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中国核潜艇研制的保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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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中国核潜艇研制的保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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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荣获第10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图书奖。这是一部解放军女中将聂力回忆她父亲聂荣臻元帅光辉一生的纪实文学作品。作品以女儿独特的视角,叙述了父亲戎马倥偬的战斗岁月,为国防科技事业特别是“两弹一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感人历程,充分展示了聂帅开国元勋、科技主帅、厚道长者的形象。


一份秘密报告,催生第一代中国核潜艇


父亲在全力领导组织“两弹”研制的同时,十分关注我国核潜艇的研制。我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开始运转后,1958年6月18日,父亲召集罗舜初、刘杰、张连奎、万毅、安东等开会,讨论研制核潜艇问题。


6月27日,父亲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写了关于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报告说———


我国的原子能反应堆已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原子能动力利用于国防的问题。关于和平利用方面,国家科委曾开过几次会进行研究,已有布置。在国防利用方面,我认为也应早作安排。为此,曾邀集有关同志进行了研究,根据现有的力量,考虑到国防的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先设计试制××××吨的原子潜艇,接着再设计××××吨的,前者争取在1961年10月1日前下水……


报告还就海军、一机部、二机部、五院的研制分工、核潜艇生产工厂的建设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这个报告一送上去,当即就得到了批准。1958年6月28日,报告送审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对报告作了如下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央常委批准,退聂办。”次日,***总书记仔细审阅报告后批示道:“拟同意。请主席、彭总阅后退聂。”毛主席和彭德怀也随即圈阅了这个报告。就这样,一项关系到海军建设大局、关系到国防现代化建设大局的重要尖端技术工程确定了,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正式启动。


1958年9月,二机部组建了反应堆研究室,负责核动力研究;海军和一机部共同组建了核潜艇总体研究室,负责总体设计、研制和任务的安排落实。


1959年9月,赫鲁晓夫来华,周总理和我父亲在同他的谈话中,提出核潜艇的技术援助问题。可是赫鲁晓夫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


对此,***十分坚定地表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是一个响当当的誓言,是一个不可摧毁的信念。它代表了父亲那一代人的雄心壮志,那就是,无论如何,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潜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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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力主保留七院骨干队伍


3年经济困难时期,再加上苏联撤走专家,使我国没有力量同时支撑原子弹、导弹与核潜艇这3个攻关摊子。中央专委决定集中力量先搞两弹,让核潜艇研制工作暂停。


此前,曾有一种意见,完全停止这项工作。


父亲知道,完全停止研制核潜艇,尤其是人才流失后,将来再组织力量就难了,必须想办法坚持下去。这时候,国防部第七研究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七院,该院是核潜艇研制的主要单位)院长刘华清、政治委员戴润生也向父亲建议:核潜艇工作不宜全部下马,否则,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技术队伍也将散失,以后再重新上马,困难更多。


父亲同意他们的意见,最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决定在国民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保留一个由五十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按照少花钱、少用人的原则,把重点放在一些关键技术的攻关研究上,保持研制工作不断线。


彭湃烈士的儿子彭士禄是我国核潜艇的总设计师,就常来我家做客。彭士禄回忆说:“由于经济困难,核潜艇1962年下马,目的是为确保‘两弹’成功。这时,聂帅留下五十余人,在原子能研究所核动力研究室,继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当时正好调到这个研究室当副主任,主持这项研究工作。当聂帅知道我在核动力研究所当副总工程师并且抓这项工作时,非常高兴,嘱咐我核潜艇这项工作极为重要,希望你们努力搞好。”


1964年,我国先后成功发射中近程地地导弹、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1965年3月,中央专委批准核潜艇工程重新全面展开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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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天荒的水滴型设计使中国核潜艇立于高起点之上


他拍板:中国核潜艇搞“核动力水滴线型”


核潜艇总体方案论证一开始,设计上就面临着“常规艇型加核动力”与“水滴线型加核动力”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


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因经济困难,科学技术、工业基础还较落后,应采用“常规艇型加核动力”。其根据是,人家先进国家都是遵从这样的路子:普通线型核动力—常规水滴型—核动力水滴型。认为现在不能再犯50年代后期那种“冒进”的错误,在自身实力不强的情况下,将人家的“三步”化为“一步”走。


