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四战的历史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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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四次战争,这些战争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冲突,每一次战争都是大规模和结构性的,每一次战争都是在维护和创造东北亚的体系和秩序,所以中日战争是中日关系中的一种宿命和常态,时至今日,中日两方仍未能找到一种能使双方和平共存、共同繁荣的亚洲和平机制。所以研究以往的中日战争,就是研究今日和明日的中日关系,尤其是研究未来中日两国势必加剧的区域性冲突。

一、千年宿敌、四次战争

在源于西方的现代国际体系扩展到亚洲和中国之前,中国历史中有一个永恒的主题既华夷关系,华夷关系是位于欧亚大陆东端,自近代社会之前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相对封闭的华夏文明,如何处理与其周边民族和文明的一种历史制度,华夷制度作为进入现代国际体系之前的中华文明处理其外部关系的制度,自有独特之处:


一、华夷关系是等级制的,中国处于核心地位;

二、华夷关系是本质上和平的,当事各方按华夷关系各尽其职时,和平有制度性的保证;

三、华夷关系内中国的文明程度、国力规模和经济实力均远高于周边国家;

四、华夷关系在历史上比近现代的西方殖民主义和全球帝国主义更友好地对待了中国的周边国家。


因此在华夷关系制度下,中国周边所有的国家、如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泰国、尼泊尔、以及更多的大大小小中国周边的统治者,都与中国循华夷关系而保持着一种本质上和平的关系。而世界历史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起源于欧亚大陆中部欧亚大草原的蛮族游牧民族,同样是华夷制度所处理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华夷制度下中华文明以尽可能和平的方式与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交往,而当游牧民族的扩张侵入中华文明的底线则开始强力反弹,一方面大规模用兵击败游牧民族,另一方面却适可而止,始终未将中华民族变成以战争和征服为文明目标的战争民族。


中华民族之伟大的关键历史因素之一就在于这种本质上是和平和友好待人,但却能在必要时大规模使用武力恢复和创造秩序的华夷制度,而且华夷制度的内部的政治和文化包容性极大,历史上数度非汉族的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同样运用华夷制度去规范与周边其它民族的关系,元朝和清朝就是典型的范例。而日本,却始终是历史上中国对外关系也就是华夷制度中的一个异数:被前几十年中国历史学者们称为“一衣带水,中日友好”的中日关系史,则是一种因现实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而全面扭曲了的历史观。


中国的历史学家,自孔子作《春秋》司马迁作《史记》,就已经有了以史载道的历史观,也就是对历史的解释高于对历史事实的认识,而至近代,在强大的意识形态和公共权力之下,历史学者更是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记载历史的能力,因此同样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往往会由于时代的需要,被历史学者、有时干脆就是政客做出直接的取舍,因而展现出的历史尽管有史实、有文献,却只是一种被扭曲了的局部和主题倾向先行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尽可能接近事实的历史。因此这种本质上与史实不符、既无法解释历史上中日关系的动因、障碍、危机,又对当今中日关系有严重的错误引导作用所谓“中日友好 一衣带水”的历史观,已经无法说服从日常生活体验、民族记忆和正常理性思维中得出完全相反结论的当代中国人。


中国有一句俗语:“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既然当代中国人已经用各种方式拒绝了在意识形态和某些个人感受之下形成的、因而与历史事实相差甚远的“中日友好 一衣带水”历史观,以至于中国民间有人称中日关系为“一衣带血”,那么重新审阅历史,为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准确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和平崛起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是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事情。更何况日本是中国在21世纪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直接冲突、甚至包括各种规模军事冲突的国家,是因地缘历史而形成的事实上的敌人,因此重新审视中日关系、以及历史上的中日战争关系,同样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部分。而这些年,中国的相关注意力被过多的投向台海而没有对日本给予足够的军事注意,而改变这种不利战略局面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重新评估历史和现状中的中日间战争与和平历史问题。


二、中日必然对抗和竞争、但和平是最终趋势

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总要形成不同的种群、占据特殊的空间位置,然后与其它种群和物种发生各种关系,生态学一般认为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千变万化,但总体上可分为:一、受益,二、受害,三、中性。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样要服从这些生态学的客观限制,所以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捕食、竞争、合作、互助等模式。因竞争和捕食所导致的人类战争状态,在历史上始终是人类社会和国家演变的最大动力,而合作和互助,却是人类理性生存的目标,也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


并存于亚洲大陆东部,却因为海洋隔离而各自据有不同生存空间的中国和日本,其之间的关系并不象华夏农业民族和西北方欧亚草原地带里的游牧民族间关系那样;从一开始就是互相依存、高度竞争因而引发大规模的战争。与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已经成功地对抗和融合过的游牧民族不同,日本文明是纯粹的农业和渔业文明,而且由于海洋的地理隔离作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与亚洲大陆大河流域内的华夏文明发生直接和大规模的冲突。


