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鹰原创]探析我国行政监督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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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监督是指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它是保障国家的行政活动依法进行的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依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活动是否合法、合理和有效,实施的监察、督促、检查和纠正的行为。在我国行政管理学中,把行政监督定义为“党、国家机关和人民群众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管理活动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和法制原则所实施的监察和督导”。而社会主义的行政监督,是指党、政府和人民群众对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就其行政行为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原则,依法实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广泛监察和督导、督促。它是国家实施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之一,它充分体现了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社会主义本质和特点。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这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活动的基本准则。

一、 目前我国行政监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家的行政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是当代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依法行政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基础性工作。虽然近几年来,我国对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较大程度的提高和加强。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对依法行政重要性的认识也逐步提高,工作措施也得到不断地加强,形成了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执政党的监督、社会团体和社会舆论监督等多层次、多形式的监督体系。在监督行政主体,推进依法行政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我国的行政监督体制仍存在诸多令人担忧、亟待解决的问题,表现在大多数行政监督行为尚未通过法律形式进行严密的规范,行政监督的应有功能尚未充分发挥,对行政主体还缺乏完备高效的监督机制,对行政主体的监督尚未法制化,从而导致了行政监督方式简单,程序滞后,制约乏力。依然存在“重立法、忽视监督”的现象。具体而言,我过行政监督存在以下问题:

(一)监督机制不到位,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主体的监督不力

权力机关的监督,是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行政主体的监督。我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主体是最高层次的监督,是我国行政法制体系中最具有权威的一种监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管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是其执行机关,一切工作必须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并对其负责。权力机关的监督,是国家对行政机关的全面监督,所谓的全面监督就是说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家权力机关的活动的合法性、适当性或者合理性实行监督,并有权做出处理,人大的监督相对于其他监督而言,是最具权威性和时效性的。我国宪法还规定,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主要包括:(1)工作监督。即对本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工作实行监督。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审议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人大代表可以进行视察、提出质询和询问,了解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情况,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意见和改进措施。(2)人事监督。即依照法定程序选举、任命或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和法官、检察官。(3)立法监督。即对法律法规的统一、协调进行监督,发现有不统一、不协调的情况,可依法纠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对于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均有权撤销。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人大监督主要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是监督机构不健全。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了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应当说,监督权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拥有的除立法权之外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权力,但全国人大却没有设立相应的机构,绝大多数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亦没有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目前在省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只有海南等少数几个省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置了监督室)。从而使这项权力的行使因缺少机构保障而无法落到实处在我国的一些地方,本应该由人大决定的一些重大问题,往往是还没有交给人大讨论,即开始执行。尽管我国宪法和法律都规定了人大拥有监督权,但是只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执行起来比较困难。

其次,监督措施不得力。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做出相应的决议。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构、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常委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除此之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再无其他手段和措施。迄今为止,我国既无人大监督方面的专门立法,也没有在其他法律中对人大行使监督权(如人事监督权、立法监督权)的权限、手段、方式和程序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致使人大监督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

再者,监督效果不理想。由于人大普遍没有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监督措施不力,因而监督效果很不理想。虽然腐败现象十分严重,但被人大罢免的高官却凤毛麟角;虽然法规、法令同法律相抵触的现象不时可见,但人大或其常委会却没有撤销其一件。时至今日,人大是“橡皮图章”的议论还时有耳闻。更有甚者,一段时期以来,地方各级党委书记兼任省长、市长、县长的情况很是普遍。从而导致在监督过程中,地方人大作为重要的行政主体监督机关,对行政工作的监督,往往是集中检查、视察多,日常联系监督少;对面上整体工作检查多,对个案监督少,难以发现深层次的问题或者对发现的问题抓整改不够,造成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这样就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在群众中形成了人大是“大牌子、空架子。”没有实权,监督只是做个样子,走形式主义的坏印象。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人大监督的疲软和监督的不到位。


(二)司法机关对行政主体的监督尚显薄弱

司法机关对行政主体的监督,是指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的监督。司法监督的优越性在于其严格、公开的司法程序,使其具有权威性。