黄旭华总工程师等人坚决主张搞“核动力水滴线型”方案,认为我们不能因为50年代的“冒进”而裹足不前。“核动力水滴线型”方案是经过几年调查研究和在一定的实验基础上提出的。它的特点是:圆形截面,流线性好,水下操作性好,阻力小,机动灵活,生命力强,可以大大提高航速,是目前世界上先进国家都在研制的目标。只要我们解放思想,群策群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三步”并作“一步”不是没有可能的。


12月5日,父亲专门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就核潜艇的艇型、鱼雷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研制程序和研制实施等重要问题,进行研究。


父亲听得很认真,不时地插话询问情况,最后,父亲做结论说:“总体不要用常规潜艇的艇型,要重新设计,不然搞得两不像,又不像常规潜艇,又不像核潜艇。”“中国的核潜艇绝不是‘核动力加常规艇型’,而应该是‘好马配金鞍’,搞‘核动力水滴线型’!”


多年后,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来看望父亲。黄旭华回忆说:“聂帅的这个决策,意义非常深远。别看是简单几句话,使我们受到极大鼓舞。小木屋是房子,摩天大厦也是房子,但摩天大厦决不等于小木屋的相加,也不等于是小木屋的放大。核潜艇决不等于常规潜艇加一个核电站就可以成功。”


1982年,美国“核潜艇之父”里科弗上将在参观我国“长征一号”水滴型核潜艇后,颇为惊奇。中国60年代能研制成功核动力水滴型潜艇使他感叹不已,他伸出大拇指称赞说:“这完全可以与同时代先进国家的核潜艇媲美!”


在要不要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问题上,也曾有几种不同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建造1比1核动力模式堆装置“花钱太多,不值得”。


以钱三强、彭士禄、赵仁恺代表的专家们则认为,我们没有反应堆设计和核动力装置试验运行经验,为验证设计、摸索可控核裂变的规律,考验材料设备、培训艇员,这不是任何单项模拟装置能够代替的。美、英、法等国都曾经建有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不是没有科学道理的。我们这样做,不是盲目照搬外国的做法,而是按科学规律办事。


父亲和国防科委领导在认真分析两种不同观点的争鸣后,决定采纳二机部建造陆上模式堆的方案。会后,研制部门根据父亲指示,又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向中央专委和中央军委正式报告,仅用6天时间就得到批准。1965年8月中央专委第11次会议决定,将于1970年建成陆上模式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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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陪同朱德视察


“1967年8月30日那天,早晨一上班,刘华清怀揣着打印好的一份材料,来到父亲在国防部的办公室。刘华清说了没几句,父亲全明白了,他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看完这份史无前例的“特别公函”,沉默了片刻,拿起笔来,庄重地签上了“聂荣臻”三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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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艘核潜艇(091型)下水仪式


“尚方宝剑”保证了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


不经军委常委会研究,不经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点头,当时已经卷进了“二月逆流”的父亲,签发这样一份面向全国的文件,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大胆,父亲想了想说:“豁出去了。”


当天,刘华清把父亲签发的那份“特别公函”带到了核潜艇工程协调办公室,人们的激动之情难以言表。刘华清认为,在这件事情上,父亲有着“大无畏的精神”。


后来的事实证明,“特别公函”是动乱年代里的一柄“尚方宝剑”。各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带人到生产厂、制造车间、试验室、研究所传达“特别公函”:“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尖端国防工程。任何单位,任何人,均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冲击车间,更不能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


“尚方宝剑”一亮出,与核潜艇有关的单位,生产科研秩序纷纷恢复了。


1970年12月26日,科研人员和建设者们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推向海洋。


1971年8月,第一艘核潜艇经过半年的反应堆安装和调试,开始下水试航。


1974年8月,88岁高龄的朱德元帅登上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的指挥舰,在碧波荡漾的大海上检阅了中国自己研制的核潜艇。


这年12月4日下午,父亲听取海军领导汇报我军核潜艇和新型导弹驱逐舰的研制情况,并观看了这两型舰艇的纪录片。父亲高兴地说:这两年海军装备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中国是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核潜艇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成功,使中国人在海洋上有了一个战略制高点,它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中国核潜艇制造者在完成第一代核潜艇后,不久又将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推下了水。1988年9月,中国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这是我国弹道导弹核潜艇在世界上的首次亮相。


