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往事:历史原来如此绚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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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原载汉魂        一、夏的疑问        一部夏史,充满着传说与信史的激烈碰撞,穿越时空的隧道时而打开,时而关闭。        夏朝真得存在吗?空口无凭,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        正方理由        最能拿出手的是两个。一个是司马迁的《史记》,经典的论证方法是:        《史记》记载的600年商朝,原先也被怀疑过,但是19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打碎了一切疑虑,商朝原来切切实实存在的。没有看过甲骨文的司马迁,却能写出大体可信的商的简史,商王的世系也与

原载汉魂


一、夏的疑问


一部夏史,充满着传说与信史的激烈碰撞,穿越时空的隧道时而打开,时而关闭。


夏朝真得存在吗?空口无凭,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


正方理由


最能拿出手的是两个。一个是司马迁的《史记》,经典的论证方法是:


《史记》记载的600年商朝,原先也被怀疑过,但是19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打碎了一切疑虑,商朝原来切切实实存在的。没有看过甲骨文的司马迁,却能写出大体可信的商的简史,商王的世系也与甲骨文略同,想必当时他还能看到一些我们现在已无法看到的珍贵古文献。那么由此及彼,同样是《史记》记载的夏朝,虽然目前还没有什么实物证据,但是你能说它不存在吗?


猛一看有道理呵,仔细想想,却经不起推敲,因为这本身只是一个推理,不是明确的事实证据,而且逻辑上也有点问题。难道司马迁看到了真实的古文献,写出了真实的商史,就一定能证明他也看到了有关夏的真实古文献,并真实地记录下来了吗?两者之间恐怕不能划一个等号吧?


当然这还能算做是一个理由,给我们中国人一个希望,留下一个想头,也许有一天真找到了象甲骨文一样的证据,夏朝不就存在了吗,这可对中国文明的起源确定,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相当之关键呀。


再来看看另一个理由,与二里头文化有关。


说的是,二里头文化属于先商时期的文化,地理位置也在史书记载的夏朝中心活动范围内,应该属于夏文化范畴。


唉,这叫人怎么说呢?如果《史记》之说还有一定道理的话,那这个二里头之说就过于牵强,甚至有点无厘头了。


由于太多的历史学家,包括那些权威们,在夏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过于感情用事,在下首先就有点怀疑二里头文化,是否真象他们说的那样,什么一至四期的年代是在先商时期(也就是所谓的商汤灭夏之前的时代)。


好,姑且信之,那么问题又来了。二里头文化有哪一处提到了有关夏的任何一点事儿,可以证明夏的存在?没有,完全没有。它的宫殿遗址等等,只能证明自己可能是一个王都所在地。这就奇了,如果夏真是一个有着四百年历史的大王朝,也不可能在它的王都(据说还是中晚期的),找不到任何一点痕迹呀?


再说了,二里头文化为什么不能属于商文化呢?谁说商的文明史就是从汤开始的呢?商朝也是从汤开始的呢?甲骨文中可没有提到商汤灭夏建国的事,相反却提及了汤之前的好几个王(《史记》中也有,但相差较大),而且没有看出他们时期的商与汤后来的商有什么实质不同啊,这个文明的发端、国之建立,又是如何界定的呢?依据在哪呢?


还有,就算商朝是从汤开始的,又如何认为之前就是夏呢?难道商以前就不能是其它的什么文明,什么国,什么王朝吗?也许商以前还有我们不知道的许多更奇妙的历史呢?


可以讲,用二里头文化来证明夏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先把结果确定下来、再去想法寻找证据的因果颠倒的伪问题。


解释一下,不是在下非要钻牛角尖,而是夏的历史实在有太多未知数,没有解决之前,谁也没有资格去下定论,去强扯一个东西,硬说能证明夏。历史,终归还是历史。

反方理由


两个重磅炸弹。一个是十万片甲骨文竟没有夏的只言片语。


夏最早见之于《诗》、《书》。《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创作年代大概是从周初至春秋时期。《尚书》中的夏史,究竟写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但认为最早的也不过西周时期。至于其他记载夏的文献,显然不会有存书于周以前的了。


