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变局 9、曾国藩思想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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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晚清大变局 9、曾国藩思想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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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洋务运动的研究热闹了好几年,老兄有何高见?


袁:一言难尽。谈起洋务运动总是离不开恭亲王奕訢、曾国藩与李鸿章。除慈禧以外,对19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人物恐怕就数他们了。而就思想而论,曾国藩是个突出的典型。




曾国藩属哪一家?


友:直至20世纪上半叶,曾国藩的影响仍然引人注目,在这几个人中他似乎影响最为深远。但我给你们这些编哲学史的弄糊涂了:有的专章论述,有的却闭口不谈。曾国藩究竟是不是哲学家?


袁:有差别才好。千篇一律、人云亦云的书你愿意看吗?是不是哲学家未见有法定标准。以家称人或自称,所在皆有,良窳不一,难以深究。至于应否写入专史,这就要看作者的史识如何了。


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一个有趣的问题:曾国藩的思想究竟属哪一家?


时贤把曾氏列为中国近代的重要哲学家(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主要把他视作理学家。这样定位不能说毫无根据:一是他曾师事唐鉴,并向倭仁请益,二人都以理学名世;二则他的有些文章,如《答刘孟容书》、《顺性命之理论》、《书学案小识后》、《送唐先生南归序》等,口口声声“学者何?复性而已矣。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曾国藩:《答刘蓉(孟容)书》,《曾国藩全集》书信(一)21页,岳麓书社1990年,长沙),道学味十足,而在其他文章中也不时流露道学气。


不过,多方面地看看曾氏的言行,判定他为理学家又有轻率之嫌:


第一,应该看到程朱理学是官学,曾氏出身于翰林,位兼将相,常把修心养性的官话挂在嘴边自在情理之中。


第二,他受过理学大师的薰陶,熟悉程朱之学,理学对他说来不都是门面话,但那仅是其思想的一部分,同时,学与成家,其中程度大有差别。曾氏讲理学,大体说来无非是陈陈相因的旧话。而真正称得上家的人,总要给一种学问增添点新内容。


第三,曾氏毕生信守儒学,但儒学不等于理学。


曾氏究竟怎样看待理学?


他对理学奠基人不乏褒扬之辞,甚至不惜为之辩护:“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49页。)在他精心挑选认为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的三十二位圣哲中,这五人都占一席。可是,他赞的主要是这五人继承孔学或解经之功,而不在于他们的发明。


一再被引用以证明曾氏理学思想的是这么一段话:“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2页)把宋学推到首位,表达了他巩固现行社会秩序的强烈愿望,这是由他的政治思想所决定的,而德行居首又是古今中外教育思潮的主流,所以他如此训示士子自在情理之中。可是,不能忽视他接着就补充说:“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3页)可见反对空谈心性,要立足于经世致用,这才是他的宗旨所在。


同时,这些赞辞出自冠冕堂皇的官方训示。看看他在知交中如何评论理学和理学家,对其真实思想的了解就会更全面和深刻一些。他在给郭嵩焘的一封信中写道:“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五),《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六,第1页。)这些入木三分的评论,简直是对理学和理学家的控诉书。


至于在私家记载中,曾国藩口中的理学家更不成器。倭仁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师,曾氏私下却说:“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仁),然才薄识短。”(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八年五月廿八日),学生书局1964年,台北。)他曾罗致一批道学先生,“然第给以厚糈,不假以事权”。有一次他的亲信幕僚对这些人有不敬之词,他便直言不讳地告诫他:“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猎得厚资者,正赖此虚名耳。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资,则彼之仇汝,岂寻常睚眦之怨可比?杀身赤族之祸伏于是矣。盍戢诸!”(徐珂:《曾文正幕府人才》,《清稗类钞》第三册第1389-1390页,中华书局1984年,北京。)很难想象,如此看待理学中人的曾氏会是一个理学家。


