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峡军事文化的特点及旅游价值<转>

三峡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与战争的激烈冲撞的地域,它有着享誉世界的文明,也有着气吞山河的频繁战争。特殊的地域环境和特殊的社会条件形成了深厚的三峡军事文化,使之具有鲜明的特点和旅游价值。


关键词:三峡军事文化 特点 旅游价值




三峡地形以山地、峡谷为主,海拔多在500~1500m之间。山势峻峭,道路险阻,关隘重重。三峡地区水系以长江为主脉,以清江、乌江、嘉陵江为骨干,接纳境内中小河流千余条。水流湍急、江面狭窄、礁石丛生。这种山高水险、河谷幽深、关隘丛生的地理环境,所形成阻隔、封闭的条件,为历代兵家据险而守、破险而攻的必争之地。三峡区域从人类迈入文明之时起,战争的烽火就频频燃烧,其战争现象为国内外罕见。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是军事文化形成的“天然舞台”和“土壤”。据不完全统计,从古至今,三峡区域发生的不同性质的战争有几百次之多。这些战争不仅给三峡区域的社会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三峡军事文化,是指连绵两千年来发生在三峡的战争给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打下深刻烙印,而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要素。三峡军事文化渗透在三峡社会经济、政治、文学艺术、民俗民风、城镇沿革、旅游事业等方面,形成与其他区域显然不同的独具特色的文化特征。


一、三峡军事文化的特点


三峡地区的军事文化具有区域战争次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精神价值重大和研究意义重要等特点。


(一)次数众多,时间久长


中华民族本土的战争多发生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发生在黄河流域的战争较多,其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多在黄河流域,然而战争并不集中在黄河流域的某一地,而是常随着中央政权所在地而移动;长江流域的战争多集中在三峡地区,一些发生在长江上游或下游的战争,常常与三峡区域发生联系。而且,中央政权的统一战争,无一不涉及到三峡区域。从这方面说,三峡区域的战争次数最多。据不完全统计,三峡区域自古至今,发生了百余次战争,平均每隔约二十年,就有一次较大的战争发生在这里。可见,三峡区域成了战争的热土。


发生在三峡区域的战争从时间上的跨度来看,烽火连绵几千年。古代战争、近代战争、现代战争,贯穿于始终。其中,三峡区域的古代战争,主要是统一与割据之间的战争;其次是农民起义军与封建政府之间的战争;三峡区域的近现代战争以工农暴动、反击外国侵略和红军、解放军的反帝反封革命斗争为主线,经过血与火的洗礼,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很明显,战争的延续性十分突出。


就三峡区域某些战争而言,持续时间也较长。例如,公元1243~1279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汗,率军攻打合川钓鱼城,遭到三峡地区的民族英雄余蚧、王坚等率领的合川军民的顽强抵抗。这场钓鱼城守城战历时长达36年之久,有效地牵制了元军对欧、亚诸国的进犯,保护了川民和南宋的半壁江山,可谓战争史上的奇迹。


(二)规模宏大,影响深远


三峡区域古代战争的规模一般都较大,以公元前208年秦王伐楚为例,战争区域从陇西跨三峡,直指楚之郢都,真可谓气势磅礴。从兵力来看,秦分兵两路,一路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万斛,取楚商于之地;一路白起率众由陆路出武关攻楚,水淹鄢城,取楚之鄢、邓二城。在此后的两年里,白起先后攻下郢之外围和郢都,并火烧楚先王之陵墓,迫使楚王迁都于陈。


