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专家谈中日关系:抗日不同于反日”,你怎么认为?

aniu2006 收藏 4 107
导读: 访谈摘要: 1、抗日不同于反日——理性地处理中日关系 2、民族极端主义情绪——日本政府的引导力 3、敌人还是朋友——铭记过去展望未来 4、政冷经热的变化——中日外交关系的发展 5、合作与学习——对中国有利的共赢模式 主持人芬芬:亲爱的网民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腾讯新闻频道的访谈,我是主持人芬芬。今天是卢沟桥事变的70周年,也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70周年,每一段历史都不容我们后人忘记,这一段不容我们忘记的历史,使得我们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一直是阻碍重重,而且中日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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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摘要:


1、抗日不同于反日——理性地处理中日关系


2、民族极端主义情绪——日本政府的引导力


3、敌人还是朋友——铭记过去展望未来


4、政冷经热的变化——中日外交关系的发展


5、合作与学习——对中国有利的共赢模式


主持人芬芬:亲爱的网民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腾讯新闻频道的访谈,我是主持人芬芬。今天是卢沟桥事变的70周年,也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70周年,每一段历史都不容我们后人忘记,这一段不容我们忘记的历史,使得我们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一直是阻碍重重,而且中日之间的关系好像一直都是围绕一系列的关键字在打转,比如慰安妇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等,今天再次邀请嘉宾和我们网友谈谈中日关系问题。为我们大家请到的是中国前APEC官员,前驻外大使王嵎生先生。


王嵎生:非常荣幸和大家交流意见。


主持人芬芬:这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经济外交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姜跃春老师。


姜跃春:网友朋友大家好!



抗日不同于反日——理性地处理中日关系




主持人芬芬:很高兴邀请两位嘉宾来谈中日关系,卢沟桥事变70周年之时,每位华人心中都有难以抑制的悲愤和无比复杂的心情,两位嘉宾在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有什么感受?



姜跃春:作为中国人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我想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讲今天是不能忘却的。我在这里讲不要忘记历史,但更多地面向未来,就中日关系也是应该如此。中日有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这中间也有几次不幸的战争,战争无论给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留下严重的创伤,所以不能忘却。但中国和日本应该更多地思考两国的未来,两国的未来如果友好地合作,或者向前看的一种心理,能面向未来的话可能会实现一种共赢结果,否则会适得其反。因此在今天这个比较特别的日子里,我想强调既不要忘记过去的历史,但也不要忘记未来。



王嵎生:姜老师讲得很好,我们主要的目的还是不要忘记这段特定的历史,为了避免今后再发生同样的悲剧。所以要面向未来,要以史为鉴。但日本右翼势力有意歪曲我们这种做法,比如我们一些抗日战争的展览、电影电视,还有这次规模比较大的活动,目的就是以史为鉴,他们提出要把这些东西撤掉,这有一点蓄意的歪曲了,抗日和反日不是一个概念,抗日是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这个跟反日不是一回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项是把日本少数军国主意的侵华战争同日本是分开来的,把我们抗日的宣传,确认为反日行为这是一种误导,特别是误导民众,我在这里向日本民众喊话,这是抗日纪念,绝对不是反日。



主持人芬芬:这也是我们对过去历史的一种反思与重新认识。



王嵎生: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反日宣传,而是抗日宣传,就是说那段历史不要忘记。拿德国来说,国际上,如美国、欧洲、俄罗斯以及我们亚洲国家,有很多反法西斯战争的影片、宣传,我们就没有看到德国,包括德国右派,讲反德,是反德,是反对希特勒,反对德国法西斯。而我们对于日本的大屠杀,让国民不要忘记这段悲惨的历史,难道这就是反日了?正是因为日本少数右派,不断强调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提醒大家注意,抗日和反日不是一回事,中国并不反日。



主持人芬芬:两位嘉宾经常从事外交方面的工作,而且经常写国际时评文章,关于中日关系的问题,这涉及到敏感问题,因为大家的情绪也不一样,会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在文章里面,有没有一些观点是读者不认同的,或者不被大家所理解的。



