之前,东北军没有做任何有组织的战前准备,这个责任应当由蒋介石、张学良共同承担。

1931年9月18日,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炮击中国东北军的北大营并向沈阳进攻

“9.18事变”的第一阶段

1931年9月18日夜22点20分,关东军炸毁奉天东北军北大营附近柳条湖的一段南满铁路,并扔下3具穿中国军服的尸体,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军守备队。

在奉天城土肥原特务机关等待消息的“9.18事变”策划者坂垣征四郎接到柳条湖计划完成的报告后,立即下令参加夜间“演习”的关东军各部队向奉天城东北军各预定目标发起攻击。当时在奉天的日本关东军只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和第2师团的第29联队共几千人。他们的分工是: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进攻东北军北大营,第29联队进攻奉天城。

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1万余人,装备精良,是东北军的模范旅。当918夜晚日军独立守备第2大队500余人向北大营进攻时,留在军营的旅参谋长赵镇藩向在奉天主持东北军政事务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请示对策时,接到的竟是“不准开枪,挺着死!”的命令。于是,1万余人驻守的北大营竟听凭500日军攻击,不敢做任何有效抵抗。

23时46分,奉天关东军以土肥原的名义(土肥原当时不在奉天)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大营西侧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在冲突中。接到电报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经与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商议后决定,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各地。同时,还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最后,本庄繁将他的命令及战况正式报告给日本军部。为了便于指挥,19日凌晨3时30分,本庄繁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火速赶往沈阳。

9月19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5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7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

9月19日上午8时,得到增援的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所有驻省城的中国军警均被缴械。东北军撤向锦州。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东北航空处的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

“9.18事变”爆发的当夜(即9月18日22点20分到19日凌晨),在奉天的东北军代司令、参谋长荣臻是通过电话直接向在北平的张学良报告情况、请求指示的,当时张学良外出,荣臻没与张学良联络上,因而只能按照蒋介石8月16日“铣电”的指示,命令东北军“不抵抗”。所以,9.18当夜最早下令“不抵抗”的是荣臻。

后来张学良接到了报告,由于没做准备、缺乏经验、误判情况,也仍然下令不抵抗。

蒋介石在“9.18事变”爆发的那个夜晚,是不可能了解、掌握奉天当地的第一手情况的。因而没有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当然,也没有命令张学良率军抵抗。

所以,在“9.18事变”当夜,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先是荣臻、后是张学良,不是蒋介石。这一点,张学良在晚年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也是承认的:“(对于日本军队的进攻)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

不过,荣臻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其依据还是蒋介石在8月16日和9月12日两次做出的“不抵抗”的指示。所以,“不抵抗”的罪魁祸首还是蒋介石。

但是,鉴于东北当时处于半独立状态,有很大的自主性,所以,张学良也要为不抵抗承担很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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