第四,看看他如何引导亲人治学,理学在其心目中的位置就更加清楚了。


现存1459封曾氏家书,好些包含着谆谆告诫弟弟和子侄如何治学成才的内容,敞开心扉表达了他的学术思想和对理想人格的期许。


他在给其弟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学问之道,能读经史者为根柢,如两《通》(杜氏《通典》、马氏《通考》)、两《衍义》及本朝两《通》(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皆萃《六经》诸史之精,该内圣外王之要。若能熟此六书,或熟其一二,即为有本有末之学。”(曾国藩:《致沅弟》,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93页,岳麓书社1985年。)这里提到的四《通》都是专题文献汇编性质的书。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即以杜佑的《通典》为蓝本而更为详备,其内容包括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兵考、刑考等二十四个方面,徐乾学的《读礼通考》是一部未编完的书,秦惠田的《五礼通考》即因徐氏体例网罗众说而编成。礼的含义很广,后者不完全是一部礼仪之书,用曾国藩的话来说是: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全集?诗文》第250页。)曾国藩向自己的亲属推荐四《通》,显然是让他们了解社会和通达政务。他自己就说过:“如马端临录于《文献通考》中者,则经济之学无不洞晰。秦味经录于《五经通考》中者,则典礼之学无不精研。”(曾国藩:《复吴竹如侍郎》,《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二,第27页。)


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和明代邱囗的《大学衍义补》两书以《大学》的八目为纲,“皆征引经训,参证史事,旁采先儒之论,以明法戒,而各以已意发明之”。这实际是一套为皇帝及其臣下准备的政书,前者除了讲帝王为治之序、为学之本等外,子目包括辨人才、审治体、察民情、戒逸欲等等,而后者则补以前书所缺的治国、平天下两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而以经流思想最具特色。值得注意的是,邱囗在理学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真德秀虽对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起过重要作用,而就理学的理论而言,不过是朱熹思想的裨贩或二三流的角色。在理学被奉为官学的时代,任何人要进入社会上层都不能不有所了解,曾氏选择这两部书是耐人寻味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它们具有很大的实用性,既有修心养性的进德之道,又不乏经世济民之术,与他的义理与经济不可分离的主张十分合拍。


要是说他给他弟弟推荐的六部书中还有一部理学著作的话,给他儿子开列的必读书目就更加明白无误地把理学置诸脑后了。他说:“十三经外所最宜熟读者莫如《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余生平好此四书,嗜之成癖……自此四种而外,又如《文选》、《通典》、《说文》、《孙武子》、《方舆纪要》、近人姚姬传所辑《古文辞类纂》、余所抄十八家诗,此七书者,亦余嗜好之次也。……吾儿既读《五经》、《四书》,即当将此十一书寻究一番。”(曾国藩:《谕纪泽》,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全集》家书第430页。)这张教子书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把一个坦率地承认平生喜爱的古今著作不包括理学且希望儿子信守这条治学道路的人称之为理学家,不是显然厚诬古人了吗?


友:可是,难道理学对曾国藩纯粹是门面话吗?理学与曾国藩的关系究竟怎样?


袁:把曾氏思想看作是发展过程,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30岁(1840年)以前他忙于科举和求官,与理学谈不上有什么关系。31岁开始先后向唐鉴、倭仁学习理学,如醉如痴,于是以道学先生自居,开个玩笑便自责“直大恶矣”,觉得自己的诗写得不错,又骂自己“如是可耻之至”,喜爱围棋,与友人下一局,自省为“全无心肝矣”。(《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118、130页。)他的主要理学著作如《顺性命之理论》、《答刘孟容书》(道光二十五年)、《书学案小识后》都是道光末年学习理学的作品,与太平军作战后逐渐摆脱理学的羁绊,咸丰十年后他事业进入巅峰期,理学的影响便更淡了。


友:这样一说,听起来不是全无道理。但你认为他的思想属哪一家呢?


袁:在学术思想上如果一定要戴顶帽子,称曾国藩为儒家的经世致用派比较合适。


他的儒学思想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调和汉宋,博采众长。对儒家内部的各种流派,曾氏力持博采众长、无所偏倚的态度。他曾在给一位朱熹信徒的复信中表示:“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曾国藩:《复夏囗甫》,《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三,第12页。)而他所以推许秦蕙田,原因之一就在于“秦化《五礼通孝》可以通汉宋两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曾国藩:《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第38、40页。)而在宋儒中他也力主调和朱陆及其后学:“当湖学派极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曾国藩:《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第40、38页。)在儒家之外,他推许庄周为圣哲,盛赞其才,屡予征引。这些都表现了他治学的博大胸怀。