核潜艇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成功,使我国的海军战斗威力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目前,我国第一代核潜艇仍在有效地服役,更可喜的是我国的核潜艇装备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我想,父亲对此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在1976年9至10月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聂荣臻元帅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向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建议,尽快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四人帮”垮台后,他又为***的复出,为刘少奇、彭德怀的平反昭雪呼吁奔走;并率先退出中央领导层,为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作出表率。聂帅之女聂力回顾了这些历史,并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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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陪同朱德参观莫斯科兵器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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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聂荣臻、朱德、叶剑英在庐山


杨成武带着他的重托,去了叶帅那里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工作,父亲重新担任军委副主席,协助叶剑英工作。后来,***担任军委主席,父亲又协助***工作。1979年6月的一天,***与父亲谈话,让他负责调整、配备新一届解放军总部、军兵种、大军区领导班子。父亲奉命与总政治部及干部部门领导反复研究,并找一些干部调查了解,提出了各级班子的人选,最后经军委***、叶剑英、徐向前共同讨论,确定下来。这次配备班子,认真贯彻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上上下下比较满意。

***说:“这个聂老总,考虑得真周到”


老同志出来工作后,随着时间推移,干部年轻化问题又显得尤为重要。父亲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想得通,他不迷恋权力。为了让更多年富力强的人进入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1980年8月8日,他给中央写信,请求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他看望解放军代表团时说:“我已经83岁了,应该交班了,我请求交班。”


1985年8月23日,他写信给中央,请求退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1986年夏天,为了进一步推动干部年轻化,中央内部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来的方案。父亲立即在中办送传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7月30日下午,王震突然来了。当时父亲住在玉泉山,陈克勤秘书陪着他。陈秘书热情地把王老让进客厅,父亲和他寒暄几句,王老就把此次来访的意图讲了。


原来,王震是为“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而来的,他是中央指定的人事安排5人小组成员,受中央委托,来征求父亲的意见。有个重要安排,中央想听听父亲的意见,那就是,***提出来:“十三大”上,他也全退。王老说:“老帅,你拿个意见,我去报中央。”


这是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父亲异常慎重。陈秘书注意到,父亲当时沉默了好一阵,房间里静得出奇。许久,父亲才开口缓缓说道:“我认为,现在是过渡期,局面还不稳,小平暂时还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参加常委会。他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能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乱。所以,小平还不能全退。”


王老频频点头。交谈一阵,王老就离开了。


据陈秘书回忆,王老走后,父亲起身到院子里散步,散步时一语未发,只是沉思。散完步回到客厅,说:“还是写个正式的意见吧,说准确些,让王老带到北戴河去。”


当时中央领导集中到北戴河研究“十三大”有关问题。陈秘书根据父亲的意见,连夜起草好了。第二天起床后,陈秘书念给父亲听,父亲反复听了两遍,才点头同意,并说:“就叫‘备忘录’吧。快请王老来带走。”


“备忘录”里说:


现在,我们党实际上的领袖就是小平同志。他是众望所归,自然形成的,无论党内外、国内外,一致公认他是我们的领袖。在当前形势下,小平同志不是退的问题,应该是继续进。他的健康情况也允许他再领导大家奋斗几年。由于我们现在没有党的主席职务,那就在政治局常委中仍然保持小平同志的重要的领导地位……当然,我们的事业还需要更多的新生力量,在政治局常委中再增加两三位年轻一点的同志也需要……人们对包括小平同志在内的政治局常委的充分信赖,正是构成我们今天建设事业发达的重要因素。关于军委主席一职,还是由小平同志兼一个时期好。当前大仗是一时难打,但自从宣布军队整编,裁军百万以后,基层思想很不稳定。如此时小平同志再退出,确实对稳定军心不利。


王震带上它,到北戴河正式向中央进行了汇报。不久,王老那里传过话来,说:聂老帅的意见给中央报了,小平说:“这个聂老总,考虑得真周到!”


据说父亲的这个意见起到了很大作用。中央决定,党的“十三大”上,“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四老”是指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三老”是指***、陈云、李先念。





本文内容于 2007-9-14 13:41:03 被踏雪无痕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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