相比之,商代的甲骨文是唯一来自周以前的古文献,而且直到19世纪末出土,一直深埋地下2000余年,没有受到任何改动。凭此,足以奠定它在研究商及商以前中国历史的最具权威性了吧。


不是说商曾经是夏的诸候,后又取而代之的吗?好了,如果来自商的甲骨文有夏的记载,无疑将最有力地证明夏的存在。但遗憾的是,已经出土的十万片甲骨文(不算少吧),竟然没有一处提到过夏,这就有点问题了。


坚持有夏的正方这样解释,甲骨文是在商王朝后期(即盘庚迁殷以后)留下来的,可能那时商已对过去灭夏之事淡忘了吧,何况甲骨文记载的是卜辞,不见得就要记夏呀。


真是这样吗?甲骨文虽是卜辞,但涉及面极广,几乎包括商王朝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简直可以称之为商代的“百科全书”。往上推的话,其对盘庚之前的王都有记载,包括汤以前的王(或先公,因为正方有汤灭夏建国之说,一般称汤以前的先世为先公而不称王)。


于是连串的问题要问了。对一个存在了400年的前王朝,曾经臣服于之、后又灭亡之的继承者,仅过了300多年,便完全淡忘了,于情于理说得通吗?


甲骨文不仅记载了所称灭夏的汤,还记载了所称是夏诸候的汤以前的王(或先公),却完全漏掉与之紧密相连的夏,能说得过去吗?


后世追述先世之功,往往夸大其辞还来不及呢,又怎会一再隐瞒呢?想想商灭夏,从小邦而成大邦,第一次改了朝,换了代,那是多么大的伟业呀,可是甲骨文中祭祀汤的卜辞有680余条(在商王中算是很多了),却根本没有提到灭夏之事,又作何解释呢?


汤前汤后的商,甲骨文中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呀?怎么后就是商王朝,前就是夏诸候了呢?汤前的各王(先公),甲骨文提到的至少有20多个,如果是夏的诸候,怎么一次也没有提及呢?也许诸候之说本就是不存在的,那时的商之上本就没有一个夏呢?

唉,不想再问了,太多不解,搞得头都疼。转换话题,看看反方的第二个理由吧,说的是中华大地竟没有发现夏的任何足迹。


这个厉害了,俗语说得好,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吗。如果真能在中国某一处地方找到了夏的哪怕是一点点足迹,关于其的所有疑问不都烟消云散了吗?商朝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


虽然历史久远了些,但在夏之前的什么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甚至更远的山顶洞人、北京人,对了还有最远的距今已有180万年以上的西候度文化,不都留下了遗迹吗?


那么夏,这个据说有着400年历史的大王朝(唉,第三次说同样的话了),怎么着,也会留下点什么吧。


但,真相是残酷的,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丝毫可以明确界定为夏文化的足迹,包括二里头文化(前已论述,不再重复)。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夏就一定不存在,今天没有不代表以后就没有,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找到它的足迹呢?不过现在,到不如把夏暂放一边,让考古学家去证明吧。


我们呢,还是从商开始,一点一点去看一看中国的往事,不错的,值得的,因为她是如此地绚烂。


来吧,朋友。

夏王朝是否存在,过去由于史证较少曾被一些学者所怀疑。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绝大多数国内学者对夏王朝的存在已不怀疑,然仍有部分外国学者出于种种原因,捡拾过去学者的论点而对夏的存在持否定态度。陈淳博士发表于《复旦学报》2004年第4期的《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一文,采取转述国外学者有关批评的方法并基本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认为夏是“杜撰”的。此论很值得商榷:一、不能带着“周人杜撰夏朝历史”的先入为主的成见;二、甲骨卜辞中并非没有丝毫夏的踪迹;三、夏与商、周一样,同属于“早期国家”;四、不能否定二里头文化遗址对于研究夏朝历史及中国早期国家的意义。