二是立足于经世致用。他调和各家、吸收众长不是无原则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经世致用。为什么他那么看重四《通》?因为在他看来,“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端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秦(蕙田(《五礼通考》的作者——引者)于杜、马为近。”(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全集?诗文》第250、251页。)也就是说,他把这些看作经世的大典。他还认为:“文章之可传者,惟道政事,较有实际。……浅儒谓案牍之文为不古,见有登诸集者,辄鄙俗视之;不知经传固多简牍之文……江陵盛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筹边、论事诸牍。阳明精于性理,而其不刊者实在告示、条约诸篇。”(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全集?诗文》第250、251页。)什么样的文章才算是传世之作?不同的答案体现着人们不同的人生和价值观念。这段话本身不是什么不刊之论,但它道出了曾国藩的理想和追求。据此断定经世致用是曾氏治学的基本倾向,恐怕不是没有足够根据的揣测。


有的论著称曾氏为礼学家。看到把曾氏视为理学家过于勉强,试图作出新的概括,不失为有益的探索,因为曾氏的大弟子李鸿章就说过:“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尝曰:古无所谓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已。”(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李文忠公遗集》卷四,第19页。)问题在于这个概念不容易准确界定:首先,儒家内部没有形成一个可以称为礼学的学术思想流派;其次,曾氏不是专治一经的学人,这个概念很容易使人们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以为曾氏是研究礼学著作的专门家;再次,曾氏对礼的推许表达了他的经世思想的重要方面,但还有一些重要方面,特别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新思想,又不是礼学二字所能涵盖的。


所以,我认为把曾国藩称为儒家的经世致用派较为贴切。




从曾国藩看儒学如何应变


友:你唠叨半天,证明曾国藩是经世致用派,这与洋务运动有什么关系?


袁:洋务运动是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应付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的主要措施。儒学是当时的统治思想,也是清政府施政的指导思想。为什么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那么起劲办洋务?这些洋务活动与儒学有哪些关系?只有通过剖析这些“中兴”重臣的思想才能找出比较准确的答案,而曾国藩又是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人物之一。要了解19世纪的中国儒家如何对付西方文化的挑战,就不能不了解曾国藩的思想。


友:在同时代的人物中,倭仁不是更有资格代表儒家吗?


袁:儒学有多种流派,倭仁不失为其中一派的典型,不妨称之为不变派,虽然包括倭仁在内的古今人物严格地说没有绝对不变的。不少论著喜欢掇拾倭仁反对变革的言论以证明儒家的陈腐,可是,不能忘记这种回应并不代表19世纪中国儒学的主流。倭仁位尊而权轻,他对同治以后的朝政谈不上有什么重大影响。曾国藩曾直言不讳地说:“艮相(即倭仁)老成宿望,近年势颇孤立。”(曾国藩:《复吴竹如侍郎》,《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二第21页。)这不是个人的遭遇问题,而是这一类人的迂腐无法解决任何紧迫问题。他们起过阻滞和牵制作用,但真正代表儒家主流应变动态的是被称为洋务派的那些大臣们的言行,而曾国藩则是其中的承先启后的人物。


友:承先启后?


袁:对。我所说的承先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继承了魏源以来一些先进人物的思想,使之付诸实践。儒家的应变构思不自曾国藩始,魏源的《海国图志》特别是其中的《筹海篇》就是最初的蓝图,可是它生不逢时,成了书生议政的记录。使这些探索付诸实践的是洋务运动的领袖,尽管其中一些重要主张并没有得到贯彻。二是他成了吸引同时代先进人物和先进思想的中心。曾氏的一大特点是广收人才,其幕府之盛一直为晚清人士所赞誉。其学生李鸿章说:“朝廷乏人,取之公旁……知人之鉴,并世无伦。”(李鸿章:《曾文正神道碑》,《李文忠公遗集》卷四第20页。)现在看来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吹捧,虽然难免带点溢美气味。同光年间许多督抚出自其麾下,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对先进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与《海国图志》一脉相承,是儒家经世致用的又一大纲,写成以后,冯氏首先想到的就是寄给曾国藩,并请他为之作序:“敢乞赐之弁言,旗青云而显,附骥尾而彰,荣幸我矣。”(冯桂芬《与曾揆帅》,《显志堂稿》卷五第30页。)而曾氏除早已托李鸿章等人致意希冀招其入幕外,好些政务乃至军事问题都虚心求教(曾国藩:《致冯敬亭》,《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六第36页),《校邠庐抗议》更是赞扬备至。他曾致函冯氏:“蒙示以校邠庐大论四十首,属为序跋。细诵再四,便如聆叶水心、马贵与一辈人议论,足以通难解之结,释古今之纷。……尊论必为世所取法,盖无疑义。”(曾国藩:《致冯敬亭》,《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四第18页。)