姜跃春:这个当然是有的,因为日本和我们中国的关系,的的确确在我们对外双边关系当中是一对非常特别的关系,就是由于过去战争的背景。所以导致中国国内,特别是青年一代提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恐怕对我们有一些学者的看法就不太容易接受。比如说对日本在战争问题上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学者看法比较保守,有的甚至说中国这些学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帮日本人说话,这样的说法我都听过。这里面,我觉得关于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一个是像刚才王老师所讲的,我们要有一个区别。就是说要把日本一少部分右翼分子和日本普通民众区分出来,因为日本这种自由化社会是允许这些右翼分子存在,而且无论他们说什么,叫什么,甚至搞什么反政府的活动他们法律都是允许的,但有一定的框架。因此涉及到他们本国利益的问题上有一些非常激进的看法,从日本社会来讲是非常自然的。所以我们不要把一部分人的说法或者极端说法当做日本的主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中国这些学者往往对日本社会的认识可能会比我们年轻人多一点,所以就讲这不是日本社会的主流,是一小部分,但新闻媒体往往把这种猎奇性的,甚至有商业价值的东西炒作一番,所以有时候对中国年轻一代有一些误导,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注意。但是还有其他很多观点,比如中国经济方面有很多问题说抵抗日货,这种说法相当多。我曾经在学校讲演的时候,很多同学讲抵抗日货,如果这个问题允许的话我也想发表一点看法。中日两国经济应该说发展得很好,现在中日双边经济关系在其他中外双边关系当中也是一对非常好的双边关系,而且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日本对华关系实际上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带来很多利益,这个我们应该承认。如果稍稍展开一点,从建交11个亿,从现在发展到2300多亿,增加了两倍多,对双方都很有益,同时双方都是比较大的贸易伙伴,实际上对双方都是很有利的,在投资更是如此,82年日本对华投资只有1.7亿,现在已经达到了580亿,这些对华投资对我们中国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外其他方面大家有目共睹的。日本在中国产品很众多,相反中国产品在日本市场上也是到处都是。因此我说这是好事。在抵抗日货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最关键的我们应该看到目前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上个世纪30年、50年代所处经济环境不同,现在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由于经济的跨国界发展,使得国家与国家经济贸易往来非常方便,特别是像日本这种发达国家,有更多的产品需要到国外生产。甚至现在高科技产品都已经到中国生产了,比如我们所拿的数码相机,索尼现在还有一部分停留在国内生产,但一部分已经到国外生产。但其他品牌,日本有60%的数码技术产品都在国内生产了,比如奥林巴斯,100%都在中国生产了,他们都在上海生产,劳动力是我们的,场地是我们的,实际上用到中国50—60%的劳动,而且中日合作达到了560万。所以抵抗日货跟过去意义发生了本质变化,在这种全球化时代,某种意义上没有单一国家自己独自生产的产品了,所以抵抗日货的意义发生了一些变化。你所要达到的作用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所以我们年轻人要有清醒认识。



主持人芬芬:姜老师不仅做政治研究,也做经济研究,通过数字来说话,客观反应中日关系的重要性。王老师,在您QQ博客里,发表了许多对中日关系的观点,您觉得应该如何理性地处理中日之间的关系。



王嵎生:首先要看到中日关系的大局,对两国乃至经济地区发展至关重要。同时要区分历史上日本军国政府的错误,犯下的罪行,包括跟现在的日本政府也要进行区分。我对中日关系前景比较乐观,我看过美国的一些调查材料,日本72%的民众主张加快改善和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安倍上台以后调整外交,第一个来中国访问,就是这样。现在有些问题需要逐步澄清,第一个专家、学者关于是不是替日本说话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可否认,至少在客观上有些话是替日本右翼说话,比如说强调中日两国都有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我承认中国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我在上海跟日本一些专家、学者开会的时候,他们也有同样的观点,所以双方面都影响注意这个民族主义情绪,我说你这个话就对了一半,是需要克服,但你忘记了一个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是不同的态度。中国政府一向是不赞成极端民族主义形式,而是在大量地做工作。特别是05年,国内一些城市爆发了反日游行,中央政府是非常不赞同的,通过内部的文件,对各级政府做工作,强调以大局为重,要区分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和广大人民的界限。日本政府恰恰相反,日本右翼政府,特别是小泉时期,他们是采取鼓励,甚至于利用和煽动日本民族主义情绪。另外,我们的极端民族主义表象和日本的表象还不一样,中国有很多家庭曾经在抗日战争当中受过日本的侵略,所以他们有怨气,我们跟他们讲现在不是当初的日本政府,不是当时的日本人民,而日本就不一样了,他们在日本煽动民族情绪,这跟中国是不一样的。现在安倍在调整政策,我希望他逐步地在这方面,重点地处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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