首先,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审理行政案件来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这种监督要求司法机关不可受制于行政机关,具有一定的超脱性,否则这样的监督就是有限的、不彻底或者说是效率不高的,事实上,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国家中的地位和权力与形势发展对法院的要求极不适应。这主要表现在:(1)法院的地位远低于行政机关。在我国,法院内部关系的处理完全引入了经常为行政系统采用的等级模式。例如,省高级法院院长是副省级官员,副院长有厅局级和副厅局级的不同等级,各庭庭长是处级,副庭长是副处级,其他各级法院法官也都有这种行政级别的明确划分。实际上,“这种模式是完全行政化的,是完全违背司法职业以及司法决策的内在要求的”。这种级别的划分体现了司法对行政的依附,从加强司法独立,提高司法机关地位考虑,应彻底取消。近年来这种情况虽略有改善,但地方法院院长的级别仍比政府低半格。法院级别偏低,不仅影响了法官的积极性,更主要的是,行政机关凭借其优势地位和权威,极大地影响了法院的执法权威。(2)法院缺乏监督和制约行政机关的权力。美国著名学者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指出,“法治诞生于法律机构取得足够独立的权威对政府权力的行使规范约束的时候”。只有法律机构有了充足的资源可以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时,法律才渴望从政治中独立出来,并在社会调控体系中获得主导性地位——这样的社会,才能被恰当地称作“法制社会”。然而,拥有世界上最多立法主体的中国,每年都有上千个由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规章出台,这些“法”之间的冲突、矛盾时有发生,立法无章,越权立法,甚至与宪法矛盾等现象时有发生。但是对此却没有监督和制约的机制。历史证明,任何国家只要推行宪政,都会有违宪的行为发生。中国实际上存在着违宪问题,在现行法规中,并不是个别现象,但作为代表公平与正义的人民法院,无论法规怎样规定,也得将其作为裁决的依据,却没有办法加以制约和修正。

其次,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原则与现行体制执法体制的矛盾极为突出。“在我国,依法治国的实现,关键之一是司法独立能否切实得到实现”。依据我国宪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但实际上,“我国现实中通行的是一种党委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和上级司法机关监督指导,政府管理人、财、物的司法体制”。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地方各级法院上至院长、副院长,下到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均由同级党委预先讨论确定,然后才交同级人大选举或常委会任命,而政府首长肯定是常委中的重要人物,因而,对人选有足够的权力。另外,根据政府统管财政的原则,法院的人员开支,业务经费,统统由同级政府负责。可见,现行的法院管理体制实际上沿用的是地方主管,上级法院协管的传统干部人事体制。法官级别套用行政级别,干部由政府人事部门管理。在人权、财权均受制于同级党委和政府的情况下,法院要独立审判而不受其干涉,根本不可能。一个人事不独立,经费不独立,装备不独立的审判机关还谈得上独立审判吗?这是一个具有内在对抗性矛盾的体制设计。审判人员往往处于要么坚持原则,秉公办案而被撤职、免职或调离,要么听之任之,违心保住“乌纱帽”的两难境地。法院也面临着要么抵制干涉而被削减经费,要么接受“批示”而增加经费的尴尬局面。

再次,由于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权仅限于合法性方面,一般不审查其合理性。而行政机关在执法中问题较多的恰恰在于自由裁量权的不当使用。比如,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了不应当考虑的因素,形式自由裁量权不符合法定目的等等,裁量权的本质在于每一个案件中行使皆须与案件的是非曲直相关。而根据我过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除了对行政处罚显失工整的行为可以判决变更外,更多的却无能为力。这些,无疑削弱了法院对行政主体的监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裁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有权按照审判程序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不仅是对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活动,实际上也是对具体行政行为发挥了监督的作用,但目前检查机关这种单一的缺乏操作性的事后监督形式,与检察机关的性质是不相称的。现阶段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实际上就是对行政诉讼的监督,具有不完整性。