公孙述政权与东汉政权之间争夺三峡的战争,规模也很宏大。西汉末期,王莽取代汉,天下大乱。蜀郡太守公孙述于公元25年在成都自立为天子,号称“白帝”。这一“大成”政权,在军事要冲瞿塘峡口长江北岸筑子阳城镇守,据蜀12年。大成政权曾三次东下用兵。第一次是公元25年,遣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江州(今重庆市渝中区),“于是尽有益州之地”。第二次是公元30年,遣翼江王田戎与将军任满率军出江关(捍关),攻击临沮(今湖北当阳市西北)、夷陵间,威胁荆州。第三次是公元33年公孙述用骑都尉荆邯之计,东出攻占夷道(今湖北宜都市)、夷陵,控制荆门、虎牙二山(均在宜昌猇亭),在两山之间横江搭起浮桥,以拒汉军。东汉刘秀之大将岑彭率兵强攻,不能奏效。后光武帝派将军率水、步兵6万余人增援,岑彭召民工造各种战船千余艘,命部下鲁奇率敢死队火烧浮桥,才得以溯江而上。公元36年,东汉大将在历时23个月苦战之后,终于灭了“成家”政权,才使西南归于统一。


到了三国时期,魏、蜀、吴争夺三峡区域的战争从时空和人力、物力上都是空前的。时曹操统一北方,欲统一全国就必须南下与蜀、吴交战;刘备占据益州,欲吞并魏、吴,就必须东出荆州、北入中原;孙权占据扬州,欲灭魏、吴,就必须西击蜀汉、北上中原。三国战争运动的交汇点正在三峡及其外围荆襄一带。于是,先后就有了长坂坡大战、夷陵之战、关羽围攻襄阳之战等著名的战役。如夷陵之战。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为向东扩展,首先攻克了吴属之巫山,并进驻秭归。公元222年,刘备从秭归出发,以水陆两军向夷陵进发。吴将陆逊主动撤出夷陵,让蜀军直达猇亭。无论蜀军怎样挑战,就是按兵不动。迫使不耐炎热、远道而来的蜀军到深山密林中扎营待战。陆逊认为时机已到,派五万将士顺风放火,把刘备40多座军营一气烧毁。这便是著名的“火烧连营七百里”。刘备率残军仓皇逃遁,退守白帝城。一场夷陵大战,使刘备元气大伤,不久病死奉节永安宫。另外《三国演义》中有40余个故事发生在宜昌境内(其中当阳境内的故事就有37个),至今尚存80余处三国文化遗址胜迹。其战争次数之频繁、规模之宏大可见一斑。


三峡区域的农民战争的规模也十分可观。特别是唐末各地响应黄巢起义。涪州刺史韩秀升等官吏也参加了义军行列;南宋时期,川鄂边境金头和尚率土家族、苗族人民起义;宋末之初,秀山土家族彭、白、李、马、蔡、田、杨、向等十家大姓在酉水流域联合九溪十八洞土家族、苗族人民反元起义。这些少数民族的联合起义,都具有相当的规模,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农民起义,规模空前。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先后五次进入巴蜀地区作战,其中四次军事行动在三峡区域。从崇祯三年(1630年)至崇祯十七年,张献忠四次入峡,先后攻下大宁、大昌、巫山、夔州、万县、忠州、重庆等数十州县,以三峡走廊为进退之路,袭襄阳、克洛阳,使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所率大军连吃败仗,杨嗣昌惶恐之下于崇祯十四年以自杀谢罪。明崇祯年间,李自成及其余部(李来亨等)在川东鄂西一带的反明起义;清朝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在川东鄂西的多次军事活动;清咸丰年间在涪州鹤游坪建立根据地的李蓝反清起义;清朝白莲教在三峡地区的多次大规模起义等等,都气势磅礴。


三峡地区的近现代战争主要是人民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这是中国人民所面临封建压迫和外国侵略的双重灾难而奋起的反抗斗争。其中规模较大的较著名的有:1911年刘伯承率领革命党人在丰都城进行讨袁武装起义;1931年,贺龙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巴东与国民党军的斗争;1934年,红二、六军在湘鄂川黔进行创建根据地的斗争;1943年,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陈诚在鄂西指挥的反击日本侵略军的鄂西大战;1943年,在西陵峡南岸,中国为反抗日本侵略进行的石牌决战;1943年,中日双方在恩施进行的激烈空战;1948年,中共彭咏梧领导川东民主联军的奉大巫支队在云阳、奉节、巫溪三县交界处举行的武装起义;1949年,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师、一二四师在巫峡地区的三会铺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战斗;1949年,刘伯承、***率领的人民解放军在四川乌江西岸白马山与蒋介石部队进行的激烈战斗;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鄂西、巴东、恩施、宣恩、来凤、咸丰、利川、鹤峰等地的战斗等等,都具有相当的规模。