当时真正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首推容闳,在天京之行失望后,他逐渐寄希望于曾氏。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容闳:《西学东渐记》8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他在中国的事业就是在曾氏支持下开始的。


近代中国的第一批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都曾是曾氏幕中人物,郭嵩焘是其挚友,而薛福成则是一介书生,是在他直接培育下脱颖而出的。


我看不妨从广上去解释“承先”的内涵,说曾国藩“承先”包含着汇萃当时文化精英的先进思想的意思。


至于“启后”则更显而易见。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袖,他是从曾氏幕中走上出将入相高位的。同时,他不但在未中进士前受业于曾氏门下,即使在其恩师扶植下成了独当一面的将帅和封疆大吏后,还继续受到曾氏的频频指点。后来,李氏及其他洋务派大臣的事功已经超过曾氏,但基本的思路仍在曾氏的言行中可以见其端倪。


友:究竟是哪些基本思路的端倪呢?


袁:曾国藩考虑的不是中国的全面变革的问题。两种异质文化的接触,首先引发的往往是局部的冲突和融合,只有少数最敏锐的思想家能迅速了解双方根本差别所在。不过,不能因此忽视局部性变革的巨大意义,人类社会的历次重大变革都是以这些局部性的变动为契机的。问题在于从哪些方面开始?这对此后的发展必然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曾氏主张从何变起。


曾国藩主张的变革环绕着困扰朝野上下的如何处理同西方列强的关系而展开。大致有这么几个要点:


第一,各国平等相处。


同治六年,曾国藩提出一个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主张:“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李文忠公遗集》卷四第19页。参阅《曾国藩全集》奏稿九第5784-5787页,岳麓书社1991年。)这个意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


从乾隆爷开始,中国和西方各国交往的一大障碍就是要不要行跪拜礼等所谓礼仪问题,鸦片战争后侵略者咄咄逼人,但是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执政当局仍在皇帝能不能及如何会见外国使节等虚文上纠缠不休,这类纠纷甚至成为触发或激化双方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清廷看来,这类礼仪“体制攸关”,难以让步。背后是个重要的文化心理:中国是天朝上国,与其他各国不是平等的敌体。中国告别中世纪要解决的众多问题之一,就是摆脱这个文化心理羁绊,按照现代观点去认识和处理各国之间的关系。林则徐组织翻译国际法,迈开了重新认识各国关系的重要一步。20年过去了,风浪叠起,中国蒙受了包括北京被占、签订城下之盟的巨大屈辱。侵略者的蛮横和残暴中包含着历史的必然,如果中国人老是停留在限于义愤填膺地谴责敌手的水平上,那在世界舞台的角逐中恐怕只能长期扮演不长进的弱者的角色。历史不理会道德说教,它是在各种力量的冲撞中刻下自己前进轨迹的。要与对手平等地对话,就必须正视和克服自己的弱点。曾国藩的上述主张便体现着认识的提高,其实质是要清廷清除虚骄之气,在对外关系中把注意力集中到维护国计民生的基点上来,为建立现代外交关系奠立基础。历史已经证明,现代国际关系中建立平等关系的主要障碍来自西方列强和其他侵略者,但不必讳言,像中国这样贫弱的被压迫国也有自身的不恰当的习惯和措施成为形成不必要的国际纠纷的因素。曾氏所指责的正是清廷自身的这些弱点。


当然,曾国藩没有那么全面、明确的认识,他主要是从过往的经验教训中体会到症结所在的,因此,他通常只能用古老的语言表达出一些朦胧的现代意识。例如他说过:“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曾国藩:《复李少荃》,《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第15页。)时下不少论著喜爱引用这句话以证明曾氏对外“妥协投降”,其实与曾氏的本意相差颇远。曾氏援引孔子的话出自《论语》,原话是:“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子张书诸绅。”这个被孔门视作南针的信条,要求人们言行忠诚、有信、敦厚、慎重,这体现着儒家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旨在激励人们自尊自强,以自己高尚的人品去赢得尊重。这里包含着在与别人交往中必须尊重对方的意思,但其中绝无以谄媚的奴颜去讨好别人之意。曾国藩用这些古话,表达的是要求转变天朝上国君临万邦的传统观念,把国际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不妨听听他自己的诠释,对其意思的理解可能更为准确:“自古善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称威信,总不出一信字……既已通好讲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此恩信也。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可屈挠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正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诸反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求诸己哉?斯二者看似迂远而不切于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未萌。”(曾国藩:《复应敏斋观察》,《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第44页。)他谆谆告诫的是应以自尊、自强的态度去对待外国,与“妥协投降”自然风马牛不相及。