(三)社会监督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

社会监督是指个人、组织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是管理对象,是行政相对人,而在行政法制监督关系中,则是监督主体,有权对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和国家公务员遵纪守法的情况实施监督。个人、组织的监督是通过向有权国家机关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起诉、,或通过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等舆论工具对违法行政行为予以揭露、曝光,为有权国家机关的监督提供信息,使之采取有法律效力的监督措施、监管行为,实现行政法制监督的目的。我国(现法)第41条为社会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社会监督是行政监督的重要环节。由此可见,国家机关系统外部的个人、组织的监督,是其他法制监督启动的动力,是行政法制监督的基础。但是目前我国对行政主体的社会监督还不尽人意。主要体现在群众监督难以受到重视,因而逐渐丧失了民主监督的积极性;新闻舆论的监督的独立性差,相应的安全保障部够,对重大案件只能避重就轻地坐滞后报道;社会组织的监督分散和乏力等。

(四)行政监督程序不完备

行政监督作为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活动是否合法、合理和有效,实施的监察、督促、检查和纠正的一种重要措施,它本身就有一套比较严格的程序,目前我国行政监督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这样就造成了行政监督机关无法真正实施其真正的权力。其他监督主体对行政主体的监督不仅监督权限空泛,而且缺乏应有的程序规定,其监督权更是无法实施。因此,必须完善监督程序,使各个监督主体的监督权力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国目前的行政监督主要表现为事后监督,就是说要在行政行为完成后才去监督。在完善行政监督程序方面,要注意将监督置于行政监督的整个过程,实行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的有机统一,只有三种监督相辅相成,才能使行政监督更加完善。

(五)各级监察机关在监督过程中存在缺陷,腐败现象依然严峻

***认为,反腐败关系全局、关系现代化建设的成败;不惩治腐败,我们党就有失败的危险。因此,“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做到”“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开展反腐败斗争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关系,指出这是实现党的战略目标的根本要求。他认为:加强廉政建设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集中体现,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抓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加强廉政建设是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保证,经济建设如果失去这一保证,就不会取得最终的成功。

虽然2005年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对10个省(区、市)、5家中央管理的银行和2家资产管理公司开展巡视,各省(区、市)对94个市(地)开展巡视,并延伸到210个县(市、区),发现和处理了一些领导干部在廉洁从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但是在2004年12月至2005年11月,各级纪委共立案147539件,结案148931件;给予党纪处分115143人,占党员总数的1.7‰。其中,受到警告处分的44836人,严重警告的32289人,撤销党内职务的3173人,留党察看的10657人,开除党籍的24188人。查处违反规定收送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的领导干部1182人,收缴款额6213. 8万元,另有30214人主动上交款额1. 01亿元;查处跑官要官问题,受到批评教育和诫勉的334人,给予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的97人;纠正和查处放任、纵容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影响谋取非法利益问题的领导干部835人;查处借婚丧嫁娶等事宜收钱敛财的领导干部630人;查处参加赌博的党员干部8338人。

这些例子,要求监察机关、各级纪委要加强监督检查,把依纪依法查办案件的要求贯穿到立案、调查、审理、处分、执行等各个环节。加强对重大典型案件的剖析,提出完善规章制度的措施,更好地发挥了查办案件在治本方面的作用。中央纪委监察部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逐步完善,各省(区、市)纪检监察机关实行了对双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派驻机构职能作用进一步发挥。各级监察机关要认真贯彻行政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加强对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措施以及执行行政许可法等情况的监督检查。

目前,我国虽然已形成较为完备的监督体系,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监督主体多,监督力量缺乏整合,未形成合力;二是行政监督法制化程序低,监督标准不明确;三是监督体制不够健全,监督机构缺乏应有的地位和必要的独立性;四是行政监督主要靠事后的追惩,对事前预防监督和事中的过程监督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五是国家权力的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等等。


可见,完善监督机制,扫除监督盲区,进一步推进我国的依法治国的进程,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行政监督机制。

二、 如何完善和改变我国的行政监督的现状

针对我国行政监督的现状,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和加强我国的行政监督:

(一) 加强行政监督立法,改革人大监督制度

我国目前对行政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化,从形式到内容都不系统、不完整、相互之间不协调甚至有时候还出现矛盾,从而使行政主体在运用行政权力的过程中滥用职权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尽快的制定《行政监督法》,消除行政监督的立法空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受监督和难以有效监督的问题。首先,监督机制应当系统化、网络化。任何监督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局限,为了保证对行政行为的有效监督,应发挥目前各种监督优势,形成一个互相补充的监控体系,使其整体优势得以发挥。我国现有的监督体制看似比较严密,但是由于体制的不健全,各种监督主体各自为证,因而并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监督网络。对此,应根据行政监督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健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专门委员会为监督主体的权力监督,与其他监督建立联系会议制度,使分散的监督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充分发挥行政监督的整体功能。

其次,应明确监督主体的职责和权限。如果监督主体的职责和权限不清,将导致各监督主体在监督对象、监督范围、监督职责等重要环节出现扯皮现象。因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应该设立监督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向同级人民政府派驻监督人员或监督组,对同级人民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向同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派驻监督组或监督员,对其审判工作或检察工作进行监督;向下级国家权力机关(仅限于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省一级国家权力机关)派驻监督组或监督员,对其立法工作进行监督。为保证监督工作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应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对人大的监督权以及监督委员会及其派驻机构的产生、职权、行使职权的方式和程序等做出明确规定。所以,各监督主体的权限、分工、职责应明确、清晰,使各种监督机制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发挥监督机制的整体优势。

第三,建立健全监督的保障机制。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监督委员会,这只是改革和加强人大监督制度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人大监督制度,还有赖于建立健全各种保障制度。主要应包括:党的直接领导制度;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制度; 考试录用制度;职务保障制度;回避制度;职位轮换制度等。

总之,要加强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的监督,必须对行政监督主体的地位、监督权力、监督程序等用立法的形式具体化,这样才能强化对行政主体的监督。

(二)完善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实施的监督

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实施的监督是制约行政权的重要方式。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并在法律规定的各自权限范围内活动;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是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并列机关。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进行审查、监督的权力,是来自于法律的规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司法权的效力高于行政权,行政裁决服从司法裁判,从而达到司法监督和制约行政权的目的。因此,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实施的监督十分重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监督行政机关严格执法和守法;二是,对因违法的行政行为而遭受损害的公民提供救济;三是,对行政权的行使进行有效的制衡;四是,人民法院不直接行使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权,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由人民法院裁判行政诉讼案件能够有效地监督行政机关的活动。对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行政机关应当积极出庭应诉、答辩。对人民法院依法做出的生效的行政判决和裁定,行政机关应当自觉履行。

而人民检察院认为行政行为侵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做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提出要求予以纠正的法律意见或者建议,行政机关应当在一定的时间内予以书面答复。逾期未按要求纠正、不纠正或者不予答复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公益行政诉讼。

(三)建立和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机制

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制度就是指各级人民政府、政府各行政机关内部基于隶属关系和《组织法》规定而产生的上级对下级、政府对部门、行政首长对工做人员的行政主体和行政行为进行的监督,是包括对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以及有关制度建设在内的全方位监督,是贯穿于政府行为和行政行为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督。对政府工做进行广泛经常的监督,是***同志的一贯思想。

第一,内部层级监督的形式要做到“三个结合”。首先是要坚持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相结合。日常监督,就是各级政府、各行政机关对其管辖范围内及业务领域的部门的日常管理,主要表现于日常工做所涉及到的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文件的制发和备案审查。专项监督主要就是本级政府对各部门及各部门对其基层单位采取的上述工做范围内的专项检查监督,可以采取联合调查的方式,对单一的某个领域进行集中的审查。其次是主动监督与受理举报投诉监督相结合。定期或不定期的“走下去”,积极主动的对下级政府或下级部门的政务进行检查监督。同时通过设立举报电话和受理群众举报和管理相对人的投诉进行监督,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和监督通知书的形式进行处理。这项工做就要求各级政府和各行政机关要加强有关法制宣传方面的工做,通过法律宣传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一种合力,来督促、约束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最后是明查与暗访相结合。明查就是公开的进行检查,可以半年和年终根据责任制进行一次规模较大的检查,也可以不定期的通知受检单位进行检查。检查可以通过听汇报、查资料、看制度、找问题等方式开展。“暗访”更能增强检查的真实性性。通过上述 “三个结合”,运用各种监督手段,实行条块结合、双重层级监督,就能够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制度,不断增加监督检查的频率,增强监督检查的实效。