三峡区域的战争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都曾经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如白起火烧夷陵、岑彭火烧浮桥破荆门、刘曹长坂坡大战、吴蜀夷陵之战、王溶楼船克西陵、隋初杨素率巴人在荆门山破陈军、唐初李靖破荆门克宜昌继而灭后梁、元宋涪州之战、夔东十三家血战川东、白莲教激战下川东、辛亥宜昌举义、当阳瓦仓起义,巴兴归苏区武装斗争、湘鄂边起义和红四军的建立、鄂西大捷、石牌要塞保卫战、解放宜昌之战等等,都在中国战争史上有着较重要的影响。这些战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战争规模、军事理论和战略意义以及政治意义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三峡区域的近现代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当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难当头之时,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三峡区域的反帝反封斗争,正是全国反帝反封战争的缩影。土家族人民和各民族人民一起拿起武器,义无反顾地参加到反帝反封斗争的最前列。无论是响应武昌起义,还是讨伐军阀;无论是开辟革命根据地,还是抗击日本侵略者,都英勇顽强,赴汤蹈火,功勋卓著。其中,三峡区域的革命根据地如火如荼,在全国革命根据地工作中成绩卓越。三峡人民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将星星之火迅猛燃烧,为全国革命形势的好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石牌战役中,三峡人民更是立下了丰功伟绩。石牌保卫战取得了胜利,这是三峡地区的军民坚强的反侵略意志和不屈精神的胜利。石牌战役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阻挡了日军铁蹄西进,从而保证了西南抗日大后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石牌战役不仅是中国抗战的转机,也是世界战场的转机。它使中国军队从此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因而有“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称。


纵观三峡区域自古以来的战争,其影响之深远在于它给中国社会乃至世界形势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其巨大的作用早已冲破了地域界限。三峡区域战争在中国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意义重大,启示深刻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先生认为“三峡地区的战争多为东西向战争,如刘备伐吴,西晋灭吴等。在中国,决定大局的战争往往多是南北向战争,东西向战争往往是东西对峙的特殊时期。三峡远离北京、西安、南京、成都、武汉等政治中心,因此,三峡地区的战争发生时往往大局已定,战略上一般不具有决定性。但战争的精神意义重大。”


虽然,三峡地区发生的决定全局意义的重大战争不多,但战争往往是南北向战争的重要步骤,是统一南北的关键。三峡地区自古是我国南方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北向战争大多控制长江中上游,然后顺江向下,统一全国。这就使得地处长江中上游的三峡地区的重要地位不容置疑。特别是三峡的许多战争蕴涵着我们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三峡可以说是民族精神力量的丰碑地,精神力量与教育意义重大。


三峡军事文化对于军事理论尤其是军事地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由于战争在三峡区域相对集中,且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因而常为兵家所关注。胜败之评说、人物之褒贬多以三峡区域的战争为借鉴。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四)》有“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句,又作《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批评了刘备破坏吴蜀联盟,冒失吞吴的错误;清朝李成芳《兵书峡》:“纸上谈兵总是空,不师古法乃英雄。阴符万卷皆糟粕,何事珍藏绝壁中。”前者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军事评说,后者乃是借三峡遗迹谈用兵之法。这些评说都有一定的军事理论价值。历代军事家和学者,都很关注三峡区域的地理条件对军事行动的重大影响。他们认为三峡地区的古代战争特点是以冷兵器为主,宜采用水陆结合的征战方式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山体防御工事、自给自足的给养供应、峡内与峡外相呼应的征战方略。在这种战争特点的支配下,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三峡的地理特点是非常重要的。诸如陆逊利用炎燥之天时和蜀军屯兵于草木繁茂的山地之地利,“火烧连营”而克敌制胜;刘备“包原隰险阻而结营”而兵败夷陵的战例,都与军事指挥者对地理环境的认识有密切关系。在三峡区域火攻常常是因势而用的手段,如火烧连营、火烧夷陵、火烧浮桥。这些说明在冷兵器时代,考虑自然环境的诸多因素,发挥三峡特有的地理条件优势有利把握战争的主动性。三峡地区古代战争的结局还告诉我们,尽管利用天险,筑以浮桥、斗楼、攒柱、铁索,将山川河流之险作防御之势,只能获得暂时的成功,若长期“恃其险而坐守之必之,则必至灭亡。”