有的论著认为,曾氏一再讲“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无非是引导中国人去信服和服从外来的侵略者,那正是地道的投降理论。其实,这是对历史背景缺乏全面了解造成的误解。不错,十九世纪西方列强在中国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总的说来在中外冲突中中国是正义的一方,但这不等于说中国方面在中外冲突中的一切行为都是无可指摘的,不能低估长期宗法专制统治和闭关锁国造成的愚昧在对外交往中的负面影响。例如,当时所谓反入城事件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在一些地方大吏和士绅看来,让一些外国人依照条约进入一些地方的城内做生意和游览简直是奇耻大辱,因此千方百计激励“民气”,拼死抗拒,有的事件(如广州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反入城斗争)还成了诱发祸国殃民的大灾难的重要因素之一。曾国藩所说的“信”,首先就是针对那些“显违条约,轻弃前约”(曾国藩:《复应敏斋观察》,《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第44页)的错误行为而发,冀图引导有关人士以理智的慎重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与那些逞气蛮干、不顾后果的短见浅识相比,自是棋高一着,利国利民,扯不上是什么“妥协投降”。曾国藩还不可能具备现代外交知识,其认识有不全面之处,但时至今日,在基于不同国家自身利益的纵横捭阖的交往中,信守条约和诺言、争取更多的与国建立深浅不同的互信关系仍是不可忽视的原则。中国历来重视“以史为鉴”,今天的史家更不应该谴责十九世纪清醒的理性的爱国主张。


第二,在对外关系中确立以和为主的方针。


晚清时期,朝野上下在对外关系的基本方针上有和、战两种不同的主张,曾国藩曾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在朝廷中“恭邸重在和局,醇邸重在战守,物论与醇者较多”。(《曾国藩全集》日记(三)1599页,同治八年正月初五。)曾国藩的这段日记写于同治八年,当时恭亲王奕訢主持朝政,权倾一时,而其弟醇郡王奕譞也“在内廷行走”,是慈禧牵制奕訢的一个棋子,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奕譞上奏“议驱除洋人之法”,其中包括“请令督抚激励绅民打毁天主堂”、“请将大内各洋货颁赏,屏弃异物”(曾国藩:《与左季高》,《曾文正公书札》卷六第31页)等主张,集中反映了朝廷内外盲目排外的愚昧心态。


在50年代,曾氏虽然心存疑虑,但未坚决反对以战雪耻的方针。咸丰八年(1858)他曾对左宗棠吐露胸臆:“夷务果有翻局,不悉听其所要,是极好机会。然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昔在宣宗皇帝,亦尝切齿发愤,屡悔和议而主战守,卒以无良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重致远折冲御侮之人以拟之。”(曾国藩:《与左季高》,《曾文正公书札》卷六第31页。)进入60年代以后,他转而坚决支持以和为主的方针。他曾对心腹幕僚说:“醇邸意在主战……吾以目下不可不委曲求全,而又不可不暗中设防奏覆。”(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四)2224页,学生书局影印,1964年,台北。)他又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写道:“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壹意主和,盖恐群情懈驰,无复隐图自强之志。”(曾国藩:《复李中堂》,同上卷三十三第9页。)为贯彻这一方针,他认为必须信守和约,避免激化矛盾,不以战争手段解决双方冲突,着眼大局,不在小事上纠缠。他说:“鄙意办理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曾国藩:《复吴竹庄廉访》,同上卷三十一第10页。)