而日本文明的地理环境、既资源和面积均有限,而经年位于自然界各种灾害威胁下的客观环境,以及外部中国大陆文明所达到辉煌成就,使日本民族始终有一种东亚大陆情结,既想走出日本诸岛,到更广大的东亚大陆去生存,这样,日本和亚洲大陆上的周边国家关系中就始终存在着一种超出普通国家和平共存本能的内在冲突张力。所以在本质上,日本无法与东亚各国和平共处,除非一个东亚大地域和平体系能成功地将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纳入其内,而历史上这个体系已经存在过,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朝贡体系,其另一个名称就是中国的华夷体系。


历史上中国已经数度成功构建了跨越整个东亚乃至周边区域的天朝礼治体系,但日本始终未能被完全纳入其内,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海洋在近代之前的巨大障碍功能,使中国的力量未能投射到日本。而日本同样在其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一再尝试冲出日本群岛到亚洲大陆建立更庞大的封建帝国秩序,以取代中国在亚洲固有的秩序。这样中日两国在近二千年的相互交往历史过程中,始终未能明确与对方的位次和力量对比关系,并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如朝贡体系或盟约加以稳定,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历史就是至今为止两大文明区域相互冲突和构建亚洲体系的历史,因此中日关系在长时段内是非体系化和缺乏内在稳定的,这其中明显的例子是中日千年历史上的四次战争。


日本与亚洲大陆的地理关系,始终牵涉到朝鲜半岛,这是因为朝鲜半岛是亚洲大陆中最接近日本群岛的大陆地块,日本想与东亚大陆发展各种联系,在人类技术尚未能完全控制海洋之前,都必须通过朝鲜半岛。正因为如此,朝鲜半岛上的居民一方面事实上与日本居民有密切的血缘和社会方面的联系,另一方面,朝鲜半岛除了自身与中国的中原和北部区域有密切关系外,又同时构成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天然地理通道,所以在历史上,没有单纯的中日关系,而只有中日朝三边互动关系,这一点,在中日之间的战争关系上表现得尤其清晰。


尽管中日关系从自然趋势和历史规律上来看必然持续紧张,但这些导致现代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紧张的规律同样服从另一个趋势;就是国与国之争的对抗、乃至战争,会导致国家间形成一种更高权力下的和平。在现代国际社会,这种更高权力往往是一个区域性或世界性的帝国,以及帝国力量下的和平,这就是东亚华夏天朝礼治下的状态,而在近代和当代,国家之间的激烈冲突会形成国际联盟和超越国家的国际机构,这就是近代欧洲以及一、二次世界大战后国联和今日联合国的情况。


所以中日关系迟早会同样发展到形成一种事实上的力量平衡、以及在现代国与国关系和国际体系管理之下的新和平,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用一个亚洲国际体系去管理日本。中日关系两千年、体系内的关系是朝贡关系,日本一度与中国、朝鲜半岛形成东亚体系,这时期亚洲、乃至中日关系是和平和谐的,而当日本企图从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外自立体系,形成以日本为核心时,冲突和战争立即开始,尤其是日本试图全面扩张时。


所以中国与日本关系的核心,就是如何在一个为亚洲区域各国所共同承认、具有符合各国利益、有更高价值理念的亚洲体系之内、既恢复和保持中国的历史和大陆文明的优势,又尊重日本的海洋文明特殊之处和日本的国家利益。这一切需要首先完成中日之间真正的永久和平,然后在和平的基础上,努力推进中日之间的文明和利益共同体,最终形成以中日韩三国为中心的东亚命运共同体。以中日韩三国为中心,跨越三国各自的单边国家利益和历史观,有共同更高利益的东亚共同体不是某种学术想象,而是中日各自国家利益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如何按照民主的原则在这个东亚共同体内确认中国的优势和主导地位,又按照主权平等的原则,确认中日韩各国的利益得到最大的尊重又不损害共同的利益。


而在形成这样的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局部或长期的紧张、乃至战争,都是未形成东亚共同体和平机制前的正常现象,由于日本是历史上已经由中国基本完成的东亚天朝礼制共同体的缺席者和反抗者。中日关系千年的紧张和战事阶段性的爆发、以至于近代和当代发生过人类历史上伤亡人类最大的八年抗日战争,都是中日未能在一个亚洲体系内解决双方冲突的明证。而直至今天,中日间仍未真正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从而有可能使第五次中日战争在停顿了60年后重新启动,而事实上形成中日百年战争,这才是当今中日关系紧张和危险之处。


所以尽管中日关系在历史上有长时期的紧张,近代又爆发了长时间周期的战争,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规律和共同利益的存在,必然会导致中日关系最终形成一种体系内的和平共存,这同样是历史的趋势。而在这个中日永久和平来临之前,准确地定位和寻找日本国内外敌视中国的势力和机制,坚定地对其实行打击和压制,必要时使用军事力量来对抗对手的军事压力,都是为实现中日和平所必需的战略。

在中日关系上能战方能言和,是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而且既将重新证明颠覆不破的真理。中国未来的任务就是全面超越日本,实现东亚一体化,让日本成为体系内的一部分而不是游离于体系之外,从而解除日本对体系内的国家形成长期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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