三峡地区的近现代战争,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革命力量与国内反动势力的战争;一类为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与三峡地区的古代战争相比,这一地区的近现代战争的背景和结果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更是紧密联系。并且这些战争几乎遍布于三峡地区的每一块土地;武装斗争常常是以游击战的形式开展,因而不像这里的古代战争那样常常固守一方,封闭割据。这与中共建立广大的农村根据地的思想有关。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近现代武器出现,近现代武器的远距离作用使这一时期对天堑的依赖亦不如冷兵器的那样绝对。然而,地理条件在现代战争中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战略要素,当中华民族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保卫自己每一寸土地的时候,三峡地区的军民充分发挥峡江天险的作用,利用三峡特殊的地理条件把日军的铁蹄阻挡在整个西南的门户之外。震惊中外的石牌保卫战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三峡天险,特别是石牌特殊的地理条件,为鄂西战役的胜利创造了一个前提。倘若没有这一通往大西南的咽喉要塞的巨大防御作用,没有石牌附近方圆70余里的三斗坪、茅坪、平善坝等峡江重镇,即使中国军民付出再大的牺牲,恐怕重庆等西南重镇也会像南京、广州、武汉那样被敌军攻陷。地理条件在近现代战争中的重要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三峡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反映了三峡特殊的地理条件的可利用性,也反映了三峡地区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它是社会的民族融合问题、分裂与统一问题、阶级斗争问题、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社会问题以及民族危亡问题的矛盾交汇地。战争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殊表现,在三峡区域得到了最好的印证。三峡区域受交通的限制比较封闭,然而战争却打破了这一限制。在三峡区域的战事中,有多个阶级、多个民族和来自多个地区的参战者,还包括外来的侵略者;战争的性质有统一战争、割据战争、统治阶级内部战争、农民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反侵略战争等;战争方位以三峡区域为中心向东南西北辐射,影响到全国乃至世界;战争武器具有多样性,包括中原特点的、巴蜀特点的、楚国特点的,古代的冷兵器、近代的枪炮、现代的远距离兵器(包括被誉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石牌战役中日军所采取的化学武器;战争的方式有水战、陆战、山地战、空战的特征,呈现出立体的、多色彩的、大容量的、强影响力的特质。三峡地区的军事文化对于军事理论的研究意义重大。


三峡地区是研究军事文化尤其是军事地理的资源宝库之一!


二、三峡军事文化旅游价值


三峡军事文化具有多元开放性和渗透性特征,表现在三峡区域社会文化发展史中。三峡军事文化对文学艺术、社会经济、民俗民风、城镇沿革、旅游事业等方面的渗透是十分明显的,研究三峡军事的内涵以及它与社会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挖掘三峡文化资源,发展三峡旅游以及宜昌建设世界水电旅游名城战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提升认识,挖掘价值