他的转变主要是由几个因素促成的。一是对双方力量对比的清醒估计。他早就看到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方面中国都正处于弱势,军事冲突往往给国家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应该在整体上实行以和为主的方针。二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僧格林沁等人对一些问题处理不当,激化了矛盾,辱国殃民,令他难以忘怀,所以他一再以不纠缠小事为戒。三是受到郭嵩焘和冯桂芬等先进思想家的影响。郭氏是他的老朋友,曾系统地提出一套对外关系理论(参阅本书《从林则徐到郭嵩焘》),曾国藩的以和为主的思想是进入60年代以后形成的,包括其南宋以来历史经验等观点,明显具有受惠于郭氏的印记。在这期间冯桂芬也认为,在同外国相处中切忌“以小嫌酿大畔”(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第73页,光绪丁酉明善社刊),“今既议和,宜一于和,坦然以至诚待之……然则将一切曲从乎?曰:非也。”(冯桂芬:《善驭夷议》,同上第75页。)这些论著于辛酉春(1861年)曾呈送曾氏并大获赞誉。(曾国藩:《致冯景亭》,《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四第18页。)目前看到的曾氏“壹意主和”的记录都比此晚出。不能武断曾氏本来没有主和之意,当英法联军蹂躏京津之际,他就曾流露:分兵北上救援于事无补,而有损于围剿太平军。但上述史实已足于证明,他们(还可加上奕訢和李鸿章)在处理中外关系上的以和为主的主张是互相呼应、相得益彰的。


第三,力主购买和制造船炮。


洋务运动的开端和重要内容在于购买和仿造西方船炮。就仿造而言,其发轫于曾氏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要考察的是其出发点是什么。咸丰十一年(1861)他曾上奏:“至恭亲王奕訢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摺》[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1603页。)这是师夷长技的重要开端,它表明就是在与太平军生死搏斗中曾国藩仍然没有忘记夺英法所恃。师夷是为了制夷,从魏源到曾国藩一脉相承,确认这一点有助于准确地把握洋务运动的性质。


第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在近代中国,好些学习西方的大事都与曾氏有密切关系。例如,《几何原本》明末翻译出版了其中的前六卷,19世纪60年代李善兰完成前人未竟事业,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作译出后九卷,令中国人得睹全帙。曾国藩极力支持,承担了出版费用,实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派幼童留美,在上海机器局添设翻译局,他都是主要决策人,而这些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第五,在学习西方中不忘独立自主,捍卫国家主权。


众所周知,曾氏一直不同意借洋兵助剿太平天国。他自己说过:“彼以助我而来,我若猜忌太深,则无以导迎善气。若推诚相与,又恐其包藏祸心。观于汉口焚船等案,片言不合,戎事立兴。嫌衅一开,全局瓦解。臣始终不愿与之会剿者,盖亦筹之至熟。”(曾国藩:《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摺》,《曾国藩全集》奏稿(四)第2391页。)也就是说,对西方列强他一直深怀戒心,生怕他们侵犯国家的利益和主权。他赞成学习西方,但认为不能长期受制于人,必须把学习西方变为增强独立自主力量的一个环节。例如,购买西方轮船后就有两种主张:“顷又接劳辛阶总制咨到札稿,其意欲全用外国人不欲参杂用之。国藩愚见,既已购得轮船,即应配用江楚兵勇,始而试令司柁、司火,继而试以造船造炮,一一学习,庶几见惯而不惊,积久而渐熟。”(曾国藩:《复恭亲王、桂中堂》,《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第22页。)后一意见显然体现了曾氏力求国家自立、自强的意识。


友:这些转变与儒家思想有什么关系呢?


袁: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其中关系:


一是它体现着儒家思想开始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处理中外关系开始,而涉及二千多年来未变的一个根本观念——夷夏现念。这是后来一系列重大变化的开端。


二是它显示了儒学变化的一个基本路向:从外来文化中汲取营养,推动自身的变革。儒学与佛学的融合曾导致新儒学——宋明理学的诞生,在19世纪下半叶,也已露出重走这条道路的端倪。