历史上的夏代,以其未发现有当时人们使用的文字系统,并在其后的商代甲骨卜辞中亦未见有关于夏代的明显的文字记录,而被一些人怀疑其是否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这种怀疑在上世纪30年代“古史辨”学派兴盛的时候就已开始了,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古史辨”派学者都陷入了这种怀疑。其时取极端怀疑主义立场的学者主要有两位,


一位是杨宽,他认为“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话辗转演述而成者”;


另一位是陈梦家,他认为夏史乃全从商史中分出,二人均从不同角度否认有夏一代的存在。


一、谁在“预设带有倾向性的前提”


最先提到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夏朝存在的,是距今3000年前的西周初期的文献《尚书?周书》,它里面的《召诰》、《多士》、《多方》、《立政》等篇不止一处都提到了历史上的“有夏”或“夏”,即夏王朝。


这些篇章所记录的差不多都是周初著名政治家周公的各种讲话,周公在这里称“有夏”(或“夏”)为“先民”、“古之人”,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统治的年头不短)”,但由于他们的后人表现不好,“不敬厥德”,结果被商朝统治者革去了他们的“命”,这就是历史上的“殷革夏命”。[7]《尚书》是现存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上引《尚书》中各篇皆为真《周书》,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然而陈博士及海外一些学者所采取的,却是另外一种态度。他们不仅自己对周初文献记载的这段夏朝的历史漠然视之,而且要求人们也对其完全置之不理。在未对有关记载进行充分讨论和从事深入的考古调查之前,就先下结论断言它是属于后人杜撰,甚至指责持有上述谨慎态度以从事夏史或夏文化探索的人们是在给人预设“带有倾向性的前提”,是在“闭门造车”,是一种“方法陈旧的研究”。


二、甲骨卜辞没有丝毫夏的踪迹吗


陈先生及部分国外学者坚称夏是由周人杜撰出来的理由之一,是商代甲骨卜辞中未见有关于夏的只言片语。他们称:“商代甲骨卜辞中不见任何有关夏的记载,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商代诸王曾把自己看作是夏的合法继承者。”如顾颉刚所言,过去杨宽及陈梦家二位先生也是据此怀疑夏的存在的。的确,商代甲骨卜辞中没有明确提到夏朝的文字,甚至没有作为一个朝代标记的“夏”这个字的出现,“二先生之疑诚不为无理”。但是,没有直接记载夏的文字并不等于夏不存在,近年的研究表明,甲骨卜辞中并非没有丝毫夏存在的踪迹,这个踪迹,就是作为夏后氏直系后裔的杞人在商代活动的事迹。



杞为夏后氏的直系后裔在大量先秦文献中言之凿凿,如《国语?周语》称:“有夏虽衰,杞、鄫犹在”;《管子?大匡》记齐桓公语:“夫杞,明王之后也”;《世本?王侯》:“殷汤封夏后于杞,周又封之”;《大戴礼记?少间》:“成汤卒受大命……乃放夏桀,散亡其佐,乃迁姒姓于杞”;《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记“(卫成)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郑子大叔之语,称杞为“夏肄(余)”……等等。那个时候的杞人,大概也像被灭亡了的商人的后裔宋人一样,不仅仍以夏人自称,社会上其他各阶层及各国之人亦皆称之为“夏”。如《逸周书?王会》就称前来参与周朝廷聚会的杞国君主为“夏公”,而称宋国之君为“殷公”。《论语?八佾》记孔子之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也是以杞与夏,宋与殷相提并论。


目前所见有关杞的甲骨卜辞至少有以下几则:


1.丁酉卜,殼贞,杞侯炬弗其祸,有疾。(《合集》13890)


2.癸巳卜,令登赉杞。(《合集》22214)


3.己卯卜行贞,王其田亡灾,在杞。


庚辰卜行贞,王其步自杞,亡灾。(《合集》24473)