三峡战争文化蕴涵着我们民族不屈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真正的精神财富。三峡并不是英雄的战场,而是民众的丰碑地。但是,对三峡区域的战争评价也不宜拔高。理由是:三峡战争多为东西向。在中国决定性战争往往南北向,东西向战争往往是东西对峙的特殊时期。三峡远离政治的中心,如成都、武汉,因此三峡地区的战争发生时往往是大局已定,所谓战争都是局部意义的,在战略上没有决定性。的确,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中,大多统一战争是从北方向南方辐射的。在多民族的国家里,统一一直是时代的大潮,古代社会任何一场统一战争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所以,统一战争具有相当高的历史地位。秦朝、汉朝、西晋、隋朝、唐朝等中央王朝的统一,无一不是发兵中原而平定全国的。然而,从全国军事大势中来看,历代王朝的统一战争几乎无一不是以夺取三峡区域为既定战略的。前述,秦司马错灭楚,是利用三峡上游之势和巴蜀之兵卒、大船;西汉灭巴蜀之公孙述,才得以顺流而下统一天下;西晋的王溶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用善于水战的巴人为士卒,一举灭了东吴;隋之杨素攻打陈朝,在三峡的信州永安组建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和水军,水军之中特别征召了一批长期生活在水上的巴蜒之民(巴中人以船业为生者皆善驾驶舟船)为骨干,从而冲破了长江下游的天险,统一了全国;唐朝李渊,也是以巴蜀兵为主力,然后攻下萧铣水寨,顺江而下完成统一大业的。三峡区域成了历代王朝统一全国的必经之地。可以说历代王朝的统一战争都是从三峡走出去的。无论是利用三峡的东、西、南、北的转枢作用和上游的优势,还是利用巴蜀的劲旅和大船,三峡区域在统一战争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固然,中原王朝向南推进的统一战争是十分重要的,但这种推进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曲折而复杂的。三峡区域正是这种曲折、复杂的推进中的必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缺少这一环,统一事业难以完成。长江下游的中央政权所进行的统一战争更是把三峡区域作为首先夺取的战略目标,只有先夺取三峡,整个长江流域才有可能统一,而长江流域的统一是全国统一的关键。对于三峡来说,无论东西向还是南北向的战争,都要在此转枢。从战略大势中看,三峡战略走廊的获取,决定着其周遍的大城市的归属,也决定着整个长江流域的归属,从而决定了全国统一的大局。


在战争中锤炼的三峡民众,成为统一战争的主力,也是东南沿海抗倭和反击侵略者的勇士。鉴古而观今,三峡区域军事人才辈出,这正是三峡特殊的水土养育的结果。


如今,三峡区域的军事资源仍然十分丰富,这包括人势、地势和军事遗存、军事研究资料库等等。三峡区域的军事资源不仅属于三峡,也属于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三峡的战争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二)深入研究,科学定位


丰富的三峡军事文化是三峡地区的特色旅游资源,也是建设世界水电旅游名城的重要资源,开发三峡军事文化遗迹资源,发展军事文化旅游,将使三峡旅游业特色更加鲜明,文化感召力更大,开发前景更广阔。要加强对三峡军事文化的研究,提高三峡旅游业的文化品位。通过挖掘三峡军事文化内容,突出三峡军事旅游文化特色,开展军事文化旅游,进一步提高三峡旅游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知名度。三峡地区的三国军事文化和抗日军事文化在这方面大有潜力可挖。对三峡区域的军事文化景点进行文化分析、论证,挖掘其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从整体上对三峡军事文化进行把握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制定旅游规划与开发建设方案,以达到规模效益和整体规划效益。


(三)开发营销,打造精品


三峡军事文化资源的开发的思路应是长远的、整体的、现实的,对策可从多方面的。一是加强三峡军事文化旅游的宣传力度,积极开拓客源市场。三峡军事文化资源虽然内容丰富、品位很高,但由于区位、交通、宣传等方面的原因,外界知晓较少。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三峡军事文化旅游的宣传力度,应充分利用各种宣传促销手段,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搞好招来性宣传与促销性工作,大力开拓客源市场。二是运用品牌战略,大打“三国牌”。以当阳、猇亭两大古战场为据点,开辟“张飞庙一白帝城一夷陵之战古战场(猇亭)一长坂坡古战场一玉泉寺一关陵”等景点的军事文化旅游专线,并将一些相关军事文化旅游景点串联起来,形成“军事旅游群落”,产生规模效应。三是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进行军事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如在一些著名古战场和近代战争遗址等旅游景点,利用现代声、光、电等自控技术与艺术手段,制作大型作战沙盘或模型,模拟当时的战争场景;或表演反映当时战争的一些文艺节目,让“死”的景物“活”起来。并籍以宣传历史知识,进行军事文化理论知识教育,以满足游客悦目、娱乐、增知、益智等多种需要,增强军事文化景点的旅游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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