三是这个变化是儒家固有因素孕育出来的。曾国藩所以能成为为变革开路的人物之一,在于他继承了儒家的几个优秀品格。


首先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儒家的优秀传统之一是培育了中国人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结合的自觉,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箴言已经成为社会认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曾氏晚年被封为武英殿大学士,位尊为“相”而居汉大臣之首,但按照清代政制,这仅是没有实权的尊号。在其事业的鼎盛期,他虽是节制几省军务的主要军事统帅,但其实职始终是地方大吏——直隶总督、两江总督。按照思不出其位的原则,他完全可以循规蹈矩,以完成本职工作为满足,可是,他一再发出建立机器局、派遣留学生等倡议。这些行动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急于改变国家贫弱面貌的爱国热忱超越了个人成败得失的考虑。他曾同李鸿章说过:“鄙意北方数省因循已久,……东南新造之区,事事别开生面……制器造船各事,皆已办有端绪。自强之策应以东南为主。阁下虽不处海滨,尚可就近董率,购办器械,选择人才,本皆前所手创,仍宜引为己任,不必以越俎为嫌。”(曾国藩:《复李中堂》,《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二第19页。)在专制制度下,越俎代谋小则招怨,大可惹祸。据内容看,此信大约写于1867年李氏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后。曾氏一生谨慎,平定太平天国后又恐权重位高招忌,加上健康每况愈下,因而一再要求归田以完晚节,如果不是出于考虑国家安危,他的行动实在无法理解。


其次,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推动他的爱国情怀走上与学习西方相结合的基本因素。从主观上看,那些坚决反对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蠢人也不乏爱国热情,两者的区别在于是虚骄还是求实。儒家的经世致用派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这种学风代代相传,成为这一流派的人物历来较有成就的重要原因。曾国藩继承这个传统,也一再强调“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禁大言以务实”。(曾国藩:《劝戒浅语十六条》,《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0页。)理学家们沉溺于心性之学,热衷于从考察思想动机中去鉴别君子与小人,而曾氏对此作了重大的修正,他说:“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昧暧即为小人。”(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四第8-9页。)晓事、知人,这都是主客观密切结合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不但有客观标准可寻,而且必须眼睛向下,虚心考察实际情况,从阅历中方能得之。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同上,第8页。)把是否如实地认识客观事物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对理学笼罩下的社会上层说来,这是非同小可的是非标准的变动。试想一想,醇王、倭仁之流完全可以标榜自己是秉公的君子、爱国的典范,倭仁至死仍在提醒皇帝“勿忘庚申之变”——即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耻,但其对策却是“毋以诗书为迂阔”(倭仁:《遗摺》,《倭文端公遗书》卷二第30页),要“非圣之书,屏而不读”(倭仁:《应诏陈言疏》,同上第3页)。按照他们的思路,国家固然走不出困境,儒学亦必然继续在泥淖中打滚。曾国藩在君子小人的区分这一重大问题上作出新的概括,这既是对理学的勇敢挑战,也是为实事求是地体察国内外情况、汲取新知识、采取新措施祛障辟路。针对中国士大夫的思维特点,他特别强调不能迷信经籍。他说:“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从事耳。”(曾国藩:《笔记十二篇》,《曾国藩全集》诗文393页。)务实之意溢于言表。


再次,他继承发扬了儒家思想中的主变因素。儒家有强烈的“率由旧章”的保守性格,亦有丰盛的变动不居的辩证法遗产。以曾国藩来说,直至道光三十年(1850)他仍然郑重其事地申明:“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曾国藩:《应诏陈言疏》,《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6页。)对内外交困的境况感受不深,缺乏变以解危的紧迫感。随着太平天国义军在大江南北驰骋,他由一帆风顺的京官转到地方上兴办团练,阅历增长,对社会痼疾的了解加深,求变的思想便日益加强了。他在1859年写道:“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谓之吉。过是则为吝矣。……《易》爻多言贞吝。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则贞而吝矣。……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悔吝》,《曾国藩全集》诗文360页。)震就是动,要反乎贞吝而在变动中求吉与无咎,在于正视现实,不断改正既往的缺点错误。个人如此,国家大事也是如此。进入60年代以后,曾氏积极推动和参与学习西方的洋务,这也是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儒学在变,儒学也可以变。如果光从思想本身看,变化是从龚自珍特别是魏源开始的,但真正付诸行动,或思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实际的社会生活,却与洋务运动领袖们的言行密不可分,因此应该珍视这个变化。曾氏的言行不是孤立的,它代表着一批儒门人物的新动向,例如洋务派在朝廷的主要代表奕訢1867年刻印了自己的文集,除了儒家原有的迂见外,也与曾氏等人一样显露了这一派人的新追求。请看:“圣人之心浑然一理,故仁知合德”,“凡人之心胶于一定之见而不知变,事物之来应之必多所滞,以其不能明理故也。”(奕訢:《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乐道堂文钞》卷三第11、12页。)这不是在骂不知变化的儒者背离了圣人之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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