4.庚寅卜在女香贞,王步于杞,亡灾。


壬辰卜,在杞贞,王步于意,亡灾。(《合集》36751


以上介绍的商代甲骨卜辞及青铜器铭文都没有“夏”的字样,然而谁能说它们与夏无关呢?论者大概忘记了商代甲骨卜辞的性质,即它们只是商代后期商王(及部分贵族)占卜活动的记录,而所占卜的又只是商王(及部分贵族)其时遇到的各种日常之事。它们不是史书,也不是政论文章,不必非提到过去的王朝不可,故其中没有出现“夏”的字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卜辞提到了夏后氏的后裔杞,因为商王在出行过程中到达了杞,我们认为这实际上就是提供给了有关夏后氏存在的信息。我们甚至有理由推测,当初周人之提到历史上的“有夏”,正是凭着社会上有这么一支夏后氏的遗族及其他姒姓族人存在的事实。或许“夏”这个朝代名称亦是出自杞人对自己祖先所建立的王朝的一种张扬的称呼。总之,说周人为自己的某种宣传需要而杜撰出一个夏朝,乃是纯粹主观的臆说。

三、史籍中的夏不应被视作一个国家吗


陈淳先生一面否认夏在历史上的真实性,一面又否认史籍中的夏是一个国家。他说:“且不论文献中夏代的真实性如何,我们目前单凭史籍中的记载就确认夏就是第一个国家是有问题的,因为古人或司马迁那个时代所谓的国家和我们探索的早期国家在科学定义上是否一致是有问题的。”为此,他举了一些国外的例子,证明一些历史文献记载的所谓“国家”实际上只是现代科学概念的“酋邦”。


从文献可知,夏与商、周都有着一个相类似的国家结构,即由一个大邦统治下的众邦的不平等联合:周是由“周邦”统治下的众邦的不平等联合,商是由“大邦商”统治下的众邦(甲骨文称“方”)的不平等联合,夏则是由夏后氏统治下的众邦的不平等联合。大邦即王所自出的邦,众邦围绕在统治它们的王邦周围,依其与王邦的亲疏远近关系,又形成了“内服”与“外服”两大不同的集团。“内服”指王邦近邻地区(即所谓“王畿”)内聚集的部分邦国,它们一般由王的同姓及姻亲族邦组成,其与王的服属关系建立在与王邦相近的血缘及姻亲关系的基础之上,是王所依靠的力量,故其首领亦得以在朝廷上担任各种官职。“外服”则是居住在王朝周边地区,亦即“内服”诸成员以外地区的众多邦国。


周初金文《大盂鼎铭》称商代的这些外服邦国首领为“殷边侯甸”,正道出了这一事实。它们由于距朝廷较远,与王的服属关系建立在朝廷对它们的武力威慑基础之上,因而对朝廷时叛时服。以上“内服”与“外服”的政治格局在商周两代都看得清楚,尤其是商代,它的内服成员实即围绕在“大邑商”周围被称为“多子族”及“多生(甥)族”的一班商王同姓及亲姻氏族,外服则是王朝中心统治区域以外的一大批各种名称的方国,甲骨卜辞可为之提供很好的说明。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早期国家”的科学定义问题,夏商周三代是否称得上是“早期国家”?从什么角度称它们是“早期国家”?陈淳先生这篇文章并没有给出一个“早期国家”的定义,他的另外一些文章也同样没有给出其明确的定义。在这些文章中,他只谈到了弗里德与亚当斯关于国家的定义,弗里德说,国家是“在超越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权”;亚当斯说,“国家是一种根据政治与地域界定的等级机构,而非立足于血缘关系或其他属性的社群。”[16]这两种关于国家的定义大致相同,但是否与其所称的“早期国家”概念一致,人们却不得要领。在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解释中,作者是认为殷商为符合国家标准的,然而殷 商国家却并非是“在超越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权”,亦非是“根据政治与地域界定的等级机构”。对于这个矛盾,作者并没有交待清楚。我们认为,如果承认殷商已经进入国家状态的话,那么根据商代社会实际,所谓“早期国家”只能定义为一种建立在对众多血缘组织(“邦”)实行统治的基础之上,政治组织与血缘组织相互为用的公共权力机构。就这样一种国家组织形式而言,夏与商、周相比,应当说是没有二致的,夏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早期国家,至少从文献上是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的。