第二,要加强党的监督。政府工做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坚持与党中央在上保持一致。加强党的监督、还包括党内监督,即上级和同级党组织监督、党纪律检查机关的监督。加强党的监督,从当前应突出三个方面:一是保证政府工做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各项政策。这是一个遵守和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二、保证在政府工做的干部正确运用权力。***讲,党要管党,一是管党员,二管干部,在政府部门工做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都应该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无论是什么时候都要把党很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绝不允许以权谋私、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绝不允许侵犯和损害群众利益。三是保证在政府工做的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和维护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无论担任什么职务、做什么工做,都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凡是属于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建设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都要集体讨论,按民主程序进行,不准个人或者少数人专断。

第三,在内部监督方面,健全有关责任追究制度和相应的操做办法,进一步提高实行行政执行责任制的层次和水平,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行政权限法定化,行政责任明晰化,行政行为规范化,行政监督制度化”,并抓好落实,对在行政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认真追究责任,严肃处理,决不姑息迁就,靠制度制约权力,保证执法主体和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

(四)加强专门机构监督

根据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我国各级政府都设立了审计、监察部门,专司监督职责。各级行政机关要积极配合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的工做,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的监督。拒不履行监督决定的,要依法追究有关机关和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要切实履行职责,依法独立开展专门监督。同时,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要与检察机关密切配合,及时通报情况,形成监督合力。

审计监督做为行政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分重要。《宪法》确立了审计监督的法律地位,明确规定我国实行审计监督制度,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监督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效益。近年来,审计监督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是在财经领域打假治乱,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发挥了重要做用;二是揭露和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有力推动了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三是围绕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加强财政专项资金和预算执行的审计,加强金融审计;四是认真进行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有效地促进了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审计部门在依法行政方面担负着非常重要的责任,要依法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严格执法。

近年来,审计监督在促进依法行政,维护经济秩序,推进廉政建设,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方面的做用越来越显著。2003年,审计署推出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全文公布了牵涉很多重要部门的审计报告。关于防治非典专项资金和社会捐赠款物的审计结果,做为2003年第一号审计公告做了正式公布。从2004年开始,审计署又在审计报告公开的基础上,实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除了“涉及国家机密、商业机密和其他不宜对外披露的内容外”,审计报告内容都将向公众公告。今年6月,审计署连续发布了2004年审计署审计结果第一号、第二号公告,公布了50个县基础教育经费审计调查结果和对全国50个县财政支农资金审计调查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五)强化社会监督

强化社会监督,是坚持执政为民、坚持依法行政、做好政府工做的根本保证。只有人民群众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政府工做人员才不会滥用手中的权力。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政府才能更好地聚民意、集民智、凝民心,提高工做水平和效率,减少和防止工做失误,也才能保证行政机关的清正廉洁。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

首先是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一把手”,都必须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都要为人民群众监督行政机关创造条件,切实保障他们的举报、投诉的权利,及时依法查处和纠正各类违法行为。对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压制和打击报复,违者要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舆论监督做为社会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公民或社会组织表达一种针对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批评性言论的活动,是以权利制约权力机制的一种形式。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第四十一条还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做人员都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是舆论监督的直接法律根据。国务院总理***总理曾说,“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各级政府都要接受新闻舆论的监督。”舆论监督是社会的“减震器”、“解压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公民实现民主权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自警自醒机制的重要一环。在中央的关心和支持下,这些年来,舆论监督工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切重大案件得到及时查处。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自觉接受新闻监督,支持新闻单位宣传报道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行政决策,对重大违法行为进行曝光。

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实行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工做的透明度。政府立法活动和各项决策的公开,不仅是方便人民群众对我们监督,也是向人民群众加强宣传,赢得他们对政府工做支持的重要基础。要处理好依法保密和政务公开的关系。凡是需要人民群众遵守和执行的事项,都要向社会公开;不是直接要求人民群众遵守和执行,但需要他们配合、了解的事项,也要及时向社会公开。

最后,还要不断完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人民群众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人民群众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是我国行政监督的重要特点,但是如果不从理发上具体做出规定,仅仅停留与宪法性规定,做用就不可能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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