四、怎样看待二里头遗址的发掘


二里头遗址是建国以来考古发掘所见与夏代历史文化关系最为密切且规模最大的遗址。由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学者又将眼光及于与二里头具有相同或相近文化内涵的豫西、晋南广大地区,并试图将夏文化与上述二里头文化整个地挂起钩来,这就是近来进行得十分火热的夏文化讨论。陈淳先生出于对夏的否定,自然也对这场讨论采取了根本否定的立场。他在自己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二里头就是夏”这种看法的质疑,批评国内学者普遍将二里头文化视作夏文化,说他们所持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夏氏族=一批有特色的器物分布=夏国的疆域”的推论方法存在着很大问题。他同时也否认二里头遗址对于研究夏朝历史及中国早期国家的意义,认为在有关二里头遗址的讨论中,国内学者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对应的做法是“对文献缺乏起码的怀疑精神”。他借美国学者索普之口,批评国内学者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宫殿遗迹、青铜器、玉器等视作国家权力(王权)的象征,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


然而遗憾的是,陈淳先生对国内夏文化研究的批评用意并不在此,他的批评是要根本否定夏的存在,不仅否认二里头文化,而且否认二里头遗址与夏及中国早期国家之间的任何联系,这是我们不赞成的。

二里头遗址处在河洛平原的东部,适当文献所记夏代后期几个夏王活动的范围之内,特别是在夏代最后一个王桀的居邑坐标之内。这个遗址的第三期文化层的14C测年亦在据文献推算的夏朝末年的时间范围之内。在这个时空范围都与夏代后期居邑相对应的文化层内发掘出了规模巨大的宫殿及宫城遗迹、整齐而经过规划的道路遗迹,发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青铜礼器和兵器,以及大型礼玉等器物,据此,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应是夏代晚期的一座都邑,有人更具体认为它就是文献所记夏桀居住过的斟寻。


另外,陈先生在批评人们“将考古发现的城址与夏王都邑相对应”的时候,没有对众人所持的偃师商城是夏商分界标尺的论定做出回应,但在我们看来,偃师商城的发现及其被确定为夏商分界标尺,正是二里头遗址属于夏晚期都邑的有力证据。试想,文献记载商汤在灭夏后即在夏社旁的尸乡沟建立起一座商城,这座商城在尸乡沟被发现,在它的西边近邻又恰恰耸立着另一座稍早于它的都邑,这座都邑如不被解释为夏的都邑,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呢?陈先生未对偃师商城发现的意义做出回应,想是在有意回避这个要害吧。

谈到二里头遗址(三期)是否具有都邑即国家政治中心性质的问题,我们认为陈淳先生及所举美国学者索普的一些否定这种认识的理由也是值得商榷的。如论者称,国内学者将二里头遗址所发现的大型夯土基址判断为宫殿是不妥的,因为二里头的宫殿只有一个单一空间的前庭,这样的建筑只能称作“某种类似宗庙的建筑”。此说大不合乎实际、据最新发掘资料,二里头三期同时兴建有1号、2号、4号、7号、8号等多处大型夯土基址,其间绝不仅只有“一个单一空间的前庭”。这几处宫殿皆被一个方正而规矩的宫城围绕在里面,总面积达1?8万平方米(偃师商城的宫城才4万平方米)、其中1号与7号,2号与4号宫殿皆分别依一条建筑轴线而建,各宫殿的夯土台基具有大体相近的长宽比例,宫殿相互之间及其四周有纵横交错的道路网,显示出整齐而缜密的布局[18]。应当说这不仅是一座宫殿,而且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宫殿群、至于说此建筑不能叫宫殿,只能叫“宗庙类建筑”,这大概是不懂得我国早期宫殿与宗庙二者间功能往往不分的道理。只要看看西周金文中周王常在庙前接见文武百官及朝臣,这个道理便一目了然。此外,论者还批评我国学者不该把青铜器和玉器当作王权的象征,此实混淆了青铜器与青铜礼器、普通玉器与大型礼玉的区别。二里头出土的青铜礼器及大型礼玉与大型宫殿基址同时涌现,它们作为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物质体现,应该是不用过多解释的。


以上是我转贴的。我自己没什么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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